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关于“饿肚子”的历史叙事 | 汪洋
这是汪洋导演多年前为阎连科的小说《我与父辈》写的书评，关于遗忘、灾难和曾有的恐惧，以及饥饿到底意味着什么。
关于“饿肚子”的历史叙事
作者：汪洋
说到历史，中国的农民只对两件事儿记得清楚。一是死人，二是饿肚子。文革时，某地搞“忆苦思甜”，鞭挞旧社会，讴歌新社会。
农民老大爷，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起那1960年啊，多半年吃不上一星儿的粮，从一个村儿走到另一个村儿，村村都有人饿死……”台下群情悲愤，台上却越听越不是味儿。有人跳出来纠正：“他大叔，你说那不是60年，那是40年的事儿！”不说还好。一说，老大爷较起了真儿：“他侄儿，40年，你还没出生呢！那会儿也死人儿，那是小鬼子闹的。但我们村儿，还是有粮食吃！”
这是个笑话，坊间流传已久。既然是笑话，就不可能被写入历史。不是老百姓的笑话儿层次低，而是写历史的人层次太“高”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什么？不说，大家都知道；1978年一声“春雷”，雷出了什么？也不说，因为今天还在吵。一本一本厚厚的书，各种主义、思潮、世界观……各种大历史、大人物、大格局、大趋势……就是没人写饿肚子的历史。我们自己身体的记忆永远都不可靠，只有那些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学者、作家替我们回忆和总结的才可靠！从许多年前到今天，多少代人的逻辑可能一直如此，当情绪需要一个出口的时候，不接受事实，但是不拒绝任何意义拔高、情感引导和心理暗示。
因此，四人帮一举“粉碎”之后，全中国人民都扬眉吐气、喜气洋洋。城里人扬眉吐气，农民们喜气洋洋，知识分子因为扬眉吐气，尤其喜气洋洋。一切历史和记忆都被重新书写。“上山下乡”的孩子们回到城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学者、作家。从俄罗斯流亡者的身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不仅仅是扬眉吐气、喜气洋洋，无论曾经是“造反派”还是“保皇党”，是被批判的朋友，还是被团结的敌人，他们一致认为自己是在替这个国家甚至民族“受难”。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了那块土地上的野蛮、愚昧、绝望、忧伤、恐惧、政治窒息、性压抑，以及被荒废的青春……
然后，如释重负般恢复城里人的优越感。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或者功成名就，把握着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资源；或者，至少像一个中产阶级那样享受自己优渥的生活。他们也会讲饿肚子，但那是为了教育下一代：“你老爸当年受得苦，你想都不敢想！”但是，对于当年曾经无比接近，一起受苦，今天依旧还在受着苦的人们，那些在城市的边缘和最底层挣扎与生存的人们，他们可以轻描淡写、熟视无睹。当初，他们中不少人，也曾高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但是今天肯定坚信：“存在就是合理的”。
不知，这是倒退，还是历史的进步？
非常有趣，因为按年龄推算，他们就是我们的父辈。他们当然不是作家阎连科的父辈。在阎连科的《我与父辈》一书中，他们是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
作家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今天已经很著名，但是在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年代，他与他的父辈当年的身份是——不折不扣的“农民”。而我们的父亲母亲，当年也有一种称谓，如前所述，他们叫“知青”。
时隔已久，不必再遵循当年“高举一派、打倒一派”的斗争逻辑。所以，对于知青们的历史陈述，任何批评都没必要再“深入彻底”。事实上，阎连科写作此书的初衷，也未必只是为了颠覆已被大众（城里人？）所接受的历史认知，而或许，只是想给那块土地上奔波劳碌、生老病死的人们争取一些尊重。
“终于就在某一瞬间里，明白了父辈们在他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劳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温暖，原来都是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与油烟、生老与病死。”
“他是农民，劳作是他的本分，唯有日夜的劳作，才使他感到他是活着的和活着的一些生存与意义，是天正地正的一种应该。”
“毫无疑问，我的大伯是个农民。可他在我心里，却绝然地是个人物。从生命与生存而言，这个人物堪说伟大，或者杰出。”
——摘自《我与父辈》
他的父辈是这样活着的，可能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活着的，就像阎连科的另一部小说《日光流年》中一样，一直在土地上往复轮回。
而我们的父辈是闯入者。他们从洛阳或郑州这些城市，突然降临于乡村。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一样是时代的微尘，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但至少，在那个“顿顿粗粮”的年代，他们有待遇，甚至可以说是权力，从曾经是孩子的阎连科嘴里抢走一顿白面捞面或者白面烙馍。
这是一个与饥饿有关的故事。如果不是因为饥饿，阎连科的记忆不会那么深刻。从一毛钱买来的芝麻烧饼，到用咸菜下咽的杠子馍；从知青们安然享受的细粮白面，到“一头沉”的四叔就着剩菜喝下的那口酒……城市与农村的反差，无不在衣食住行、身份待遇、法律公正面前留下其巨大的身影。
当城里的孩子们，拍拍屁股上的土，回到城里的时候，就像吃完“派饭”一样，心安理得、了无牵挂的离开。而阎连科和他的父辈们还要继续守着家园，承受生活的苦难。这种与生俱来的，对于身份差异的敏感，并非大人们有意识的灌输，而是来自生活、来自饥饿。不无讽刺的是，饥饿的副产品，居然是催生了一位作家；而更加悖论的是，他写作，是为了能够逃离土地，但如果不成为一名作家，又有谁会给他这个机会来替农民说说话呢？
作家阎连科
还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一个有城市身份的人物，却能够以农民的方式说话，这纯属意外，甚至低于买中彩票的几率。在这个所谓更加开放和市场化的时代，社会资源更加集中，机会均等早就让位于起点的不平等。在从农村赶往城市的道路上，一百个人里，我们能否算得清楚？有多少个高加林（路遥《人生》），多少个孙少平（路遥《平凡的世界》），多少个五福（贾平凹《高兴》），多少个韩三明（贾樟柯《三峡好人》），多少个小武（贾樟柯《小武》）……
若非阴差阳错，路遥可能还在一所民办中学教书（恕我对逝者不敬）；阎连科或许还在山上采石头；贾樟柯也许会在山西的黑窑矿里挖煤呢！这么大一国家，还有谁替农民说话？又有谁，会用身体来记录历史？或者，至少，记录身体的历史？
金钱泛滥的年代，不应该再扒掉理想主义者们的最后一层底裤，但是，不尊重身体的记忆，是否就是不尊重生命，不尊重灵魂，甚至不尊重我们的父辈，以及实际供养着我们的土地？
因为自己吃饱了肚子，许多时候，我们就会忽略他人的饥饿？当两种不同世界的人被机械的放置在同一个空间里，无论多久，都无法理解，甚至进入彼此的生活？在一切都不平等的情况下，任何同情心都是廉价的，人们需要的也许是真正的“爱”，但“爱”又是什么？
今天，我们城里人所谓的“爱”，要么是已经被现代商业形塑为一种泛滥而抽象的“爱心”，要么就是正在被工具理性改造成具体的——与身份、地位、财富、欲望密切相关的功利投资和斤斤计较。作为土地的逃离者，昔为农民，今为城市人的阎连科，则以一种缅怀的温情，追忆了父母一代对于儿女、兄弟和邻人们的“爱”。毫无疑问，这种“爱”也是与“饥饿”共生的，是在贫穷和苦难面前才能够偶尔流露但是生生不息的人性光亮，但作家自身的“爱”里，却更多的是夹杂着一种忏悔——在逃离土地的热切渴望下，那些琐碎日常的“爱”曾经被忽视或轻慢，而现在，已经无法还原也无法回报了。
没有了《受活》的幻想奇绝，更不像《日光流年》那样富有生命的张力，在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当中，能够读到的只是一个农村少年质朴又细腻的心灵自述（用拗口的河南普通话写成），而他的父辈是他身后的一堵围墙，或者说是他生活的背景，构成了简单却温暖的人物关系。
我们依旧很难定义这究竟是一部自传？散文？还是小说？事实上，除了《风雅颂》等少数作品，阎连科的大部分作品时空背景都是接近甚至相同的，他经常会在一个舞台上，尝试一部戏剧的不同表达方式，故事的人物和主题都会构成互文与照应关系。在我看来，这本写实性更强的书里，最精彩的段落却依旧是那段超现实的描写：
两个粉红色的台湾气球，忽然出现在山沟里，少年追赶着气球走了很远，居然在一个石缝里发现了一张照片，上面写着“台湾不计划生育”。
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时很难区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这并非刻意为之，而是生活所赐予的思维习惯。恰如贾樟柯的《三峡好人》里，赵涛在三峡的上空看到了飞碟，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里》，杨百利热衷于“喷空”，总是把不可能的事情描述为可能。在我的个人经验里，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对于现实的背叛和出逃，有时是因为现实过于沉重。
如果你到过河南，你了解这个曾经灾难深重的省份，你才会明白那些饥饿的身体，为什么会爆发出瞬间的出离与幽默，而这一切都不是理性的思维能够轻易解释的。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喜剧感，这是在贫穷与无奈的人生面前，一群社会最底层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演绎着生命的尊严与快乐。
苦难的本质是什么？所有人的答案或许都是悲伤和痛苦，但只有河南人，尤其是这块土地上的农民，会将一切愤怒和热爱化成话语中的荒诞和酒席上的狂欢。他们用无畏的洒脱与天生的幽默，颠覆了不公正的命运和压抑的生活。
理解这一点，也许我们才真正懂得阎连科。
谨以此文，献给被理性所遮蔽的现实与被历史所忘记的饥饿。
《我与父辈》
作者：阎连科
汪洋，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深圳越众剧社监事、编剧及导演，知名影评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南京大学政治学理论研究生毕业，法学硕士，主任编辑职称。曾在深圳电视媒体担任文艺导演、新闻主编、纪录片导演、特别节目制片人等，作品获得过国家“星光奖”一等奖等国内外重要奖项；同时在《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凤凰都市》、《汽车导报》等报刊杂志开设专栏，撰写影视戏剧、文学评论及城市文化类文章。
2014年调入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担任副教授，开设纪录片创作、电视新闻、影视批评等专业课程；在此期间，与深圳的朋友一起创办“越众剧社”，编导出人生第一部话剧《灰尘》和第一部独幕长剧《桃花镇》（原名《霾镇》）。
学生P的汪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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