作者：财主家没有余粮啦
来源：财主家的余粮（ID:CaizhuFinance）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经济发展呈势不可挡之势。从全球视野来看，为什么说1993年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崛起之年？
就世界范围内而言，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崛起呢？
看下面这幅以名义美元计价的中国经济规模图表就能明白。即便是按照1993年以前人民币虚高的汇率估值，以名义美元价格计算，在1991年之前，以全世界最大的人口体量，中国经济规模在世界上的占比却一直徘徊在2-3%的水平——特别是1987-1993年，中国GDP规模在全世界的占比仅在1.6%左右。但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GDP的世界占比重新超过2%，此后一路上升，到目前为止，从来都没有下降过。从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世界占比对比上，我们也能够明显看出，1994-1995年，中国甩开其他主要的发展中经济体，开始在全世界一枝独秀。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已经接近18%，基本与中国人口在世界上的占比相等。1992年，中国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中国开始实施汇率并轨制改革，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下来；1993年，中国开始采用国际通行的SNA（国民帐户体系）核算经济规模；1994年，中国实施分税制改革；1995年，中国建立中央银行体系，并开启商业银行改革大幕……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有着深远意义的变革，成为了中国此后30年经济崛起的基础。1992年一开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时已正式卸任中央领导岗位，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这就是著名的“南方谈话”。在这些谈话中，针对“89”后中国普遍的“宁左勿右”观念，邓小平强调，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面对一些领导干部对深化改革开放存在的畏难情绪，邓公更是掷地有声地说了句：“谁不改革，就让谁下台”。三个“有利于”一锤定音，解放了当时的思想，加速了中国对外开放步伐，也加速了对内开放、对民企开放的步伐，民营经济从此稳定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中国接下来30年经济蓬勃发展的根源。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基础，随后召开的“十四大”上，中国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简单说，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尊重这个经济体中绝大多数人的自我意志，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资源的商品化、经济关系的货币化、市场价格的自由化和经济体系的开放化。相比之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只能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其主要任务，是维护整个经济运行的规则和制度，宏观调控是其对具体经济运行唯一能够干预的地方，而整个市场上不受管控的商品价格，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标志。在中国，因为一直以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和计划经济模式，有勇气提出来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并不那么容易。1979-1982年，改革开放之后的政府，意识到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市场经济）不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于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成为中央政府的共识，理解这句话，相当于国家（政府）是爹妈，市场是孩子，家庭发展方向，当然以爹妈为主，孩子为辅。接下来的1983-1986年，中央政府的多次会议，定位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看起来，孩子似乎比爹妈更懂事，有些事情可以做主，但还是要听爹妈的。从1987年到1992年，随着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大家慢慢意识到，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但是可能需要国家引导，于是，中国经济管理的原则又变成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总之，国家（政府）还是要主导市场，当好市场开明一点儿的爹娘。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相当于爹妈认识到孩子确实成年了，就应该让他自己一切做主——当然，中国特色，遇到宏观调控，你爹娘还是你爹娘。从宏观的货币发行和债务增加角度，来观察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会很有意思。从人民币发行和中国实体经济各部门的债务构成来看，1993年之前，依然很有计划经济时代“划拨”的特点，对各大国有企业的指令性的贷款，占了人民币发行绝大部分的比例。不管是农村粮食收购价提高、城市的工人涨工资、右派平反的工资补发，大型国有企业巨额亏损或是城市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只要中央政府一声令下，中央银行哗啦啦的钞票就印出来了，中央政府的财政透支，是人民币发行无约束的核心原因。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货币和信贷发放，却不能靠行政指令，而是要尽量根据经济体各部门的债务承担能力和意愿，市场化地确定各自的债务状况，进而决定货币的发行数量。下面这张图，就是1993-2000年，中国实体经济各部门的债务/GDP的演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债务经济初期的时候，各部门的融资方式，除了不纳入统计的民间借贷之外，只有从银行获得贷款一条路径，几乎全部的债务，都来自银行的信贷投放。不过，因为强调“市场经济”，所以1992年的“十四大”报告中，特意提出了要积极培育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这意味着中国开始要走“市场化融资”的道路。1992-1995年，中国还完全处于早期那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信贷投放模式，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高达30%以上，带来了那几年的经济过热和国内的通货膨胀肆虐，官方公布的CPI年化增长率一度超过20%。为了控制通货膨胀，1993年6月，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一方面要求各大商业银行催收过去发放的逾期贷款，另一方面，也希望为中国的货币发行建立稳定而可靠的机制：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过；199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通过。中央银行法，以法律形式落实了货币发行要跟经济增长保持平衡的原则，中央政府出现财政赤字，不能让人民银行一印了之；商业银行法，则保证了商业银行的法人主体地位，强调其“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由此拉开了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大幕。1993-1995年，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杠杆率下降，反映的就是经济过热之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努力让债务的增长速度低于名义GDP增长速度，由此造成债务比率的下降。与后来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不同，自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汇率高估，而诸多机器设备又需要进口，中国的外汇收入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外汇极为宝贵而紧张，为鼓励企业创汇，中国对创汇企业采用调剂汇率，而民众换汇则实施官方汇率，这就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双轨制。1994年元旦，中国宣布汇率制度并轨，官方汇率当天直接从5.8贬至8.7，一次性贬值50%，与当时的贸易汇率相同，同时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是的，因为外汇紧缺所以才管制），用收到的外汇储备作为新人民币发行的基础，这导致中国信贷投放的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以往，货币发行主要靠贷款增加，是数量型管控，官方利率基本是固定的，关键看政府以及各大国有企业需要的贷款是多少；现在，货币发行主要靠外汇收入，是价格型管控，得到的外汇多，人民币发行就多，再根据市场上需要贷款有多少，央行的人民币贷款利率和准备金率会机动调整。所以，很多人只知道1994年元旦中国官方汇率一天暴贬50%，但并不知道，单一汇率制度+外汇做抵押发行人民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顺利启动的基础，更是市场化经济运行模式的指挥棒。以后来的经济结果来看的话，我甚至觉得，1993年的汇率并轨改革，大概是有史以来所有发展中经济体最为成功的汇率改革。一方面，人民币借助美元的强大信用，在中国成功建立起人民币的良好信用，另一方面，它作为“金融体系市场化”的指挥棒，帮助中国摆脱了以往计划经济的指令性和数量型信贷投放。汇率改革是指挥棒，那“分税制改革”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税收体制嘛，简单说，就是政府是如何向企业和老百姓收钱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进行了“利改税”改革，就是把计划经济时代所谓的“企业上缴利润”改成“征收所得税”，核心做法是将所得税引入国营企业利润分配领域，税后利润全部留归企业，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税额划分，也基本采用这种模式，简单说，就是“包干制”。到了1990年代初期，税收包干制产生了较大的问题——中央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很多，但财政收入占比却没有那么大，而且中国经济的区域平衡也难以实现，分税制改革的目标由此被提了出来。所谓“分税制”，表面上看，是如何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蛋糕，也即区分中央税和地方税的种类，分别入库，分别支配，分别管理。但其真正的含义，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自实现自收自支、自求平衡，而且把这些东西通过制度规则长期固定下来，再也没有包干制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不在于市场会如何变化，而在于政府行为具有规范性和可预测性，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政府的行为规范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具体到政府内部行为的规范性，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运作界限要明确，钱的分配上要明确，说到底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划分问题。当今的世界，凡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实行分税制，因为，只有分税制才能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关系纳入制度化的通道，大家不必“要向中央争取更大留成比例”，也不必为区域间经济的不平衡而额外操心，中央的归中央，地方的归地方，进而，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由此而来，而此事核心推动者，依然是刚才提到的时任副总理并主管经济的朱镕基，针对地方政府对于变更“包干制”的不理解和不愿意，他曾经专门到东部沿海调研，一个个省份地争取理解和支持。中国经济能顺利转变为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部分“硬骨头”，都是由他来啃的，而中国经济能够顺利转型并且到今天强大如斯，我们应该给予这位老人以最大的敬意。除国内各项“伤筋动骨”的改革之外，在国际经济统计领域，1993年也发生了一件大事。1993年2月，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27届会议讨论并一致建议通过1993年国民核算体系(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的修订草案，很快，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通过这一问卷，这意味着一种统一标准、适用于全球所有经济体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式问世。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采用源自原苏联的物料平衡表（MPS,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统计国民经济变迁，这种统计偏向实质性物料的生产、积累和消费，对于服务性的产业则完全不予关注。自1956年开始，我国开始编制社会产品生产、积累和消费平衡表，国民收入生产、分配、再分配平衡表以及劳动力资源的生产和分配平衡表……相比之下，早在1953年，联合国就制定并公布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辅助系统表》，这被称为“SNA体系”，主要统计和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社会总消费、社会总投资、社会总资产、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指标，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1968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正式提出了修正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此后有100多个国家，都开始采用SNA统计体系。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MPS体系无法反映中国经济的全貌，为形成一套国际可比较的、又能反映经济全貌、又能适应中国国情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84年国务院成立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经过8年的忙活，1992年底，以SNA体系为基础，适用于中国且能够国际比较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出台。1993年开始，中国的宏观经济统计体系，彻底取消了MPS的编制，完全采用SNA的编制方法，而就在1993年，恰逢国际上新的SNA体系完全定型，中国在深入研究1993年版SNA的基础上，开始逐渐完善自身的宏观经济统计体系。因为采用了相对统一的标准，所以，正是从1993年起，中国宏观经济，才有了国际间横向比较的意义和准确度。后来到了2002年，中国在1993版国际SNA的基础上，再加上过去10年关于SNA的实践，形成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此后这一核算体系一直沿用迄今。国际可比较的宏观经济，应该从1993年算起，中国实体经济的各部门债务杠杆数据也是从1993年算起，我们所看到的关于中国金融体系的各项数据，也大都是从1992-1993年开始算起，都与SNA统计体系有关。现在你该明白了，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人民币发行和信贷投放机制变革、中央银行体系建立、汇率并轨、分税制改革实施，以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宏观国际可比较性上，1993年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崛起之年。———— e n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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