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视角下的现代世界简史之欧美模式篇

大年初一给大家拜年了，祝愿大家新的一年去病弃疾，大吉大利。

金融资本视角下的现代世界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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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模式篇

这篇串讲金融资本DNA塑造欧美模式时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关键节点，拉美模式、苏东模式、东亚模式等随后放出，有助于重新理解中国现有300万亿股票债券和信贷等金融资产的形成，并揣测它将会奔向何方。

顺便还点评了主流经济学（对全球上百万亿美元的金融符号与实物资产与收入增长的关系不说清楚）、斯密李嘉图（贸易时代而非金融资本时代）、马主义和凯恩斯（金本位病症的错误或过时药方）。

摘自即将发布的超级长文《金融资本视角下的现代世界简史》，18章，5万字，多数读者没法全篇看完，最后一章也在反复删改担心能否保住。因此准备把英美、法国、拉美、德国、苏俄、日本、印度等相关内容，以及全球体系各个版本的由来，比如一二战和冷战前后、金本位与布雷顿体系等关键节点，先摘录并逐篇放出来，与原文次序会有所不同。

阅读愉快，恭喜发财！

1）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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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上千名股东自愿入股120万英镑再借给政府，还可以把国债凭证做市流通，而且市场也乐于接受。这和光荣革命以前大不一样，那时把钱给国王属于风险投资，常常还是被迫的，自然就没什么流通性。亨利七世缺钱时曾派出他的大法官莫顿去富人家里“拜访”：您房子这么宽敞气派、仆人成群，一定有好多钱可以借给国王咯；或者，您实力非凡还这么简朴，一定省下了好多钱可以借给国王咯[1]。这就是英语俗语“莫顿之叉 Morton‘s Fork”的来历，类似于汉语中“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国债的流通，产生了类似于翻倍的“复用”效果。政府借到的这120万镑金币，以采购军舰火炮、招募士兵水手等方式花掉又流回民间，神奇的是，富人借出去的“钱”并没有少，因为手里的国债可以抵用金币，生意和投资并不受影响。这份“复用”的钱，直到政府用税收回笼的金币清偿了国债后，才会消失。后来的铁路债券、银行信贷等的作用也很相似，只是借钱的不是政府而是企业，还钱也不靠收税而是销售回款。股票流通也有相近的效果，从富人手里募到的钱用来开办了企业，接着也会变成工匠雇员们的新增收入和消费。

这些金融“复用”工具流行起来后，有钱人更愿意持有能生息能分红的证券和存款，金银和纸币就更多的流向工匠和农民。他们热切购买肉类、茶叶、白糖、棉布、瓷器、厨具等在法国只有上层阶级才消费的起的物品。1740年代有道德家抨击商贩向割草工人兜售杯装茶饮。[2] 超强的大众消费力又刺激了更多人投入贸易和生产，雇佣更多人。正循环启动了。短短20年时间，国债从光荣革命前的300多万英镑飙升到5000万英镑，帮助英国打赢了对法国对西班牙两场战争。这对于600多万人口的英国（其间合并了100万人的苏格兰）可谓天文数字。到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增到1.4亿英镑。

这期间土地和人力等实体资源，也得以解锁并重新优化组合。地主的孩子假如更擅长商业和科学，就不必再盯着佃农算计着收租，把土地换成国债收息就是了。擅长耕作的农民获得了更多土地，不那么擅长的可以卖掉土地去做工匠、水手。更擅长经营的人，借助股票募资和信贷获得了更多资源的调配权，让渡了资源的人则获得更好的收益，或者更少的操心，得以专心自己更擅长的营生。同样的自然条件和人口数量，产出和效率比以前高多了。人们也获得了更多选择权，也就是自由，不比那些高喊“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家们带来的少。

信用扩张、商业繁荣，加上相对稳定的司法、产权和税收体系，民间不那么小心翼翼的隐藏财富，投资更为放心大胆。几千公里的私营收费公路和运河把全国市场连为一体，高速马车一天可以行驶240公里；更多的商船往来全球各地；越来越多的集中式的工厂，比如斯密记载的，10个工匠分工每天能生产48000枚扣针；有人搞出了飞梭织布（1733年钟表匠凯伊）、多轴纺纱机（1768年珍妮机）、水力纺纱机（1769年钟表匠阿克莱特），还有蒸汽机的重大改良（机械修理工瓦特1776年），1825年蒸汽机车可以实用（斯蒂文森），1831年首条客运铁路向股东发放优厚红利。一代更比一代好的商船、战舰、火枪和大炮就更不必说了。

这些可以用来解释工业革命的发生。人们是冲着赚钱才投入生产，没有稳定的钱流就没有规模工业和持续改进。头脑最灵活的那些工匠们冥思苦想，多年反复测试改善，总会撞上几个值得记入史册的。在这之前，服务于贵族的生产没有必要这么费力折腾，偶尔发明的机器也很少扩散开，比如中国宋代发明的水力纺车。工商业者囤积金银和土地的风气下很难有工业革命，官营织造司也不会有，动辙“破家的知府，灭门的县令”时更不会有。

天量国债给了此前国王贵族们做梦都想不到的财力，也改变了他们的行为逻辑。现金流的稳定性是所有组织的命脉，有统一的钱就有组织，没有了就倾向于猜忌、抗拒或者散伙各自打劫。20年多间国债从300多万变成5000万镑，市场万一惊慌不买了，那军官断薪、士兵断饷绝不是闹着玩的。自然谁也不敢违约，还要想法开源节流。1760年时有地产商在白金汉宫对面开发住宅，买家可以观赏王室成员进出，国王请求财政额外拨款2万英镑买断，被无情拒绝后只能硬忍。[2] 之前的各种神圣约定的效力可就没这么触及灵魂深处了。1215年英王和贵族们就签订了《大宪章》，但意外、战争和冲动总是诱使国王越界，然后贵族们反扑，以剑和血迫使国王重读宪章，甚至处死过国王，如此折腾了近500年。如果没有巨额国债把决策者们拉上同一条船，协商怎样维持现金流保命，怎样可以借到更多，那很大概率会继续闹下去。哪天君主赢了的话，大宪章和权利法案多半就会描述成乱臣贼子、一段弯路了。

是意外成功的金融革命引发了工业革命，也彻底稳固了宪政秩序。多数人强调的文艺复兴、新大陆、跨洋贸易、新教改革、印刷机、火药、自治城镇、议会、习惯法等等因素，这些在西欧各国都有一两百年或者更久远的历史，但没引发工业革命，通常还加速了国王们的集权而非宪政。英国国债短期突增十几倍这个变量，权重长期被低估，尽管当时多位首相就坦承，英国的存续和发展建立在国债信用的根基之上。很多没有管过风险组织的学者们，解析历史时就像研究公司财报一样细致，却不强调董事长、股东、CEO和高管们的关系，是精诚合作还是互骗互砍，自然也就很难窥到这个公司富裕强大起来的奥秘。

当时的学者们也大多没看懂，他们都本能的对债务有着深深的恐惧。每次国债飙升时，明智之士们都痛心疾首。亚当斯密认为国债是政府消费，会抑制私人资本；李嘉图则把国债称为“耗损国力的可怕灾难…是让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的痼疾” [3]，现在的国债就是将来的税，加债对经济的抑制和加税等同。这些经济学奠基者们生活的时代，经济以粮食棉花木材等可贸易的消费品的即期交换为主，国债股票的“复用”流通循环和远期交换的效果还不显著。提出正义三原则（财产的稳定占有、经过同意的转移和履行承诺）的大哲休谟也声称，“数据可以证实，通往国家灭亡的道路是国债。可为时已晚…被普鲁士和奥地利征服，是比负担1.5亿英镑债务更好的出路。” [1]

而出路不难发现：北美殖民地还算有钱也没啥债务，人均税收不到本土英国人零头。英军打败了西班牙和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势力，他们也该负担一点了。这可能是大英帝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失误了。

2）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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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战争前美国只有东部沿海十三个州，人口不到300万。英国对各州采取相当自由放任的态度，允许各州组成议会自治，派驻的总督更像是名义上的。1763年后英国议会有过几次加税，又因抗议而撤销，实际税率并不高，但激发了各州一个共同意识，就是权利不如英国本土的居民，纷纷请愿。假如当时英国同意美国议会自治、双方组成经济军事联盟（类似于北约各国拿出GDP的2%用于军费），那历史或许会大为不同。

事情变坏起于1773年底，茶叶走私者因为关税调低而闹出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好比放开石油贸易惹怒了赖昌星。随后英国派兵封锁港口、驻军，撤销该州的自治权归于总督，这就过线了。美国人是冒着高死亡率的风险勇闯新大陆的那些人，又经历了长期的武装开拓和自卫的筛选，温顺指数和英国本土居民不在一个级别上。1775年4月英国驻军在列克星敦与民兵发生交火，站队划线立即自动发生，激进者不乏亲朋割席，父子绝交，或者逃往加拿大。西班牙、法国和荷兰等英国老对手也先后支持美国独立并卷入对英战争。

独立战争（1775-1783）结束时，英国国债从1.4亿跳升到了2.5亿英镑，美国国债约7000万美元（时价约1400万英镑）、州债2500万美元，还有军队白条700万美元，而联邦收入仅440万美元，不吃不喝不养军队也就刚够利息的，有些州债交易价格一度不到2折，因为头脑正常的债权人都觉得没太大指望。

战后几年各州对于美国未来争吵不下，1787年才制定宪法，于1789年生效。汉密尔顿担任第一任财长，努力说服国会全额置换所有州债，统一联邦关税分期偿还，还设立合众国第一银行，便利国债流通，几乎就是英国体系的翻版。反对者则把国家常备军、联邦税权、中央银行视为凌驾于人民和州权之上的恶魔，迟早会吞噬自由，首张央行牌照在1811年到期时就没能延续。

联邦税收和国债信用的确立，对年幼的美国而言是惊险一跃。避开了各州独立征税，互相设卡、各自勾引英法西等外部势力的发展路径，也让美国之后的扩张如虎添翼。1803年以1500万美元从拿破仑手里买下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819年500万美元买下弗罗里达，美墨战争后两次2825万美元向墨西哥“买”下西部，1867年700万美元买下阿拉斯加。假如没有国债信用及时提供融资，那会错失最佳机会，战争、流血和仇恨更为持久和激烈。

美国西扩的过程也是股票、土地贷款和市政债券的覆盖过程。1810年后兴起以土地和现金认购收费公路股票的热潮，仅新英格兰和宾州的居民就投资了1100万美元，多数不为赚钱而是方便自己土地增值、物产运输和提升名誉。[8] 自治的市镇们还发明了房产税和市政债，市镇议员确认道路、桥梁、排水、学校和教堂等资金需求，游说当地有钱人认购债券，接着钱会流向供应商和工匠，再由所有住户的房产税偿还，富人房子越大越好分担的就越多。穷人富人都更有“钱”了，只是富人手里的是债券而已，和英国国债翻十几倍时是同一个机制。美国市镇并非因为更有钱才能建设，而是因为自治发债用于建设而变得更有钱。那些传统帝国下精通驭民之术的市镇官员们再给几百年也想不通，只会抱怨刁民难驯。

美国独立后到一战前，人口从300万增长到约1亿人，超过30倍，同期欧洲人口仅翻倍多一点儿，然而同期美国的道路、市政、住宅、学校更为充足。无数讲英语爱尔兰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信奉各流派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的移民来到美国定居，然而他们之间的族裔冲突更少。因为各方能通过创造“新钱”多捋顺一些利益纠葛，就不那么需要官员施压或者群体动员来争夺。这在文明史里算得上是比长城金字塔还伟大的奇迹，但却没被大书特书。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学者们，现在还在讨论城市扩张的融资和贫民窟难题，我猜测国内财政和地方官员们花过100小时学习研讨案例的也寥寥无几。目前美国的发债主体达到5万个，比中国的乡镇街道的总数都要多，一个学校、一个水厂经过市镇议员或学校董事同意、市场上投资者又觉得可行，就可以发债募资，不需要上级官僚审批、担保、指定用途、暗示承包方。我曾在一篇为地方债正名的旧文中称之为“现代文明社会的财政基础之一”。

美国经济当时的BUG是主流观念痛恨央行和国债，由于选举的门槛低，比起英国更为民粹。第二次英美战争时，国债从4700万美元增到约1.25亿美元，才无奈于1816年又设立第二央行，提高关税加速还债，制造信用紧缩。1836年战争英雄出身的民粹总统杰克逊（川普偶像）拒绝给第二央行牌照延期，还要求必须用金币银币购买联邦土地，导致信用极度收缩，土地、棉花（还有奴隶）的价格暴跌，东部银行约4成关闭。这时私营银行信贷已成为“新钱”创造的主体，企业贷到款后可以转账给供应商或者提取纸币给工匠雇员。这些存款和纸币实际上来自于贷款契约，根基于双方认定的真实资产+偿债收入现金流+可执行的超额抵押物+还贷注销约定+大数定律和银行股本保证注销，和“交子”那种依靠政府官员控制数量强制流通的所谓“纸币”完全不是一回事，虽然很多经济学教材提到时都不做区分（我私下一概视为不及格）。金币则逐渐成为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是总存款和纸币的一个零头，其变动会对信用总量有倍数影响。因此强制使用金币和调整储备会导致剧烈的信用紧缩，而贷款人必须销售商品或出售资产回款以按期还款，当发现买家都“没钱”了时，会难受的要死。

不久后欧洲也因长期的信用短缺和粮食减产等陷入动荡之中。黄金和土地总量有限的条件下人口激增，底层命运似乎注定是要被剥光吃净。导师于1848年革命最高潮时发表了《GCD宣言》，认为暴力是唯一解。巧合的是同年加州发现了黄金，每年新增产量五六十吨（有考证说西班牙人掠夺美洲时年均才5吨多黄金和200多吨白银），美欧的信贷、股票和债券再次宽松，投资和贸易再次活跃。革命和宣言遇冷，导师后来也转向了温和路线，把原教旨暴力的巴枯宁批驳一番。以他的功力，假以时日多半能发现金融符号流通时的“复用”秘密，和财富符号与黄金硬性挂钩时零和博弈的惨烈，那多半会改成“一个幽灵，金本位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吧。

3）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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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段摘自原文的第6章，讲一战前全球体系的正面）

（拿破仑平定之后，英国资本市场对美国、法国、普鲁士、西班牙荷兰等大笔投资、不索要领土、维护海权不索要军费）这是人类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帝国逻辑，特别是1840年代放开机器出口、取消包括粮食在内的几乎所有关税以后。历史上的帝国总是热衷于削弱对手甚至屠城，派驻总督、镇压反叛，从没有一个如此热心的给后发国家投资的。我倾向于选择这个时段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点。当然英国也得益于跨国投资的互利，投资者不仅能从增长率更高的美国德国获得比本国多一两个点的投资回报，而且每认购一笔海外的债券或者股票，对方拿到的英镑就会用于采购，自然不少订单被英国企业获得，船舶、火车、钢轨、冶炼轧钢设备和纺织机械等资本品出口剧增。输出资本约等于输出商品，投资决定收入并主导贸易。这些新增订单也带动工人收入明显上涨，恩格斯于1858年观察到“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后来“我自己都怀疑资本论里说的能否实现”。

到一战前，伦敦资本市场仅为铁路就提供了11亿英镑融资，其中美国独得5亿（约25亿美元，摩根是最主要的中间人）[1]，相当于美国1860年联邦收入的约40倍，是日本铁路国际融资额的500倍。美国铁路通车里程从1860年的5万公里增长到1900年的30万公里（同期英国3万、印度4万、清国约1千）。

这比勒紧腰带独立自主快得太多了。假如只依靠贸易自由，那美国人没法靠马车把那么多粮食和棉花送达港口，英国人也没法身穿10件衣服、每天吃10斤面包来消化。而资本自由的规则下，你出口的粮食和棉花能付得起3-10%的利息分红，信用又可靠，那就先砸十几倍的投资给你，铁路你先用上。由此英国投资人拿到了（通常回报比本国更高的）债券和股票，英国工人多了就业机会和工资，没人抱怨被美国人抢走了工作，美国人则迅速追上了英国的产业水平和生活水准，而这仅需要签字并遵守信用。可谓三赢了，比贸易的双赢还多一份。

美国流行的市政债、房产税和按揭贷款，则把“复用”延伸到企业界实业界以外，带动了市政建设和居民住宅的改善。产业部门、公共部门和家庭部门的所有长期资产，都可以有股票、债券或者贷款的流动性支撑，换句话说就是都可以让富人自愿出钱。如果有什么最接近字面意义上自愿互利的“共产”，那无疑金融资本体系就是了。有钱人拿到了纸，穷人得到了工资和实物，而且他们的消费力会刺激私营企业继续投资雇人，为这些穷人的需求进行生产、建造或者服务，如此往复循环直到碰到某些极限（比如投资收益率和风险、进出口商品价格优势等）。

金融工具没有渗透的那些地区，相对就悲惨的多。不使用市政债券的当局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品，强行征税或者摊派劳役，又会导致普遍的逃避责任、贿赂腐败乃至反抗，通常只能坐视垃圾四溢、污水横流；工人们拥挤在狭小污浊的破房子里忍看亲人患上结核咳血，农民交完租税之后食不果腹，绝望时的反抗又会遭遇军队的无情镇压，同情者组织者则被监视、逮捕和流放。特别是俄国、东南欧以及其他官员由上级委任、地方议会似有实无、税收和财政混乱腐败的地区。

事实上，当铁路、市政、住宅等不可贸易的长期资产，成为现代经济的基础和骨干之后，基于商品贸易和即期平衡的经济学理论就需要升级换代了，把公共部门（国债、市政债），企业部门（信贷债券股票），家庭部门（房贷），以及金融机构（银行等）四类行为主体的资产负债、融资方式与现金流循环、决策逻辑等梳理清楚、不断迭代细化，用所有人喜闻乐见的“钱”来说事，而不是大一统把大家脑子搞混，那世界会利索许多。但斯密、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者们，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试图颠覆它的马主义倒是很流行，因为当时的体系存在着一个致命bug，就是金本位。

（下面这段摘自原文的第14章，二战后的“画地为牢”，完全连通的美欧模式，不完全连通甚至完全隔断的则有苏东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和其他流氓模式则以后再摘录发出来）

马歇尔计划的补丁打上后，欧美日各国的金融资本规则开始发力，公债、股票、信贷和按揭等“复用”凭证，与工厂、基建、市政设施、住宅、学校医院等对应的实物资产，与政府税收、债务利息、股票分红、工薪收入等现金流，循环相生，迎来了历史上最长的持续繁荣。需求刺激了投资，投资雇人和加薪又变成了新的需求，再加上“资产的边际定价原理”的放大作用，几栋房子涨价整个小区都涨，制造业扩张雇人加薪那司机保安服务员等所谓的“劳动生产率”不怎么动的，也会跟着轮番加薪，到1960年时英法德的人均GDP就达到美国约4折水平。废墟变的繁华舒适，饥民变的自信开心，孩子们玩的起摇滚、反战和进步主义了。

没有了金本位的天花板，政府不必设立关税壁垒搜集黄金储备，周期性的剧烈萧条也不再来。美国对欧洲大量出口机器设备，出现了长达20年的贸易顺差（资本逆差），带动美国就业和工薪上涨，没人抱怨德国法国的穷人抢走了工作，正如早年英国投资美国铁路、道威斯计划后美国对德国投资时一样。这本就是资本自由机制下的完美三赢，富国投资者（含普通人储蓄和养老金）回报高一些，富国工人忙一些、工资高一些，穷国变富的特别快，像铁路时代的美国而不是只拿了美国铁路外部融资1/500的日本。但当时学者们归功于凯恩斯的理论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政府干预（也顺便为自己的饭碗和职位镀金），到70年代可投资的穷人不够用了、增长速度减缓时，还继续乱开药方。

部分资料来源：

【1】    米德：《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2】    科利：《英国人：国家的形成》

【3】    弗格森：《金钱关系》

【4】    富田俊基：《国债的历史：凝结在利率中的过去与未来》

【5】    参考旧文：《宏观03：地方债不是洪水猛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