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明：谈谈我的历史小说研究兼及治学的有关问题与方法
首先有必要说明，历史小说研究不是我学术研究的全部，大概占了我30年学术活动的一半左右时间，但它却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小说研究让我受益良多，但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我的学术起点，增强了我的学术信心，为以后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历史小说研究可以说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阿基米德点”，我有关研究的基本思路、理念与方法都来自历史小说。
今天，我主要拟对自已过往的研究做一番盘点与反思，也想藉此就历史小说及治学有关问题与方法，与在座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老师交流与切磋，敬希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为了方便起见，我想将讲演分为二个阶段：先是由我谈谈自己历史小说的研究过程和感受体会，然后再与大家进行现场互动。历史小说研究虽是我个人的实践活动，但它毕竟带有学术研究的某些共通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因此，大家不妨将我今晚的讲演看作是由个别通向普遍的一个简单粗糙的现场自述，而不是廉价无趣的王婆卖瓜式的一种自我夸耀。
一、研究过程：从批评到理论再到综合
说起来，我的历史小说研究也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30年前，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还是“老杭大中文系”年轻教师的我，生了一场长达二三年的病。身体恢复以后，接下来为如何寻找“突破口”，进入研究状态感到很焦虑。那时不像现在，年轻老师上岗都要进行“试教”，教研室分配给我的一个任务是“试讲”姚雪垠的《李自成》。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有十几卷、总计三百多万字，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读过，但在当时却是很爆热的，影响也很大。为了备课，同时也为了寻找“突破口”，有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往中文系的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跑，满脑子在考虑怎么在茫茫的学海中找到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栖身之地”。有一次在书架上意外发现了一部名为《陈胜》的长篇历史小说。该书开头描写了这样一个情节和场面：在秦始皇入葬的前一天，秦二世领着一班王公大臣们在咸阳的上林苑观看了一场非常残酷的人兽相搏游戏，许多手持兵器的“角抵”被迫去与各种野兽进行了酷烈的恶战。正在这危急的关头，后来成为农民领袖，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陈胜出场了，他擅自单身一人跳进圈斗场内，在转眼之间就把二头凶猛无比的狮虎给杀死了。“中国古代先秦时代也有像古罗马那样专供观赏用的斗技场，并且这个斗技场还有规模宏大的看台、相关的配套设施以及乐于此道的观众呢”？说实在的，我当时读了以后是很怀疑的。请注意，我这里指的是供人观赏的一种娱乐活动，一种民情风俗，而不是偶尔为之的惩罚性举措。我怀疑这样的描写，是否从西方的小说及影视《斯巴达克斯》那里移植过来的？
可仅仅只是怀疑，我有限而又浅陋的历史素养无法回答和解释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于是就去请教中文系和历史系从事“四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代历史、古典文献）研究的姜亮夫、黎子耀、沈文倬、蔡义江等先生。或许这个问题有点偏，这些先生没有正面给予解答，但他们却给我提供了检索的一些具体路径、方法和工具书，如《史记》《汉书》《秦会要》等。通过相关资料的查阅，我不仅得到了具体的解惑，而且也懂得了怎样去“入史”。最后，联系全书对陈胜不无神化的描写，整合其他有关的材料，将其写成了一篇文章《虚构应当尊重历史——关于历史小说真实性的一点想法》，寄给了当时颇有影响的《文艺报》。没想到很快收到了编辑的来信，对我热情加以褒扬，并把它作为重点文章予以发表。记得当时接到散发着浓浓油墨香味的样刊，激动了好一阵子，后来还将收到的26元稿费去买了一张藤椅，以示纪念。需要指出，编辑还因此特地推荐我参加1982年年初在北京举办的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至今我非常感谢那位编辑，是他发现、鼓励并且引导我走上学术道路，我也很怀念那个时代相对比较纯洁的人际关系及其学风。
稍后，我接着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评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的文章，进而较为全面地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小说创作，包括思想与艺术成就、真实性品格以及成败得失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就今后如何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许是选题有点新意，最早对当时文坛上涌动的历史小说大潮作出了回应，他们认为比较重要，所以拙稿寄出后不久，很快就被发表出来（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头条），随之还被数家报刊杂志转载，产生了较好的反响。当时我应邀正在北京参加“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编辑得知后特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勉励的同时告诫我要戒骄戒躁，争取今后有更大的成就，等等。
上述两篇文章就是我历史小说研究的起点。现在回过头去看，它们的不足是十分显见的，对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主要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的解读比较简单、粗糙乃至不无僵硬（实则是限于比较紧箍的“历史现实主义”的一种解读）。但有一点我以为是对的，那就是它的提出来自实践，同时又反作用于实践。也就是说，我是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讲的是一个真问题，而不是一个伪命题，对中国当下文学和文化的建设是有意义的，是一种及物的研究。文学研究不能太实用、太功利，但文学研究的确也有一个价值效应的问题。它至少对文学创作、理论研究和学术史应该有推动作用；或者是说，文学研究应该有一个价值论的问题。只有这样，它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价值，并有效激发自己的研究兴趣。这一点对现当代文学来说特别重要，它可以说是构成我们这个学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性”特点。一切的一切，都应该立足于此，从这里出发。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我就顺势而发，继续从事历史小说研究（主要是当代历史小说的作家作品研究），先后大约有四、五年吧。那时几乎所有的重要或有代表性的作家，包括姚雪垠、徐兴业、任光椿、凌力、端木蕻良、蒋和森、杨书案、鲍昌、顾汶光等等，我都对他们写过批评文章，开始慢慢有点影响了，有的历史小说作家还主动与我联系，将作品寄给我。不少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杭大中文系”(那时“杭大”与“浙大”还没有合并)有个搞历史小说的，有的人都误认我是一个“老先生”。以至于有次闹了一个笑话，有位从事太平天国题材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贵州作家去南京参加会议，特地在杭州下车，来敲我家的门，问我是不是“吴秀明的儿子”？因为他想啊，搞历史小说研究的肯定是一个上年纪的人。（众大笑）这是我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历史小说批评，我发的文章大多收在1987年出版的历史小说评论集《在历史与小说之间》。该书封面的字，是由姚雪垠先生题签的。
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觉得自己不能老是跟在作家作品后面转，认为感性的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应该有自己的一套东西，特别是有一套理论。那时北京等地也有人在搞历史小说研究，有位先生建议我不要再写这类批评性的文章了。我当时虽有点接受不了，但自己确实也对自己感到不满意，想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升和超越。所以就有一个转型的问题。那么如何转型呢？我反复考虑，首先想从理论上寻找出路。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正在兴起一股以“新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新方法论热”，那时的我也感到了某种落伍的危机。第二次去北京参加“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见有的批评家发言，满口都是新名词、新概念（从自然科学那里移植过来），我听得雾里云里的，似乎有点“失语”。因此，那段时间里，我有意识地压制自己的发表欲，想补课，颇读了一些美学、心理学、文化学、新批评、新方法论方面的著述。我现在书架上的很多跨学科的书就在那段时间买的。老实说，能发表文章，而压制自己的发表欲，还是蛮难受和压抑的。大概与年龄及经历有关吧，我们是将学术研究当作“第二生命”的，而绝无半点“玩”的心态——坦率地讲，像我们这样有过上山下乡或扛过枪的经历，后来有幸上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的50后，是不会也不愿去“玩”的，更不会“玩的就是心跳”。（众笑）但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觉得当时的难受和压抑是值得的。暂时的难受和压抑，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发展。有时候一帆风顺、直线发展，并不一定是好事。做人如此，作文也如此。另外，我还结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文学研究》，撰写了不少历史文学理论方面的著述。本阶段，我的历史小说研究逐渐由历史小说批评推进到了历史文学理论研究——需要说明，我这里所谓的“历史文学”，除了“历史小说”外，还包括“历史剧”、“历史题材影视”、“史诗”等，是指与“历史”有关的所有文学创作。
历史文学有别于其他文学，它既姓“文”，又与“史”有着特殊的联系。如果不嫌生硬，你也可以说它就是一种跨学科或跨文类吧。在这里，如何“历史”，怎样“文学”（“小说”），不同的立场、观念与方法，彼此会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和结论，由此也就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几种研究范式。近些年来，也有研究者将这种文史兼具的文类统称为“纪实文学”，具体再细分为传记文学、历史文学、报告文学这样几种形态。怎样看待纪实文学内部这几种文学形态之间的关系呢？我认为：如果说传记文学是纪实文学的古典形态，报告文学是纪实文学的现代形态，那么历史文学就属于介于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之间既传统又现代的一种形态。我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和定位来展开对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撰写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历史的限度与艺术分寸、历史文学影射与现代化问题等一批文章。它们大多发表在学术刊物的“文艺理论”栏目。通过这样的撰写，几年下来，自觉在理论方面有了不少提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1993、1994年出版的《历史文学论》《历史文学真实论》《历史的诗学》这三本书。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原来的“我注六经”慢慢转向“六经注我”，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我尽力按照自己对历史文学的理解，对作家作品进行阐释。这样既评价了一部作品，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历史文学的一种认知。我以为这样的阐释比以前的批评更难，也更有意味、更具挑战性。第二个阶段，我把主要的精力花在了历史文学理论研究上。我现在之所对文艺学有点兴趣，并与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勉强可以对话，主要倚仗那时打下的基础。
▲吴秀明著《历史的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现在，我的研究重心转向到了当代文学方面：开始研究当代文学思潮，出了一本书（《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接着致力于文学史编写，主编出版了二部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当代中国文学50年》）；最近几年还写了一些当代文学学科和史料方面的文章。至此，我的研究同时涵盖了“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史论”、“学科与史料”（先是学科，后来逐渐偏向史料）这四个方面，或者说逐步形成了“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史论+学科与史料”这样“四维一体”的研究构架。此外，还广泛地当然也是蜻蜓点水地涉及到教育学、生态文学、地域文化等。与以往不同，历史小说在90年代中后期只是我偶尔为之的“副业”，数量明显减少。但这种研究的转向也给我的历史小说研究带来了一些以前所没有的新东西，它使我的观念、思维、方法都有一些新的拓展。这个阶段的成果主要收录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那本书里。
▲吴秀明著《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吴秀明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为有助于梳理自己走过的学术轨迹，方便大家批评指正，这里我不惴冒昧地对这部《阐释》稍述一二。作为带有研究文章汇编性质的一部拙著，《阐释》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重点讲思潮现象，后半部主要讲作家作品。与我以前研究相比，《阐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1.从当代文学整体性乃至20世纪文学整体性的角度，以大视小，也可以说是以小见大，来观照和把握当代历史小说。2.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同时还将当代历史小说当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察。3.在讲真实性的同时，亦不忘其艺术想象和创造能力的发掘，因此故，所以，本阶段不仅调整和扩大了历史小说的概念内涵，将新历史小说、新故事新编、戏说历史等纳入视域，还对其固有的意义和价值也作了认肯。4.还进而就历史小说理论与实践有关问题，努力作出新的解读。这一点相对比较重要，我想在此稍多说几句。
如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古今中外讲得很多，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前基本都围绕虚实关系展开。这样的解读自有道理，但也往往容易平面简单。尤其是，当大家都大同小异地这么说，如“七实三虚”呀，“三实七虚”呀，“子虚乌有”呀，将它当作研究的不二范式，此弊就显得更为明显，甚至有点乏味。有感于此，我从“语言”和“内容”两方面入手，提出了历史真实的“两度创造”问题：所谓“一度创造”，是指语言上合情合理的创造与转换，即以“无障碍”阅读或观赏为前提，大可不必为了所谓的“求真”或“稽古”，而在叙述时向他们兜售深奥生冷的历史用语，使人不知所云或接受起来十分费劲；所谓“二度创造”，则是指内容上基于现代伦理和人性的创造与转换，因为真的不等于善的和美的。例如大家都知道勾践“尝胆”的故事，但历史上勾践为了讨好吴王还干过“尝粪”的事。为什么迄今为止的所有创作，都没写“尝粪”呢？因为它尽管真实，但实在太恶作、太恶心了，如果将其正面表现，恐无法令人接受，所以有必要按照善和美的原则对此作隐显抑扬的处理。我将上述这样的想法，整理成文寄给了《文学评论》，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后来就以《从历史真实到现代消费的两度创造——论历史真实的现代转换》为题，刊发在《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上。
此外，还有像历史知识的两面性问题、历史翻案的陷阱问题、历史文学创作的底线和境界问题等，也都有类似的情况。它已超越了狭隘的历史小说文体界限，与整体的当代文学联系起来，彼此具有一种互文性的、相互激发和建构性的关系，包括历史观、价值观、真实观、艺术观。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变化呢？这里的原因，除了得益于自己此前历史小说研究的积累外，还与当时研究重心向当代文学转移密切有关。也就是说，这里虽然讲的是历史小说，但某种意义上，何尝不是在讲当代文学，它反映和体现了我对历史小说所归属的，自然也是更为宏大的当代文学的一种认知和评判。而这，是我早期历史小说研究没有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后期历史小说研究开始注意到历史和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并努力给予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把握。总之，在如何“历史”，怎样“小说”问题上，由于受时代社会和主客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至此，我的研究有了不同以前的调整和拓展。当然，后来我逐渐由此淡出，而转向到当代文学思潮、文学史及史料研究；但即使如此，历史小说仍成为我充满温馨的一种记忆，并深该影响着我后来以迄于今的整个当代文学研究。
▲吴秀明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二、研究体会：需要正视的三个关系及有关问题与方法
回顾自己研究的道路，我有三点体会。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关系的处理上：
（一）创新与规范的关系。这几年学术界出了一些学术不端的行为，大家都把目光锁定在学术规范上面。这当然没有错，也有其必要，但我认为更值得关注和重视的还是学术创新，这是包括历史小说在内的当代文学研究最难、也是最重要和最欠缺的，是学术研究的核心和灵魂所在。学术规范只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规范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创新，而不是为了规范而规范。可不是吗？你看不少文章，从表象上看，的确写得很规范，引文、出处、参考文献一应俱全，无可挑剔，但就是没有新意，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想法。这几年量化考核制度实施以后，中国学术界文章数量的成倍猛增，但这之中到底具有多少创新的文章呢？相信在座的都知道，也懂得的。我所在的现当代文学学科还不到百年历史，时间不长，又不稳定，共识性的东西本来就不是太多，可资拓展的空间相对也较少，这种先天不足自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创新。今天的时代不同于五四，那时可是几千年之一遇啊，文学革命“断崖”式的巨变，为创新留下了可供驰骋的广阔空间。所以我们的前辈相对容易出成果，其中不少人都成为某一领域的开拓者。他们也是碰上了一个好时代，是学术的幸运者。如今一百年过去了，留下来的空间越来越少，这是我们当前学术界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学术界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也是我们大家苦恼的地方。但我觉得这亦是我们研究的意义之所在。越是有危机，我们也就越是要正视创新这个问题。好在大家的境遇相同，所以大体还算公平。那么如何进行创新呢？我觉得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积累、个性、优势、特长去选择。有的创新也许重在观念认知，有的可能推崇路径方法，有的可能强调从史料出发，或从传统的话题中挖掘新意，而有的则从当下鲜活的生活，或从跨学科那里提炼话题，寻找灵感。我想在座的对此都有体会，下面我想结合自己的历史小说研究，主要强调彼此相互关联的这样二点：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仅把创新提到学术“本体论”高度来加以认识，而且还将其内化到自己的具体研究中，并与之对接，以至每篇文章、每个话题，都尽可能有所发现，言他人之未言，道他人之未道；没有新的观点，至少有新的角度、方法或新的材料。这当然很难，但却值得我们持续不懈地去追求。就拿上面曾提及的新历史小说、新故事新编、戏说历史来说吧，它所隐含的“文本之外无历史”等某种历史虚无和不可知论的思想艺术观念，在整体上也许为我们所难以接受，但它对破除沿续已久的、带有超稳定性质的“历史本质主义”和“农民革命动力说”，推动历史小说观念创新，无疑是有意义的。事实上，也正是与这股新思潮有关，90年代以降，原有大一统的历史小说才出现了明显的嬗变。我本人也正是在这样情况下，对原有的“历史现实主义”作了调整，除了凌力、刘斯奋、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外，同时还将赵玫的《武则天》等唐宫三部曲、李少红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甚至《戏说乾隆》《大话西游》等带有很强观念化、狂欢化、娱乐化写作也纳入视野，肯定了其意义和价值。当然，认肯新历史小说、新故事新编、戏说历史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对80年代首次历史小说高潮（以《李自成》《戌戍喋血记》《金瓯缺》为代表）和90年代第二次历史小说高潮（以《曾国藩》《雍正皇帝》《张居正》为代表）创作，尤其是对首次历史小说高潮成就的否定。那时刚从“文革”走出来不久，整个文坛学界都标举现实主义回归，推崇真实性原则，反映论和认识论成为主要的批判武器。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大家有意无意将真实性中“历史真实”放大，对其中严谨史实的“教授小说”（如蒋和森的《风潇潇》和徐兴业的《金瓯缺》）分外赞许；相反，对于强调虚构想象，尤其是完全虚构想象即“子虚乌有”写作的，却多有贬抑。可知创新虽须臾不可或缺，十分重要，但它到底“如何怎样”，与其所在的时代社会的精神气候密切有关，还是有它自身的发展逻辑的。情况既如此，那么我们就应该将创新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情境和脉络中进行审察。如此，才能对它们抱持“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给予合历史合逻辑的理解。要知道，“一代有一代的学术”，作为学术链中一个环节，我们与研究对象一样，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包括历史的局限性，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我们研究者难道能超越历史吗？
▲李少红导演《大明宫词》
▲二月河著《雍正皇帝》，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就是在讲创新时也要注意它也是有陷阱的，过于追新求新，效果可能恰得其反。何为创新、如何创新，它有一个实践检验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值得称道，我们也不能对之不加辨析的唯新是从。前些年学界有所谓的“追新逐后”之说，就是对这种盲目跟风潮的批评，这在研究项目化、功利化、浮躁化的当下，有必要值得警惕。在如今“小历史”风靡情况下，如何客观公允地评价以叙述“大历史”为要的的传统历史小说，将它们视为相互碰撞又相互建构的历史小说的“共同体”，而不是将其当作水火不融的对立物，这也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学术创新从根本上讲是对真理的一种言说，它的目的是为了求是，所以我们在讲创新时不能疏忘或忽略“实事求是”这个基点。
（二）寻找“根据地”与超越“根据地”的关系。搞学术研究恐怕有一个“根据地”的问题，极而言之，我们甚至可以说，有没有根据地，它也是衡量学者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学海茫茫，面对知识“大爆炸”时代浩瀚无比而又层出不穷的万千世界，我们每个个体都会感到不适和渺小，所以只能择取其中一个点来进行研究。这个点也就是根据地。当然，同样是根据地的建立，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有的根据地建立比较早，有的则比较晚。自然罗，晚建有晚建的好处，也有它的负作用。我听人讲，姜亮夫先生曾说他的研究工作，“收网”的时间嫌晚了。姜先生此说，是否有点类似于我这里所讲的根据地呢？姜先生的意思是说，他研究工作所铺的面即“撒网”过广，占去了过多的时间；如果收的早一点，他可能在专方面钻得更深，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之所以要建立根据地，我想主要是为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着眼于战略的考虑；不能毫无计划，四处出击，逮住一个搞一个，碰到什么研究什么，到处打游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和目标。说起来，我大概算是较早有了根据地的——似乎一起步就歪打正着地选择了历史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当然这种选择有利也有弊，它使我在无形之中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所拘囿，显得专有余而通不足，拘囿在一个相对比较局促的空间里打转转，这也是蛮致命的。这个缺憾，直到90年代以后随着时间推演及研究方向的转换才有所认识和改观。
这也告诉我们，找到根据地固然是好事，但亦容易滋生一种封闭性的思维理念。因为你躲在根据地里，熟门熟路，非常安全，没有压力嘛，所以无形之中，它就给你平添了一种惰性。这大概就是根据地的“负面效应”或者说是根据地的一个“陷阱”吧。正因此故，所以我认为要有超越根据地的意识。超越根据地就是打破现有恒定的秩序，防范和克服一劳永逸的思想，使之处于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状态。这有利于学术的提升和发展。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如果当时不从批评转向理论，再进而从历史文学转向当代文学思潮、文学史乃至学科及史料研究，那么就有可能在继续专精的同时也被专精所累。因为不管怎么说，历史小说只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门类，而且还不是主流的门类，它毕竟有点窄，难以全面系统地表达我对当代文学的想法，更不要说对学术主流产生辐射影响。所以当时下决心少发文章，多读点书进行补课，现在看来没错。超越根据地或走出根据地，应该说是有风险的，谁也不能保证你手到擒来，必然会成功呀！但我觉得这种冒险是值得的，因为它对你的学术有一种推进、驱动和逼迫的作用。所以即使找到了根据地，我还是主张对之“不即不离”，即与根据地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和张力。
学术研究推进到一定的阶段，恐怕都会面临一个自我选择和定位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学术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成年礼”吧。这种选择和定位当然因人而异，有的可能是在原来延长线上不做任何更改的继承推进，也有的可能要作六十度、七十度“转弯”，甚至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调整，每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我觉得，年纪轻轻的，就躲在根据地里睡大觉，睡懒觉，也是有忧虑的。在这个时候，看准了，该突围的还是要突围，该狠心的还是要狠心。也许这一步跨出去，又给你打开了另一个天地，推进到了另一个境界，对你的研究产生了质的影响。我以为不妨可一试，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人生难得冒点险嘛。实在不行，大不了再退回来，有什么关系呢？当然这不是提倡蛮干，它是有前提的，并且我们还得坦率承认，学界不也从中可找到不少与我上述所说的相反例证吗？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越来越成为左右乃至支配整体学术研究及其走向的背景下，这种情况似乎也越来越突出，它也极易催生功利的、短视的思想。什么话题申报容易成功或命中率高，就申报什么。不少人不也因此照样驰骋学界，大获成功，很有影响吗？这亦是事实。可见，我这里所说的寻找根据地与超越根据地其实还是蛮难的，它带有某种浪漫的“想象”成份。对学者来说，恐怕也有一个定力的问题。也许在多元化的时代，人们对根据地乃至是否需要根据地，原本有不同乃至完相反的选择。我这里讲的，只是基于专业化和相对稳定性因素考虑，我个人的一点感受和体会，可能有点偏面而不切实际，仅供在座的参考吧。
（三）批评与研究的关系。先从自己参加古代文学博士论文答辩说起。记得2003年4月份吧（正是中国举国上下面临的“非典”时期），我的师辈、浙大中文系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徐朔方先生要我去参加他指导的一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开始人家来通知我，我还不相信，说，你有没有搞错吧，我是搞现当代文学的。他说没错，是徐先生叫他来通知我的。没有办法啊，我只好给徐先生打电话，想说服他收回决定。我小心翼翼地对他说：“徐先生呀，下午那个答辩你是不是……。”“你是不是说我搞错了？没有！就是我就叫你来的。”说完就将电话搁了。老先生发话，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没有办法呀。（众笑）那次博士论文答辩是由吴熊和先生主持，安排在浙大西溪校区东一教学楼四楼的中文系会议室。也许受到徐、吴两位先生的启发，在会上，我曾不无放肆地发了这样一通议论：学术研究大致分各有侧重而彼此又有关联的实证研究、文化研究、审美研究三种范式。浙大中文系的传统是以实证见长的，也就是所谓的考。我们论文写得很扎实，实证研究往往占了论文的大半篇幅。的确，实证研究是中国很好的一个学术传统。它强调实事求是，追求言必有据，文章不写半句空。事情往往也是这样，有时候一条重要史料的发现，会将原有的结论整个推翻——借用老话说，这就叫“事实胜于雄辩”。古代文学呢，因为年代久远，存疑的很多，所以实证特别重要，甄别、辨伪、考据等等，它可以说是学者的基本功，也是研究的重要的前提。古代文学这样一种治学传统，在我们现当代文学这里，现已得到了回应。这些年来，有关现当代文学史料方面会议，开过多次，研究成果也出了不少，重视史料现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这说明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两个学科之间逐步在靠近。我参加徐先生的这次博士论文答辩，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到实证的重要，并由此及彼，对以论见长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所反思。我后来撰写的当代文学史料方面的文章，将来还想就此再作继续探讨，都与之不无有关。限于今晚的话题，这里就不说了。
当然，在充分肯定实证的同时，在那次答辩会上，我也坦言它不是惟一的。认为不能因此而忽略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不仅不能忽略，相反，而是要高度重视之，充分发掘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功能价值。我说，文化研究是介于实证研究和审美研究的中间环节，这一研究范式，积累了很多现代理性的思维成果。如果我们很好地借鉴和吸纳这方面的成果，是有助于激发和提升实证的水平、层次和境界。我以为现在中青年这一代，要想在实证方面超过师辈和前人，是很难的。因为师辈和前人，他们从小捧着线装书，拿着毛笔，在这样的语境中长大。而我们则是在电子文化和互联网背景下长大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已没有传统实证的语境了。所以要想在这方面有所超越十分不易，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要突破的话，恐怕在文化研究上，也寄希望于文化研究上。这或许是这些年文化研究为什么比较热、备受不少人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文化研究侧重研究文化人格、文化心态、文化政治，文化经济等等，是比较理性的一种认知活动。它也是浙大中文系的一个学术传统。中文系的传统是什么？我认为是“既考又论”。我当时还以徐、吴两位先生为例，说他们的《汉诗论稿》《唐宋词通论》就是“既考又论”、“考论兼具”，这从书名那里都不难可以看出。学术研究是个体的一种精神活动，当然应尊重个人的选择，发挥其个人的特长，并且每种研究范式彼此是平等的，没有也不存在什么“等级”之差。我只是就大而论说，中文系不仅要重视实证，而且还应向文化的、审美的向度拓展，有更大的容量、气度和胸襟。中文所谓的“文”，同时还应涵盖文化、指向审美。评判一个作家的成就和贡献，最终应该落实在文学史中，靠文学作品来说话。这点特别重要，是不能也不应忘记的。离开了这些，所谓的实证，包括文化研究，是有局限的，甚至在向度上恐怕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认为实证，最好对文化的、审美的研究有参酌，要体现一点中文系的特色，中文系的个性和优势；不要将它锁定在单向单维的视野中，用单一的文献研究来代替富有意味的文学研究。当然，也反对把文学性或审美性抽象化和超历史化，在讲这个问题的同时，亦要对狭隘的、闭锁的文学性或审美性保持应有的警惕，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记得当时讲了这番话之后，坐在旁边的吴熊和先生给了我鼓励和肯定，他说“吴秀明讲得是对的，我们应该有所考有所不考。”说实在，我当时这样讲时是有点紧张的，心中没有底呀！听吴先生这么一说，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众笑）徐先生当时没说什么，事后也对我的说法表示赞赏，说“看来请你来参加答辩，是请对了。”徐、吴两位先生是中文系重量级的人物。他们如上态度，不仅是对我这个晚辈、也是他们老学生的抬爱和鼓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位先生现代开放的治学理念。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由此，又对他们平添了一份敬意，至今感念于心。我始终觉得，任何研究都是带有价值指向的。实证也不例外。以价值论的观点来看，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劳神费心地去实证的，它是可以而且应该纳入到价值论的范畴里面去进行评判。中国几千年下来累积的东西实在太多，所有的东西都要去实证，有没有这个必要？是否也太累？你实证得完吗？再说，即使实证完了又如何呢？（众笑）呵呵！每个个体的生命有限，我们恐怕只能选择更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更有意义的对象去实证，也就是说，对于实证，要有一个理性选择的问题。所以，我非常赞赏当时吴先生最后总结时讲的一句话：“我们应该有所考有所不考”。
从审美研究出发，由此及彼，我想到了文学批评。它们两者是有联系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对文学作品在鉴赏基础上所作的一种艺术评价。在有些人看来，也许批评很容易。但我不这样认为，相反，觉得要真正进入批评的境界，成为一名出色的批评家其实是很难的。俄国的别林斯基，中国的茅盾、何其芳等，都堪称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既是学者，又是批评家，集两种身份于一身。与一般的纯学者不同，他们的学术研究融会了浓郁的批评的元素，是基于敏锐的审美判断的一种研究。而缺少审美判断，恰恰是我们当下学术研究，特别是包括硕博论文在内的学院派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弊端：这就是相当程度地患上了审美贫乏症，往往习惯并喜欢对对象从逻辑到逻辑、从推理到推理的分析和评价。批评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我甚至认为一个学者最好同时也是一个批评家，至少有过从事批评的经历。批评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和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批评可以培养、丰富我们的学术感觉，促使我们对真善美保持一种高度的艺术敏感。往浅处说，批评元素的融入，它可为我们研究增彩添色，使之富有美感。研究当然需要逻辑和推理，这是常识。但研究如果完全变成判断和推理的演绎，即康德所说的“判断力的判断”，那也是很煞风景的。那样，只要中间出现一点失当，它就有可能使整体理论面临崩塌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托于某个支点而搭建起庞大体系的西方理论（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美学理论），是有致命局限的。对此，我们在借鉴时有必要引起注意。
中国古典文论有所谓的“评点”派，它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古人在阅读经典时经常有“妙不可言”之类批注，虽然它不像西方学术著作那样有一个庞大的、逻辑有序的体系，往往三言两语，就道出了文章的妙处，让人拍案叫绝。这就叫艺术感觉、学术感觉。按现代的理论来看，也许你觉得太简单了，“言”得太少，不够系统也不成系统；但你不得不承认，它的确击中了作品的“文眼”，讲到了点子上，姑仿叫“踩点”。这就是传统文论的“妙处”所在。审美贫乏症往往下笔千言，不知所云，一点都“不妙”的地方他却偏偏说“妙”；相反，“很妙”之处他却看不出来，感受不到。（众笑）感觉或直觉有时比理性更能洞见本质，所以我们说理性不是万能的。正因这样，学术研究有必要向批评敞开，从它那里吸取有益的东西来丰富和充实自己。学院派中有的人往往看不起批评，这是偏见。没有感觉和感性介入的文章，怎么可能不晦涩、枯燥呢？因为它全靠概念、逻辑、推理来堆成，将文学研究变成与美无关的一种研究。或者说他的研究只用左大脑，而关闭了右大脑——左大脑是管理性的，右大脑是管感性的。理想的研究应该是左右大脑打通，感性与理性交融。严格地讲，学术研究面对的是两个对象：一个是批评，还有一个是批评的对象，即文学作品。批评的作用在于对文学作品进行非常准确到位的评价和把握。也正因这个缘故，缺乏批评意识，对研究者来讲，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当然，批评也有必要反思，向文化研究和实证研究开放，不能固步自封，更没有必要自恋。恕我冒昧和直言，批评中既不会“踩点”也没有想法的，在当下绝非少数和个别。粗暴地说，批评在最近一二十年，正处在一个令人尴尬的、无可挽回的下滑状态。
返回刚才所说的话题上来，我之提出并强调研究的批评化，可能与我的兴趣、专业和经历有关。上面讲过，我开始是从批评（历史小说批评）起步的，并曾于1982年 、1985年、2006年有幸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三次“茅盾文学奖”评选，使我有机会与国内一些著名的批评家在一起，阅读了全国各地推荐参评的诸多长篇小说，受到了熏陶和训练。特别是第一、二两次的评选（主要是为巴金为主任的“茅盾文学奖”终评委提供推荐名单），为了方便工作，当时的作协把我们拉到了远离市区的北京西郊，一二个月的整天埋头读长篇，虽有点单调，但阅读过程的跌宕起伏和讨论时的交流碰撞还是挺有意思的，回想起来，至今仍感到很温暖。那是一个文学浪漫的时代，也是一个批评红火的时代，我们近20位的批评家和编辑集中住在香山别墅和曹雪芹故居附近，大家以宁静平和的心态分头阅读作品，然后隔三差五地经常交流，分合有致地对每部作品做出言简意赅的点评。一部四五十万甚至上百万、几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往往廖廖数语就对它作出评判：如果大家认为这个作品很不错，就说“过了”；如觉还可以，就说“暂且先过，留待下一轮再议”；如嫌平，比较一般，就说“算了吧，下”，即在初选时就将其淘汰出局。（众笑）开始时，我比较紧张，不敢多说话。因为参与评奖的都是名人哪！几轮下来，感到对作品的评判与大家比较接近，逐渐就有了自信，胆子也大起来了，似乎真正进入了批评的“角色”。以后我从事批评，撰写有关作家作品论方面的文章，应该说与“茅盾文学奖”评选经历不无有关，包括兴趣，也包括思维理念、言说方式等等。
在座的大都是硕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学术研究上均受过比较规范的训练，在这方面大概问题不是很大；相对地讲，对批评可能猎涉不多，重视也不够。故有必要进行弥补，适当地注意研究的批评化。当然，这里所说的“研究的批评化”，不是叫你把研究写成批评，而是指在保持研究属性的前提下向批评寻求借鉴。这样，它也许能给我们的研究特别是学院派研究增添为过去所没有或少有的新的东西，显得丰润、饱满和细腻，也为文章平添一种灵性、韵味和才气。学术研究就大而言，也是一种诗学，我们不但不拒绝诗性的介入，相反，应该而且需要大胆地向它敞开，与之对话，接受它的馈赠。这也可以说是中外学术高手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经验吧。
三、对话：高校学术生态与我们的忧思及选择
下面是现场互动，以问答的形式与参加会议的青年教师进行交流：
最先提问的是陈洁老师——
陈问：吴老师，我提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您发现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很多人参与，就像我目前碰到举国上下几乎所有研究出版的人都在研究数字出版，而我自己也找不到新的理论或方法来进行突破，应该怎么办？我在读博之前比较喜欢古典美学，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我对您刚才讲的“评点”话题很感兴趣，我是继续从事数字出版，还是退回去搞古典美学研究呢？
吴答：我对你的情况不大了解，不敢妄言。从直观感受出发，常常觉得在历史小说研究领域，因为加盟的学者和批评家不多，犹如置身于无物之阵，不仅感到有点孤寂，而且因缺少碰撞与对话，也不利于自己学术提升。从这个意义上，很多人参与，并不见得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每个学科乃至每个话题，其自身内部都有一个“科层化”的问题，它是“科层化”与“整体性”的统一。我想数字出版是否也这样，它是多层、多维和多向的？我不知道你的特长是什么，也许在很多的层次、维度和路向中有一种比较适合你的，也许都不甚适合，你可能适合似是而非、似像又不像的“第三种”？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研究范式和方向。比如说我现在为什么不再从事批评，而转向了研究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觉得自己置身的高校环境，与鲜活的当下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距离，甚至多少有点隔膜，加上年龄等方面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继续搞批评并有所成就，是蛮难的。也就是说，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已不具有优势，至少优势不多。兴趣也越来越显得寡淡。于是，就从批评“跳糟”到了研究。需要说明，“只有批评而没有研究”的经历与“既有批评也有研究”的经历，它们彼此是不一样的。后者，即使再返回去从事批评，其审美评判也可能会多一份理性和历史感。我大体属于这种情况。现在的我，相对地说，理性为主、兼及感性，喜好并适宜于作综合判断。这是否是我的一个优势特点呢？你刚刚走上学术之路，自己到底是谁，擅长什么，这一切还都比较含混，或者说还来不及清晰地展现。在这样情况下，我以为不必太急。如果匆忙地给自己定位、定性，不一定对发展有利。建议最好还是再等一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有的人可能要退出，进行“华丽”的转身呢？
陈问：我是第一批从事数字出版研究的，现在发现有很多人都挤到这个领域来了。所以这一年我就搁笔了，想好好沉淀一下，找一个研究方向，可是至今还没有找到。
吴答：我理解你的心情，据我所知，不少人都有类似你的苦闷和焦虑。关键是要有自己的东西，人家没有的我有，人家有的我亦有，并努力超越之。这当然很难，不是轻松就能得到的。但置身学术领域，则又不能不将之自律为追求的一个目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其实，你所说的我也遇到。80年代中期，就在我刚“入行”历史小说研究不久，我发现也有包括北京在内的其他同行加盟于斯，我为此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增加了不少的压力。针对这种状况，到底如何从中探寻适合自己的个性之道，体现自己的价值呢？我选择的是“批评理论化”的路子。这就是先专攻历史文学形态理论，寻找一种批判的武器，然后再回过头搞批评。这样，也就有可能与其他同类的批评区别开来了，而具有自己的优势特色。自然，它也有意无意地逼迫我从理论的维度对如何“历史”、怎样“小说”进行阐释，这不仅对我而且对整体历史小说研究都是有意义的。当代文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批评家的层出不穷及其对文坛学界带来的辐射及影响。尤其是人气较高的批评家更是如此。加之体制和市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种各样的新人新作研讨会纷至沓来。频繁不断地在这类会上露面及撰写诸如此类的批评文章，固然有效地扩大和提升了知名度，但在这样的情景下，即使最有思想、才情的批评家也吃不消，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嘛。它反过来会影响批评的质量，出现了为人所诟的过多重复和“注水”的问题。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夸张，也容易“得罪人”，但从批评需要反思及历史化，批评应该有更高远追求目标和更深邃境界的角度来看，也自有其道理。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是有所得也有所失，世上没有绝对二字，有时候，上帝也是蛮公平的，不能什么好处都给你一个人。回想当年“新方法论”刚出来时，其提出者和拥趸者有关文章引领时代风骚，说产生“轰动”效应也不为过，尤其是在青年学者和批评家那里，一时遂成时尚，当然他们的确也为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作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但因与文学的“不及物”，以及尚未诉诸于有效的中介转换机制，很快就由热转冷，被人们遗忘了，以至在座的有的可能还不知曾有此事。
接着是陈力君老师——
陈问：吴老师，我们很熟了。这个问题我平时很想问，但一直不敢问，今天我要趁这个机会向你提问，希望你不要回避。就是现在我们的女生越来越多，女性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你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你看我们的路在何方？我读书的时候女生还是蛮少的，我记得你当时对我们女生的眼光是很不屑的。（众大笑）你从现在的角度，从男性学者的眼光来看，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去突破，实现自身的价值？
吴答：我要郑重申明，我从来没有所谓的“不屑的眼光”，我对女性向来是很尊重的。你问问在座的女生，我什么时候对她们说过重一点的话，你的话很使我伤心，真是天大的冤枉。（众大笑）当然，这是开玩笑罗。回到正题上来，严格地讲，女性也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当然就总体而言，女性可能感性的东西多一点。女性比较敏感、细腻，理性化也许不是她的强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女性从事学术研究，较之男性，恐怕不占有优势。但这也仅仅是就“总体”或一般而言，女性中理性强的也大有人在；同样，男性中敏于感性者也不是没有。落实到每个具体的个体，就更不可一概而论，不能搞一刀切。现在我们中文学科包括整个大文科，学生、研究生都以女性为主，男性都跑到理工科那里去了，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学科现状。不过，整个中文学科都以女性为主，甚至相当程度地女性化了也没关系啊，北大、复旦不也是这样的吗？我们浙大这样，好象也不奇怪。大家多感性一点那就多感性一点，人人都一样，就不要紧，这样谁也没吃亏嘛。（众笑）也许少数的男性稍微占了一点便宜。（众笑）现代社会的异化是无所不在的，并把它贴上现代性标签，内化为一种机制性的存在。生活在这样的机制中，我们仿佛很自由，其实没有真正的自由，我们都被“量化”指标所牢牢地控制着。它把一切个性的东西，包括男女之间异同互呈的个性的东西，有意无意地消解、抹平。在这样的机制中从事研究，我常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慨，有时很无奈也很焦虑。当然，在无奈焦虑之后又不得不去做。就这样，身不由己而又周而复始地生活在这么一个怪圈之中。我们明明用了很大心力想进这个门，不想神使鬼差，却拐入了另一道门——这似乎成为我们“现代性”的组成部分。所以你刚才问我“路在何方”？坦率地讲，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众笑）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路在何方，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哪里敢讲这种话，给你指什么路。所以可能使你失望了，对不起了，呵呵！（众笑）
最后是王艳博士——
王问：吴老师，我是高校的老师，但同时也从事一些创作。我一直苦恼一个问题，就是自己不太能协调好两种生活状态，处理好两者关系。一方面在高校里做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应一些杂志社邀约写些畅销书，也写一些专栏，还在电视台做媒体评论员。现在的世界很浮躁，学校是以论文或者课题之类来对我们进行评价的，如果完全服从于这种评价体系可能会丧失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或者特长；但如在外面做的太多，单位的领导又会不太满意，觉得你不务正业。而且写畅销书或者专栏会带来一些经济上的收益或者是知名度的提高，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是蛮有诱惑力的。那么就是说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好这两种关系呢？或者说是如何比较好的实现着两种身份的转换？
吴答：你的苦恼有一定的代表性。五四时期的学者在这方面比我们幸运。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既是一流的学者又是一流的作家。我们现行的体制是把作家这个身份交给作协来管理，而五四时的作家有不少是在大学里的，那时也没有作协这个机构。现代西方高校有驻校作家制度。这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学者最好同时也是作家（还是批评家）。我们中文系的徐朔方先生就是这样，他既是一位诗人，又写过小说，一手写论文，一手写美文。所以你说现在高校里面既搞研究，又搞教学，还搞创作，我认为很好。但问题也像你说那样，人家不搞创作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上，他写了10篇研究文章，你也要像他那样写10篇，怎么可能呢？所以你也不要太求全了。有所得必有所失，同样有所失也必有所得，这可以说是生活的辩证法。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我认为要有一个基本的生存底线和精神底线，这就是在学校里每个教学工作者都能有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在这个前提下，你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现在的社会有很多诱惑，面对这些诱惑，你必须要作出自己的选择。诱惑之所以为诱惑，肯定有它诱人之处，比如名利等等。正因为如此，对它说一声“不”或“不要”，有时比说“是”或“要”可能更难。什么东西都想要、都想得到，往往会把自己搞得很苦很累，也不见得就幸福和快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学会适度的拒绝，不要太“要”，在有基本的底线的基础上还是要讲究一点精神质量。我对当下学术生态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但就自身具体的研究来说，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如果纯粹为了评职称而去研究，那的确是很乏味的，职称解决了，也就失去了研究的积极性。首先得有兴趣。没有兴趣，强己之所难去研究，结果可想而知。真正的学术研究源自研究者的内心需求，它同时包括了“精神之道”和“治学之术”两个方面。今天晚上我主要是从个人一己感受出发，讲具体的“治学”，是讲“术”而没有讲“道”。刚才所说，其实也已涉及“道”即“精神之道”。这个问题很重要也蛮复杂，限于时间，在此就不展开了；再说，以我这样的身份和境次，也不适合讲“精神之道”。在这方面，我自己何尝没有问题，只是与你及在座的可能侧重点有所不同。
王问：吴老师，我想再问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是去年浙大核心期刊的调整。您可能不是特别在意。但对于我们年轻教师或者博士生来说，核心期刊与二级期刊的区别还是很要紧的，所以我们是很关注这个变化的。从学校公布的调整目录来看，我们发现核心期刊的比例大大减少了，二级期刊中原本有七八种创作类杂志，调整之后也被取消了。这就意味着创作不能作为学术成果进入量化评价体系了。显然，这个调整对于创作型的老师和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信息，因为毕竟是在高校这样一个评价机制下生存。不知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吴答：我多少知道一点，我也知道期刊与我们的关系，知道期刊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我们的学术及其学术生产。在这方面，近年来学界有很多反思和批评。从学校管理来看，他们似乎也有苦衷。对此，我也听到一些。当然这个情况比较复杂，非三言两语能讲得清楚，恐怕在短期内也很难改变。因为它涉及到刊物分级的合理性及其分级的具体操作管理问题，涉及到学科之间异同关系的处理等等。我只能说说自己，说说自己是怎么做的。我是这样对自己也是对我的学生要求的：一篇文章如果写到六分，恐只能发在你所说的“核心刊物”上，而如果咬一咬牙写到八、九分，就有希望在你们所期待的更高级别的“一级刊物”甚至“权威刊物”上发（需要说明：刊物“级别”与质量有关，但不能简单划等号）。写文章，首先得有一个好的选题。选题好，等于在战略上取得了胜利。所以我特别在乎选题。一旦找到了这样的选题，那就殚精竭虑、不计付出，这段时间肯定寝食不安，没好日子过。好选题不易得，选择了它，也是一种缘份，可千万不要糟蹋呵。当然要将它写好，是很不容易的。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恰恰也就体现在这里。没有艰辛的投入，哪有好的学术回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在质量上做得好一些。
（附记：本文是笔者2010年1月5日晚在浙大中文系组织的“启真学术沙龙”的一篇讲演稿，讲演的地点在当时的浙大西溪校区人文学院会议室。其讲演文字，由研究生王林芳、李俐兴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如今倏忽之间，11年过去了，物是人非，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在会上与我交流的年轻老师或博士，现已成为学术精英或骨干，而笔者的观点基本仍其旧。为了更好体现演讲特点，保留一些口头交流的“现场感” 也是为了尊重原意，本文尽量保持王、李整理的文字不变，尤其是第三部分与青年老师和研究生对话。当然，出于表意完整和修辞效果的考虑，也在局部地方对文字乃至内容和例子作了润色及增删处理。借此机会，谨向组织者和整理者表示感谢——吴秀明于2021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