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大中文系钱宗武：研究《尚书》，你需要关注这几种著述

钱宗武：《尚书》研究者需涉猎的几种著述

摘编自《中华传统文化全注新译精讲丛书—尚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对于《尚书》的研究者而言，需要广泛涉猎《尚书》训诂、《尚书》通论、《尚书》学史等方面的著述。

《尚书》训诂类著作，以下几部书应该精读。一是唐代孔颖达等撰的《尚书正义》(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这部书以《孔传古文尚书》作为底本，注用孔传，疏主要依据刘焯、刘炫等人的旧疏，旁及南北朝后期以来诸家注疏，在此基础上予以斟酌取舍，增简削繁，剔除玄学意味浓厚的说解，力图恢复汉学传统。《尚书正义》中保存了大量先唐《书》说，是汉唐《尚书》学的代表之作。二是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这部书底本亦取《孔传古文尚书》，经文增加《今考定武成》一篇，系蔡氏根据宋代诸家之说对孔传本《武成》错简、脱文进行的整理。《书集传》广泛搜罗历代《书》说，尤重汇通宋儒诸家，博观约取，以成一家之言。各篇篇题之下，皆注明“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无古文有”，将晚书篇目与今文篇目加以区别，实际上是暗指晚书为伪作。《书集传》对孔传误说颇多订正，且往往以“四书”解经，发挥宋代理学宣扬的“道统”“心传”。《书集传》目前已经出版了我与钱忠弼先生合作的点校本(凤凰出版社)，王春林先生又有《书集传研究与校注》(人民出版社)，可以参考。三是清代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本)。经文方面，这部书仅取伏生所传今文28篇，加上古书中所引《大誓》残文(与汉景帝时民间所得《泰誓》以及《孔传古文尚书》的《泰誓》均不相同)，共计29篇。注疏方面，则摒弃孔传，取司马迁、《尚书大传》以及马融、郑玄诸家之说以为注，而已为之疏，遍采汉魏、两晋、隋唐旧说，参以清代江声、王鸣盛、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各大学者的注解，是清代《尚书》学的代表作。由于这部书严格区分今文和古文，较为完备地搜罗两汉今古文《书》说，故晚清学者皮锡瑞《经学通论》认为:“治《尚书》当先看《尚书今古文注疏》。”四是周秉钧先生的《尚书易解》(岳麓书社)。这部书初稿成于1950年，三十多年里作者修订不辍，终成民国以来《尚书》训话的代表之作。这部书专门注解今文篇目，参考古今书目140余种，荟萃众长，抉择精当，间下己见，立说审慎。每篇篇前均有简短说明，解释题旨和有关历史背景。注解以浅显文言写成，简明平实，提纲挈领。读者在读完《尚书》今注今译类作品后不妨阅读《尚书易解》，从而为进一步阅读古代注疏打下基础。杨筠如先生的《尚书覈诂》与曾运乾先生的《尚书正读》同样是民国以来《尚书》训诂著作中的精品，由于这两部书说解相对繁复，并且它们的精华多为《尚书易解》所吸取，故此处不再单列细说，读者在实际阅读过程中可以自行选择参考。

《尚书》通论性著作可以阅读蒋善国先生的《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全书分六编，首先概述《尚书》的名称和篇数:再详述《尚书》的整理，分叙孔子序《书》说和作《书》说的演变、孔子删《书》问题以及儒家与《书》的整编;探讨《尚书》的发现，分叙汉代伏生的传经、《尚书》的今古文问题、古文《尚书》的发现和百篇书序的流传;详述两汉《尚书》的传授、两汉学风与《尚书》传授以及魏晋《尚书》的传授情况;分别论述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真伪:最后讨论《尚书》的存亡，分叙汉魏石经《尚书》,《孔传古文尚书》本经文和《尚书正义》本经文，《孔传古文尚书》与马融、郑玄、王肃注本在经文方面的异同，逸《书》和《逸周书》，以及《尚书》今古文经说的存亡。这部书资料性强，信息量大，其中考证今文《尚书》各篇的著作时代和整编时代甚为详明。另外，陈梦家先生的《尚书通论》亦为大家之作。该书专设《先秦引书篇》，详细考察了九种先秦典籍的引《书》情况。另外该书对《尚书》版本、篇目问题也作了比较清楚的叙述。

《尚书》学史方面，可以阅读刘起釪先生的《尚书学史》(中华书局)。这部书以时代为纲，以同一时代的重要学派、学者和著作为目，叙述《尚书》的形成过程和复杂曲折的流传历史，评析各个历史时期《尚书》学发展的特点，论证《尚书》学史上的重要问题，既有史的动态感，又有论的理论高度。也可以阅读程元敏先生的《尚书学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这部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尚书》的性质、篇数、体裁及各篇经文的题解等内容。第二部分评述历代《尚书》学，叙述自周、秦迄五代十国《尚书》学的传承情况。第三部分是《尚书》的版本要略，详述各朝国子监的《尚书》版本。书后附录《汉<尚书>学承传表》，列出汉代《尚书》学的起源和承传关系。全书140万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断代《尚书》学史可以细读马士远教授的《周秦尚书学研究》(中华书局)、《两汉尚书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及古国顺教授的《清代尚书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工具书类的书，顾颉刚先生主编的《尚书通检》(书目文献出版社)应该是必备书。这部书把《尚书》所有的字做成各条通检，任意检索一字均可找到该字在《尚书》中的全部用例。顾颉刚、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是近年来《尚书》学研究的鸿篇巨制，该书专释今文篇目，集校勘、注释、翻译、讨论于一体，尽可能多地汇集了今文《尚书》文字考释以及专项问题研究方面的成果，资料翔实，颇多新解。

读者如果还想要了解更多《尚书》阅读方法，可以参考我的《尚书入门》(贵州人民出版社)。该书主要介绍了《尚书》的篇目内容、史料价值和语言特点，推荐了若干种阅读《尚书》的基本参考书目，并有《尚书》部分篇目的赏析举例。附录《尚书》词典和《尚书》通假字表有助于初学者掌握《尚书》中意义古僻或容易误解的词语。

——延伸阅读——

钱宗武：《尚书》研究的当代价值

《史通》云：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此论多为历代学者共识。《书》释天道政理，兴废存亡；引导修齐治平，立德立言立功；实为治政之宏规，稽古之先务，修身之典则。故汉唐以来，上自庙堂，下至闾里，人莫不习。解之为史鉴，援之以赞治，释之为训诫，授之为教化，引之以立论。当下，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书》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尚书》的现代诠释显现出巨大的张力。作为经典，《尚书》总结的治政经验、历史规律和思想观念，具有时代超越性和真理延续性，其当代价值日益彰显。汲取古老的政治智慧  探求中国特色的治政理念《尚书》为“政书”之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荀子《劝学篇》明言“政事之纪也”。《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历朝历代的政治领袖们都十分重视阅读和研究《尚书》。梳理比对世界上最古老文明形态的诸种文化因子，可以破解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仅华夏文明一枝独秀，生生不息。远古的黄河流域孕育的文化形态具有独一无二的区别性特征，这就是具有最为悠久独特、最具生命力的文献传统。这一传统最早的文献性质是政书，也就是《书大序》“所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自此，伏羲、神农和黄帝有“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有“五典”，“言常道也”。历代皆有传世政典。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在《多士》中就指出“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书》学文献总结上古坟典的政治智慧，用圣君贤相的嘉谟善政确立了“先王政治”，建立了传统中国较为系统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而在后世形成绵延不绝的“政统秩序”；用以德范位的道德诉求直接规约君王的思想言行和士民的家国情怀，塑造民族的精神世界，进而形成历久弥新的“道统观点”。《尚书》引出千年的“王道”、“霸道”历史哲学之争，成为历代士人对现实政治的价值规范。《尚书》中的圣贤形象成为民族的“人格理想”，确立了民族的价值标准。《尚书》这一切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从政、理政和治政的理念、策略和方法，是适应中国文化特点、区域特征以及民众心理的共同基因，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尚书》的文献传统及阐释传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以文献坚守历史，以阐释适应时代，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因子得以保存，历史发展环环相扣，文化传承绵绵不绝，原典成为文化标识，诠释成为时代象征，原典与诠释的融合成为民族和谐、文化认同、与时俱进的强大动力。因此，从哲学高度看，《尚书》中呈现的虽是王朝时代的大经大法，但其超越时代的“道”却是任何时代治政理国的金科玉律。揭示华夏文明始创论述  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序》认为“经惟《尚书》最尊”。《尚书》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经典，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以前的原始文化形态。《尚书》于传统文化诸元素之始创性论述最为广泛丰富，是华夏文明一些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如《尚书》开篇的《尧典》首节就提出“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思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舜典》提出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术语“诗言志”，揭示诗的本质特征；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深远的影响。《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的虞廷“十六字诀”，是构建宋明理学庞大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阳明心学的真正源头。历代对《尚书》一些特定篇目和类型的系统研究不仅形成了新的学术体系，例如《禹贡》学、《洪范》学，还形成一些新的文化观念和学术见解。《洪范》“五行”对于民族宇宙观和认识论之建构，“九畴”对于国家法权制度的建立；《禹贡》行政区域界划标准的设计对中国历史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之影响，九州的假想设定对国家认同以及“大一统”观念的确立；《吕刑》对中国法律思想之建设；典、谟、训、诰、誓、命等对中国文体学之形成。科举时代，《尚书》作为科考重要内容，在民族教育、人才选拔与社会主流意识构建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尚书》学是大道之学，历代对《尚书》的语言诠释、政治诠释、历史诠释、心理诠释以及由此形成的诸学理论，与当代学术体制中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法律、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领域研究密切相关。这种多角度诠释，既保持了《尚书》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的相对稳定，又进行了适当的推陈出新。《尚书》悠久的思想智慧总是直接介入生气勃勃的时代思想建构，这些思想在今天同样可以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研究《尚书》及《尚书》学文献就是追本溯源，继往开来，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揭示世道人心的传统内涵  展现《书》学教育的当代价值经学经典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一直是“政治、社会、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礼记·经解》说：“《书》教也；广博易良。”《墨子·天志》论《诗》、《书》：“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可以看出，《尚书》的道德哲学和伦理价值无疑是我们应该汲取的文化营养，《尚书》文本自不能言，需要人理解阐释，实现《尚书》学与现代文化的相融共通。研读《尚书》就要把注意力放在义理的发现上。朱熹说：“唐虞三代事，浩大阔远，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经之为经的意义即在于教人立身行事。《尚书》中的“民本”思想、“修身”思想、“德治”思想、“和谐”思想，包含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可以转化为现代的价值理念，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展示中华经典再生的正能量研究文化国际传播的新策略《尚书》作为文献存在形式的价值在于传承性特征，文献的传承性特征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影响”体现了所有文献内在合法性要求，文献只有产生影响才能有再生的正能量。《尚书》政史资料汇编的文献性质具有得天独厚的再生能量。古代中华文化圈各个国家政统道统学统皆一依中国，都保存了大量的《尚书》学文献，日本和朝鲜半岛最多。古代朝鲜学人用汉语著述的《尚书》学文献以千万字计，影响涉及政治、哲学、思想、法律、教育、文化等广泛的领域。研究表明，域外《尚书》学汉籍千百年来构成所在国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具有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具备的心理接受惯性。没有一个国家会无视自己的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没有一个生命个体会拒绝血缘联系和认祖归宗，血脉异域相连，精神古今相通，域外《尚书》学汉籍作为文化交流融合的特殊文化形态，是无可否认与回避的历史印迹。历史印迹是文化对话的前语境。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域外《尚书》学汉籍，梳理汉文化在异域文化中的存在形态与演变脉络，发掘出双方文化的共性因子与异质元素，将静态的古老文本诠释与动态的当代学术研究进行融合延伸，既保持历史所赋予的特定亲和力，又融合时代所赋予的鲜活生命力，这样的文化对话可以非常容易地形成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激活对话对方的历史记忆，提升对话己方的文化自信。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共同整理和研究域外《尚书》学文献，寻找新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形式，这是汉文化高品质国际传播应该采取的有效策略。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化变革和价值转换，都与经典的重构与诠释的重建紧密相关。面对由来已久的反传统思潮和学术理论的西化倾向，我们需要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传承中重建民族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尚书》作为政史文献最早的典籍，可为弘扬气象恢弘的华夏传统文化，提供不可缺失的文献依据与思想基础。广泛深入展开《尚书》及《尚书》学研究，是深刻体认源远流长传统文化的根本，是提炼中国文化特征“古为今用”的基本条件。《书》学大道，必兴中华。（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扬州大学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