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蛇口到深圳，由香港两家红色资本引领的科创逻辑
作者：陈昌智（华略智库高级合伙人、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
来源：上海华略智库（ID:HUALUETT）
近日，陈昌智院长就“新型举国体制下应用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双向链接”与昆山市科技局展开深入交流。陈院长从深圳和昆山的改革开放历史出发，畅谈两地的创新历程与未来。具体到深圳的科创逻辑而言，从蛇口工业区的改革起步到深圳示范区的横空出世，从“三来一补”的贸易形式到市场驱动需求的创新路径，深圳已在逐步探索中形成独特的创新格局。
我们在接到任务做研究、写稿子的时候，经常直奔主题，围绕怎么做、做什么来动笔，但可能很少会系统性研究和追溯这样一些问题：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它的孕育、生长、发展、变迁的逻辑是什么？它背后是哪些力量在作用？它未来的发展路径会怎么样？
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新型举国体制下应用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双向链接的时候，它的关键词是什么？“新型举国体制”到底新在哪里？研究与产业化的双向链接要怎么变化？之前是什么样的联动关系，今后要怎么变？为什么要变？
“疏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双向链接的快车道”出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对浦东提的五点要求的第一点——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
“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为确保全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多作新贡献。
浦东要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要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疏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双向链接的快车道。要聚焦关键领域发展创新型产业，加快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今天我们主要讲应用基础研究与产业化的关系，因为可能基础研究领域不是昆山擅长的。
其实这些年华略智库与昆山合作密切，我们也发现昆山很重视科技研发与产业化的关系，比如科技怎么支撑产业的发展？产业怎么支持和推动科技创新？
在分析做什么、怎么做之前，我们先思考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在分析这个问题怎么来之前，我们先分析一直以来科技与产业化这件事我们之前是怎么做的。这里我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些看起来跟这个主题不大相关的深圳和昆山改革开放的历史。
从蛇口工业区到深圳市：市场驱动下的科研
很多人不知道是先有蛇口工业区才有的深圳。蛇口工业区是怎么诞生的，仅仅因为蛇口这个地方离香港只隔一条河？为什么靠近香港就一定会有开发临界工业区的需求？这要从大陆与香港的经济鸿沟说起。
一直到70年代，大陆这边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岸（港澳台）差距越来越大，广东经常有人从当时的宝安县（深圳的前身）跑到对岸的香港去，就是历史上的“逃港潮”，其中以70年代末最为严重。
其实这跟八九十年代有大陆人偷渡日韩是一样道理的。因为在香港、日韩的生活比我们这边好，而且好太多。我们搞社会主义搞了30年还不如对面的资本主义世界富足幸福，所以群众只好用脚投票......那我们怎么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呢？
最高决策者认识到，对逃港者光靠“堵截”是没有用的，只有把经济建设好，缩小两地的经济发展差距，普遍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逃港者才会失去动力。（现在你可能听说中东人、拉美人、东南亚人偷渡欧美的新闻，但大陆人就没有偷渡这回事了，原因大家都懂的）
主要矛盾是经济不行，所以发展经济是改革开放之初最大诉求和目标，但从哪儿开始？抓手是什么？
药引是两个非常著名的国有企业，一个叫招商局，一个叫华润。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但不一定知道他们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
招商局最开始的名字叫轮船招商局，是1872年李鸿章创办于上海的“官督商办”的运输企业，即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派官员监督管理，企业自主运营，这在当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选择。
不管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招商局一直是中国运输业老大，且覆盖国计民生多个领域，是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曾为本土经济发展和争取民族独立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
解放后，招商局一分为三。招商局上海总公司及全部资产人员被新的政府接管，更名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融入到新中国的制造业运输业中，“招商局”的名称在大陆地区不复存在。
被带到台湾的招商局，市场空间日益狭小，后来被台湾当局完全并入别的海运公司，从此台湾的“招商局”名号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百年招商局，以香港一脉延续经营。香港分局在1949年集体起义后成为新中国的国企，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招商局这一脉继续在香港发展，作为中国大陆与世界接洽沟通的重要纽带之一。（为充分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大陆曾派出一批驻港中资企业，以招商局、华润、港中旅、中银香港4家企业最具有代表性）
20世纪70年代末，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的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制造业迫切需要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恰好这两项大陆都具备。而招商局作为资历深厚的大陆驻港企业龙头，便于吸引港商、港资，协调统筹入港资源。
时任招商局负责人袁庚（史上第29任掌门）以敏锐的嗅觉和眼光，向高层提交《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要在与香港新界西北部隔海相望的蛇口建设一个开发区。
招商局创办的蛇口工业区，拉开中国本世纪末一个伟大经济时代的大幕——改革开放。招商局像百年前一样，再次扮演改革领头羊的角色，并且伴随着改革开放取得辉煌的成绩。
再后来的“春天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在春天故事之前，其实还有一家企业也影响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那段历史际遇也值得我们铭记。
这家企业叫华润，大家都很熟悉，华润电力和华润万家是我们每天都看到的。华润在昆山也有产业，如华润昆山万象汇购物中心、华润昆山医药有限公司、昆山华润城市燃气有限公司，在粮油、电力、地产、水泥、燃气、医药、金融等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布局很广、影响很大。
华润这家企业的特征，一是红色基因，二是贸易运输。跟香港招商局极其相似。
1938年夏秋之交，华润的前身“联和行”在香港成立，是典型的党产，这家负责物资采购和运送的红色企业，在1948年更名为“华润公司”，这两个字取自于中华的“华”，毛润之的“润”。
自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华润一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在港澳及东南亚的总代理。在建国初期，立足香港，突破贸易封锁，协助内地制定出口计划、扩大出口，衔接货源并建立销售网络，与世界各国加强贸易联系，进口内地急需商品和换取外汇。
1978年7月，在懂市场、懂大陆也懂香港的华润主动撮合港商与东莞太平服装厂合作。在双方努力下，太平服装厂获得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三来一补”企业牌照，编号为“粤字001”，成为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贸易给内地创造了新的经济来源，开启了香港制造业向内地转移的先河，并成为改革开放时期我国重要的贸易形式之一。
华润属下经营国产家电企业中孚行，在1981年，中孚行企业负责人容华东走进顺德县北滘公社塑料金属制品厂，拿出一台塑料电风扇，询问能不能做出同样的产品。
厂长表达了技术上的自信，但对原材料进口和模具开发颇感困扰，容华东当即表示这些都由华润来帮助解决。
几个月后，中国内地第一台全塑料电风扇在这座乡镇小厂里诞生。这个小厂就是后来的“美的”。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诸多民族工业品牌的直接哺育者：容声冰箱、三角牌电饭煲、雪花牌冰柜、佛山照明、康佳电视、南孚电池都与华润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前面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介绍改革开放与招商局、华润这两家企业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立场立意和研究方法。我觉得搞清楚历史怎么来的，才知道时代会怎么发展，未来要驶向什么地方。
大陆（深圳）与香港的产业合作之所以那么便捷、那么有成效，在于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我们有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渴求，这个渴求在十年动乱结束后更加强烈，大陆必须找到让人民群众生活更美好的新路径，而此时的大陆还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
另一方面，大陆从来没有与香港、与世界完全隔绝，一直有人（国企）在香港经营对外贸易，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是怎么做的，而且彼时香港制造业面临成本上涨的困境，亟需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一河之隔的深圳是最好的选择。
香港的中资企业与香港本土的制造业企业合作，把香港的工业模式搬到交通最便捷快速的蛇口，正是彼此互相需要、互惠互利的事情。
讲到这里，我们才知道深圳的创新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直到目前为止深圳创新的主流范式跟北京、上海都不一样。
我们知道，蛇口工业区其实一开始是搞来料加工的，利用我们大陆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厂房，香港企业把物料、样品运过来，把管理、技术、资金带过来，然后加工完了之后再卖到香港，或者通过香港卖到海外去。
那么做的企业越来越多之后，竞争越来越激烈，包括与海外同行的竞争也是。围绕市场竞争和客户需求，有实力、有积累的企业开始自己搞研发，不断提高技术工艺，创造更好的产品性能。
所以，深圳的企业，一开始是为了更好地把产品卖出去才做的升级换代，才不得不去考虑科技创新。是先有了市场需求后才有创新，这是从市场端传导到研发端的功利性创新、需求式创新，这是跟别的城市不一样的地方。
举个例子，我们看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地方有很多高校，而世界上的高校都是一样的，第一它要做出于好奇心和探索欲的基础研究，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第二个它要回应社会需求，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和把新技术产业化。
在成熟的城市、成熟的研发机构、成熟的高校，它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自然科学研究，好奇心的实现和规律的发现就是目的，研究出来的成果也许几十年后才有现实作用，你要给那些科学家、学者慢慢研究、自由探索的空间；
另外一个是关键技术研究，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或承担国家战略而开展的关键技术攻关，一旦成功突破后，需要在企业中应用或产业化。
总而言之，成果转化是大多数大城市和高校科研院所要做的事情，与深圳这种从市场端到研发端的链接不一样。
别地儿是先有技术、再找企业、再推动产业化，在这里是先有企业对新技术的迫切需求，才去找适合的研发机构或团队来做针对性、精准性、改良型的技术研发。
深圳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扩覆和争夺中亟需要新技术的赋能。深圳就围绕企业这个主体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来推进科技资源配置和政策设计。所以，深圳的体制机制总是领跑全国，总能创造很多第一个。
所以，在深圳，关于创新有“4个90%”的说法：即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来自企业。
为什么全中国985高校都愿意把研究院放在深圳，而不是放在国内其他城市？因为高校的教授、专家把成果拿到深圳能快速地跟企业的需求结合，能快速地孵化、产业化。也就是说深圳有独一无二的市场氛围。
在上海的一次新型研发机构交流会上，市科委的一个领导问我说：“实际上，除了在深圳，新型研发机构在别的城市都做得不算很成功。那么，到底是新型研发机构成全了深圳，还是深圳成全了研发机构？”
我说双方都在互相成全彼此，因为高校研究院和新型研发机构只有放在深圳，才能快速与市场意识很强的企业合作，这种从市场端到研发端的高效链接，你可能放在别的地方就不一定有。所以，新型研发机构的成功是跟深圳特殊的土壤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华略智库公众号5月份发过一篇文章叫《深圳科技局原副局长：大家没读懂的深圳创新路径》，当时受到热议。文章中有段话我很认同：
深圳过去40年在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功从来都不是技术的胜利，而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不断通过制度创新消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因素，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热情，把技术实现的环节交给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或自己研发来解决，从而实现了高效率的创新。制度创新驱动技术创新，是深圳能够贡献给中国科技产业的重要经验。
说的很有道理是吧？深圳科创是由企业、市场主导的，所以比较活跃高效，也因此孵化出很多目前我们看到的民企，如华为、腾讯、大疆等。
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深圳过去在科技创新上的成功代表深圳的优势，应该继续在全国推而广之。
但这些经验能否引领深圳走向下一个40年呢？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时代变了，力量对比变了。具体我们后面再分析。
改革开放第一站、经济特区的地位，让深圳企业最先与国际市场和跨国公司开展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深圳的民企获得了两方面的重要机会。
第一，深圳的企业在国际交流中学到最先进的组织管理、创新的知识。这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华为，它是个很卓越的科技公司，是的没错。但仅仅如此么？
2018年我随上海某区领导去考察华为总部。去了之后我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单知道华为是个科技公司，其实它是一个服务公司，它的服务理念非常先进、细节很周到。你进去会引导怎么拍照。刚拍完照，引导者就带我们参观华为的整个展示厅、产品线介绍。
然后我们参观完之后，刚到双方会谈的会议，我发现我们刚才的合影已经摆放在桌面上了，桌上还摆着华为自己的著书、纪念笔、本子什么的。
会后我站起来收拾，在想我怎么装袋带走这些东西，华为引导人员就说：“领导，不用装袋子的，我们会帮您装好的。”然后我们去吃饭，饭后上车的时候，每个人的书本、照片也都装到袋子送到车上了。你们去别的地方考察会有这么周到细致的服务么？反正我没见过。
所以你看看，难怪他华为赚大钱，人家技术那么牛，服务还那么好。这跟他们的国际化、市场化意识有关。
华为在1997年的时候为学习IBM的先进管理经验，就愿意花2亿美金请IBM重构内部管理和业务流程——人家的管理是国际级的。
第二，深圳技术公司深度地融入了国际产业生态，成为全球高科技供应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我们常说深圳的企业更多是TO C，昆山乃至苏州更多是TO B。
TO C的特征就是快！快速地跟市场对接，快速地反馈市场需求，快速地回笼资金，快速地改进工艺，这就是我们TO C制造业的特征。
跟TO B不一样，TO B的话你在中间端可能反馈就稍微慢一点，看不到整个产业链的变化，只能跟着那些服务终端市场的企业的节奏而变。
深圳市科技局原副局长周路明认为，深圳没有传统的科研系统存在，创新作为经济活动安排在企业中进行，自然而然就产生市场驱动需求的创新路径，这是深圳创新的一个特点。但是，这种路径能不能100%搬到全国其他大城市、延用到未来的大国科技竞争，我们接下来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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