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答曹晋：一场关于古典文学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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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典文学的谈话
——答曹晋问
问：从1994年离开大陆到现在快七八年了，您的研究依然停留在中国古代文学，就您的感受而言，在大陆和北美这两个环境差别很大的地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怎样的不同？
答：1979年我再次考回陕西师大读硕士学位时，已经是务农好久，多年都没和文字打交道了。当时可以选择的专业很多，之所以报考了古代文学，只是因为从小喜欢读古书，长期荒芜之后，在知识的积累上实在是别无所长，就只有那么点文言和国学的底子还可以去试一下锋芒。感谢我的指导教师收下了我，从此即走上了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不过我的路和我那些同学的路略有不同。他们毕业后都留在大学的中文系教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可以说是紧密联系的。我先是分在电大当辅导教师，后来转到工科大学专教“大学语文”，也根据系上的安排开了些诸如“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传统文化专题”之类更吸引学生选修的课程。由于教学环境的不同，从那时起我就什么书都有兴趣翻阅，很多不同领域内的论题都信笔去写。在文学方面也是中国的欧美的齐上，古籍方面并不拘于诗文，诸子经史全都去啃。这种广泛的阅读兴趣可能会带来博与通的好处，但也有驳杂而无所成的危险。
你问到了我在国内和北美研究古代文学环境上的不同，我首先要告诉你其间相同的一点，那就是我长期以来都教的是辅助性的语文课程，不像中文系的教授们有具体的研究课题可以承担，在出国之前以及其后，我的研究都处在业余状态。这种处境的不足之处是缺乏和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充分交流，但也落得独自钻研，从心所欲，虽捞不到课题经费的资助，却免去了任何下达任务的牵制。我在交大教书的时候，和大家一样，也是想争取评上高级职称，急着出书发文章，其中尚杂有一定的功利念头。而被聘到耶鲁，教职是从事汉语教学，就像国内大学外语系所请的那种外教，人家重用的是你这个说母语的教师固有的语言资源。干这种“口力劳动”的工作，能把学生教得会说普通话会写汉字就算尽了职，若有余力编些中文课教材自然更好，但并不存在必须在哪一级刊物上发了多少学术论文才能升高级职称的问题。再加上这语言教师的课时远比在交大时多，只有周末或放假才有整段的时间连续阅读和写作，所以我那本来即为业余的研究就更加业余化。从前还有余力坐下来写专著，来美后只写了些零星的文章。
其次，信息上也比较隔膜。从前每月都从人大编印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汇编中了解到国内的最新动态，这些年来则渐行渐远，无形中从过去熟悉的语境中疏离出来。知道的少了不一定总是导致落后，间离也会带来特殊的效果。心情经过沉淀，慢慢地平静了下来，从一个推远了的镜头去看从前的自己，才看出了某些从旧有的习染中带到现在的问题。国内中文系的情况不用我在此描述，身在其中者都十分清楚，学术活动中搅和了太多的非学术或反学术的东西：人事的纠纷，利益的分配，大气候阴晴无常造成的影响……承受着诸多压力，每一天都可能产生不满，所有这些世俗的因素都向一个人所做的学问投下了阴影。我从前所在的那个学校，有人甚至为评不上教授而气病或气死，在这样的心态下写文章，谁知道都会夹杂进去什么东西。现在听说正在给教授们搞高额的补贴，这当然是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的好事情，但此类好事，只要是仍沿用上面一阵风吹来，下面一窝蜂而动的方式去搞，闹出了不公平的事情，多少都难免学术贬值的弊病。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说美国的学院内绝对没有类似的问题，我只是想强调我自己的特殊处境使我得到了一定的解脱。在此处东亚系教书的中国人可分两类：其一是在美国获博士学位者，受聘后得从助理教授做起，经过相当竞争的过程，最后当上终身教授。另一类就是我这种语言教师，上面我已说过，由于教学性质不同，不存在经过严格鉴别后获得提升的关卡，所以搞研究纯粹属我个人的兴趣，没有晋升的压力，也就少了屈从的焦虑。这种较低的教职也可能使一个心怀学术雄心的人甚感失落，但对我来说，因为从应聘之初就明确了职务的选择，遂绝缘了得失之患。所以我可以心怀坦荡地说，这新环境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一下子从国内那些曾困扰我的非学术或反学术纠缠中超脱出来了。真的，只有彻底放下了担子，你才体会得到不受牵挂的爽快。
那么这一状况对求学到底都有什么好处呢？必须指出，古代文学不只是一门知识，研究它也不仅仅是为了学术。它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可谓传统精神的载体之一。这个载体是一种符号表述系统，如果只是把它当作运用某种方法去解释破译的文本，这文本很可能就堕为试验方法解剖刀的死肉。谈诗词者常提到境界的问题，那境界不只显现于文本，它还涉及到接受者的心境及其身外之境。中国今日的城市，在某些方面的后现代化恐怕已甚于西方，而生活在美国的校园及其郊外居住区，在我的感觉中，确实有不少类似前现代中国的地方，恍惚中走过与古为邻的蹊径，对比起故国今日红尘万丈的都市，这异域的草木烟云反而有助于我加深对古人及古籍的体认。应该允许古代文学的研究有一个更宽泛的活动领域，潜沉涵养式的领会也可视为论文书写的补充形式。我来美后写了不少散文随笔，我以为其中也记录了我学习古人诗文的心得，我把这些文字也当作一种触摸文心的试验。这一次移居真可谓如往而复，此身是拉远了，此心却感而遂通了。失之于东隅的东西庶几于桑榆得之，求远走而得远见，又何憾焉。我起初也发出过漂泊、放逐的感叹，随后稳定下来，至今已认同了身外的环境。
当然，这其间也有一个省思和纠正的过程。大家都是在大批判的氛围内长大的，搞古代文学研究的人，谁的脑子里没刻下那“批判地继承”之类的教导。自打五四以来，读书人多被灌输得对自己的历史普遍怀有怨诅情绪，而接受西方的东西时，又往往怀有借用某种利器来除掉自身宿疾的用心。然而国体和民体一如身体，急于除病而不惜使用虎狼药的结果总是大伤元气的。现在的事实越来越明显地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富强不可能只靠走现代化的道路及体制改革来实现，还需要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培植、调养、复原我们的国体和民体在近百年来被斫丧的元气。人文学科生产不出立即赚钱的东西，它仅为我们提供有益的认识价值。比如拿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搞这一行的人就有责任做澄清文化是非的工作，帮助普通人把扭曲了的历史观念纠正过来。不对比就看不出反差，我也常留心我周围的情况，我从未看到像中国社会上那种不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国民们动辄妄自菲薄的现象。这倒不是说这里的人在给自己的过去大唱颂歌，而是说在这块土地上，由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没发生过人为制造的断裂，日常生活中便易于源源不断地推陈出新，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伴随着维系传统的亲切情怀。
就拿那些白人汉学家来说，对于他们所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化，也总是怀着学术的敬意进入，因为没有先入为主的批判教唆，处处都舒展出了耐心求知、尝试理解和彼此沟通的愿望。对我影响最大的要算来美后结识的几位华人朋友，他们均来自港台，显然是没接受过洗脑的缘故，言谈话语中时时以对立的立场引起了我对自己的省察。关于这一点，在以下的话题中我会再作深入的探讨，现在我可以这样总结说：我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上一直处于业余状态，人是在学院内工作，但与学院派有一定的距离。从中国来到美国，我的变化与我当初所期待的（也可能是朋友们所想象的）略有不同，我精神上最大的受益倒不是学了新理论新方法获得技术的长进，而是环境心境的变化使我对过去的治学有了省思，进而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有了新的想法。
问：中国古代文学在国内属于“冷门”学科，古代文学研究在当下的意义也时常困惑着研究者们，我想知道，北美的汉学家怎样看待这一问题，您本人的态度又是如何？
答：就我在美国大学教书的见闻和感触来说，所有的人文学科研究在此地都说不上“热”，只是从我和这些人员有限的接触来看，我并不觉得他们认为自己的学科受到了什么冷遇。那么“冷门”这话该怎么说呢？是不是可以说，所谓嫌某某学科“冷门”，主要是那些学科中的人自以为受到冷遇而不满的一种说法呢？怎么样才算不冷？难道把唐诗宋词搞得流行歌曲一样走红，古代文学就不冷门了？在今日世界上专业越分越细的情况下，哪个专业对于外行不是冷门？要想不冷门，恐怕只有做文化名流，写畅销书，到大众媒体上去亮相了。
耶鲁的大学者名教授很多，我还没想到就这一话题去了解他们的看法，但从有限的接触大概可看出一种普遍的倾向：兢兢业业工作的人居多，他们专心投入自己的领域，只求在所属的专业圈子内产生影响，而很少奢求份外的名誉、利益和特权。对学者来说，学院外的诱惑显然比中国要少。比如有个中国历史教授，在中美均有影响，他素来以文笔的生动吸引读者，但有一家中国出版社想约他写那种渲染名牌大学的散文随笔集，便受到了他断然的拒绝。倒不是说他写不了，而是因为他并不想凑那个热闹，更不想逾越他专业的界线去沾多余的光彩。当专业以外的俗务根本没有诱惑，在一个人的心目中就不太会产生孰热孰冷的计较。中国现在的情况，我看恐怕是狂者进取之士太多了一些。在美国的学院内，狷者有所不为的人所占的比例依然很大，其整个的氛围是持重和低调的，节制和内敛的。他们基本上是安于冷或乐于冷，并以冷为生活方式，故虽处冷而并不以为冷。所以我在这里很少听到大学教师们发出什么冷门的抱怨。尽管很多人都热中进法学院和医学院读书，将来好赚大钱，但还是有个别的人完全出于个人的爱好而投入搞人文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在他们的心中，一般都不存在那种计较自己的专业是否受人重视的想法。特别是汉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领域，规模极为有限，经费也最寒酸，有些项目的开设还得靠香港台湾的有钱人捐款支撑。你拿了中国文学博士学位，顶多也就是当个终身教授罢了。但十万八万的人群里头总会有那么几个对中国或中国人情有独锺的白人，等他们学有所成，找到了对口的工作，能在大学出版社出他们那些仅有同行和选修此类课程的学生会买的专著，能到定期举行的本领域学术会议上互相碰头，交换一下学术成果，能在学院之间互相请来请去作演讲，而讲演时能看见有十几个教师加学生坐在下面恭听，他们也就就心安理得，觉得很不错了。抱着这样的学术心态，应该是不会有所谓冷门感的问题吧。
认为做什么事更有意义或意义不大，这在价值取向各不相同的人看来，差异会是很大的。在一个工作生活相对稳定，又不会发生突然的政治变化，而且学术言论相当自由的国度里，做学问这件事应该有其相当大的自足性，这就是为学术而学术。你可以不受干扰地做求真的学问，也不必去多想能拿它致什么用或敲什么门。这样，就不存在有没有意义或意义有多大之类让你伤脑筋的问题。玩股票的就让人家尽管赚去，精通计算机的就让人家挣高薪去，你如果觉得自己只是个啃古书的材料，就乖乖啃自己能啃得动的古文好了，最终多少也会啃出些甜头来。过去我们追随毛泽东批评过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那句话，我可以告诉你，美国好就好在至今仍是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地方。大学里更是如此，若不是正在使用计算机之类的东西，有时候坐在那古典式的石头建筑内读书上课，你会依稀觉得这校园内的求学环境简直和在电影上所见的上一个世纪的情况差不了多少。意义的困惑，这兴许是中国那种不断变化的大气候下干什么都忽热忽冷而导致的一种精神感冒吧。不妨简略回顾一下我们新时期二十年的学术历程：美学一度就被认为很有意义，似乎掌握了其中的要妙之道，弄清了美的客观性或主观性的问题，我们的文艺状况，甚至我们的现实人生都会彻底改善。后来又是对比较文学的奢望，接着企图从海外汉学得到补养，统统热过一阵，慢慢地都淡出了意义的光圈。
我认识一个名叫夏洛特·佛斯的美国汉学家，她的中文很一般，据说是为了搞通中国古代医典中“妇人以血为主”这一中医教条的问题，她竟花了二十来年的光阴，翻遍了自宋至明的妇科书籍。她查阅的资料很多都是手抄本，那些书，就是国内搞医学史的人也未必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了也未必留意。就是这样不慌不忙地苦心钻研着她那个枯燥的问题，佛斯最终写成了一本题曰《中国宋元明医学史中的性别》的佳作。我为此书写过书评，不知道在英语世界中能读懂或有兴趣读她那本书的人到底会有多少，想必她在圈子外是不会有什么名气的。但她自以为她的工作很有意义，她真可谓深入了冷门中的冷门，填了个在中美均无人看在眼里的空白。当然，我并不是在此鼓励大家在做学问的事情上都去挖针尖大的深井，汉学家中有的是博大精深，著作丰富的学者。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举佛斯的例子只是针对急功近利的态度而言的，它至少对学问做得慢而且细的人有激励恒心的作用。总而言之，一个人心里不存意义的俗念，自然也就少了意义的困扰。
然而对于研究古代文学的华人学者，只做到皓首穷经，冰冷的求真，似乎还有所不足，我想这恐怕也是你向我提出意义困惑的原因之一。在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时，我检讨过在大批判氛围下长期形成的学术心态，我以为，对我们的文化遗产，所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是应予重新审视的。这倒不是说，古代的东西无所谓精华与糟粕之分，而是说古典的东西不应被当作一堆予取予夺的学术试验材料。这里的大学设有专门研究西方古代典籍的古典系，大学生中也设有讲授此类知识的课程。对于那些负载西方传统价值的典籍，人们多是孔子那种“好古而敏以求之”的态度，从未听说还没有进入典籍的阅读，就先有了存心批判，必欲剔除其糟粕的想法。古人所述说的生命状态及其世界的真实是一个整体，念念不忘剔除其糟粕的作法势必造成将其肢解的结果。你也许解剖出了极其隐秘的细部，哪怕是属于你想要的精华，但你只抓住了死肉，生命的灵气已走漏精光。诗词文章言情托意，都是出自性灵的东西，一个古代文学研究者追求的意义就是把这种蕴藏在文字中可感的因素发挥出来，让它再去感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生命的流动总是在万殊的相感中回旋不已。叶嘉莹的诗词讲授之所以广受普通诗词爱好者的欢迎，就是因为她善于阐发诗词的感发作用，能委曲入微地探触到古人的用心。怀古者并不是要埋入故纸堆逃避现实，现实已在长期的折腾中丢魂落魄，呼唤古人的灵气，无非是为国体和民体的复原尽一些培植、调养的绵薄之力。其实很多热爱古代文学的学者都在作类似的努力，他们既不会发出冷门的抱怨，也不会困惑于意义的丧失。
问：这几年，一些新方法，如性别理论、现象学方法等也开始逐渐被国内年轻一代学者引用到古代文学研究之中，但一些老一辈学者对此则持保留态度，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处于“理论生产中心”的北美，源源不断的新理论对您的研究有着怎样的影响？
答：年龄似乎并不能构成人群分类的绝对标准，做学问这事情，各个年龄层次的人中都有良有莠，未必后生全都可畏，也未必长者全都可敬。至于引用新方法的宜与不宜，情况更为复杂，很难一概而论。不要忘了：50年代初，从苏联引进的那一套文艺理论也曾经是先进的新方法呢。由于大家多年来都把那些教条主义的、庸俗社会学的东西当政治任务接受，都在外来的政治压力下驯化成死搬硬套的思维惯性，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该看到，就是你所说的对年轻人引用新方法不以为然的那些老一辈学者，他们也有过中青年的时代，他们当时也一度是学习马列主义新方法的积极分子。进入80年代以后，这些人之中有一部分人落了伍，要去求新，已无能力，全盘守旧，似又不甘，于是都习惯把自己在学术上的平庸归咎于过去的三十年，似乎所有的错都是时代和政策的错，个人对自己与那个大错的共谋却无需负责。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十分清楚：苏式的经院哲学固然制造了学术的苍白，但它的简单化和同一性也有利于平庸者的寄生和幸存。那个受到抱怨的时代在学术良知的存留上确实是害了这些抱怨者，但也在混着吃学术饭和学术权力的拥有上让他们得了利。在今日学术已有长足发展的形势下，乐于念老皇历的人为守住自己的学术特权，便厚起老脸以坚持传统自居，于是年轻人的求新就很容易成为他们指责的口实。他们固然是老一辈，但属于老一辈中的混混。像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任半塘等一大批具有深厚国学修养的学者才有资格作为传统治学方法的代表，并非任何一个上了年纪带了研究生的教授都可被视为老一辈的旗帜。这就是说，老一辈也应一分为二地看，残存在老一辈中的庸俗社会学遗孽可谓越老越朽，朽而犹自雕饰，乃至继续克隆新一代的平庸。他们的看法，我们实在不值得拉出来在此多费口舌。
说到引进和应用西方新方法的动向，这早在80年代初就开始了。因为50年代引进的新方法已被证明无效而有害，要矫正要改进，就非得用新的来冲击不可。我自己当研究生的时候也抱的是这个想法。现在回头去看，过分迷恋新方法也有很大的危险。如果一味把现象学、女性主义批评等方法的运用当成目的，而把古代文学研究的本体弄成玩那些新方法飞刀术的靶子，其结果也与从前搬运苏式经院哲学造成的倒错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所以年轻一代的学者固然多了些求新的勇气，但若一味硬挺起一个求新的高姿态，未必就能取得有效的成果。新方法尽可以尝试着运用，打好扎实的国学底子，达到经史子集兼通，仍然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基本功。这也正是老一辈优秀学者向我们昭示的方向，而新一代优秀学者之所以能在崭露头角后更有长进，大都是涉猎了西方的理论后又返回到古代的典籍中潜沉涵咏的缘故。总之，借鉴运用西方的方法理论只能提供一种角度，开阔一下视野，用得好了，会有助我们回归本体，用得不好，只会落到失其故步，从邯郸爬不回家的狼狈下场。
古人云：“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如上所述，我早先也很热衷搬运新理论新方法，到了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书籍成堆的美国，在我的身上，啃那些东西的劲头反而削弱了许多。就拿批评理论重镇的耶鲁来说，从老师到学生，包括我曾给博士生上过的古代文学讨论课堂上看到的情况，大家对新潮的批评方法并不显得有多么过分的偏爱。事实往往出乎人的想象，灯塔底下的光线反而较暗一些，也许正是从远方观望的眼睛太向往灯塔，那一闪一闪的亮光才在渺冥中唤起了浮躁的趋光冲动！至少我所认识的中国文学教授们都习惯做他们平易的文本细读工作。在一个随时都可以听布鲁姆讲课的校园内，师生们听的多见的多了，大约不足以产生以方法理论矜夸的狂热吧，故庸言逊行反而普遍一些。况且学院里奉行的学术规则向来都很严明，任何引文，任何对他人说法的转述或借用都得注明出处，稍有疏忽和胡诌，即有掠美剽窃之嫌。所以，人们安于慢工出细活，宁可把学问做得琐碎一些，也不屑于高深其词而模糊影响，哪里敢像某些在国内奢谈“后学”的人士那样天马行空，乱喷一气！
问：前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您的《身体和情欲》和《风骚与艳情》，前者是您到北美后的论文集，后者是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过的专著，您认为这两部作品的最大不同是什么？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您现在对《风骚与艳情》怎么评价？
答：就从《身体和情欲》这本评论集说起吧。我出国后一直在写随笔评论，各种内容的都有，并非全都围绕着性与性别的话题。至于收入此书的文章，因为首先得考虑出版审查上许可的尺度和销售上可能产生的效果，所以从已发表的文章中做了一定的筛选，比如，能收进来的东西，起码不要有什么抵触和妨碍，以免印出来给出版社造成意外的麻烦。在这一大前提下，经过与编辑磋商，我特别注意挑选了那些学术性与可读性兼顾的文章。正好这些年来我写了不少讨论性别理论的评论，在报刊上发表后反应还算不错，于是便挑了些结集在“身体和情欲”的总话题之下。顺便提一下，我1989年写成一本小书，名叫《女权主义与文学》，后来拖到94年才在北京出版。如果说在那本入门性的读物中我集中评介了截止80年代中期欧美的女权（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那么在《身体和情欲》一书中，我着重讨论的便是90年代初以来性别理论在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方面的广泛应用了。我们知道，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是欧美60年代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她们在文本上处处致力于批判和颠覆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可谓一“破”字当头的革命思潮。闹到了80年代末，质疑、抨击和消解的文章也作得差不多了，而性别的视角已渐为学院内的男性学者所接受，并影响到文学研究以外的其他学科，跨学科的性别理论便由此应运而生。我在《身体和情欲》一书中讨论的很多问题，如乳房的文化史，医疗和性别语境中的女性身体，身体与情色的关系，减肥节食的问题等，便在一定的程度上补充了我早先那本小书不可能囊括进去的最新情况，可算是对女性主义批评之后绮丽的波澜做了几束光亮的扫描。
现在趁着谈我集子中的文章，我还想补充说几句关于新理论新方法对我的影响的问题。该集中有些文章是我在出国以前写的，比如评杨争光小说的文章，我属草之际并没有想到拿什么新方法去读解。我凭的是我多年在陕西农村生活的经验感受，讨论杨争光笔下的人物，也是在和我熟悉的村民们对话。比较而言，我更喜欢这种从自身阅历感受中提炼思想的为文状态，它是积久而发的，无需拿引文的编织去填补思路的空档。我出国后写的评论多针对新出版的英文专著，这些书不同于在国内我曾喜欢钻研的那类批评理论流派引论或思潮分类介绍之作，它们是对各个特殊领域的专题研究。方法理论已溶解于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读这些书对我的启示是：只要你能在一个确定的领域沉下去努力勘探，对你有用的方法自然会在发现的过程中摸索出来。
《风骚与艳情》初版于1988年，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本专著。与以上那本评论集中所收的随意读书而即兴发挥之作不同，《风》书乃出自我多年学习古典诗词所积累的知识及感受。我的研读古典诗词最初本由习作旧诗入手，在此书台湾版的序言中我是这样描述的：“我基本上没受过多少大学中文系的教育，直到后来有机会再入大学深造，在很长一段岁月中，我的生活都处于文化上的边缘地位。读诗或写诗，不过业余的奢侈消遣而已。由于一直都是从性之所好出发去自学一些国学的基础知识，而很少从课堂上接受教条化的理论，因而从一开始就在良知较小受到歪曲的情况下直接进入泛览的书籍，随之对古人的处境及其区区怀抱渐渐有了较贴近的默会。…在作诗填词上经验地谙熟了一种并未从知性上识辨清楚的表达方式。”正是长期以来阅读和习作旧体诗的过程中默会了其体要、品味及意趣，等后来从研究的角度再重温我熟悉的作品，并试图运用新方法、新理论去作分析，我才发觉死搬硬套西方的概念和用语是很危险的。我也一度迷恋新方法，但我从一开始就敏感到，一味拿西方的概念和用语套用于中国文学的事实，很容易搞得驴头不对马嘴。我更喜欢拈出几个古代文学中固有的关键用语，把它们置于相关的历史脉络中作重新描述和界定。比如，“风骚”与“艳情”，乃至后来在另一本讨论性与古典文学的书中贯串始终的“风月鉴”，便都属于此类关键用语。它们都是含义丰富的意象，都随着文学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如果把此类构成我书中叙述框架的用语比作数轴，我凭借着它们力图勾画出来的，就是一种分化与融合的演变轨迹了。当然，《风》书讨论的各个方面都只是开了个头，仅浅尝而止。在此书出版以前，有关古代妇女文学的研究一直停留在二三十年代以来谢无量、梁乙真、谭正璧那类罗列女作家花名册著作的水平上。从此以后，不少研究者都开始注意到女性的文学和文学的女性二者并重的方向，并且将两者并置在古代文学的总体中来研究考察了。女性的关注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它也是切入点，是勘探的线索和扫描的光束。
你特别问起我现在对《风》书的评介，那就让我们接着“以女性的关注为切入点”这个话题往下再说。我想指出我在撰写此书时着笔尤浓的一点，但这一点似乎很少被喜欢读这本书的读者注意到，那就是贯串全书的两种声音：男性的“慕”和女性的“怨”。企慕情境始于对远方目标的向往，其诗意来自距离的隔阻，而诗歌的行动总是穿越迷雾的持续努力。怨离情绪乃是从静止的位置上对离去者拉远了的空间距离产生忧虑，由此引起猜疑、忧伤和怨诅。这是弥漫在古典诗词中两种普遍的生存境况，也是我一直用心捕捉的声音。高彦颐说我在此书中“写情以寄情”，可谓搔到了痒处。
《身体与情欲》
作者：康正果
问：中国古代女性文学长期以来在国内学术界不被人重视，作为该领域的较早涉足者，您也长期被排除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圈子之外，不过您的有关研究在北美却获得了较高的声誉，您怎样看待这个反差？
答：我最早只是想研究艳情诗，旨趣并不在妇女文学。刘勰说过，“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实也。”妇女文学有的是女性学者在研究，男人去插手，终究隔了一层。这是我最初的想法。后来我写艳情诗的论文遭到否定，现在看来，那文章确实也不够成熟，早早地碰上个钉子，惹一点小祸也未尝不是好事。就这样我退出了古代文学教学的圈子，虽谈不上受到了谁的排斥，但毕竟你未厕身其间，到头来便轮不上你参与其事了。
就从我写作《风骚与艳情》的事说起吧：那时候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妇女研究丛书”刚搞起来，我接受了该丛书主编的约稿，也算是受到了一个在古代文学研究圈子之外的女性学者的重视。进入了这个共享的边缘阵地，我起初由性别差异而产生的选择犹豫也就随之消融于其中。写这本书的过程使我对性别转换的问题有了切身的体验。作为一个作者，我不完全是那种从局外面对文本的冰冷分析者，我同时也进入了自己的叙述，经历了某种性别扮演。本是受约写一本狭义的女性文学史专著，摸索中却演变成性别研究之作。“拟女性”的声音及男性对女性的欲望投射从而蔓延成该书的主要议题。可以说我是在还不太清楚性别理论的情况下，本着个人早年的学诗体会，不自觉地踏出了性别研究的路子。我们还可以顺着上面提到的两种声音再说几句。企慕与怨离不只限于男人和女人的划分，在男性之中，仍可以发生怨与慕的分化。当男性面对的欲望物件是女性的身体，企慕的情怀便表现为对闺房世界的香艳铺陈。当男性在仕途上失意坎坷，反复向君王或上司陈情，其拟女性的怨诅便唱出了政治失恋的调子。
《风》书所作的探索不过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罢了，在台湾和美国的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开始对性别理论感兴趣的时候，国内还局限于狭义的妇女文学研究的观念，我那男声而女调的叙述遂使我的声音同外面的新声有了适时的应和。《风骚与艳情》问世之初，我记得北京一位持激进态度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曾就该书主要讨论男性文本的缺陷而将其排除在妇女研究的范畴之外。但在妇女研究已迈向性别研究层次的台湾和北美，我讨论的问题正好与学者们的关注点有所契合，有些话大概说得于他们心有戚戚然，所以在不少人的著作中被间或征引，要说产生了影响，也就仅此而已。但在国内则引起过某些可笑的反应：由于书名可能在个别人的接受中产生误解，致使严肃的学者一见封面上那刺目的标题就不屑再往下翻。听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说，此书初版之日，就仅仅因为那书名看上去不雅，便被地方上列入了扫黄书目之中。显然，他们就知道世上有风骚娘儿们，却不知道华夏诗词源流中叫做“国风”和“离骚”的两大源头。要说国内外的反差，我看就是这些吧。
问：进入新世纪，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急剧，您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会呈现怎样的特点？
答：“全球化”现在是到处都谈的话题，它成了热点，其他的话题就都要和它拉拢起关系了。我们也不妨扯它一扯。进入21世纪，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上交往合作越来越多，自然文化上的交流也会跟了上来。就拿中美之间来说，古代文学界常在不同的地方举行国际学术会议，还互派访问学者和留学生，文学研究逐渐走出了从书本到书本的封闭和孤立，学者与学者之间的联系比从前显著地增多了。过去搞中文的根本不通英文，现在很多中国文学的硕士、博士都能直接读英文的汉学著作，甚至能将其翻译成中文。随着扩大和中国同行的接触，美国的汉学家也从以前主要面对文本转向亲自去领略华夏的江山文物，沐浴其温厚的风土人情了。双方讨论共同的议题，使用互相理解的用语，这样的沟通势必导致海外研究和国内研究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就美国汉学家这一方面来说，已从早期的译介作品为主，转向了各种专题的深入研究。有些人依然偏重从西方的文学观念出发，拿一些英文的专业用语死抠中文的文本，比如有学者反复念叨中国的古代诗词没有“虚构性”（fictionality）云云，便在一定的程度上钻了牛角尖。但也有不少汉学家立足古代文学中固有的用语，发挥他们所擅长的分析能力，对我们因过于熟悉而缺乏省查的现象做出了深入的阐释，对于习焉而不察国内同行，他们的探索尤其有借鉴的价值。一般来说，单纯在文学文本上做文章的论著会显得单薄一些，而利用文学的材料做文化、历史研究的论著可能会显得更加厚实。我个人未必正确的看法是：历史专业的教授兼通文学，所写的东西一般更有份量。而只在文学层面上转圈圈的操作，便明显有单调之嫌。所以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古代文学研究，往后恐怕会显得路子太窄。我们从前有“文”的概念，而且文史是并提的，但没有五四以来这个“文学”的概念。能不能跳出“古代文学”常设的框架，把研究的方向还原到“文”的脉络内作总体性的探讨？按照传统的价值，过于沉溺辞章并不值得提倡，应该从诗词古文鉴赏的水平上往更广阔的范围，更尖端的目标提升了。所以，走文史并重的道路，把所谓的古典文学文本置于国学的总体中涵咏研读，这确实是我们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寻求沟通并不意味着完全同一，学问若做到精致得有如工艺，则民族文化的灵气必丧失迨尽。返归国学的土壤，这是补养中文系教育苍白的当务之急。
五四以来，西方文学的译介及其传播在中国的读书人中引起了一种过分接受的幻觉，太多太热的文学爱好者以为那些欧美的名著、古典作品在他们那里都是家喻户晓，传诵人口的。国人对他国大师推崇的程度有时甚至都超过了那些人在他们本国受到的推崇，中国至今还是个文学过热的国家。我们自己夸大了文学的作用，还以为其他国度也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情况。其实在后现代的美国，所有这些经典都退缩到了专业人士的圈子内。而真正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好莱坞之类大众的、流行的文化。现在中国人喜欢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不是中国将来全面走向了世界，我们的李白、曹雪芹在西方就会像他们的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在中国读者中一样富有影响呢？绝对不会的，永远都不会的！这里并不存在两者之间绝对价值的比较问题，存在的问题是双方的接受心理不同。对外国的东西，中国这一方面始终延续着海绵吸水一样的求知欲望，而那一边呢，对中国的好奇心相对说来就淡得多了。你有时会对你发现的情况觉得莫名其妙，美国人对西藏的好奇心和了解一般都远远强烈过对中国的古典文学。所以若以为全球化了，中国走向世界了，中国的古典有一天也会被世界普遍接受，那只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更何况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接受上，中国和欧美还存在着令我们感到汗颜的反差。海外汉学的著作不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甚至被奉为典范。但很少有国人研究的佳作被翻译成西文在海外的汉学界传阅，就是在北美的名教授用中文写成的论著也很少被译成英文出版。固然，我们三十年的空白和这二十年的复原还没能够产生太多让海外汉学家倾倒的力作，但应该指出，汉语著作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弱势地位也是导致这一输出与输入逆差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说在前十年，我们翻译介绍海外汉学著作对国内学术界有待刺激的落伍状况不无补益的话，那么这事情到后来搞得过热，甚或有数量之滥，恐怕就是进口超额，知识浪费了。
你问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会呈现怎样的特点，显然你是想知道一个应该是什么的前瞻和期待，你自然期待将出现更多影响到国外汉学界的著作，也期待它们被翻译成其他语种在外流传。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连关于我们自己文化遗产的研究还在进口外来的制作，这难道不叫我们的研究者感到尴尬和讽刺？
我在以上把冷话似乎说到了冰点。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不可以别开生面？古代文学研究在今天既然是一个行业，那它的研究成果也该属于文化产品，也该去开辟它的市场。刚才我谈论佛斯及其中国医学史那本书，是偏重其冷门的一面来说的。我说我不知道该书在英语世界有没有很多读者，现在走笔至此，转念一想，又觉得说不定它还会吸引相当一批对口的读者。因为此书毕竟不是一个医学专业的学者所写的医学史，作者颇为详实地描述了宋明之际民间生育的习俗、仪式和产婆的操作等事实，有些细节对非专业的读者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它很学术，很思辩，但也有叙事的趣味。
耶鲁的历史教授史景迁有很多历史著作都是畅销书，他的《妇人王氏之死》简直比小说还引人入胜，但它依然是学术著作。古代文学研究需要一些人继续搞那些编年谱、搞考据、作笺注的工作，坚持往冷处做下去。但另一些人也可以把他们的文化产品搞得更别出心裁一些，好让古人的生命灵气及其世界的真实更容易传达给广大的普通读者，好在翻译后使其他语种的读者也乐于吸收。这并不等于要搞庸俗或媚俗，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后我可以简单地总结说：中国人不能指望国家将来富强了，走向世界了，中国文化就会自然地遍地开花，包括古代文学研究在内，你得考虑如何把你的文化产品制作得让世界接受。这些话说在这里，只是作一点粗略的展望，更深入的探讨等以后再找机会述说吧。
谢谢你所提的问题促使了我的思考，以上的很多想法，若不是你提出来专门问我，我还实在想不出来呢。
2001年10月22日
康正果，西安人，1994年移居美国，在康州定居至今。曾执教美国耶鲁大学，现退休在家，阅读写作度日。已出版的著作有《风骚与艳情》、《重审风月鉴》、《女权主义与文学》和《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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