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中文系郭永秉 : 如何走上古文字学研究这条不归学术道路？
问：您是如何走上古文字学研究这条不归学术道路？
我的求学经历不太具有典型性，步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领域研究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可能跟大部分从事这个行当的青年学者不太一样。我并不是古文字和出土文献方向出身，硕士阶段专业是汉语言文字学，博士专业是专门史。至于对古汉字和出土文献的兴趣，倒是起得比较早。我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班级导师傅杰老师在大二时就给我推荐过《文字学概要》和《古文字学初阶》两本书，本科时还选修历史系高智群先生的先秦史、古文字学等课程（高老师是杨宽先生的弟子）。硕士三年级上半学期结束，经过傅老师、高老师和几位本科阶段的任课老师保荐，博士研究生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师从朱维铮先生写毕业论文。未曾想到，裘锡圭先生2004年正式调动到复旦，2005年1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幸能直接受教，在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方面得以拨云见日、开拓眼界，逐渐开始懂得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和戒律。
我选修过裘先生在复旦开设的唯一一门课——“古文字学”。记得裘先生开课前后，我刚好写出有关于上博简《容成氏》“有虞迵”问题的考证，裘先生看过此文之后在书房跟我谈了一次，既给予充分肯定，又提出修改意见（包括文章的写法问题、字词使用的准确性等，印象很深的是裘先生特意给我纠正了文中用得不恰当的“提封”一词），并说这门课的期末论文可用此文交卷，不必另写（后来还让沈培老师传话，说可以交给中心《集刊》的创刊号发表）。我那时比较好强，觉得课程论文还是要写点新的，没想到期末新写的一篇交卷之后被裘先生专门找去面谈，文章内容被批得体无完肤，我在《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的后记里面提到裘先生告诫“治学最需不要骗别人也不要骗自己，而以不骗自己尤难做到”，就是那一次的事情。这次长谈，在我自己的治学之路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知道什么文章能写，什么文章不能写，红线在哪里。至今认为差堪欣慰的是，自己还没有忘记裘先生十五年前的教诲，努力多写“应该写、必须写”的文章，少写“可以写”的文章，不写“不该写”的文章，该不该写的标准主要就是能否说服自己。
当时随裘先生一起来到复旦任教的沈培先生、陈剑先生，我也都常有请益。我选修过陈剑先生的“上博简研读”课程，对后来撰写博士论文过程中使用资料有莫大帮助，释读“有虞迵”的文章也曾蒙陈先生赐教，得以最终修改成稿。沈培先生任教复旦期间开的甲骨学、简帛语言研究，我有幸都听过，尤其简帛语言研究课对我启发很大，讲得很精彩。我记得以前在文章里提到过，考证《容成氏》殷纣恶事之一“博弈”的意见就是听沈老师的这门课之后反复考虑写出的。我印象中，关于《平王问郑寿》“讯”字的意见，最早也是跟沈老师聊起的，这应该是我在古文字释字方面的第一个新见。这个意见跟他本来的看法不同，但我跟沈老师讨论这个问题时，他略加思考便肯定我的想法，我们散步回来，步出27层电梯时，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应该快点写出来”，还给了一些具体建议。好像在这之后不久，有一次张光裕先生来访聚餐，沈老师在开席前跟裘先生、陈剑先生简单提起我释“讯”之说，散席后陈先生从桌子对面走过来跟我说，“我刚想了想，‘讯’肯定是对的”。十四五年过去了，这一幕幕皆如在眼前，永久定格在记忆当中，不可再现矣。这些先生对我的点拨、指教、帮助和鼓励，是我能顺利步入这一行、没走太多弯路的重要原因，至今仍然十分铭感和庆幸。
问：您对秋季学期即将入学的历史学的本科新生有什么建议？
首先一点，我很希望强基计划招收的学生是真正对这门学问抱有兴趣的，而不是为了进入大学选择权宜之计招进来的，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兴趣，将来一定很难有自主学习探索的真正动力，将来老师很累，自己也痛苦，况且历史、古文字也都不是热门专业，在现在的经济背景下，以后毕业找工作也许都不容易，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所以尽量还是要现实一些，毕竟在社会上立足生存是第一位的。那么如果是通过强基计划的选拔，进入大学正式学习的学生，还是应该打好各方面的基础，踏实学好外语，拓宽自己各方面的视野，把高中所学的一套东西放下来，让自己保持独立思考的头脑，培养研究能力。哪怕到最后发现自己的资质天分、兴趣等方面并不适合这门学问（也许对自己的兴趣出现了误判，这是常有的事），也不惮于直面自己内心，勇于转向，善于及时止损。中国史专业学生的基本史籍阅读能力，古文字方向学生的汉语言文字学尤其是古代汉语的基础，这些都是要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尽早打下的。大学里面各种诱惑会很多（社团、社会上的活动等等），对于十八九岁的新生而言，如何把握好自己，分配好时间精力，也很需要动脑筋思考。
至于入门著作，我想还是推荐新生精读《论语》、《左传》、《礼记》、《史记》这些最重要的经史典籍，读通古书，可能是第一要紧的事。
问：对初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硕博士生来说，有哪些必要的学术训练？
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语文学的训练，其他各方面的自然多多益善，掌握越多越好。古文字字形的掌握、古书阅读能力培养、上古音的掌握等等，特别应该重视，大概古文字学专业的学生，多比较重视字形，这很好，但同时还要重视其他方面，不能偏废。最近复旦中文系强基计划申报本科新课程，我们准备将来有机会开设一门“古汉语语文基础”，就是着眼于这方面考虑。
语文方面，裘锡圭先生讲过，我们的研究道路当中有很多坑，需要注意绕开，具体可以参考他《谈谈进行古代语文的学习和研究的一些经验教训——基础要扎实些，考虑要全面些》。每个人的资质天赋有异，学习研究基础不同，可能遇到的问题也都不完全一样，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比如一开始学战国文字，自觉对字形不够熟悉，战国文字又变化多端，有一阵很努力看文字编，也有点心急，企图把字形掌握到较为熟练的程度再去读简，慢慢发现效果并不大，所以还是老老实实从郭店简一篇篇一句句这样读下来，也选了一部分重要的上博简内容读，后来写出了郭店简《六德》中以“埶”表“设”例等几条小札记，算是读战国文字开始读出了一点感觉。回过头来看，裘先生在《谈谈学习古文字的方法》里面的经验之谈确实是很值得记取的，读原始材料的重要性绝对大过读文字编。
研究出土文献和古文字，学会思考问题、分析批判诸说的方法也很重要，事实是从矛盾的叙述当中清理出来的。我感到很多学生比较缺乏思考分析问题的头脑，容易被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吓住，容易被权威左右，失了判断的主见，长此以往就很难有创造发明了，既要有沉潜踏实的功夫，但也要有高明独断的能力和勇气，这是要通过自己不断磨砺找到平衡点的。十几年前做博士论文，选择以《容成氏》为主要用力对象，身边也有一位先生觉得题无剩义（因为当时编连、释文等已有不少研究论文），故而好言建议我莫再在此篇上面多费时间，不过事实证明可讨论的有意思的地方仍多，《容成氏》的综合研究著作后来也出版了好几种，迄今仍有不少待解的疑问。因此学术研究并无止境，关键看挖掘得是否深入，知识储备、发现问题的敏锐度能否应对得起材料所提供的信息、新知。我记得裘先生在写完考释上博《相邦之道》简文的文章之后曾对我说，每一篇竹书只要认认真真去钻研，一定都能发现新的东西。我想这正是我们从事出土文献研究的人最大的乐趣与挑战所在。
问：大数据时代，您怎么看古文字学的发展？
以前听我一个做骨科的医生朋友说，医学院校大量地培养了对于外科理论了如指掌的学生，但这些人去医院实习，一旦送来一个开放性损伤的病人需要做最简单的清创缝合，这些学生往往都会笨手笨脚甚至束手无策。听起来有点不可想像，但我当时就非常有同感，我们现在培养的古文字学或古典文献学的博士，做了一本本厚厚的十几甚至几十万字的论文，但“说得一口好菜”是没用的，真正能实际做文本释读整理工作的人，会占多少比例？如果在基本的释读整理材料的能力和基本戒律上不注意对学生的培养训练，一定会制约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学术研究整体水准的提升。古文字研究的基础工作是认字，但认字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读懂文本、利用资料。这几十年来，随着资料电子化程度、检索能力的提升，随着认出的字越来越多，从业人员阅读出土文本乃至传世古籍的整体能力，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我觉得是可以反思的一个问题。阅读整理文本，最终是要靠人而不是机器来完成的，因为文本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机器看的，我们面临的主要不是科技手段的问题，而是如何去与古人真切对话的问题，恐怕不能因为趋赶时髦而忽视了对综合语文能力本身的培育。我感到近年这方面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了，这跟我们培养学生、做研究、设立项目的导向是有关系的。很多情况下，我们确实被材料、项目牵着鼻子走、技术化套路化的倾向太过于严重。
还有就是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及成果，似乎还没有很认真地与其他学科对接共享，导致比如史学、哲学等领域研究者没有办法充分利用或者索性不用，这可能也是需要改变的现状。另外，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中的态度问题，也需要提及。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不可避免与生俱来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比如刚刚提到的过于以出土资料为本位，某种程度上传统的根底比较差，易走极端、偏离事实真相，眼界狭窄等等，这是需要反思、批评的。但是矫枉过正也容易偏失，比如特意摆出“预流”对立面的姿态，而非出于追求事实的态度来质疑、批驳和研究，这就往往导致失去对话的基础，这也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