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隆是泻药式的政客 | 齐泽克
马克隆与勒庞都是恐惧的候选人
齐泽克：马克隆是泻药式的政客，他给我们提供的解药，恰恰是引起疾病的那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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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相信自由主义者
——勒庞与马克隆之间不存在真正的选择
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
翻译：王立秋
英国的反阿桑奇亲希拉里的自由主义左派之声，《卫报》上一篇评论标题，说明了一切：“勒庞给极右派的大屠杀涂脂抹粉。而马克隆不是。很难选吗？”
意料之中，该文本一开头就说：“投资银行家与大屠杀修正主义者可比吗？新自由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是一回事吗？”并嘲笑地甚至摒弃了左派在第二轮选举中对马克隆的有条件的支持——后者的立场是：“现在，我投马克隆——尽管非常不情愿。”
这便是自由主义者最糟糕的一种要挟：你应该无条件地支持马克隆；他是新自由主义的中间派，无所谓，只要他反对勒庞就够了。这是希拉里vs川普式的老故事了：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面前，我们都应该在她的旗帜下集合（并便宜地忘记她是如何残酷地把桑德斯搞下去并因此而促成民主党的败选的。）
桑德斯
难道我们甚至连这个问题都不能提吗：是，马克隆是亲欧盟的——但他体现的是哪个欧洲？是那个欧洲——它的失败滋养了勒庞的民粹主义——那个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的匿名的欧洲。这就是这件事情的症结之所在：是，勒庞是一个威胁，但如果我们把支持全部投马克隆的话，我们不是陷入某种循环：通过支持助长极右派的新自由主义这个因，来与勒庞那样的极右派这个果做斗争吗？这让我想起在美国可以买到的一种巧克力泻药：“你便秘吗？多吃点这种巧克力吧！”——换言之，为治愈便秘，而去吃使你便秘的那个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隆是泻药式的候选人，他给我们提供的解药，恰恰是引起疾病的那个东西。
我们的媒体把这两个第二轮选举中的对手呈现为代表两种从根本上对立的法国观的候选人：独立的中派 vs 极右派的法西斯主义者——是这样，但它们提供真实的选择了吗？勒庞提供的是一种女性化的/软化版的残酷的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的原版以她父亲为代表），而马克隆提供的则是带上了人的面孔的新自由主义，同时，他的形象也有轻微的女性化（瞧瞧他妻子在媒体上扮演的母亲角色）。所以父亲出去了，女性（femininity）进来了——但，又一次地，哪种女性？正如阿兰·巴丢指出的那样，在今天的意识形态宇宙中，男人是顽皮的青春期的不法之徒，而女人则显得强硬、成熟、严肃、代表法律并具有惩罚性。今天，统治的意识形态不叫女人去服从了，它叫她们——请求她们、期待她们——去当法官、管理者、部长、CEO、教师、警察和士兵。如今，在我们的安全制度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一个范式性的场景是：一个女性教师/法官/心理医生照顾一个不成熟的、不合群的、年轻的男性少年犯。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女性形象：一个冰冷的充满竞争力的权力的代理人，她诱惑并操纵着你，这恰恰证明了那个悖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女人可以做的比男人更好”（巴丢）。这，当然，绝不会使女人——作为资本主义的代理——变得可疑；它仅仅是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即，当代资本主义发明了它自己理想形象，而那个形象就是，代表带上人脸的冰冷的行政权力的女人。
这两位候选人都把自己呈现为反体制者。显然，勒庞用的是一种明显的民粹主义的方式，而马克隆用的，则是一种更加有趣得多的方式：他是现存政党的局外人，但确切来说，作为这样一个局外人，他又代表了整个体制本身——就其对现存的政治选择冷漠而言。与代表真实的政治激情、代表我们对他们（从移民到不爱国的金融精英）的对抗情绪的勒庞相比，马克隆代表的是非政治的、无所不包的宽容。我们经常听说，勒庞的政治的力量来自于恐惧（对移民的恐惧，对匿名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恐惧），可难道对马克隆来说，不也是这样吗？他得票最多是因为选民们害怕勒庞，而这样一个循环因此也就闭合了：在两位候选人那里都没有什么积极的想法，他们都是恐惧的候选人。
如果我们把整件事情放进更大的历史语境中去看的话，这次选举的真实要害就变得明显了。在西欧和东欧，种种迹象表明一种对政治空间的再安排正在进行，这个过程是漫长的。直到最近，欧洲的政治空间还是为面对整个选举团体的两大党，中右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主义-保守党、人民党）和中左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所主导，同时一些边边角角的少数选民，则由更小的党派来包揽（生态主义者、新法西斯主义者等及其对应的政党）。如今，一个代表全球资本主义本身的党逐渐浮现出来了，这个党经常对堕胎、同性权利、宗教和族群的少数等等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与这个党相对的，则是一个越来越强硬的反移民的民粹主义党，在后者的边缘，则直接伴生出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群体。波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以往的共产党小时之后，主要的党，是前总理唐纳德·图斯克的“反意识形态的”中派自由主义党（公民纲领党），和卡钦斯基兄弟的保守主义的基督教党（法律与公正党）。今天，（抢占）彻底的中心(radical centre，成为彻底的中派）的要害在于：两大党中的哪一个，即，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能够成功地把自己呈现为后意识形态的非政治的化身，并把对手斥责为“还纠结于以往的意识形态光谱”的落后分子。在九十年代早期，保守党更擅长这么做；后来，看起来是自由主义左派占了上风，而马克隆，则是这个纯粹的、彻底的中派的最近的代表人物。
因此，我们也就触及了我们政治生活的最低点：一个伪选择（如果非要说有选择的话）。的确，勒庞的胜利会带来危险的可能性。但我同样害怕的是，随马克隆的大胜而来的安慰：到处随之而松弛下来，感谢上帝使我们免于危险，欧洲和我们的民主算是保住了——这样，我们又可以陷入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睡梦了。等待我们的可悲前景是这样一个未来：以后，每四年，我们都将陷入恐慌，害怕某种形式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并因此而被要挟、勒索，被迫在缺乏任何积极视野的无意义的选举中给那些“文明的”候选人投票。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应该放弃对马克隆的一切批判的、惊慌的自由主义者深刻错误的原因：如今，是时候揭露他与危机中的体制的共谋了。在他胜利后那就太迟了，那时，这个任务就会在自满的浪潮中失去它的紧迫性。
我们身处一个无望的处境，在这个处境中，我们面临着虚假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鼓起勇气，放弃投票。弃权，然后开始思考。像“说的够多了，让我们行动吧”这样的陈词滥调具有深刻的欺骗性——如今，我们应该说的，恰恰是它的反面：做什么的压力够大了，让我们开始严肃的谈论，即思考吧！而这么说，我的意思是，我们也应该丢掉激进左派无休止地重复我们在此政治空间中得到的选择是多么地虚假以及何以只有一个复兴的激进左派才能救我们的自得——对，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啊，可为什么，这样的左派不出现呢？左派必须提供什么强到足以把人民动员起来的想象呢？我们不应忘记我们被迫陷入的那个（虚假的选择）行动——勒庞与马克隆之间的恶性循环——的终极原因正是左派没有了可行的替代方案。
2017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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