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10-62773090)6清华大学文科全球人才招聘岗位方向表注：本招聘以顶尖学者和杰出学者为主，岗位为教授和长聘副教授；部分学科（以*标注）可受理准聘副教授、助理教授岗位申请。

《文史知识》2022年第6期目录

《文心雕龙》重点参考书目教材版本：《文心雕龙义证》，詹瑛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文心雕龙》，[梁]刘勰著，《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嘉靖间刊本《文心雕龙》，[梁]刘勰著，明万历间刊《两京遗编》本工具书：《文心雕龙辞典》，周振甫主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参考版本：《文心雕龙》，[梁]刘勰著，明嘉靖二十二年余诲刊本《文心雕龙辑注》，[清]黄叔琳注，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文心雕龙校释》，刘永济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文心雕龙校证》，王利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增订文心雕龙校注》，杨明照等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文心雕龙注订》，张立斋注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扩展阅读：《文心雕龙札记》，黄侃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读文心雕龙手记》，罗宗强著，中华书局2018年版《文心雕龙讲疏》，王元化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文心雕龙汇评》，黄霖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文心雕龙缀补》，王叔岷著，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版《钟嵘诗品笺证稿》，王叔岷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文赋集释》，[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文选》，[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王元化选编，齐鲁书社1983年版《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张少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刘勰和文心雕龙》，陆侃如、牟世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文心雕龙研究史》，张少康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文心雕龙通识》，张严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谈艺录》（补订本），钱钟书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和历史渊源》，郭鹏著，齐鲁书社2004年版《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日]兴膳宏著，彭恩华编译，齐鲁书社1984年版《文心雕龙系统观》，石家宜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文心雕龙义疏》，吴林伯义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文心雕龙讲义》，程兆熊著，香港鹅湖学社1963年版《文心雕龙研究专号》，饶宗颐主编，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版《文心雕龙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汪洪章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勰与文心雕龙》，戚良德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刘勰与文心雕龙》，詹锳著，中华书局1980年版《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唐写本文心雕龙残本合校》，潘重规著，香港新亚研究所1970年版《文心雕龙创作论》，王元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文心雕龙的风格学》，詹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文心雕龙美学》，缪俊杰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文心雕龙论丛》，蒋祖怡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文心雕龙与佛教道义疏证》，石垒著，香港云在书屋1971年版《文心雕龙批评论新诠》，林杉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文心雕龙批评论发微》，沈谦著，台北联经出版社1977年版《文心雕龙之文学理论与批评》，沈谦著，台北华正书局1981年版《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林杉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文心雕龙校读记》，钱基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文心雕龙研究》第1-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等1995-2009年版《文心雕龙研究》，穆克宏著，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文心雕龙综论》，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来源：中国美术学院

傅杰：姜亮夫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特点姜亮夫先生晚年本文为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为《姜亮夫论学集》（傅杰编，商务印书馆出版）所撰序言01姜亮夫先生讳寅清，以字行，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九日生于云南昭通。父亲姜思让先生曾就读于清末大学堂，武昌起义后返家领导地方光复事业，云南护国之役时又领导昭通募捐济军反袁，先生自幼即受他爱国思想的影响。一九一四年入昭通高等小学。一九一六年入云南省立第二中学。一九二一年以本省官费生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得林思进、龚道耕、廖平诸先生指授，研读《诗经》、《尚书》、《左传》、《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广韵》等典籍。一九二六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问学，在王先生指导下完成论文《诗骚联绵字考》。毕业后在南通、无锡中学任教。一九二八年至上海，先后任持志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教授及北新书局编辑。其间又拜章太炎先生为师。章先生指导他从杜佑《通典》入手读史，并告诫他要做一个真正的学人，不作空疏之学、哗众取宠之学。一九三三年任河南大学教授。一九三五年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结识了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叶慈、翟理斯等汉学名家，接触了多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遇友人王重民，相约摹录为伯希和劫去的敦煌经卷，开始了敦煌学研究。其后又游伦敦、罗马、柏林，领略了西方学者整理文物、研究学术的科学方法与宽阔途径。一九三七年回国后，历任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英士大学等校教授，并曾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在云南革命大学学习。一九五二年到云南省博物馆工作。一九五三年调任浙江师范学院（后改名为杭州大学）教授，一九五六年起任中文系主任。一九八三年组建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任所长。曾被推举为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学术顾问、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顾问、《汉语大字典》与《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先秦文学分支主编。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四日病逝于杭州，终年九十三岁。姜亮夫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证书02姜先生的学术研究，大抵以小学立根基，以史学致宏大，而尤湛深于楚辞学与敦煌学。已刊行的著作有：一、《屈原赋校注》。属稿于一九二九年，以明翻宋本洪兴祖《楚辞补注》为底本，参校他本，复征引《文选》、《史记》、《一切经音义》、《太平御览》等书考证史实，订正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先生晚年加以重订，于一九八七年付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二、《楚辞书目五种》。综录历代有关《楚辞》著述的工具书，包括：（一）楚辞书目提要，内分辑注、音义、论评、考证四类，计二二八种；（二）楚辞图谱提要，内分法书、画图、地图、杂项四类，计四十七种；（三）绍骚偶录，著录汉代以来模拟屈赋的著作，计书籍十九种，篇章一九二题；（四）楚辞札记目录，著录赵宋以来各家读书札记中考证《楚辞》文字的条目，计八〇二题，又书籍一种；（五）楚辞论文目录，主要著录现代有关《楚辞》及其作者的论文目录，计四七七题。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修订再版。三、《楚辞今绎讲录》。先生一九七九年受教育部委托主办《楚辞》学讲习班，本书据授课录音整理而成，共十二讲，对《楚辞》的研究方法，屈原事迹，《楚辞》的源流、系统、内容特色都有阐说。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初版，一九八三年修订再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新版。四、《楚辞学论文集》。收录《楚辞》论文廿五篇，对屈原生平，屈原思想，《楚辞》中的训诂、语法、文例，《楚辞》学史以及楚史、楚地理与楚文化中的问题做了探研。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五、《楚辞通故》。先生治《楚辞》的总结性著作，对《楚辞》中的全部语词与重要问题分类加以考释，凡十部：(一)天部；（二）地部；（三）人部；（四）史部；（五）意识部；（六）制度部；（七）文物部；（八）博物部；（九）书篇部；（十）词部。齐鲁书社一九八五年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楚辞通故》手稿本六、《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原为所撰《敦煌志》中的总论，五十年代以白话改写而成，对敦煌史地、敦煌文书与敦煌艺术做了介绍。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七、《敦煌学概论》。先生一九八三年受教育部委托主办敦煌学讲习班，本书亦据授课录音整理而成，共六讲，涉及敦煌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敦煌卷子与敦煌艺术的内容及特色、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等。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北京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列入“大家小书”丛书。八、《敦煌学论文集》。收录敦煌学的论文三十八篇，既有关于敦煌历史、文书、艺术等的专题研究，亦有资料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九、《莫高窟年表》。将敦煌卷子中有年代可考者按年依次编定，正表起自晋惠帝永熙元年（公元二九〇年）传说莫高窟始建窟寺时，止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一〇五七年），表前则“摄照中原之往迹，以明敦煌体性之所有”，表后则略记藏经洞开启至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历年大事，并附《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敦煌寺名录》及分类的《敦煌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十、《瀛涯敦煌韵辑》。凡廿四卷，分隶三部：（一）字部，摹录藏于巴黎的敦煌韵书残卷廿七种，附录六种；（二）论部，收论文廿一篇，多为所摹录的卷子的考释与论述；（三）韵部，综合字部所收各卷及有关材料制成《隋唐宋韵书韵部总谱》、《诸隋唐宋人韵书反切异文谱》、《诸韵切语上字不见于〈广韵〉诸字谱》、《隋唐人韵书所载诸体字谱》，以便总观比照各相关韵书的全貌。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二年出版。后数十年时加订补，写定《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于一九九〇年付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十一、《中国声韵学》。三十年代初期讲授声韵学时所撰讲义，是现代较早全面概述传统声韵学的著作之一。世界书局一九三三年出版。十二、《文字朴识》。三十年代讲授古文字学时所撰讲义，结合王国维先生的古文字与章太炎先生的声韵学研究成果，考察文字孳乳演变轨迹。第一卷于一九四六年收入云南大学文法学院丛书出版。十三、《古文字学》。系五十年代所撰古汉语教材中的文字部分，结合古代文化史实探讨了汉字的产生及其形体的变化。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十四、《昭通方言疏证》。成书于二十年代，凡十卷：（一）释词；（二）释天；（三）释地；（四）释人；（五）释衣服；（六）释饮食；（七）释宫室；（八）释器用；（九）释博物；（十）附录。记录昭通方言语词约四千个，明其音读，证以古训。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十五、《古史学论文集》。收录古史论文廿五篇，以考述上古史及先秦古籍者居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十六、《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原名《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一九三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五十年代重加删订，改题今名。收录自春秋末期至一九一九年以前去世的历代人物一万二千余名，以表格形式按历史顺序列出诸人姓名、字号、籍贯、岁数、生卒年及所据材料出处，在生、卒年两项中又分别注出帝号、年号、年数、干支及公元年份，是稽查我国历史人物的生卒年、籍贯及碑传信息的重要工具书。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出版。《姜亮夫全集》上举之外，先生已问世的著作还有《诗骚联绵字考》、《陆平原年谱》、《张华年谱》、《屈原赋今译》等；未单独刊行的著作有《古汉语论文集》、《古汉语语音学》、《甲骨学通论》、《二招校注》等。今并汇录为《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卷，于二〇〇二年由先生故乡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03姜先生的治学，其要盖在以下数端：一、治学基石：资料与工具。先生治古史而成《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治《楚辞》而成《楚辞书目五种》，治敦煌学而成《莫高窟年表》。在这样详备的资料基础上来做专题研究，自然易于深入而不蹈空。他教导学生：“要建立一个学术系统，要做到无微不至，必须以掌握资料为第一事。”“材料一定要搜集得比较完整一些。譬如搞《楚辞》，最好把《楚辞》全部有用的资料都找来，还要找一些同它有关系的东西，面要宽一些。”并强调说：“编工具书这种事，我们研究学问的人，非做不可。”他以导师王国维先生为例，回忆“他每研究一种学问，一定先编有关的工具书，如研究金文，即先编成《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研究宋元戏曲，先做《曲录》”，故对研究对象各方面的情况都能了然于胸，其研究成果的“点点滴滴都有详细的根据”。姜亮夫（左）与饶宗颐二、治学中心：语言与历史。先生审悉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根本问题仍在语言与历史两事”，自言“以语言及历史为中心，此余数十年根株所在”，既宣示自己的古史研究“植基于语言文字”，又指出“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大本大根，如不切实读史，搞文字声韵就缺乏坚实的基础”。而所以要以语言与历史为治学的根株，则“自语言言有二义：（一）谓解释文辞以驰骛语言学规律，务使形、声、义三者无缺误。（二）谓凡历史事所借以表达之语言，必须与史实之发展相协调，不可有差失矛盾。以历史言之，则历史发展与语言规律之出入，繁变纷扰，往往与语言之变有如亲之与子”。三、治学方法：综合与贯通。先生进一步申论：“然欲证史、语两者之关涉，自本体本质，有不能说明者，于是而必须借助于其他学科，乃能透达，故往往一词一义之标举推阐，大体综合社会诸科，乃觉昭晰。”因为“要证实一件事物的全体所需要的知识，是非常广阔的，凡此事物有关的学科，你都得用到，这就是所谓‘综合’，要综合一切有关学科，才能说明某一学科”。譬如“我不满意我的《屈原赋校注》，就是因为未曾使用一切语言、历史、民族、地理、博物、生理、氏族社会、政治、哲学，乃至天文、物理、化学等许多知识，细细引入，以详释各词语。于是，后来我尽量引进，尽量发挥，改写成为《楚辞通故》”。欧洲游学的阅历促使他突破了自己“数十年单一的研究方法，吸收了国外学者综合研究问题的经验”，于是“思想有凝滞的，可以抉择了；材料方面有缺陷的，可以补充了。方法上更使我有了多样化的路子，可以从四面八方来包围它，有无往不适之乐”。四、治学态度：耐劳与求实。先生笔耕终身，广涉多门学科，没有刻苦耐劳的工作精神，是不可想象的。他自称是一个“迟钝”的人，因此，“在学术研究上，就有一种毫不为人所难的脾气”，“可取的只有下笨工夫这一点，许多事都是在笨求中得到一线光明，一丝成就”。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愈益感到“科研的天地，真是宽大得很，同时也细致得很”，这更“促使我不知疲倦地工作”，并痛惜许多时间与精力都以不得已的原因而被浪费了。在晚年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读书写作，指导学生，勉励青年“存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卓绝的气概，不作浮夸，不为文痞”。他强调治学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从头做起，不敢偷懒”，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坦承自己“对《楚辞》也还有许多未弄懂的东西”，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者态度。04姜先生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表示“始终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然而他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著作在海内外屡次翻印，广为流布。其中《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已成为治史者常备的工具书，也成为各种文史工具书书目必列的著作。如张舜徽教授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题解》（一九八四年，北京）表扬该书“取材丰富，考订认真”，虽“有一些疏误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使用方便，有较高价值的工具书，是同类书中的较好者”。《楚辞》诸书亦为多种研究论著及《楚辞》注本反复征引，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如马茂元教授主编的《楚辞研究集成》第二编《楚辞要籍解题》（一九八四年，武汉），收录了《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及《楚辞今绎讲录》。论《校注》，则谓“姜亮夫综合屈原身世与战国民族的历史条件，结合文法分析，精细周密地来探索每一句每一篇的大义”，其“训诂都是很有根据的，且能显示作者具有很深的功力”；论《书目》，则谓“书中对前人著述，时加评议，指陈得失，褒贬得当”，“虽是目录学著作，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了姜氏的治学成果，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专著”；论《讲录》，则谓：“无论谈哪一方面的问题，姜氏都能结合作品内容和时代背景，并通过实例的剖析加以阐发；因此，全书说理透彻，生动流畅，对读者学习、理解《楚辞》，是很有益的。”另如声韵学权威陈新雄教授在《几本有价值的声韵学要籍简介》中称赞《中国声韵学》“叙述颇为简明，编排也颇有次序，立论多本章炳麟、黄侃的说法，参以语音学原理，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声韵学要籍”（载《锲不舍斋论学集》，一九八四年，台北）。敦煌学权威荣新江教授更撰《重读〈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自述在准备敦煌学导论课时，“首先想到姜亮夫先生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因为这是我学习敦煌学的入门书，许多敦煌学的最初记忆都从这本书开始”，全书“图文并茂，从各个角度阐明了敦煌石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丰富内涵”，如今“从一些个案的研究上看，这本书当然有不少地方可以补充、修订，但从它对整个敦煌学的描述上看”则“仍然是全面反映敦煌宝藏的一部好书”（载《敦煌学新论》，二〇〇二年，兰州）。而李学勤教授则在为《姜亮夫全集》写的序中说：“姜先生的学问，究其实是兼采众长，自成一家”，研究范围“由后学看来，更是宽无涯涘。《全集》前言所举，即有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他都有为学人所必读的重要著作，其贡献之大，乃世人共见”。05《姜亮夫论学集》姜先生的著作总字数逾千万，本书无疑只是鼎中一脔。全书分为两卷，上卷为中国文化史与中国学术史部分，辑《孔子和他的学说》、《新经疏》、《诸子古微》、《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敦煌经卷在中国文化学术上的价值》等文十四篇；下卷为治学历程与治学方法部分，辑入《我是怎样做研究工作的》、《根底之学与博与专的道路》、《忆清华国学研究院》、《思师录》、《研究国故应有的基本知识与应备的工具书》等文十七篇，共计三十一篇。其中三十篇均见于《姜亮夫全集》，唯一的例外，是《全集》出版后发现的刊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浙江日报》的《从三个主义说到“家”》。一九五七年五月，《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的指示，党外人士也被号召鸣放。先生借此东风，一吐胸中垒块：主观主义者把一切“真实”建立在个人的想象上，自己的脑子便是庖丁解牛的刀；宗派主义或教条主义者把一切“真实”建立在一个“宗神”或一个“教主”身上，只为某圣人、某贤人立言。他们都很害怕“客观存在”……往往扯上点形式，就算解决了问题。游国恩教授在北京座谈会上指出有人以为屈原是封建主义者，因为他是贵族。我曾亲耳听过一个同志批评王国维，说他是最后一个高举封建主义大纛的人。某位很有地位的同志说，昆曲只能在庙廷中演出，所以是封建艺术，因而连累到唱昆曲的成了“封建余孽”。类似的事例正层见叠出：譬如俞平伯谈《红楼梦》，着着实实、多多少少有些搔着痒处的地方。我并不敢称他是红学专家，但读了些“围剿”他的文章，有很多只是“扯”而不是争鸣，连俞平伯那点笃实也还没得！我看不出他们真正鸣了点什么？围剿唐兰的改革文字的文章，也看不出什么更多的枪法。这些这些，只看见热腾腾的一棍子打死人的影子。近来从各方面的争鸣中，才知道这都是有领导的运动。先生直言规箴：“我想学术研究，譬如种花种稻，是不好使用一般的‘领导方式’的。”他寄希望于领导：不可“领导太重”；不可“揠苗助长”。他更寄希望于青年：不可狭隘，“要有宽博的知识，才能积累得厚，建筑得高”；不可固执，“对一切派系，有虚心吸取的雅量，不要学还未成，而先学会一套捧人或踏人的本领”；不可赶场，“临时拉凑点材料，赶一个热闹市场，以为是成名的终南捷径，甚至于在场中去露一露打出手的本领”；不可标榜，“以此作为个人向上爬的投资”，而能“看穿这些宗派主义者及一切坏主义者的伎俩，回头好好做一个最忠实的科学研究者”。文章写得及时，发表得也及时——见报十天之后，就传来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号角声。先生固幸得漏网，该文则湮没不彰。而他六十多年前的慷慨陈词与痛切呼吁，在今天也依然值得我们再三吟味。这样既具有历史意义、又不乏现实意义的文字，自然是值得载入本书以广其传的。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

目录2022年第3期（总第222期）名家治学根深方叶茂本固则枝荣——霍松林先生的国学成就、实践及教育理念（下）

问：您是如何走上古文字学研究这条不归学术道路？我的求学经历不太具有典型性，步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领域研究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可能跟大部分从事这个行当的青年学者不太一样。我并不是古文字和出土文献方向出身，硕士阶段专业是汉语言文字学，博士专业是专门史。至于对古汉字和出土文献的兴趣，倒是起得比较早。我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班级导师傅杰老师在大二时就给我推荐过《文字学概要》和《古文字学初阶》两本书，本科时还选修历史系高智群先生的先秦史、古文字学等课程（高老师是杨宽先生的弟子）。硕士三年级上半学期结束，经过傅老师、高老师和几位本科阶段的任课老师保荐，博士研究生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师从朱维铮先生写毕业论文。未曾想到，裘锡圭先生2004年正式调动到复旦，2005年1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幸能直接受教，在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方面得以拨云见日、开拓眼界，逐渐开始懂得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和戒律。我选修过裘先生在复旦开设的唯一一门课——“古文字学”。记得裘先生开课前后，我刚好写出有关于上博简《容成氏》“有虞迵”问题的考证，裘先生看过此文之后在书房跟我谈了一次，既给予充分肯定，又提出修改意见（包括文章的写法问题、字词使用的准确性等，印象很深的是裘先生特意给我纠正了文中用得不恰当的“提封”一词），并说这门课的期末论文可用此文交卷，不必另写（后来还让沈培老师传话，说可以交给中心《集刊》的创刊号发表）。我那时比较好强，觉得课程论文还是要写点新的，没想到期末新写的一篇交卷之后被裘先生专门找去面谈，文章内容被批得体无完肤，我在《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的后记里面提到裘先生告诫“治学最需不要骗别人也不要骗自己，而以不骗自己尤难做到”，就是那一次的事情。这次长谈，在我自己的治学之路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知道什么文章能写，什么文章不能写，红线在哪里。至今认为差堪欣慰的是，自己还没有忘记裘先生十五年前的教诲，努力多写“应该写、必须写”的文章，少写“可以写”的文章，不写“不该写”的文章，该不该写的标准主要就是能否说服自己。当时随裘先生一起来到复旦任教的沈培先生、陈剑先生，我也都常有请益。我选修过陈剑先生的“上博简研读”课程，对后来撰写博士论文过程中使用资料有莫大帮助，释读“有虞迵”的文章也曾蒙陈先生赐教，得以最终修改成稿。沈培先生任教复旦期间开的甲骨学、简帛语言研究，我有幸都听过，尤其简帛语言研究课对我启发很大，讲得很精彩。我记得以前在文章里提到过，考证《容成氏》殷纣恶事之一“博弈”的意见就是听沈老师的这门课之后反复考虑写出的。我印象中，关于《平王问郑寿》“讯”字的意见，最早也是跟沈老师聊起的，这应该是我在古文字释字方面的第一个新见。这个意见跟他本来的看法不同，但我跟沈老师讨论这个问题时，他略加思考便肯定我的想法，我们散步回来，步出27层电梯时，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应该快点写出来”，还给了一些具体建议。好像在这之后不久，有一次张光裕先生来访聚餐，沈老师在开席前跟裘先生、陈剑先生简单提起我释“讯”之说，散席后陈先生从桌子对面走过来跟我说，“我刚想了想，‘讯’肯定是对的”。十四五年过去了，这一幕幕皆如在眼前，永久定格在记忆当中，不可再现矣。这些先生对我的点拨、指教、帮助和鼓励，是我能顺利步入这一行、没走太多弯路的重要原因，至今仍然十分铭感和庆幸。问：您对秋季学期即将入学的历史学的本科新生有什么建议？首先一点，我很希望强基计划招收的学生是真正对这门学问抱有兴趣的，而不是为了进入大学选择权宜之计招进来的，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兴趣，将来一定很难有自主学习探索的真正动力，将来老师很累，自己也痛苦，况且历史、古文字也都不是热门专业，在现在的经济背景下，以后毕业找工作也许都不容易，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所以尽量还是要现实一些，毕竟在社会上立足生存是第一位的。那么如果是通过强基计划的选拔，进入大学正式学习的学生，还是应该打好各方面的基础，踏实学好外语，拓宽自己各方面的视野，把高中所学的一套东西放下来，让自己保持独立思考的头脑，培养研究能力。哪怕到最后发现自己的资质天分、兴趣等方面并不适合这门学问（也许对自己的兴趣出现了误判，这是常有的事），也不惮于直面自己内心，勇于转向，善于及时止损。中国史专业学生的基本史籍阅读能力，古文字方向学生的汉语言文字学尤其是古代汉语的基础，这些都是要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尽早打下的。大学里面各种诱惑会很多（社团、社会上的活动等等），对于十八九岁的新生而言，如何把握好自己，分配好时间精力，也很需要动脑筋思考。至于入门著作，我想还是推荐新生精读《论语》、《左传》、《礼记》、《史记》这些最重要的经史典籍，读通古书，可能是第一要紧的事。问：对初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硕博士生来说，有哪些必要的学术训练？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语文学的训练，其他各方面的自然多多益善，掌握越多越好。古文字字形的掌握、古书阅读能力培养、上古音的掌握等等，特别应该重视，大概古文字学专业的学生，多比较重视字形，这很好，但同时还要重视其他方面，不能偏废。最近复旦中文系强基计划申报本科新课程，我们准备将来有机会开设一门“古汉语语文基础”，就是着眼于这方面考虑。语文方面，裘锡圭先生讲过，我们的研究道路当中有很多坑，需要注意绕开，具体可以参考他《谈谈进行古代语文的学习和研究的一些经验教训——基础要扎实些，考虑要全面些》。每个人的资质天赋有异，学习研究基础不同，可能遇到的问题也都不完全一样，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比如一开始学战国文字，自觉对字形不够熟悉，战国文字又变化多端，有一阵很努力看文字编，也有点心急，企图把字形掌握到较为熟练的程度再去读简，慢慢发现效果并不大，所以还是老老实实从郭店简一篇篇一句句这样读下来，也选了一部分重要的上博简内容读，后来写出了郭店简《六德》中以“埶”表“设”例等几条小札记，算是读战国文字开始读出了一点感觉。回过头来看，裘先生在《谈谈学习古文字的方法》里面的经验之谈确实是很值得记取的，读原始材料的重要性绝对大过读文字编。研究出土文献和古文字，学会思考问题、分析批判诸说的方法也很重要，事实是从矛盾的叙述当中清理出来的。我感到很多学生比较缺乏思考分析问题的头脑，容易被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吓住，容易被权威左右，失了判断的主见，长此以往就很难有创造发明了，既要有沉潜踏实的功夫，但也要有高明独断的能力和勇气，这是要通过自己不断磨砺找到平衡点的。十几年前做博士论文，选择以《容成氏》为主要用力对象，身边也有一位先生觉得题无剩义（因为当时编连、释文等已有不少研究论文），故而好言建议我莫再在此篇上面多费时间，不过事实证明可讨论的有意思的地方仍多，《容成氏》的综合研究著作后来也出版了好几种，迄今仍有不少待解的疑问。因此学术研究并无止境，关键看挖掘得是否深入，知识储备、发现问题的敏锐度能否应对得起材料所提供的信息、新知。我记得裘先生在写完考释上博《相邦之道》简文的文章之后曾对我说，每一篇竹书只要认认真真去钻研，一定都能发现新的东西。我想这正是我们从事出土文献研究的人最大的乐趣与挑战所在。问：大数据时代，您怎么看古文字学的发展？以前听我一个做骨科的医生朋友说，医学院校大量地培养了对于外科理论了如指掌的学生，但这些人去医院实习，一旦送来一个开放性损伤的病人需要做最简单的清创缝合，这些学生往往都会笨手笨脚甚至束手无策。听起来有点不可想像，但我当时就非常有同感，我们现在培养的古文字学或古典文献学的博士，做了一本本厚厚的十几甚至几十万字的论文，但“说得一口好菜”是没用的，真正能实际做文本释读整理工作的人，会占多少比例？如果在基本的释读整理材料的能力和基本戒律上不注意对学生的培养训练，一定会制约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学术研究整体水准的提升。古文字研究的基础工作是认字，但认字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读懂文本、利用资料。这几十年来，随着资料电子化程度、检索能力的提升，随着认出的字越来越多，从业人员阅读出土文本乃至传世古籍的整体能力，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我觉得是可以反思的一个问题。阅读整理文本，最终是要靠人而不是机器来完成的，因为文本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机器看的，我们面临的主要不是科技手段的问题，而是如何去与古人真切对话的问题，恐怕不能因为趋赶时髦而忽视了对综合语文能力本身的培育。我感到近年这方面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了，这跟我们培养学生、做研究、设立项目的导向是有关系的。很多情况下，我们确实被材料、项目牵着鼻子走、技术化套路化的倾向太过于严重。还有就是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及成果，似乎还没有很认真地与其他学科对接共享，导致比如史学、哲学等领域研究者没有办法充分利用或者索性不用，这可能也是需要改变的现状。另外，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中的态度问题，也需要提及。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不可避免与生俱来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比如刚刚提到的过于以出土资料为本位，某种程度上传统的根底比较差，易走极端、偏离事实真相，眼界狭窄等等，这是需要反思、批评的。但是矫枉过正也容易偏失，比如特意摆出“预流”对立面的姿态，而非出于追求事实的态度来质疑、批驳和研究，这就往往导致失去对话的基础，这也是可悲的。本文摘选自：《金石有声：文献与文字断想》，有删减。《金石有声：文献与文字断想》郭永秉

唐作藩：试谈王力先生的治学王力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治学经验丰富。我虽然跟从王先生三十余年，但资质愚钝，没有真正学好。这里仅对王力先生的治学之道谈点个人的粗浅体会。王力先生，字了一，1900年8月10日（农历七月十六）生于广西博白县，早年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即辍学，在家自学，并教私塾。1924年到上海，先后入私立南方大学、国民大学学习；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二期，修业一年即结业。1927年冬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校教授，并曾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6年创办我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中山大学语言学系，1952年至1954年曾任该系系主任。1954年秋调任北京大学教授，先后兼任汉语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同时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市政协第二至第五届委员，第四、五届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务委员等职务。王力先生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著名的教育家、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撰写了上千万字的学术论著，其中专著五十多部，论文近三百篇。已出版的二十卷《王力文集》主要是语言学方面的论著。他的研究工作既继承了我国古代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又充分吸收了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的语言学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王力先生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研究涉及汉语语言学的理论、语音、语法、词汇、语言史、语言学史以及汉语方言、汉语诗律学等各个领域，其重点研究成果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促进了学科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力先生的治学具有他自己的突出特点。我据个人的学习体会，初步归纳为五条：第一，将传统的“小学”（语文学）和现代语言科学相结合。王力先生出身书香门第，他父亲是个秀才，自幼就教他读古书、习对仗。他少年时代曾阅读了十四箱“经史子集”，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后又在清华大学与巴黎大学学习了西方多种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例如法国法兰西学派代表人物房德里耶斯（Joseph

从《朱子全书》到“朱子学文献大系”——以“专题文献整理研究”构建“学术史研究”文献平台的尝试

曾经的、现在的、未来的“中文系人”共同关注的那些事、那些人、那些文。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堂人文大课、一堂精品好课，纵览三千年，真正将不同朝代的文化印记一一对应。从《诗经》到小说，如观看一部精心制作的纪录片，跟随专业学者，去欣赏中华文明的无双风华。

本刊“青年论坛”欢迎青年学者及博士生硕士生投稿（在读博士生和硕士生稿件建议有导师推荐语，稿件被采用后，导师推荐语将随稿件一起刊发）。

刊物入选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2021-2022)目录》及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1年版）。

本文为2019年8月16日，莫砺锋先生在北京PageOne书店《唐诗课》新书沙龙上的讲话记录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转自微信公号——程门问学

我院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学院教学科研水平，拟面向校内外公开招聘3名普通专任教师（教学为主岗）。具体招聘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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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中文系本科、语言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倪赞赞，已经在某大专院校教授《公文写作》《演讲与口才》等公共语文课两年了。虽然所学专业与从事的工作几乎算是无限接近了，但她还是常常感到“没有那种能胜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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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进行的学科评估中，北师大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一直名列前茅。2016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以最好成绩获评A+等级；2017年，中国语言文学、语言学被列入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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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这样的随和天性，帮助他渡过十年浩劫。原来管制贾的“监督小组”改为“专政小组”，贾先生遭受各种批判，同时还被强制劳动、打扫厕所，但他却幽默地声称“当时复旦大学所有厕所都是我打扫的”。并且贾先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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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出站后1年内到广州市属企事业单位全职工作、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聘用协议），或期满出站后1年内在广州市自主创业且符合其他条件的，按相关规定向市申请安家费30万元（市财政分两期发放）。

5月7日上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柯马丁（Martin

现在，三联中读联合一条课堂，上线了《给大家的复旦人文课》。在这门系列课中，复旦10位知名教授联袂主讲，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从《诗经》到《红楼梦》，从唐诗到宋词，为你打开经典之门，让你腹有诗书气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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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一节，曹雪芹借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林黛玉之口，提出了自己的诗歌理论：格律诗的种种清规戒律都是人定的，自然也可以打破它们，怎么能更好地表达内心就怎么写。

1960-1970年代，他们在精神成长的这一关键阶段对人生和历史的感悟基本决定了后来的升降沉浮。小说由此显明，1960-1970年代不仅是“三剑客”的精神诞生之地，也是认识

返回刚才所说的话题上来，我之提出并强调研究的批评化，可能与我的兴趣、专业和经历有关。上面讲过，我开始是从批评（历史小说批评）起步的，并曾于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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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样的问题会动摇我们对文本传统的信念，但是收获远远大于损失。因为它使我们和上古社会离得更近——在那里，知识和历史都在一个声音的世界里、在人们的话语和一遍又一遍反复讲述的故事里不断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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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为自己女儿买一本《康震古诗词81课》，这是一本装帧精美、文字精美、诗篇精美、诗人精彩、作者精彩的图书。

严谨地说，我可能算不上是董健老师的学生，或者只能算是他的半个学生。他真正的弟子中有好几位后来成了我的同事和前辈，偶尔还会和我逗趣：“防火防盗防师兄！没有正式入门，挺好！”

微信来源：尔雅国学报；原出处：张伯伟《读南大中文系的人》，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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