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04# 降低社保费率，有戏吗？
社保费率其实完全可以降低20%-50%，因为超过60万亿国有净资产本来就是国民财富和保障。
降低社保费率，有戏吗？
文丨学经济家
社保费率其实完全可以降低20%-50%，因为超过60万亿国有净资产本来就是国民财富和保障。如果权益流通和管理激励的方式可以切换，就能解决困境的同时创造几十万亿的财富增量。但农耕传统的零和思维理解起来相当难，目前也很难主动实施落地。
一、先看一下目前社保基金的缺口
2016年，全国5项社保基金的收入是5.36万亿，2017年增到6.6万亿，2018年上半年3.7万亿，约是个人所得税的4倍，增速也远高于GDP和人均薪酬增速。2017年底时累计结余7.6万亿，然而随着老龄化加剧，很快就会无以为继。
可是另一方面，除了约2万亿全国社保基金每年有8%左右的赚头外，其余省市5万多亿资金大都趴在财政和银行专户上睡觉。结果是，从企业家和工薪阶层征集的越多，就越是会影响投资意愿、就业和消费，抑制经济增长，而同时越多的资金收益低于通胀和工资增长幅度，未来缺口就会越大。这听起来简直就是死胡同？
有人会说，社保基金要以安全为优先，美国的官办社保那3万亿美元的结余，也是购买低收益国债为主，需要财政每年拨付近万亿美元维持。可是美国政府社保占总养老金的比例很低，居民养老金的真正大头是雇主和个人养老计划，分别在16万亿和8万亿美元左右，其中股权的比例和收益都高的多。加总起来是27万亿美元，大约GDP的1.3倍。
这么高的养老金比例，再加上美国1.9的生育率，社保可持续性比老龄化的日本和韩国要好太多。假如中国养老金与GDP之比要达到美国的水平，那大概是100万亿人民币。知道这些数据后，就别再嘲笑指责美国储蓄率低，或者那一万多亿的美债能有多大影响，也不容易被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带到沟里：如果两百年来劳动者分配到的比例一直在减少，那怎么可能在社会资本总量中占到了这么高比例。
然而，看似国内养老金有几十万亿的缺口，但其实并不存在，只是因为被称作“国有资本”归另一个部委管理，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而已。
国有资本的规模和填补社保的效应
首先看看国有资本的规模。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国资运行报告，2018年上半年国企扣除贷款和其他负债后，净资产约为60万亿，其中地方国企35万亿、中央国企25万亿。注意这不包括五大银行三大保险公司中信光大等金融国企，也不包含教育、卫生、广电、中科院等部委们管理的行业资产，查了下国资委的央企名录，也不包含铁路总公司。
而且，根据国内会计制度，这些国企历史遗留的土地使用权和矿权，大都未列入净资产。或者说，工行农行邮储自建的网点，京沪等地的公管房、国企使用的土地，建于2004年以前的，土地的账面价值几乎全部是零；招拍挂之后取得的，按照原地价每年摊销，所以国企名下的土地资本大多没算在那60万亿以内。
所以真实可流通的经营性国有资本肯定是在100万亿以上了，足够填平社保空账、把增值税降到美国日本消费税水准（5-8%）、出售给商业养老保险基金持有，快速实施后可以预期10年超过8%的经济增长。反而当下的增长乏力、内需不振、债务风险等困境，主要是因为重税重费抽取过多财富、积攒过多国资、发行过少国债造成的，居民油尽灯枯，那竭力囤积的资产也因缺少足够的买单侠和接盘侠，从而成为负累和风险源头。
先放过改革的现实可行性，只从宏观经济传导的角度做个简化的推演。假定雇主承担6%养老+6%医保，个人承担6%养老，总负担比现行费率降低约50%，会发生什么情况，当作思维训练。
费率降低有助于社保从强制性向收益性靠拢。目前7亿多就业人口中，只有4亿职工参与社保，大多参照最低标准，只有那些大中型企业、外企和上市公司等的3成员工，才顾忌合规风险按照实发工资缴纳。降费补国资后，社保会从“谁缴谁傻、不得不缴”变成了基本公平，预计缴费人口会扩大到6亿多人，如实缴纳的会从1亿出头增长到三四亿人。所以虽然费率降低一半，但实收金额估计只会降低20%略多，按18年数据减收不会超过2万亿。
降低费率对原有正规企业是一个巨大利好。减免的部分变成了企业利润和员工薪酬的增量，高利润+竞争会刺激企业增加投资和雇佣，新增雇佣又会拉动总体薪酬，这些新增薪酬又会分流，变成采购、房贷车贷的首付、A股的增持、房价房租房产税的支撑、还有新增的税收和社保。
这种乘数会一直循环下去，让整个社会的资本、技术、收入和财富水位都上一个台阶，直道利润率摊薄、企业家冲动消退为止。是的，所有钱当中，企业新增利润和员工新增薪酬是活力最高、循环最快、信心增长最明显的那部分，比起发现金矿，或者提升租金、税收和转移支付，这种信心增强的效果要好几倍。
其实货币和财富的流通和复用的威力，是很多农耕思维的人终生难以理解的，中文里极少有人讲到，以后很有必要再写一篇，这里暂且略过。可以看看中美经贸谈判为什么这么难（中）——财富是怎么生长的？
降低增值税费率也会有类似效果，假定最高税率从16%调降到10%，用会计的算法会减收2万亿，但加上企业家带来的增量的话，那增值税、所得税等还会补回1万多亿来。但奈何政府里除了央行帮以外大多都是陈云式的思维。
有趣的是，降低社保费率，也会为国资填划转社保免掉了很多困难。松开一道绳索，通常会有利于放松另几道绳索；治愈一种疾病，也方便治愈另几种，比如国企的低效和债务威胁。继续做思维训练：
社会投资和消费的提振，会让国企亏损和坏账的严重程度有所缓解，雇佣的活跃也让国企冗员分流更容易一些；已有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也更好看一些；
费率大幅降低后，会让在财政专户上沉睡的那5万多亿社保资金流入市场，再加上由此带来的投资扩大、薪酬和消费回升、按揭信贷等新增货币，划转的国有股减持时也不缺接盘资金。
国有资本逐步划转社保后有望改善国企治理效率。之前国资官员和国企干部们早就心知肚明：经营的透明高效利润真实丰厚，难免招来一纸调令换成某个领导亲信，而做大做垮吹泡泡，处理好各种权力关系，才是几十年来心照不宣的保位秘笈。结果多数国企是要么必须隔离外资和民企竞争，要么需要无止境的投入贷款和补贴。
20年前这种机制就曾导致几十万家国企关闭、5000万国企员工下岗和天量的银行坏账，险些动摇国本。现在也快到了抉择时刻，持续放水加杠杆、不彻底改革的话会危及货币稳定，走向卢布之路；强行降杠杆或者开放市场的话，又担心大量坏账和无数的下岗。
由社保基金和居民商业养老基金逐步接手国企的股权，看似只是另一种“国民所有”，但激发的效率和财富会非常巨大。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吧：假如把60万亿私营资本改成国有、给与创始人副部级（比如千亿级以上的阿里和腾讯）、正厅（比如数百亿级长城和吉利）一直到副科级正股级等干部待遇，会消灭多少效率和财富呢？那么，把60万亿国资从官僚决策体系里释放出来，能创造的效率和财富也应该差不多。
总的来说，追求财富和利益是每个人包括官员的本能诉求，然而几百万亿的公有土地、国资和基建，却不以地权、股权、债券等方式归属任何人名下，这导致许多严重问题，社保不过是其中冰山一角。
三、又做梦了，门都没有呢
这倒并非如此，体制内要求国资划转社保的提议和努力，已经超过20年了。
93年前后，由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等人组成的体改课题组就曾提出切一块国资填补空账，但“受到某些政府职能部门的反对”而未能通过。
2001年后，国务院多次发布规定，国有股IPO和增发时，需按融资额10%划转资金或股权给社保基金。切存量的阻力太大，就从增量开始动一点儿。
2003年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到：采取多种方式包括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权威人士在12年时也曾牵头《世行报告》，提出划转和出售国资，用于社保教育卫生。不过都继续被无视。
2013年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到划转国有资本，还要求到2020年国企需划转30%的利润，强化国有资产归属国民的性质。
到2015年两会前后，楼财长两次喊话，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的公平办法就是划拨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而且已经到了不得不推进的时候。同年时任山东省长郭树清启动了全省国有资本30%划转社保的试点。
2017年底，国务院发文要求国有企业划转10%资本，预计近几年就会有6万亿以上资本补血给社保基金，虽然目前只进展了一点点。
这些也都是事实，至于为什么走不动，或者什么时候才能走得动，这里还免谈吧。
四、那究竟应该乐观还是悲观？
显然不能像我前面那么乐观，要知道那只是为了帮助理解宏观运行而做的虚拟推演。这么大力度的改革，最近一次还是20年前了，朱相主导裁撤了12个部委、关闭几十万家国企。而现在还远没到当时那种压力。要知道，一个庞大的公司不会因为领导喊了几句口号，就能完成进化，真那么容易，那所有上市公司就都是绩优股了。何况一个庞大臃肿的政府组织，动起来就更难。
就以社保自身的整合来说。机关事业编制、职工养老金和医保、居民养老和医保，新农保和新农合，不同身份、地区的费率和发放标准各有理由，有的还停留在县一级对付着过。这时让谁带个工作组去整合，估计都会想躲，或者拖。何况还有国资系统、财税系统、地方官们未必配合，而你又没法整天告他们状…..所以无限拖延、挤牙膏式的凑合一年又一年，才是正常现象。
同样，流行的过度惊恐倒也没必要，多数流行的十万加热文，只懂怎么博眼球。
比如断定社保注定了就只能是临时税收、很快破产。肯改革的话，出路总是有的，比如国资从“代民持有”转为“代民经纪”，再多放一两亿亩住宅用地、每户多两三个空房间提高生育意愿，还是有望避开深渊的。
或者断定补缴社保是政府准备竭泽而渔。在我看来这更像是国税系统接手后的正常现象。国税相关官员只能一刀切以显示自己忠诚肯干，明知后果严重也不愿提建议，万一有人风言风语“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做主谁松谁紧了？”或者“你们是不是有畏难情绪？”，那可就完了。所以先放风坚决执行是最好的，如果上级没有开会纠正，到时再真的坚决执行吧。
还有的读者看到部委竞争、利益山头等的膨胀，开始寻找明清时的财政史的演变规律。在我看来借鉴意义也有限，明清时期各地的驻军高度依赖于地方财政，官员们的随从助理也都依赖于官员私财，这时博弈各方谁先认输就接近于准备饿死了。而当下这几十年来我们可以观察到，每到真正需要的时候，各方都会顾全大局三四分的，可以参看宏观按摩02：央行和财政四手连弹的前奏 。
所以呢，再看到那些抓着点焦虑就无限放大、而对真实运行机制了解甚少的十万加文章，别太激动。还是根据自己的状况，调整好预期，做好共克时艰的准备吧。
组织行为规则对国内各位的影响其实相当深，这些也都是老问题了，只是当WTO、互联网、房改、基建和债务等红利消退后，各位才更直接的体会到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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