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与西方学生的第一次接触

我第一次教导非藏人（西方人）是在 1978 年的加德满都。回想起来，那 时候的我虽然完全没有准备好去教导“老外”(injis)，但我对西方却有强烈的好奇。我大多数同伴对现代世界毫无兴趣，我却想知道一切。这些长发的嬉皮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为什么如此？我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只知道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有蓝眼睛，棕色、红色或金色的头发，以及白皙的皮肤。我完全不知道反越战运动、艾伦‧金斯堡或披头士。我当时17岁，很着迷于摄影。洛卓‧帕莫阿尼 (Ani Lodro Palmo) 曾在罗得岛设计学院学过艺术；我记得与她讨论摄影时，令我非常兴奋。

我也记得收到了雅各‧莱斯利送给我的第一台35毫米美能达相机时，我有多么开心。我渴望了解西方，就像老外渴望了解佛法一样。但我从未想过，我对他们所说的，会由于他们文化、心灵、政治背景的不同而影响他们的理解。说实话，我不确定他们对佛法的兴趣到底有多大。我怎么知道？

他们可能只是对亚洲的异国文化着迷，就像我对摄影着迷或被大麻吸引一般。在70年代末，藏人对西方人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各国政府和各种基金会的计划对整体藏人极为慷慨。藏人自己也意识到有许多富有同情心的个人，他们资助了僧侣和喇嘛，建造了学校和寺院，为了支持重建而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藏人逐渐习惯了把所有的西方人都看作是赞助者，而且由于他们都非常慷慨，因此认为他们一定都非常富有。直到许多年之后，我们这些喇嘛才开始意识到某些赞助者比我们自己还穷。当时，人们也认为大多数西方人都是嬉皮，主要是因为我们所遇到的通常都蓄长发、穿牛仔裤，还涂着多彩的指甲油。

虽然西方人很明显地对佛法非常好奇，但大多数藏人都怀疑他们是否会认真学习和修行。话虽如此，我的第一批西方朋友，没有任何易于受骗的人，也不是文盲。有些人毕业自牛津、剑桥、或常春藤联盟的学校，他们不可能是笨蛋。

许多人也都曾去过加德满都，接受过怙主顶果钦哲仁波切以及怙主敦珠法王等伟大上师的教导，他们其实没有必要浪费宝贵的时间来听我讲课。他们之所以前来，正是佛教所说的因果、业缘、业债的运作。当时我遇到的许多西方人，都成为终身的佛法修行者。

我常想，洛卓‧帕莫阿 尼、查尔斯‧黑斯廷（Charles Hastings）、桑卓拉‧斯凯尔（Sandra Scales）等人，为什么会要费心听一个几乎不会说英语的少年讲话呢？他们能听懂我到底在说什么吗？由于我的老师们都未曾有意培养我为非藏人授课，所以我不知道如何去跟不在祈祷旗与佛塔周围长大、不唱佛法歌曲的人讨论佛法。

这些老外不懂兽头人身的本尊神圣，更不能体会这是代表他们的真实本性，也当然不理解显空不二的悖论。对他们，藏传佛教的许多方面听起来一定很牵强附会。尤其是 Guru Shishya Parampara，也就是“师徒传承”或学徒制，在现代的文化中几乎已经绝迹。

因此，我压根儿没想过，当一个欧洲人、澳洲人或美国人要求一位藏传喇嘛作为上师时，他们事实上可能是在寻找一个父亲形象、一个伴侣、一个情人、一个神一般的救世主、神父一般的忏悔对象，或者只是可以一起玩乐而且具有同情心的朋友而已。

另外还必须指出的是，藏传喇嘛一般都认为老外野蛮而不文明。喇嘛们不只没有注意到西方人都有良好的教育程度，并且具有高度的分析和组织能力，他们也完全忽略许多西方文化对批判性思考和探究精神的重视。我所遇到的许多西方人思想都非常开放，而喜马拉雅区的人却鲜少如此。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不丹和尼泊尔等地的密乘修行者，基本上除了他们眼前的东西以外，对其他事物根本不感兴趣。同样地，也很少有藏传喇嘛注意到西方人对于心灵方面的感受也很强烈。在藏人的眼中，所有的西方人都是物质主义者。但是，如果他们对西方文化多一点关注，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藏人完全不知道当代世界最受推崇的思想家与艺术家是谁。他们不知道像《我和安德烈的晚餐》（My Dinner with Andr'e）这种电影的存在。这部电影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试着在当下随机而自在地生活，会不会更快乐？几世纪以来，绝大多数西方音乐与艺术的成就，多数是来自对上帝的崇敬与礼赞，这些作品也都远胜于藏区的同类作品。

即使是现在，在藏传佛教离开雪域六十年之后，大多数的喇嘛对自己家乡以外的世界几乎还是一无所知。许多人以为西方的生活就像一部通俗、平庸、刻板的好莱坞电影的内容。喇嘛们尚未了解到西方弟子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深受他们的历史、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影响，因而渗透在他们的语言、文学、歌曲、艺术、戏剧、以及他们对道德和伦理的定义之中。

我屡次看到西方人为了修持佛法而心甘情愿地抛弃自已的宗教和文化根基。作为喇嘛，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但我们没有。如果我们连他们的症状都不问，又怎么能开始诊断他们的问题，更何况提供解决方案？

创巴仁波切

秋扬创巴仁波切是第一位对西方人及其文化真正感兴趣的藏传喇嘛，然而 我很遗憾地说，他也可能是最后一位。看到创巴仁波切如何在西方引介佛 法之后，我才意识到西方人的观点其实与藏人的截然不同。创巴仁波切的方法对于各种细节都经过深思熟虑。

我记得在佛蒙特州的卡美秋林（Karmé Chöling）看到香巴拉弟子们像士兵一样被操练。后来我才知道，创巴仁波切坚持要他们行英式而不是美式的举手礼。仁波切还要求他的美国学生以字正腔圆的英语口音反复练习说 ：“凯茜的头发是黑色的”（Kathy's hair is black）。

起初，这听起来很荒唐，似乎是在浪费宝贵时间。他到底在做什么？直到多年之后，我才开始欣赏他的方法。每值法会，藏传寺院中的僧侣们都端坐整齐，齐声诵经、打鼓、吹 号，依照精心编排的仪式进行，数百年来完全相同。敏珠林寺的僧人尤其以完美的团队修法而闻名，一百位僧人可以同时拿起他们的金刚杵和铃，而完全无声无息。

金刚乘的仪式是藏区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整合身与心的有效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正念的修持。这种非常属于藏区的方式，应该如何转化给非藏人？创巴仁波切可能是唯一有胆量和想象力去进行试验的藏传喇嘛。他教导美国学生操练的修持，要他们像士兵一样地齐步走，并且要他们练习英式朗诵法以提高觉知力。

他的想法实在太精彩了。如同指月需要手指，迷惑的人们需要一个容器或文化来容纳他们想要获取的智慧。藏文化是否应该原封不动地输入到美国？不，创巴仁波切说，不应该。如果你真正想要指的是月亮，为什么要先引进一个藏人的手指来指着西方人的手指？这是徒劳的。

要把非二元教义装进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价值观所形成的容器里，有可能吗？可能可以。虽然他的方式有些前卫，但很多人都非常钦佩创巴仁波切勇敢的尝试。然而，当他这种实验的消息传回喜马拉雅山家乡时，人们对他却不以为然，甚至连少数彻底受到藏文化熏陶的西方人士也都如此。

我想说的是：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要设计出介绍佛法的方式，需要投入时间、计划、远见和勤奋力。然而，只是建议最简单的改变，也无可避免地会招来严厉的批评。我们当中谁有勇气与胆量要求美国人像英国人那样发音？或者让嬉皮学生穿上军装？

创巴仁波切甚至连佛堂的安排也是杰作，既没有让西方学生感到非常藏式，但也没有过分偏离藏区传统。他自己选择穿西装打领带，而不是披戴厚重的锦缎和法帽，并称自己为 Mukpo，意思是“棕色人”。他从不用过多的藏族物品来让他的学生们应接不瑕，但他也从未忘记自己的根源。他将自己成长的传统加以调整，以适应他所教学的地方、时代与对象。

他也很有技巧地将他和学生们都喜欢的日本美学融入其中。创巴仁波切，这位具有宏大远见的上师，过世得太早。他的去世不仅是佛法的巨大损失，也是整体西方佛教发展的巨大损失。我必须承认， 起初我对他的方法持着批评的态度，但我逐渐看到，当我们教育各式各样的人们时，不但要考虑到他们的文化背景，也要考虑到他们所处的时代。

让我感到不安的是，人们对创巴仁波切的讨论多半围绕在他的古怪行径，而非他教导美国人的勇气与创新。就像父母亲愿意花上好几个小时以儿语与新生儿交谈，创巴仁波切也愿意尽可能吸收美国文化，然后试图在美国人的水平上与他们交流。放眼望去，有多少喇嘛甚至做过这样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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