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先生：“教书育人，这是我一辈子颇感欣慰的大事！”
贾植芳：虽漂泊四方，然问心无愧
来源：复旦人周报
周报记者陆奕同整理
壹·其人生平
贾植芳（1915—2008），山西襄汾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是“七月派”重要作家之一；建国后，历任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后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成就卓著。
这是外界对贾植芳的常见概括，但在贾植芳晚年回忆录《狱里狱外》中他是这么阐述自己曾走过的人生之路与他一直坚守的人生信念——“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年轻时曾自号‘洪宪生人’，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的新社会。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牢，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地付出过沉重的生命代价的。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贰·四入监狱
“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七十多年，眼看就要进火葬场了，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生命的历程，对我来说，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
——贾植芳《狱里狱外》
在贾植芳总共九十二年的一生中，他曾四度入狱。
第一次是因为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因“共产党嫌疑犯”之罪名受捕。第二次是在 1945 年以“策反”罪被徐州日伪警察局特高科逮捕，直至日本投降。在 1947 年，贾植芳再次因涉嫌“煽动学潮”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1955 年贾植芳第四次入狱。1966 年 4 月贾植芳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由保卫科发配到校印刷厂“监督劳动”。
在那个人人避“胡风”不及的时代里，贾植芳一直坚持认为胡风是清白的。抱着这样的想法，在面对上海高教局的质问他与胡风的关系时，他振振有词地回答：“我们是写文章的朋友，还有什么关系？我们旧社会里共过患难，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就是这么个关系。”也正是因为这番话，贾植芳被认定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但他未曾后悔自己选择了信任胡风，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是胡风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光荣”。对贾植芳的这种硬骨头精神，胡风非常敬佩，有诗赞之：
能生师侠盗，
敢死学哀兵。
懒测皇天阔，
难疑厚土深。
欣夸煤发火，
耻赞水成冰。
大笑嗤奸佞，
高声论古今。
（胡风《酒醉花赞———怀贾植芳》）
对贾植芳而言，他的一生颠沛流离，待着最固定的地方恐怕是监狱，自由不过是漫长时光中短暂的片段，“然而在这瞬间的自由里，我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时代大裂变，但我从残酷的生活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得似乎聪明一些了”。
叁·师者学者
“我成了一名身为教授的职业者，但我不是科班出身的书斋学者，我是在时代风浪中奔波的知识分子。教书育人，这是我一辈子颇感欣慰的大事！”
贾植芳一生在重大事情上爱憎分明。在课堂上，他义正辞严地抨击作品中揭露的丑恶现象，尤其憎恶那些庸俗、虚伪的小市民习气和种种奴颜媚骨和权势官腔，热情地赞扬美好的东西。师从于他的陈思和教授说：“我明显感受到他那种强悍的、父性的人格对我的影响，这是一种整体的影响，包括后来我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与此有关。他教给我怎样做人，他并没有具体地教我该怎么做，但他待人处世，看历史，看现实，整体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图为陈思和（左）与贾植芳（右）合照）
1988 年，陈思和面临着一个选择：上海某研究院邀请他去担任领导职务，副局级待遇，解决大房子，还给装电话。此时陈思和只是副教授，在复旦职称评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对行政级别没有什么概念，不过房子和电话的许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陈思和有些犹豫了，于是去请教贾植芳先生。贾植芳毫不犹豫地给陈思和指 出两个选择：要是想清清静静地做学问，还是留在大学里比较好；如果要是有从政的想法，那就可以考虑其他单位。经过慎重思考，陈思和觉得自己还是喜欢做学问，于是选择留在复旦，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专业研究中。从 1985 年“新文学整体观”的提出，到1988 年“重写文学史”的倡导，再到 1994 年参与“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陈思和都是积极的发起者、响应者和参与者。而这都离不开贾植芳在关键时刻给他的指点——治学者应当纯粹。
除了是一位老师，贾植芳更以他的学术闻名于世。对文学史料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大量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精神。
在我国的文学研究中，史料的整理编纂有着悠久的优良传统。近代以来，王国维、顾颉刚、胡适、陈寅恪诸位先贤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后来文学史料的建设几乎陷入停顿。1979 年 12 月，贾先生重返教学和研究岗位后提出，建设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必须从史料这个重灾区入手，客观地对待和整理史料。恰逢时机，他应邀参加了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国家“六五”社科项目，以特约编委的身份参与主持《现代文学研究大型资料丛书》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主编。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先后出版了《赵树理专集》、《闻捷专集》、《巴金专集》。此外，《文学研究会资料》、国家“七五”重点社科项目《外来思潮和理论 对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的 影 响 资 料(1928--1949)》等资料的出版，更凝聚了他的心血，显示出他在资料整理方面的丰硕成果。
在资料整理过程中，贾先生也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编辑思想，也启发着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他提到：“我们的先人和前人一贯重视文学史料的收辑、整理、校勘这个治学的‘第一步’工作，即‘文学史料’的建设工作，因为它是做学问的基本功。而保持历史本身的真实性、严肃性、客观性和完整性，为当代人提供一份真实的史料，为子孙后代留一份真实的历史文献，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一个学术传统。我认为，这其实也是个如何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往深里说，这也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本身形象的问题。”
肆·举重若轻
与大众所认识凛然正气的那一面不同，日常生活中的贾植芳相比之下更加随性、平和。贾植芳先生生性随和大方、不拘小节，家里平时多有蹭饭的朋友学生，这个“特点”在当年的批斗大会上成了三大罪状之一（“政治上拉拢学生，思想上毒害学生、生活上腐蚀 学生”）。可对这其中最后一条，他自己却颇为自豪，时至他去世前，依然学生故交往来不断，已成贾家一大特色，甚至被誉为“开放式公园”。
也许是这样的随和天性，帮助他渡过十年浩劫。原来管制贾的“监督小组”改为“专政小组”，贾先生遭受各种批判，同时还被强制劳动、打扫厕所，但他却幽默地声称“当时复旦大学所有厕所都是我打扫的”。并且贾先生还 有一个习惯，每次挨批斗后要吃大排或大块肉来犒劳自己，以示他的乐观。除了挨斗后的“自我犒劳”，还有国庆节的“自我狂欢”：贾先生在复旦印刷厂顶着“反革命”帽子监督劳动期间，每月生活费只有 30 元，还要给远在山西农村做农民的妻子寄去 10 元。即使这样，每逢国庆节，先生也都到五角场去买一点儿猪头肉、二两五的“小炮仗”（地瓜干酒）、一碗阳春面，来庆祝祖国的生日。“小炮仗”是最便宜的劣质酒，喝完之后头痛欲裂，用先生的话说，就是“痛得帽子要飞起来”。但他还要喝，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新中国的诞生。
对事乐观，对人他亦宽容。复旦有一个老师曾经批斗过贾植芳和其他很多的老教授。后来这位老师要评职称时，好多被批斗过的老师都不愿意通过审核。这时贾植芳站出来给他说话，他说那时他还年轻，可以犯错误，而且他现在学术水平既然已经达到了，就应该通过。当时，作为贾植芳学生的陈思和也曾向老师表达过自己的不解，贾植芳给出的回答是“历史是残酷的”，残酷就意味着美好的事物被摧残。
伍·伉俪情深
1980 年，贾植芳重归教授岗位。同年底，贾植芳正式平反。接到平反通知的那一天，他和任敏开怀痛饮。任敏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倾吐了出来，贾植芳问她：“你为我吃了那么多苦，为何到今天才告诉我？”任敏平静地回答：“你处境不好，心情不好，我怕告诉了你，你会真正绝望。”
2002 年 11 月 20 日下午，贾植芳的妻子任敏离世。在一篇纪念任敏的文章中，贾植芳深情地将自己这位灵魂伴侣称为“我们这个两人世界的家庭的‘半边天’——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女性”。
（图为贾植芳（右）与妻子任敏（左）合照）
回顾与任敏相识的经历，贾植芳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是他跟妻子任敏的结合，“我们那个时候，就直接同居了！”当时，知识分子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礼，任敏常在《七月》上读到贾植芳的文章，倾慕他的才华。相识之后，一个流浪汉，一个女学生，就这样结合在一起，因为是由自己相互了解而发展起来的感情，二人并没有用旧法律旧仪式来对婚姻关系加以认可。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夫妇俩都已七十朝外，一次同到中山大学开会，招待所的服务员提出要看结婚证明，否则就不能开同一个房间，贾植芳才突然意识到他与任敏的结合确实没有任何义务的约束力，婚姻关系松散到连一纸婚书都无法出具，可他们就这样跌跌碰碰地共命运了整整四十多年的苦难历程。这中间，包括 5 年任敏独自流放青海、11 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在刚与贾植芳在一起不久后，就发生了在黄河边上逃命的险事，当时任敏的一句话让贾植芳终生难忘。她说，她这人苦吃得起，就是气受不起。所以任敏跟贾植芳在一起，吃苦都不怕，只是不要受气就行，几十年来二人一直信守承诺。
然而，只过了十多年安稳、幸福的生活之后，2002 年 11 月末，任敏病故。在妻子的追悼会上，贾植芳突然跪下，朝着妻子的遗照一声又一声，“你等着吧，我会来看你的！”
三言两语难以谈完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只能用他的一段话作尾——“检点一生，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里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所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虽漂泊四方，心却一念系之，问心无愧。回顾起来，我有时觉得奇怪。我的一生像《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一样，命中注定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参考资料：
《狱里狱外》，贾植芳著；
《我的人生档案 -- 贾植芳回忆录》，贾植芳著
THE END
悉数中华文化中的先贤、经典，我们不禁心向往之，却也畏手畏脚。长期以来，碎片化的输入使得我们在提起“诗经”、“唐诗”时，只能背出几句诗词，却无法掌握贯穿其中的脉络。
提升人文素养，需要如化石沉积一般，顺着时间发展、历史轨迹，一层一层，叠加、构筑起自己的文化城堡。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堂人文大课、一堂精品好课，纵览三千年，真正将不同朝代的文化印记一一对应。从《诗经》到小说，如观看一部精心制作的纪录片，跟随专业学者，去欣赏中华文明的无双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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