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作藩：试谈王力先生的治学

王力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治学经验丰富。我虽然跟从王先生三十余年，但资质愚钝，没有真正学好。这里仅对王力先生的治学之道谈点个人的粗浅体会。

王力先生，字了一，1900年8月10日（农历七月十六）生于广西博白县，早年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即辍学，在家自学，并教私塾。1924年到上海，先后入私立南方大学、国民大学学习；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二期，修业一年即结业。1927年冬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校教授，并曾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6年创办我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中山大学语言学系，1952年至1954年曾任该系系主任。1954年秋调任北京大学教授，先后兼任汉语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同时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市政协第二至第五届委员，第四、五届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务委员等职务。

王力先生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著名的教育家、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撰写了上千万字的学术论著，其中专著五十多部，论文近三百篇。已出版的二十卷《王力文集》主要是语言学方面的论著。他的研究工作既继承了我国古代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又充分吸收了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的语言学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王力先生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研究涉及汉语语言学的理论、语音、语法、词汇、语言史、语言学史以及汉语方言、汉语诗律学等各个领域，其重点研究成果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促进了学科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力先生的治学具有他自己的突出特点。我据个人的学习体会，初步归纳为五条：

第一，将传统的“小学”（语文学）和现代语言科学相结合。王力先生出身书香门第，他父亲是个秀才，自幼就教他读古书、习对仗。他少年时代曾阅读了十四箱“经史子集”，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后又在清华大学与巴黎大学学习了西方多种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例如法国法兰西学派代表人物房德里耶斯（Joseph Yendryes），瑞士语言学家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泊森（Otto.Jespersen）与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d）等人的学说。王力先生运用当时先进的语言理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语文学。或科学地诠释旧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例如他的《中国音韵学》（后改名为《汉语音韵学》），《字史》、《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或深入探讨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结构系统、民族特点及其历史发展的演变规律。例如上世纪30年代他写的《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国文法中的系词》，40年代写的《汉越语研究》、《新训诂学》、《中国现代语法》，50年代写的《汉语史稿》、《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汉语实词的分类》，60年代写的《先秦古韵拟侧问题》、《略论语言的形式美》，70年代写的《黄侃古音学述评》、《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题》，80年代写的《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等。王先生曾说：“有人说我做了许多开创性的汉语研究工作，其实……只是普通语言学原理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1962年他还发表专文《中国语言学的继承与发展》，指出中国语言学有着重视实践、重视材料和观点相结合、善于吸收外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应当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同时应该积极研究、吸收外国新的、先进的语言学理论方法，联系汉语的实际，以发展中国语言学。王力先生的这种观点今天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二，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王力先生在南北多所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五十余年，培养了一大批语言学专门人才，桃李满天下。他先后开设过二十多门课程。经常根据需要开设新的课程，一边研究，一边教学。他编写出来的讲义，就是他的科研成果。王先生讲课条理清楚，语言精练，论证充实，逻辑严密。所以常常是一上完课，他的讲稿就可以送出版社出版，而且多是高水平的专著或教材。例如：《中国音韵学》、《中国语文概论》（后改名《汉语讲话》）、《汉字改革》、《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上、中、下三册）、《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以及他主编的《古代汉语》等。他30年代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前高等教育部长蒋南翔同志在1980年8月20日祝贺王力先生八十华诞的盛会上，就曾赞扬王先生“作为教育工作者，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一个典范”。

第三，创新与求实相结合。王力先生聪慧超群，思想敏锐，在科学研究中，开创了多种新的汉语言学科体系，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例如《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大量的语料，系统地考察了汉语“名句”（即名词谓语句）句法结构的特点和系词的产生及发展过程，认为上古汉语名句的主语与表明语之间不用系词。指出纯粹的系词“是”原本是个表复指主语的指示代词，到六朝（后来修正为汉代）才发展为系词。这不仅正确揭示了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是中国语言学家首次真正摆脱西洋语法的束缚，历史地、求实地研究汉语自身特点而取得的重大成果。在此基础上王力先生建立了自己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又如在古韵研究上，他提出的“脂、微分部”说，“古韵十一类二十九（或三十）部系统”，“上古每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先秦声调分舒、促两大类，各又细分为长短”的学说，也都是根据丰富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而得出的独到的见解。又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先后创建了“汉语史体系”、“古代汉语教材（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体系”和“中国语言学史体系”，都是前所未有的。七八十年代他又提出了汉语同源字的理论。

第四，渊博与专深相结合。王力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为学界所公认。严谨的朱德熙先生在《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序》中说：“举凡语言学的各个门类如：音韵、训诂、词汇、语法、诗律都曾涉猎过，而且都有成系统的专著。先生之学，证古论今，融会贯通，博大与精微兼而有之，所以能够蔚为大家。”王力先生不仅是杰出的语言学家，而且是著名的翻译家、诗人和散文家。他翻译、出版过法国莫洛亚、纪德、小仲马、嘉禾、拉维当、米尔博、左拉、乔治桑、都德、波德莱尔等作家的小说、剧本、诗歌以及《莫里哀全集》共二十余种；他早年还撰写了《罗马文学》、《希腊文学》；他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散文基本上收集在《龙虫并雕斋诗集》、《王力诗论》与《龙虫并雕斋琐语》里。中国古典文学史家王季思先生在《读王了一先生的〈诗论〉和遗诗》一文中说：“了一先生是学者，他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诗歌创作对他来说只能是余事。……然而决定于他关心国计民生的阔大胸怀爱憎分明的人生态度，追求真理、历劫弥坚的韧劲与乐观，他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就远非向来所谓学人之诗所能企及。加之他对诗歌格律长期钻研，对诗意境和诗声律的辨证认识，他诗歌创作所达到的艺术境界，也非时下有些到处留题、名噪一时的诗人所能及”。王力先生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多次重版，在香港、台湾也一再翻印（有的更名为《王力散文集》），影响深远。中国现代文学史家袁良骏教授把王了一和梁实秋、钱钟书三位先生推崇为抗日战争时期三大学者散文家。所以王力先生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他还曾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

第五，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王力先生作为语言学大师，不仅注重专业的学术研究，在语言科学诸多领域勤于开创，写出了许多高水平的论著，取得丰硕的成果，而且非常关注语言文字学的普及与应用。他的书房就取名为“龙虫并雕斋”。他曾解释道，“龙”是学术论文，“我的文学作品（包括翻译的作品）以及一切普及性文章（包括一些演讲）都算是‘虫’”。在写于1982年的《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自序”里列举了十三篇属于“虫”的文章，例如：《双声叠韵的应用及其流弊》、《关于古代汉语的学习与教学》、《汉语发展史鸟瞰》、《语言与文学》、《论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的三个问题》、《我对语言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等。此外，在音韵学、语法学、诗律学以及古代汉语方面，他都有与专著相配套的普及性读物，例如：《音韵学初步》、《汉语音韵》、《中国语法纲要》（后改名《汉语语法纲要》）、《诗词格律概要》、《诗词格律》、《诗词格律十讲》、《古代汉语常识》以及《虚词的用法》、《字的形音义》等，深入浅出，拥有广大的读者。王力先生还在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以及中学语文教学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的与实际工作，或撰写文章和读物，或参加座谈讨论，或做演讲，观点鲜明，通俗易懂，深受读者欢迎，有着广泛的影响。

王力先生生前将《王力文集》二十卷的稿酬捐献出来，设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自1985年开始，每两年评选一次，至今已进行了十二届，在中国语言学界产生良好的影响，促进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王力先生一生著述宏富，他的治学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先生晚年有几次应邀讲自己做学问的经验和方法，例如《谈谈怎样读书》（1979）、《怎样写论文》（1981）、《我是怎样走上语言学道路的》（1982）、《我的治学经验》（1984）。他谈到研究语言学须要有各方面的修养，基础要广博、打扎实。比如：掌握普通语言学理论；打好古代汉语的基础，能阅读古书；学好外语，至少熟练掌握一门；还要学点文学，学点自然科学等等。这些在上述报告中都有详细的解说。王先生三十多年来的言传身教，我个人体会，先生做学问还具有以下两种突出的精神：

一、刻苦勤奋，时间抓得特别紧。王力先生曾对我们说：“科学研究并不神秘，第一要有时间，第二要有科学头脑。”他说：“有时间才能充分占有材料，有科学头脑才能对所占有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这也是王力先生自己的经验之谈。比如他在修订《汉语史稿》、动手写《汉语语音史》之前，就做了大量材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撰写了《诗经韵读》、《楚辞韵读》、《古无去声例证》、《经典释文反切考》、《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朱翱反切考》、《朱熹反切考》等论著。

王力先生特别珍惜时间，可以说是出了名的。他每天工作时间很长，而且效率高，晚年他还每天坚持工作七八个小时，所以他的成果不断，著作等身。王先生的社会活动也是很多的，他是全国政协常委，兼职又很多，什么名誉会长、名誉校长、学术顾问、文改会委员、国家语委顾问等不下二三十个。校外活动频繁，但他从不浪费一分钟的时间。比如他有时上午从城里开会回家，已经是11点半了，但离吃饭还有一刻钟或半小时，他仍要坐到自己的书桌前，继续他的研究和写作。吕叔湘先生在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时的书面发言中，就曾特别称赞王先生珍惜时间的精神，说王先生“把所有可用的时间都用在治学上。王先生也有社会活动，也有其他干扰，但他不让这些事情打乱他的工作”。吕先生说：“很多人常常遇到一些干扰，也许半天，也许只一两个小时，可是心收不回来，随随便便就把一天报销了。而王先生不是这样，事情一过，他又回到他的书桌上去了。”作为老朋友，吕先生是很了解王先生的。吕先生在他的书面发言末了号召我们“学习王先生的专一的精神，学习王先生不浪费一分钟的精神”。

王力先生为什么如此珍惜时间，就是因为他对语言科学事业专心之极，把全部精力用到做学问上。王先生确是一个天才，但是天才只是指天资聪颖，必须加上勤奋才能有所成就。王先生说的“要有科学的头脑”，也是通过刻苦努力、通过不断的实践培养出来的。王先生没上过中学，大学也念了不到两年，后来考上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名师的指导下，一年后结业，即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获取文学博士学位。看来王先生确实很聪明，很幸运，但我们知道，王先生因家贫小学毕业后就失学了。他努力走自学的道路，读书、习文不辍，17岁破格做了小学教师，还当过家庭教师。20岁那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学生家中发现了14箱古书，经史子集都有。王先生如获至宝，就向主人借来，孜孜不倦、埋头攻读，由此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王先生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一年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才知道什么叫学问。”王先生如果不是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有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就不可能成就为后来的语言学大师。

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王力先生无论科学研究或讲课，都非常认真。他上课时的讲义都是事先准备好、写出全文来的。讲课条理清楚，重点突出，丝毫没有一般老教授常犯的那种“跑野马”的毛病。所以，一下课，他的讲义就可以送印刷厂去打印或排版。但是，课后如发现错误或听了同学们的正确意见，下一次上课时就在课堂上公开予以更正，并表示歉意。50年代中，王先生完成《汉语史稿》（上、中、下三册）后，曾分别送请有关专家、学者提意见。记得其中“汉语语法发展史”讲义油印本出来后，他亲自送请吕叔湘先生审阅。1956年汉语史编写组一成立，王先生就派许绍早同志与我专门到吕先生府上（当时住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12号楼）听取意见。吕先生也非常认真，看得很仔细，跟我们逐章逐节地谈了他的看法，我们一一做了笔记，回北大向王先生汇报。他让我们在修订《汉语史稿》（中册）中，认真考虑吕先生的意见。我还记得当时武汉大学刘博平（赜）先生曾接连两次用挂号信寄来他看了《汉语史稿》（上册）的意见，王先生也亲自复信致谢。

王力先生不仅对其同辈学者，而且对晚辈或一般读者的意见也是虚怀若谷，只要意见正确，他都能虚心接受；或者容许有不同的意见，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郑张尚芳同志写信来和王力先生讨论上古歌部的拟音问题，王先生采纳了他的意见，将歌部拟音由[a]改为[ai]，认为这样更合理、更富于系统性。又如70年代末，他接受李思敬同志对其《音韵学初步》写的“万言书”；80年代初，复旦大学研究生朱晓农发表文章对王先生关于古代日母音值的见解提出修订的意见，他公开答复，予以肯定。此类事例是很多的。这是王力先生一贯的鼓励学生和年轻人不要墨守师说、要努力创新的思想与学风。他曾强调说过：“如果墨守师说，学术就没有发展了”。

这方面我本人也有一些亲身体验。自50年代起我常为先生的书稿看校样，如果发现他手稿中的问题并给他提出来，他总是积极对待，更正错误。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1983年王先生应中华书局之约，着手修订“清代古音学”讲稿，准备出版。可是经历“文革”之后，他的书房被迫搬动了几次，原有的手稿怎么也找不到了。当年没有油印讲义，也不像《中国语言学史》那样，每讲完一节，就将讲稿交《中国语文》连载。先生有些着急，我当时担任这门课的辅导，曾做了详细的听课笔记，于是翻出二十年前我记录的笔记来，送给他参考。王先生并未照抄，而基本上是重写。大约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生把我叫了去，退还我的笔记本，并将他重新撰写的近二十万字的“清代古音学”文稿交给我，要我看看。这又是一次学习机会，我仔细阅读、认真校对引文，增补脚注，同时提出一些意见或建议。比如王先生认为江永是清代古音学中审音派的创始人，又说段玉裁的古音学成就在清代已是登峰造极。而先生书稿中的有关章节却写得过于简略，有点不相称。他欣然接受我的建议，又重新改写、充实了这两章，如“段玉裁的古音学”一章的篇幅比初稿几乎扩大了两倍。

同时，王力先生又非常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凡是他认为正确的，坚决维护，哪怕遭到误解或围攻，也决不放弃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对黄侃先生的评论，在充分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严肃批评了季刚先生违背历史比较语言学原则及其方法论上的错误。从30年代中写《中国音韵学》（第3编第5章第33节）指出黄氏在理论上犯了乞贷论证（亦即循环论证）的错误，至70年代末撰《黄侃古音学述评》进一步做了全面的、深入的和公正的分析与论证。80年代初有些先生不理解，组织写文章进行反攻，以维护黄氏的学说，并认为对黄氏古音体系的修正与批评，就是“叛师”。王先生无所畏惧，指出：“近来有一种很坏的风气，凡不肯墨守师说的人叫做‘叛师’。我认为‘叛师’的说法是妨碍学术发展的。”正因为他是为了发展学术，心中是无私的，所以能坚持真理。也正是由于王力先生具有这种务实求真的学风，才能不断创新。（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7 月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