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长兴：浙江一个非典型县域经济发展样板
作者：华略智库创始合伙人、主任任新建
来源：上海华略智库（ID:HUALUETT）
作为浙江省内少有的移民县城，长兴在我国人口迁徙史中占据重要戏份。南北兼聚交融的“移民活力”，使得长兴在人文精神、城市品格及发展道路上呈现出“非典型”的浙江模式。随着人口流动已成常态，以长兴为典型的移民城市将对我国的人口地理分布、城市治理模式及经济发展范式产生深远影响。
公元291年，西晋时期，晋武帝司马炎刚刚统一全国，信心百倍，正欲大展宏图、建立司马家万世基业。
却没想到，在太子辅政安排上的一个错误，导致外戚专权、宫闱内斗，引发八个皇室宗亲先后起兵造反，最终导致西晋亡国，晋室被迫东渡建康，重新建立晋朝（东晋）。
这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整整持续16年，给中原大地带来近三百年动乱，导致中原北方进入十六国（五胡乱华）时期。
持续的动乱和战争，加上北方匈奴胡人趁机南下烧杀抢掠，导致中原北方不再宜居宜业，大批高官、望族、世家纷纷携带家眷细软，跟着晋元帝司马睿，逃往长江中下游的江南一带。
在这些逃亡的豪门望族之中，有一个叫陈世达的文官，也带着一家老小，从现在的河南许昌向建德（今南京）方向逃亡。
漫长的舟车劳顿，加之精神紧张，当全家来到太湖附近的吴兴郡长城县时，人马均已疲惫不堪，只好停车休息，略作修整。
老陈同志虽出身北方，但颇喜江南风景，且痴迷风水地理学。趁家人休憩时，他信步爬上附近一个小山，背山面水，扶扙远眺，只见太湖波光粼粼，烟波浩荡，青山灵秀葱郁，微风拂面，好一幅水墨江南画卷。
瞧得此景，对风水颇有研究的老陈深感“此地山川秀丽，子孙必钟其灵”。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当即决定，不再跟随晋元帝司马睿同志的脚步，继续向建德进发了，全家干脆就地落户。
事实证明，老陈同志的眼光确实独到。在成为长兴户籍人口240年后，老陈家这一支竟然出了一位皇帝。公元557年，陈氏后人陈霸先“受让”梁敬帝禅位建立陈朝，史称陈武帝。
老陈同志独到眼光选中的这块风水宝地，就是如今浙江省湖州市的长兴县。
长兴地处浙北边缘、太湖南岸，浙苏皖三省交界之处，北隔太湖与苏州、无锡相望，西邻安徽宣城广德，南隔莫干山和德清与杭州相守，东与湖州市区毗邻。
因扼守三省要津，背山面湖，易守难攻，长兴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自从有史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来，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几十次战争。
春秋吴楚相争、三国吕蒙屯兵、宋将阿剌罕出兵四安（今长兴泗安镇）、朱元璋以长兴为依托击败张士诚、太平天国同清军历时四年多争夺长兴城、抗战期间新四军同日军在长兴展开拉锯战，这里也是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会师地之一......
一场场大大小小的战役，足以说明长兴在战争史上的地位。
但长期的、频繁的战争，加之饥荒，也导致长兴人口流失严重，严重时甚至十室九空、百里无人烟。但由于长兴的独特区位，战争所形成的人口真空，也会迅速被外来移民所填补。
历史上，长兴曾经有过几次大规模移民。
当年老陈同志跟随晋室东渡建康时，大批豪门望族从北方陆续迁移至南京及外围地区，部分家族世家选择定居在了长兴，可以算是长兴第一次大规模移民。
两宋时期，北宋王朝不敌白山黑水出来的女真人，宋高宗赵构放弃都城汴京，带着皇族妃嫔、爱将大臣逃往南方，重新建都临安（今杭州），从此开启长达152年的南宋时期。
与晋朝皇帝司马睿“搬家式”东渡建康不同，宋高宗赵构的南渡临安，却是“举国搬迁式”。
这位皇帝老哥儿把北方的各阶层人口、大部分手工业，甚至北方的风俗习惯，悉数搬迁到了南方。大批手工艺人、黎民百姓跟随王室，南迁到了临安及附近。
太湖南岸的湖州长兴一带，因山青水绿、景色宜人，成为南宋皇室官宦的“后花园”和“陪都”，并吸引了一批望族、手工艺人在此落户定居。
元末明初，长兴因战乱导致人口流失严重。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天下逐步安定，周边安徽、江苏等省份移民陆续迁移至长兴，繁衍生息。
太平天国后，长兴再次因战乱人口锐减，但也迎来了史上规模空前的移民潮。战争期间外逃到长江以北至黄河流域一带的长兴土著，战争结束后又部分回迁。但更多的是河南、湖北、安徽、苏北等地迁来，另有少部分人从浙江温州、台州、绍兴、金华迁至长兴。
这股移民潮整整持续半个世纪，迁入人口占到长兴总人口的70%左右。
1996年秋，复旦大学历史学家葛剑雄和日本大阪大学滨岛敦俊教授到长兴县调查社会情况，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长兴县城一带的人口主要来自周边的移民，离县城稍远的丘陵地区是来自浙江南部和河南的移民，离县城最远的山区基本上是土著居民。
因此，当地人有歌谣总结长兴的人口分布规律：本地人住城镇，安庆人住高山，平阳人住丘陵，河南人住田畈，苏北人在港滩。
大量外来人口的持续迁入、杂居交融，使长兴成为浙江省内少有的移民县城。同时，也让长兴在人文精神、经济发展、城市品格等方面，呈现出了“非典型”的浙江模式。
首先，它让长兴人显得不那么“浙江”。浙江境内山多平原少，人均耕地不足，且地处江南沿海，得开放风气之先，造就了浙江人勤奋、务实、外向、善商贾的特点。
而长兴人作为大部分由移民组成的群体，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带来了家乡的特色文化、风俗习惯，并和长兴本土文化交融共生，锤炼出长兴人百折不挠、开拓进取的移民精神。
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也造就了长兴历史上的诸多英雄人物。如南北朝时期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明代湖州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数学家顾应祥，民国时期政治家、政论家和出版家雷震等，均为移民的后代。
他们最终能成就伟业大名，既有其“移民血统”的原因，也离不开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融合的共同哺育。
其次，它让长兴的发展模式也不太“浙江”。不像山东、山西、内蒙、新疆等资源大省，浙江省内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因而浙江发展走的是一条不怎么依赖自然资源的外向型发展道路。但长兴经济的起步，却是因为煤矿资源。
长兴煤矿开采历史悠久，早在明万历年间，长兴即有开采碳矿（煤矿）的历史，民国时期年产原煤达到20万吨、矿工3000余人。
新中国成立后，涵盖浙江长兴、安徽广德的长广煤矿正式成立。上世纪80年代，长广煤矿产量曾经达到100万吨/年，一度占到浙江当年总耗煤量的1/3。
值得一提的是长兴煤山的D剖面，这是地球发展史上最大的断代界线层型，在地质学上有个说法，叫做“金钉子”。
长兴这枚“金钉子”保存了2.5亿年前地球史上最大的一次古生物灭绝事件的信息，是全球最完整的自然岩层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被国际地科联确定为全球最高级别的金钉子，其意义相当于大英博物馆的铂金米达尺，具有世界标准的衡量意义。
因为采煤需要，长广煤矿每年都要采购大量矿灯，而矿灯照明依赖蓄电池，由此衍生出对蓄电池的旺盛需求。
部分长兴人敏锐把握到了这一商机，开始投资设立蓄电池工厂，制作矿灯用蓄电池，推动了长兴蓄电池产业快速发展。
到上世纪90年代，蓄电池已经与机电、纺织、建材等产业一起，成为长兴的主导产业之一。
然后，战略机遇期到来。21世纪初，我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开始爆发，由此带来对铅蓄电池的巨大需求。长兴蓄电池企业抓住机遇迅猛发展。
2002年，长兴蓄电池企业从业人员超过3500人，所产蓄电池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5%，并孕育了天能集团、超威集团两家中国500强企业。
长兴也由此从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为浙江省少有的工业型城市。
第三，长兴的城市品格也有点“另类”。在移民杂居、文化交融的基础上，长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精神。2018年，长兴县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深入讨论，将城市精神最终确定为：大气开放、实干争先。
这八个字非常的“长兴”，既体现了浙江人的实干、务实，也体现了长兴作为移民城市所特有的开放、包容。
不那么“浙江”的长兴人，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格，精明而大气、务实有魄力、开放不保守、敢为不冒进。不那么“浙江”的长兴县，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县域工业化道路。
全国文明城市、中国县域经济与县域竞争力百强县、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中国创新百强县、中国营商环境百强县、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中国制造2025”浙江行动试点示范县、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县、全国电商百佳县、中国最佳全域旅游创建示范城市……
一系列荣誉称号，代表着长兴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也展现了这座移民城市的独特活力。
以色列学者裘德·马特拉斯认为，都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移民现象。正是移民的艰苦奋斗和辛勤劳动，创造了移民城市发达的商业文明和独特的人文风貌，形成了移民城市特有的文明形态。
从历史上看，由于战乱、饥荒以及政治需要，中国曾经出现过数次人口大迁徙。
从西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迁徙、唐代人口向南方迁徙、南宋时期的举国人口迁徙、明朝初期的政策性人口迁徙、康熙时期的湖广填四川，以及中国近代的闯关东等，大量、持续的人口迁徙，使得中国不少城市外来移民占比较高，从而呈现出移民城市的典型特点。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对人口吸引力增强，由此带来了人口向东部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持续性迁移，并培育了像深圳这样的一批现代移民城市。
深圳开发开放初期，本土居民不到3万人，到2020年时已超过2000万人，平均年龄只有32.5岁。
大量的年轻移民来到这座城市，赋予了深圳充沛的活力，也形成了深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移民文化和城市精神。“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开放包容口号，更是让这座城市成为许多人实现梦想的理想之城。
特别是，2019年以来全国各城市爆发的“抢人大战”，进一步加速了我国城市的移民化进程，并深刻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地理分布、城市治理模式和经济发展范式。
从人口地理分布看，移民城市促进了我国人口空间布局结构加速调整。建国以来我国人口总体呈现了向大城市、向东部沿海城市、向经济发达地区持续性迁移的态势，人口迁移的主体，最早是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来到城市打工，然后是大学生到发达地区自主择业。
尽管2010年以来出现了部分人口向内地回流现象，但仍然没有改变孔雀东南飞、能人沿海跑、牛人都市留的大趋势。胡焕庸线仍然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现代版的移民城市，也大多分布在我国东部、南部及沿海一带。
因此，既要尊重人口向发达地区迁移的客观规律，着力增强大城市、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和人口承载能力，防止人口大量迁入导致的大城市病、环境、资源和公共服务过载；同时，也要着力增强人口流出城市和地区的产业支撑和资源保障能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防止产业空心化、老人空巢化和城市鬼城化。
从城市治理模式看，移民城市推动了我国城市治理从人情向契约精神加速转型。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人情社会，特别在小城市和乡村中更是体现为熟人社会，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来解决交易成本问题。
但在移民城市中，传统的人情社会、熟人社会已不适用，人与人之间更多是陌生人的关系，建立信任的成本极高、时间很长。更多依靠法治来确立契约精神，依靠契约来保障公民和企业权利、确保承担有关责任义务。
加之移民城市的外向度高，在率先对接和遵守国际规则方面也往往走在其他城市前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移民城市强化契约精神、加强法治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移民城市强化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并不意味着城市的人情味会由此丧失。建立在法治和契约基础之上的信任关系，更加有保障和可持续性。移民城市同样可以成为有温度、有温情的城市。
从经济发展范式看，移民城市正在加速中国经济发展范式的建立。
文艺复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一直由西方经济学范式所主导。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不仅强化了我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而且引发了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范式的深刻思考和讨论。
移民城市所特有的多元文化特点、开放和冒险精神、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和中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在塑造了像长兴、深圳这样移民城市的同时，也对中国经济发展范式作出独特的贡献。
这种经济发展范式，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对内强调以人为本，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外注重和谐共处、包容互惠，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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