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宇：评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

Original 2017-02-05 陈怀宇 地球是透明的

年轻时的葛兆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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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打开了就很难关上

作者：陈怀宇

葛兆光先生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一书很有价值，开篇即批评了文史学界很多令人失望的现象，举其大者，一共四端，切中时弊，加上写得很口语化，生动有趣，实在值得每个有志于和正在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好好读读、想想。这四点我后面会提到，所以有必要先摘出来：

一是追逐时尚，即有些人只是转抄别人的资料或只用少数选本依靠某些时尚的理论和概念将其粘贴在一起；二是伪装旧学，号称做经学、考据学，做伪传统学问，自我东方化；三是文化大话，即把学术研究和社会评论混为一谈，通过媒体包装和渲染来哗众取宠；四是高调酷评，指写书评的人用饾饤知识找别人的毛病无限放大博读者眼球。

葛先生的阅历、学养、地位、贡献在那儿摆着，对文史学界又有多年来的近距离观察和体会，这些批评无疑都是有其史料依据和具体背景的。

不过这本书最有价值之处是讨论怎么培养博士生的学术视野，怎么教博士生看书、写作。这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地方。我虽然不做博士生很久了，但还是很想看看葛先生的想法。这本《续编》主要选择了四位海外中国思想史学者的一些代表著作，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著作的思想来源、学术史背景、研究的主要问题、主要贡献和一些缺陷，来教学生怎么读书。这四位学者包括包弼德、余英时、沟口雄三、艾尔曼，都是国际上有影响的思想史学者，也都和葛先生有很多交往，总之葛先生对他们的思路是不陌生的。但因为这些学者都是海外学者，他们的作品，正如葛先生所说的，是“外国的中国学”，也就是外国学了。可是因为“门打开了关不上了”，外国人也都在研究中国，也不能不管。这本书能这么细致地将一些重要著作的观点、方法、材料一一剖析，掰开来给学生看，是很不容易的。这本书里一些对这些著作的具体评述读者自己可以去看，我在这里不想赘言，只讲一些有普遍意义的看法。

葛兆光先生（左一）、艾尔曼教授（左三）

葛先生首先指出，做学问要三面应战，一是要接受历史文献资料的应战，二是要回应学术史的挑战，三是要回应国际学界的质疑和竞争。他说，“你要对学术史，至少你本行的学术史有总体的、广泛的了解，不光了解中国的，还要了解日本的、欧美的，因为现在是全球学术的时代，这是我必须强调的一点。”（190页）他将三方面分开说，其实应该合在一起说更好。学术史的发展离不开历史文献资料的发展，历史文献资料的新发现和新阐释是学术史的新进展，而国际学界的质疑和竞争，也是学术史的一部分，学术史的发展是不应以国家为界限的，所以实际上这三者不能分开。在第一点上，他主要强调要在史料上有新开拓，在史料上有新发现，论述自然会发生变化，而发现新史料是学术进步的最基础一步。这其实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所谓史料上有新开拓、新发现，也可能还是用旧史料，但因为学者引入新视野、新方法，提出新问题，使得人们对这些旧史料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新理解。这与新史料的发现还是有差别的。

不止一次听学界同行讨论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从哪儿来？葛先生这书里对一些著作出现的中、外思想与学术传统及其政治背景有很多细致的分析，比如他指出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来源有仨，包括日本历史研究的资源、中国思想的背景、中国现实政治的刺激；他也指出包弼德的《斯文》一书也有思想史和文学史两个来源，特别比较了包弼德的思路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思路，从中可以看出包对郭的深度借鉴。做中古史的学者，谈论的很多还是陈寅恪六十年前提出的学术话语和理论框架。尽管海外中国中古史的学者都在讨论内藤湖南的理论，但已经发展出自己的一些论述，并引领了学术新潮流，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葛先生举出的第一个例子，即包弼德的《斯文》一书。葛先生还以沟口雄三的著作为例提示了日本学界将亚洲想象成一个研究单位的理论与方法论背景，一是日本的亚洲史传统，二是西方区域史研究，三是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四是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历史研究观念。（129页）他批判了日本学界将亚洲作为方法替换成亚洲作为主体的做法，很有启发。

《斯文》

作者: 包弼德（美）

葛先生的书里有个问题讲得比较少，我这里稍微补充两句。其实一些学术著作出现时代的学术潮流这一背景也值得注意，包弼德的《斯文》一书虽然1992年才出版，但实际是来自其198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修改成书，当时他对思想史的考察是离不开那个时代的学术史背景的，即当时思想史仍然是学术界比较主流的领域，与后来更年轻一代的中国史学者纷纷转向新文化史不一样。而且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的影响仍然清晰可见，即对宋代政治和思想变化的关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比如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也与五十、六十年代社会史的兴起密切相关，他的这本书是靠视野和方法取胜，材料上并没有超出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所用材料的范围。当时类似的书还包括谢和耐的《中国社会中的佛教：五至十世纪的一部经济史》，这本书则不仅在理论方法上别具一格，材料上也用了很多敦煌文书。

培养学生不仅仅是技术活，需要动很多脑筋。就我所了解的范围，很少有人像葛先生这样在书里花一些篇幅讨论应该怎么给研究生上课的。他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培养出来沾染上一开始提到的那四种毛病，要么玩儿理论追逐云山雾罩的时尚，要么去玩经学装可笑的老古董，要么是整天写社会和文化评论做人见人烦的“评论型专家”，要么去写一些貌似严谨实际不得要领的豆腐块书评骗稿费。他所说的给本科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主要是针对目前中国大学教育制度，如果放在国际教育制度视野下，其实还值得再讨论讨论。视野和方法似乎不能按学习的不同阶段完全分开。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博士生培养，其实也是舶来品，套用葛先生说的话，本质上也是一门“外国学”。外国人怎么培养文史专业的博士生呢？外国的博士生怎么读书？怎么上课？讨论什么？基本上，美国的研究生上课，如果是三小时的席明纳，肯定是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并重，一半时间带着学生读原始文献，并尝试进行英译；一半时间则读二手的研究，要求学生写个读书报告，这个报告要讨论作者为何选择这一主题，这一主题为何重要，在什么意义上重要，对本领域如何重要？对本学科如何重要？甚至对整个人文学科如何重要？作者的思路、理论、方法、材料为何？有何贡献？有何弱点，如果要提高这本书，从什么角度怎么来提高？在材料和方法上可以接着做什么样的工作，诸如此类。而且要大家一起讨论，因为一个人读，有时候可能不一定能注意到或者准确把握比较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研究生怎么读内藤湖南？中国学生怎么读陈寅恪？如果上课确实讨论这些人的著作，又是怎么讨论的？据一点个人的经验和观察，中国大学研究生教育基本上是以原始材料为基点的教育，上课以分析、解释原始材料为重点，而对前人尤其是诸如陈寅恪、内藤湖南一类的大学者的著作，基本上是怀着顶礼学习的心情来领会其妙处，而分析和反思是远远不够的。而美国文史学科研究生教育非常重视讨论第二手文献，特别注意讨论第二手文献的思路和方法。换言之，美国的文史研究生教育是以第二手文献的研读为基点的，当然也重视第一手文献，上课也花时间读第一手文献，但老师更注意训练学生如何思考和分析，重视思路和方法上的训练。葛先生也特别谈到了这一点，“除了要有广博的知识和犀利的思路之外，还需要做到一下两点：第一，检查史料和重复历史；第二，理论基础和方法检讨。对要评的论著，要检查其整体是否站得住脚，尤其是检查它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不仅要追根溯源看它的理论方法，而且要看它是否原原本本。”（194页）我在最近出的新书《在西方发现陈寅恪》里特别讲到，做史学的方式主要有四种，辑佚、考辨、阐释、叙述。陈寅恪早年的东方学研究主要是考辨，隋唐史研究特别是两稿主要是阐释，晚年的《柳如是别传》则可以说是叙事史，当然里面也穿插了考辨和阐释。其实大多数人比较注重地是考辨，考据具体史实，人物、年代、事件等等，真正能阐释历史的学者比较少。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史学观念几乎没什么进步，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把史学当史料学来处理。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

作者：陈怀宇

从以原始材料为基点的教育模式出发，学生会比较重视第一手文献的阅读，但也常常只关心是否能找到新材料，一旦找到新材料就如获至宝，好比是武侠小说里那些流连于深山老林古寺奇刹的习武者，总巴不得能找到一本秘籍，从怀里掏出来炫之于众。这样的训练结果是，学生即使读第二手文献，更注意的也是找材料，注意作者在材料上的所谓“硬伤”，特别是人名、书名、地名等等专名的失误，而很少关注作者的思路、方法、观点，即使有心去注意，也抓不住重点，不得要领，更谈不上借鉴作者的思路和方法来开拓新领域。有时候没读懂，以为自己读懂了，不能把握作者的主要观点，更遑论理论和方法，也不能理解作者所用材料和观点之间的逻辑联系，因而也无法从中受益，提出有价值的新问题。什么叫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例如葛先生在讨论完《朱熹的历史世界》之后提出要讨论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风俗化的过程，讨论新思想、新观念如何进入生活世界。（94页）这其实便是给学生和读者指出进一步研究的路径。

在中国史学界，有个严重的是问题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的脱节，从事这两个领域的学者只见缺乏交流。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进行尝试将两者结合，但如果不成功则容易惹上葛先生提及的第一种追逐时尚将材料和理论硬粘在一起的毛病。实际上，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史学实践要检验和修正史学理论，而史学理论要能帮助和拓宽史学实践。中国史学界一般做史学实践的学者，往往是重实证的学者，对理论比较陌生。而做史学理论的学者又多半关注国外新理论，不太评判国内学者的史学实践。归根结底，还是以前读博士时训练不够。只要看看最近一些年史学界的情况，便可略窥一斑。现在比较重要的学术领域的开拓、学术方法的提出，几乎都是从国外来的，什么环境史、女性史、全球史、新文化史等等。似乎中国学者唯一能自豪的就是整理材料了，尤其是新材料。每年写敦煌文书、简牍、墓志的文章至少有数千篇，已经形成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模式。这好比科技和工业界，中国大量出口钢铁、稀土，但都是粗加工，真正的新兴技术、新兴产品全是从海外引进。质言之，中国是史料大国，但不是史学大国。

在说到新史料的发现对学术的重要意义时，葛先生引了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欲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陈寅恪说的话前面一句是对的，后面一句话容易引起误解，似乎只有新材料的出现才会引发学术的新潮流。实际上，新材料和新问题是不能分开的，新问题的提出，会影响读者对材料的理解，旧材料也可能会变成新材料，被赋予新的意义。

新材料也应该包括对常见材料的新阐发而使之变成新材料。葛先生在一篇访谈里也提示了他读研究生时老师们给了很多方法上的启示。比如金开诚先生跟他说“给你一棵白菜，你也要做一桌席。”他解释说，就是要将史料用透，对历史材料的研究要像榨油一样榨干。榨什么呢？榨它里面的阐释意义和学术价值。其实，就他讨论的几本书而言，《斯文》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新材料，他也说“《斯文》一书用的文献还是比较集中的，也就是说，大多是较常见和较经典的。”（52页）而《朱熹的历史世界》原本就是出自余英时先生给《朱子全集》所写的序，也主要依据的是朱熹的作品。沟口雄三的三部著作也不以偏僻的新材料取胜。仔细一想，似乎只有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用了比较多新材料，主要是清代考生的一些试卷，但这本书的主要成就也不在于用了很多新材料。这些书的主要成就都在于提出新问题，从新角度进行分析，提出新思路、新看法。比如，《朱熹的历史世界》的重要意义是“把研究买落从理学为中心的哲学史转向与政治和社会结合的思想史；”（79页）“把观察宋代思想的视野从单纯的思想世界扩展到广阔的历史世界。”（81页）

最后说一下与同行交流的问题。葛先生说，“研究传统中国的文史学界，应当把自己取法、对话和商榷的视野，从外国专门研究中国学的领域，扩大到其他方面，研究中国思想史德人，也应当走出欧美和日本的中国学界，与研究欧美、日本思想史的学者互相对话。”（141页）。这话很对。实际上除了思想史的学者，也可以和其它领域的学者互相对话。在中国，做中国史的学者往往和做世界史的学者不怎么交流，也不原意看世界史领域的著作，这实际上对双方来说都失去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都是损失。随着世界史被评为“一级学科”，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出国门，甚至海外留学回国的世界史学者越来越多，可以预见世界史在中国将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时代，也许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不同系统训练出来的学者将会有很多互相对话、互相促进的机会。

再有一点，在海外，大家写书很注意读者对象（readership），出版社都会让作者做一个问卷调查，其中一项就是你想写给什么人看，读者的层面可能分好多类，本领域（field）的专家是一类，本学科（discipline）的专家是一类，一般大学生、研究生又是一类，分清楚这一点也很关键，写作时也会注意以不同的内容和语言，以备不同层面的读者从中受益。这一点也非常值得中国学者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