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流亡生活的生命截肢感 | 康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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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之根

作者：康正果

昆德拉又出了一本直接用法语写成的小说，与前此另两本名叫《缓慢》和《身份》的小说一样，这本题曰《无知》（Ignorance）的新书也命名得抽象而颇为费解。我读的是英译本，在进入此书的评述之前，首先需简要说明，中文“无知”一词虽在字面上对应了该书原文的书名，却不足以传达出小说所描述的情境。只因一时想不起更妥帖的字眼，权且拿这个“硬对应的”译名削足适履好了。就我自己读完小说的感受而言，昆德拉此书所谓的“无知”，并非通常意义上所指的缺乏知识或不明事理，而是抽象地概括了流亡国外的人久离故国，与亲友失去联系后所陷入的一无所知状态。所谓“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无知”既意味着渐行渐远的遗忘和呆钝，也包括消息长期断绝所造成的隔膜和误解。无知乃是关山万重和岁月流逝砌成的一道绝缘之墙，是流亡者为幸存而付出的情感代价，是生命一旦从原地拔了根，移植到另一个空间后便再也复原不了的悲哀事实。

《Ignorance》

小说的女主角伊莲娜是1968年苏军入侵后逃离捷克的，移居法国二十年来，她一直苦于不可遏制的乡愁：既煎熬于还乡的渴望，又困扰于返乡后可能面临的恐怖。直至共产党政权垮了台，终于等到可以坦然返乡的一天，伊莲娜回到了布拉格。她穿上在当地新买的衣服临镜自照，不知何故，眼前的影像突然让她觉得分外的陌生，在一身新衣的包裹下，她依稀看到了自己在过去年代的面貌。伊莲娜此刻的情景和感受颇令人联想到僧肇《物不迁论》中那位白头还乡的出家人，他对他的邻人说：“吾犹昔人，非昔人也。”衣服在一瞬间产生了显形的魔力，它不只使伊莲娜透过它稀薄的包裹看到了她曾经想摆脱的生活，同时还向她显示出一种威胁，仿佛它转瞬会变成紧身衣，把早已脱弃的生活再次强加在她的身上。后来，在一系列重逢故旧的不愉快经历中，接二连三的事件使伊莲娜甚感扫兴，她气恼他们既不顾及她二十年移居生活发生的变化，也不关注她的现状，因此她觉得，他们的态度无异于从她身上拦腰斩断了她生命中的二十年，致使她顿觉自己缩短成一个半截子人。

昆德拉由此总结说，乡愁并不能活跃记忆，唤起回想，它基本上是一种情感上的自足状态，除了满怀自伤以外，它其实别无所有。不可否认，通过伊莲娜的个人经验，昆德拉深刻地揭示了流亡生活的困境，以及乡愁这一感情的虚妄性一面，同时也苦涩地嘲讽了流亡结束后一场兴冲冲回国行动的挫折和失败。伊莲娜本想回国后好好感受一番思慕已久的事物，没想到事与愿违，一切都随流年暗中偷换，到头来她悲哀地发现，眼前的无论什么都已变味。这样看来，那使得伊莲娜镜中显形的新衣还不如说是件旧衣，是她二十年来留在记忆的箱底而回家后怀旧地一试的旧衣，试衣的结果是，旧衣已永远地不合身了。

故事还有许多离奇的情节和昆德拉式的荒唐谬悠之说，我无意在此一一评介。我只想简要地指出，伊莲娜的尴尬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许正是昆德拉本人的某种不适，自从他用法语写起了此类诠释观念的小说（包括以上提到的《缓慢》和《身份》），他的叙事便越来越沉溺于生存的别扭境况。适度的戏谑应该是谑而不虐，昆德拉却总是把他的人物置于被扭曲的残废状态，似乎非要把生存的某种尴尬推到暴戾胡闹的地步，才能满足他所营造的悖谬结局，才能达到那情色狂欢的高潮。比如他派给伊莲娜的生命截肢感，至少就我个人多年移居美国的感受而言，就明显有夸大和歪曲的成分。

可不可以说，这一生命的截肢感正是年老的昆德拉放弃母语，硬是好强地选择用法文写小说造成的一个结果呢？昆德拉说过：“一个作家所写的东西若只能令本国读者了解，则他不只有负于他国的读者，也更有负于自己的同胞。因为他的同胞读了他的作品，只能变得目光短浅。”不可否认，昆德拉的写作在走向世界的努力上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要取得作品的世界性效果，是不是就一定得放弃自己小语种的母语写作，非要用法语那样更有世界影响的语种写作不可呢？近来有不少评论都一致批评昆德拉这几年来用法文所写的三部书雕琢卖弄，行文干瘪，都惋惜他丧失了他在早先的那些捷克文小说中曾有过的挥洒自如之势。由此可见，如果说流亡生活的确能使流亡者强烈感到生命的截肢，则此一可悲的感觉首先即来自他所处的语言环境断然宣告了他的母语完全作废的现实。现在，你突然发现被剥夺用自己从小就习惯了的思维形式去思维和表达形式去表达的自由，你因而失去了主体的自由。当你开始刻意而笨拙地用外语去说或写的时候，思维与表达过程的造句练习状况处处都使你的自我与言说疏离开来，也正是在这样的分裂中，你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得像截了肢一样。可以说每一个最初移居异国的人多少都经历过这样的挫折，都为克服语言的障碍而伤透过脑筋。

我自移居美国以来，也不断有过同样的挫折，而且至今都在为听不懂这句英语或说不了那句英语而颇伤脑筋。不能自如地运用英语，在交流上与周围绝大多数人之间存在着无法缩短的差距，这一切在我迈进新世界之际高树起铁的门坎，随时随地都使我碰到绊磕，甚感隔阂。早在读昆德拉这本书之前，我就隐隐产生过类似的缺憾。移居美国十年来，我之所以还没失落到恍如生命被截肢的程度，之所以身在异国犹不失家园之乐，全赖我来美至今一直从事的本职工作，可以说，正是我在语言表达上享有着特殊的处境，才有幸在日常交流的很多方面获得了豁免。这就是我特别感到庆幸，并要在以下申说的命运，也是本文立论的出发点。

我并没有在美国读书拿学位找工作的经历，我与全家人能够一举移居美国，完全起因于直接从西安受聘来耶鲁教授中文。打从入境之初起，使用母语就是我的职业。除了教中文以外，大概对不管因什么情况而流亡或移居的中国人来说，母语多少都会成为身在异国而遭受挫折的文化负担，都会成为过去的经验残留在新生活中的废料。但身为专职的中文教师，在我，母语则是雄厚的文化资源，且使我拥有了语言上例外的优势，以致整个地铸成我在异国安身立命的根基。我从来没有感到我与我的母语如此亲近过，从来没有从母语中得到如此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中文教师的工作包容了我英语较差的短处，使那些放在其它人身上成为问题的事情，到了我的身上完全不再成其为问题。至少在课堂和本系的范围内，是别人说话写字适应我，根本无需我半通不通地说着英语去追随别人。严格地说，所谓优势，其实并无其绝对的本质，关键要看是谁找谁去说话，是谁要服从谁的系统。就是凭了这一点我得以站稳脚跟的地位，我的继续用中文写作得到了极大的方便，假若从没有得到这样的特殊职业，我在语言上的顽固性便很容易丧失自立的基础。也正是因着这一职业的需要，我才撑起了放心说话的脊梁，从交流上本来存在的劣势突围出一定的优势。

在国内的时候，因想多读英文书，再兼搞些翻译，我一直都在努力自学英文，随后真正进入了英语世界，因教学之余有一连串写作计划排在那里，我反而舍不得在英语学习上再花费太多的时间。我这个人，向来奉行守拙的做事原则，也就是说，我更习惯把自强的维护建立在固守既有状况的基础上，在一般的情况下，都不太愿意过分强求自己去做本来并不善于做的事情。想当年我读硕士学位研究艳情诗的时候，教授们指责我写论文宣扬色情，我那时就不屑同他们认真争辩。鲁迅说过，一个人处于辩诬的地位是最可悲的。我的策略是小孩子那种你说他坏他就越坏的牛犟：我想，色情就色情吧，既担了色情的虚名，索性就把这色情做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从此我不但专攻艳情诗，进而搞起性文学，写了《风骚与艳情》还欲罢不休，接着又推出《重审风月鉴》。反正是一不做二不休了，干脆就把研究的课题从所谓的“色情”升级到公认的“淫秽”领域。若问我为什么要研究女性与诗词，性与古典文学之类的课题，我可以回答说，是因为我遭遇了此类问题，我不得不在既已陷入的境遇中营造我的世界，从而把自己的劣势发展成一种优势。一般来说，真正值得自负的成功者都是在主动的进取中做出他们的成绩的，我充其量只属于狷者有所不为之流。对我来说，能在被迫的选择下一再调整自己，从而因陋就简地踏一条出路，就算很不错了。这是一种把窘迫导向从容的做法，不过在个人的有限性中尽量开拓一点自由的天地罢了。

我所教的中文很简单，基本上从学习拼音和认字教起，即使所教的古文课在这里被认为是最高级的中文课程，那课文也不过选了些最简单的先秦寓言、对话录或历史故事。因为授课对象是美国学生，我得采取教外语课的方法，这使我对自己母语的应用获得了新的经验。首先，即使这差不多是小学水平的教学中也有教学相长的成分：我为学生正音的同时也纠正了自己很多不正确的普通话发音。每一个字必须在黑板上繁简并行，正楷写出，在书写的过程中，有时竟发现了一些我自小就不正确的写法。特别是古文课，每一个句子都得做句型分析，都得死扣字眼，这也使我发现了很多我从前读书不求甚解的偏差，乃至我从前的古文老师给我讲错了的地方。母语的学习就是这样的没有止境，在其他移居美国的中国人可能日益遗忘母语的环境中，我的职业却对我纯化和优化自己的中文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母语之于我，已不再是处在母语环境中那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东西，它现在是我精心培养的能力。移居到一个说英语的国家，向学生示范中文，反而成了我的专长。

因此，对自己从前所写的学术文字，我也有了检讨的眼光。我疏远了从前所致力的那类带脚注的长篇论文，开始练习写一种生动的口语和简洁的文言相结合的文字，逐渐由学术专著的写作转向了随笔短文。在语言上相对孤立的环境中，正是通过写一些记录日常感受的散文随笔，我汲取了母语的营养，也刷新了移居的生活。对我来说，这一书写行动已超出单纯的文字操作，在写作的同时，我还在调适自己的心境，而通过文字的表述，对自己的身份以及变化着的自我形象，我也获得了不断的确认。不可否认，在移居生活的初期，难免树木移根另栽过程中半死不活的危机，有时候我也产生过昆德拉那种荒谬的生命截肢感。但就我个人的特殊情况而言，我还是更喜欢把移居美国的经验描述为生命的嫁接。截肢感是那些遗忘了过去，放弃了固守的立场，自绝于母语而又未完全融入另一种语言的人所陷入的尴尬处境，是他们自己的别扭心态投下的阴影。嫁接则是一种根系着母语文化，同时顺应着变异的生命现象，它促使两种异质的生命互相结合，进而长出新的生命。嫁接过程中并不存在伤残的后果，只要母语之根没有切断，它所传递的文化信息以及过去的生活经验就会在新的世界中继续生长下去。 

流亡是人类在大地上活动的一个基本境况，它自古迄今，便及世界各地，有没有文字表述，都无关于它的扩展和延续。至于流亡文学，只能算个别流亡者通过文字发出的片断吟唱，为我们观照和思考流亡提供些亮点而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里面也混杂了不少流亡的陈词滥调，其众声之喧哗往往都是由一群喜欢自恋且自虐的文人呻吟出来杂凑热闹的。这一类流亡者往往工于表演流亡的姿态，久而久之，他们在流亡的名义下已求得荣耀的寄生。不管他们原来的出发点是不是流亡，长期以来，他们养成了口香糖一样咀嚼流亡话语的习性，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深谙所嚼出的甜味，因为他们一直都在靠吞咽自己的唾液来喂养优越的自我感觉。

在中国，真正显得生气蓬勃的人口迁徙活动永远属于大众的流亡。普通的流亡者大都从逃难开始，从《诗经》中饥馑之年的“民卒流亡”吟唱到抗日战争中四处传播的流亡歌曲，几千年来，民众的流亡一直贯穿了大大小小的社会动荡，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中华地域开发史，就是一幅民众流亡的历史地理图卷。只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流亡巨潮始冲破国界，转向了海外，特别是转向了欧美各发达国家。随着这块古老的大陆变得越来越不适于一部分渴求另一种活法的中国人居住，随着被称作祖国的地方对它的子民来说日益成为可以离去或放弃的国度，流亡已成为当今很多中国人求生存的一条出路。个人的流亡因而在很大的程度上与群体的移居趋向混同，形成合流，至今已汇为势不可挡的出国大潮。流亡的路途不管多么艰辛，结果总会走向重新定居的终点。特别是这二十多年来，在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总趋势中，自谋生路的迁徙已波澜壮阔地涌入全球的各个角落，从投资移民到留学访问，直到婚嫁、偷渡和政治避难，五洲四海，从大都会到小岛屿，几乎无处不有华人迁入的足迹在扩展和延续。纵观当今世界各国民众，似乎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像当代中国人这样义无反顾地走出国门，自愿地离散出去，把充满风险的移居前途视为摆脱束缚求发展的自主选择。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世纪，华人的跨国界迁徙移居必将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最新趋势，一个最终会改变地球上人口分布格局的生命动力。

身为美国大学的中文教师，我的课堂上选课学生之所以逐年增多，直线上升，就是移居美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成功，其子女上名牌大学的人数也随之增多的一个结果。我能固守在我的母语地盘上盘桓徜徉，即得益于此一沛然莫之能御的移民形势。

我还要进一步伸张母语之根在海外华人世界中维系交流的作用：围绕着我中文教师职业形成的圈子只是一个很小的语言环境，随着华人移民的日益增多，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北美的土地上，中文正在扩大着使用传播的领域。就拿我这些年来从事中文写作的活动来说，大量的文章都是在海外的报刊网站上首先刊登出来的。通过母语的写作，我不但克服了昆德拉式的生命截肢感，而且觉得眼下的移居生活有一种把国内的某种场景切割下来空运到北美的感觉：中国不只在中国大陆或港台，中国也分布在世界各地。在英语帝国主义独霸全球语言的今日世界上，中文的传播正在中国本土之外挤出语言的夹缝，扩大着它的领土。围绕着母语的使用，我以为，我自己，还有千百万中国人，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移居的国度中延伸和拓展了故国的生活。就这一意义而言，我既生活在别处，同时也行进在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语言地图上。

200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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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西安人，1994年移居美国，在康州定居至今。曾执教美国耶鲁大学，现退休在家，阅读写作度日。已出版的著作有《风骚与艳情》、《重审风月鉴》、《女权主义与文学》和《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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