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正确姿势——基于历史视角与世界眼光
摘 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构成了中国人讨论文化自信的3个基本维度。准确厘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摆正文化自信的优雅姿势。这就需要以纵深的历史视角和宽广的世界眼光，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坚守与创新之间寻求舞步平衡。那么，该以何种方式才能做到这种舞步平衡，摆正文化自信的正确姿势呢? 首先，在体用关系中要坚持中国立场、寻求准确定位，做到“不忘本来”；其次，在生发机理上要完成“外发式接纳”到“内生式反省”的转型；再者，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的分析工具和根本性的方法论，领会其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最后，还要寻求路径依赖与走势确证，实现从“西方化”到“化西方”的深刻转变。把握好上述几点，对于我们坚持新时代文化自信的科学立场、方法与进路，展现文化自信的正确姿势，拓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历史视角；世界眼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深厚的历史积淀，也需要宽广的世界胸怀。纵观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无论是被迫打开国门还是主动改革开放，在文化问题上都存在一个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化的冲突与平衡问题。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文化冲击下，国人一度由盲目自大陷入屈膝自卑，仁人志士也在不断反观自己、反省自己、反问自己，我们如何才能既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又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羁绊，在文化的吸纳与流变中获得文化自信？中华文化如何才能日益走近世界文化舞台的中央？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再满足于物质文化层面，而是向精神层面、政治层面以及生态层面多样化纵深性展开，而且在各个层面上都会面临传统与现代、本来与外来、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化碰撞，这就需要我们在树立文化自信的问题上坚持科学的立场、方法与进路，明确文化自信的对象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摆正自己的姿态。
要摆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姿势，首先是要在体用关系中坚持中国立场、寻求准确定位，这样才能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充分理由和充足底气，体现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民族性特征。
“体用”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体”和“用”的概念在先秦就已经出现。“体“是指事物的自身存在、实体形态，也可以推广到事物的内在本质与属性，是相对于“用”而言的存在基础、内在根据和发展变化的前提；“用”是指事物的外部联系、功能表现，是相对于“体“而言的外部过程及条件。前人将“体用”二字应用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时，“体”往往就代表着立场、原则、目的以及价值取向等根本问题；“用”则是指具体方法、手段、条件以及材料等从属问题。所以，体用关系问题解决的是立场与定位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
“体用之争”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最初是顽固派与洋务派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到了19世纪末，主要是维新派与洋务派的争论，焦点在于是否要引进西方的宪政制度，行君主立宪。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895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不管是顽固派、洋务派还是维新派，他们在对待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还是一致的，那就是“中体西用”。
这里的“中”是指中国传统的以宗法伦理等级秩序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这里的“西”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以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其基本主张是以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为目的，采用西方自然科学技术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来富国强兵；以保留君主专制主义为前提，引进西方政治文化来开议会、行宪政、搞变法；以坚守儒家伦理纲常为本位，借鉴西方考试制度废科举、设学政、办新学、举新人。
1964年2月，毛泽东在对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封来信中作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从这几个字的话语表达来看，在中西文化的体用关系中，我们不难推导出“中体西用”的基本立场与态度，然而，“中体西用”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时代的嬗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在形式上依然可以说是坚持“中体西用”的立场，依然要坚持中华文化的本源性地位，但在实体内容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所坚守的已经不再是传统儒家文化，而是在半个多世纪的继承与发展、借鉴与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含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培育文化自信的基本要求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我们只有在中西文化的对比关系和古今文化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加强自我意识，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打造中国话语，建构中国逻辑，展现中国气象，才能形成根深叶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求证到文化自信的充足理据，才能赚足文化自信的充足底气，并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真正诠释什么叫作“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种文化境界。
三、内外之别：从外发式接纳到内生式反省
要摆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姿势，其次是要在生发机理上完成外发式发展向内生式发展的模式转型，这样才能保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持久动力和示范效应，体现新时代文化自信的通变性特征。
各国文化的发展都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处于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此进程中，有两种基本的生发机理或模式：一种是外发式，指的是因一个较先进的文化系统对较落后的文化系统的冲击而导致的文化跃迁；一种是内生式，指的是一国的文化因内部诸条件的成熟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跃迁。一般来说，贫穷落后的国家或者殖民地国家的文化发展往往遵循前一种模式，先进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则采取的是后一种模式。
近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开始是外发式的。必须明白，中国的变革和现代化肇端于西方列强四处扩张以建立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样一个背景。由于外来的军事入侵、经济掠夺、文化渗透，一个向来居功自傲的泱泱大国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被迅速地边缘化，话语权也丧失殆尽，许多人深感我们的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观念不如人，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全线溃败，因而不得不推行洋务运动、不得不实行变法图强、不得不兴办新学体系，这些都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外国列强的强大文化攻势下被迫做出的选择。但是，这种外发式文化吸纳过程始终处于内忧外困、风雨飘摇的统治秩序中，总是步履维艰、力不从心，并没有平心静气地完成对传统文化的解构任务，也没能最终成就现代化的重构使命。
但是，也并非一潭死水，在河床的底部已经培植了内生式文化跃迁的基因，孕育着越来越多的资源与能量。从经济基础来看，商品文化得到较为自由宽松的发展，“尽管尚处于前现代阶段，中国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却又具有诸多的现代因素”，如货币的广泛使用、普遍接受的交易规则、可预测性的契约、高度竞争性的市场以及世俗的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从政治条件看，制度文化的变革也激发了人们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传统，如主体平等观念、私产买卖自由、社会地位流动性、靠考试获得职位的用人制度、以自然权利为后盾的人道政治理想等。可惜的是，由于不间断的民主革命战争、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运动，在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中，文化启蒙的灵光常常被强烈的救亡诉求所遮蔽，烽火连绵、激情澎湃、热血沸腾是常态，却没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平心静气、聚精会神地进行文化的系统梳理、自我反省与全面重构。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探索内生式文化发展模式，对于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内生式发展模式与外发式发展模式相比，更能彰显本国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和文化创新的持久动力，这种模式为全面构筑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找到了内在机理，也为世界上既希望加快文化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中国样本、中国经验。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索内生式文化发展模式，首先是要寻求内生式文化发展的传统基因，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深厚而丰富的本土资源，并实现新时代下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其次是要坚守内生式文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继承革命传统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然，内生式文化发展并不排斥对西方文化优秀成果的吸纳，但应不再是被动承接，而是主动汲取，不是盲目崇拜，而是理性甄别，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批判扬弃，我们要善于从比较鉴别和取舍判断中获得文化的时代自觉、寻求文化的本体定位、建构文化的自我体系、树立文化的民族自信，同时，也要善于从包容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中赋予新时代文化自信更多的内涵。
要摆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姿势，还必须要有科学的分析工具和根本性的方法论。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既要选好批判的武器，更要学会武器的批判，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范式，又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赋予文化自信以新的时代内涵，体现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创新性特征。
一方面，在新时代文化自信问题上我们需要掌握什么样的批判武器？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历史洪流中，中华大地人才辈出、流派纷呈，思想文化界一派繁华气象，如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宪政共和主义、三民主义、科学主义……在各种文化思潮的纠结与碰撞、交锋与论战中，不管有多少分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秩序遭到质疑与批判、清算与解构，人们摆脱了对守旧文化的自恋与自大，一个旧世界已经死亡。可是在新兴文化秩序的重构问题上，各种思潮却纷纷扰扰、莫衷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新世界依然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彷徨，文化的焦虑遮蔽了文化的自信，人们站在世纪之巅翘首期盼着远处航船上时隐时现的桅杆，然而过尽千帆皆不是，当一切喧嚣归隐，我们发现，这个桅杆在各种思潮的激荡中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马克思主义。
从地理发生学上看，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从观念体系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又不属于西方。近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艰苦卓绝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得到理论上的确证，为构建全新的文化秩序和价值体系提供了灵魂向导，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对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甄别，从蜂拥而至的诸多理论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武器”。随着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的广泛深入传播，它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我们鉴别文化品相、树立文化观念、建构文化体系、获得文化自信的基本分析工具。
另一方面，在新时代文化自信问题上，我们仅仅掌握了理论上的批判武器是不够的，还没有触及问题的重心，这个重心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那么如何寻求改变呢？只有学会了武器的批判，才能渐入佳境，触及重心。
这可以有两层理解：其一，对待马克思主义也要有一种批判精神。任何文化理论都需要在自我批判中获得不断发展和提升。没有批判就没有知识的增长、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人格的独立以及精神的自由。这种批判精神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灵魂，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只有发展马克思才是马克思。其二，武器的批判，根本意义上讲，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是某种创新型的社会实践，革命也好，改革也罢，都是在解构旧式文化秩序的同时又去建构一种新秩序。所以歌德说得好：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的金树是常青的。每一个时代的社会实践总是鲜活地、色彩斑斓地呈现于我们面前，纯粹书斋式的理论研究难免黯然失色，而且与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相比，理论上的总结具有滞后性。
批判精神是我们不断获得文化自信的态度和方法。文化自信的建构方式不是盲目排外，也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辩证地扬弃，既不能僵化地照搬照抄，也不能任意地添油加醋。要明白哪些东西是应当坚持的，哪些东西是需要革新的，要善于在变与不变之间求得合理平衡。实践精神是我们不断获得文化自信的源泉和动力。文化自信的建构基础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是根植于广泛而生动的社会实践，需要我们总结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各方面的文明成果，赋予新时代文化自信以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丰厚感。只有在全社会各个领域不断进行创造与创新，才能使得我们国家日益强盛、人民日益幸福，才能使得全体国民在物质文化上有获得感、精神文化上有品质感、政治文化上有优越感，在国际交往中有更多的话语权。
要摆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姿势，当然还要在发展方向与走势上寻求新的确证。既要打破对西方文化的路径依赖，又要对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兼收并蓄，体现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包容性特征。
近代以来的文化移植运动一直笼罩在西方话语霸权、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之下，文化移植的基本路径就是“西方化”，言必称希腊、话必说欧美，似乎成了先进文化的出场语境，本土性的话语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失势失调，崇洋媚外与妄自菲薄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种文化姿态。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文化中的市场化程度比我们广，不得不承认其政治文化中的法治化程度比我们高，也不得不承认其精神文化中的产品制作工艺与渲染效果比我们强。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更不能因此而丧失了文化的主体性自觉。我们要冷峻地反思：何处是归途？文化移植的基本路径与走势应是什么样的？
答案很简单，由“西方化”转换到“化西方”，这才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路径依赖和正确走势。所谓“化西方”，有两层含义：一是对西方文化的消化，是对西方文化糟粕的袪魅化，这是基于一种解构主义的理解；二是对西方文化的转化，是对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这是基于一种建构主义的理解。统而言之，“化西方”就是对西方文化进行解构过程中，又结合中国本土文化资源要素，重新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化样态。中国人有一种巨大的吞吐吸纳、包容汇通之潜能，中国人就像尼采所说的“查拉图斯特拉”——一个超人，满口锋利的牙齿和一只强健的胃，能吞吐一切、肢解一切、消化一切。任何外来文化传到中国，都会被中国文化加以内化，甚至最终会被中国人强大的胃功能化解得面目全非。印度小乘佛教传到东土，逐渐演化成各种宗派，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影响最深远的是禅宗，而禅宗里以六祖慧能为代表的南宗，以本土传统的心学文化为核心义理，强调“自心是佛”，发展到后来甚至出现斥佛骂祖、离经叛道、纵欲主义趋势。中国人的这种化解力不仅仅在观念层面，而且在器物、语言、制度、行为等诸多文化层面都无处不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历程。我们都清楚，马克思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我们已经回不去了，这是时间发展的一维性所决定的，但我们依然可以追寻马克思的精神家园和灵魂故里，他的思想光芒一直照耀着后世的追随者，近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方法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有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彰显了中国特色，也说明了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强大内化能力。至于其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文化思潮，也会被系上鲜红的中国结，按照中国话语、中国方式和中国意象来表达和演绎。
新时代文化自信基本走势从“西方化”到“化西方”的转变，需要完成两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打破对西方文化的路径依赖，其前提是要发掘整理本土资源、总结凝练中国经验，当然，当今中国并不存在现成的、先验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更应该是一个实践问题。理论话语应该从实际生活中提取出来，而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传播。以文学生产为例，当前的文学生产已经形成了某种六面体结构，包括作者、传播者、读者、技术、资本和法律政策。这些结构要素的相互关系使得文学生产过程变得日益复杂，“这对于如何引导文学发展，或者说如何把握文学生产的意识形态主导权，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二是要融通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摆脱“西方化”的路径依赖，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西方文化，更不是有意回避与西方文化的交锋，而是要在保持自身定力与品格的基础上，汲取一切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自己的好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构成当下国人讨论文化自信的3个基本维度，在“中西马”之间，我们需要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才能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要求？这是一个必须厘清的基本问题。我们不能抽象地讨论这个问题，必须要考察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舞台上各种因素萌生演发、此消彼长的情状，才能勾勒出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对待传统文化，既要怀着辗转回眸的依恋，因为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智慧泉源和成长之根；又要充满翘首以盼的期待，因为她已经不仅从远古汩汩走来，而且还向着世界奔涌而去，“当年孔子风尘仆仆周游列国，实际上齐鲁郑卫陈蔡诸国不过是山东河南几个县，而今孔子学院正在周游世界，国外汉学家渐多，中国传统文化声望日隆”；当然，更要具有继往开来的战略眼光，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为指导，“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近现代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灯塔，为我们指明方向、路径与方法，并且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演进规律在不同历史阶段展现其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舞步节奏。至于西方文化，可拿来，但不可膜拜，可远观，但不可亵玩。习近平也说过：“人类文明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出访所到之处，最陶醉的是各国各族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西方文化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在近现代世界发展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又蕴含着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基因。不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就会困惑自己从何而来；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会迷茫未来向何处去；不认真汲取西方文明的有益成果，广泛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传统文化最终也只能独孤求败，马克思主义也会丧失其包容创新、共享发展的内在品格，甚至还会跌入文化自负的陷阱。
吴延溢.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正确姿势——基于历史视角与世界眼光[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4）：12-16.
吴延溢(1970—)，男，江苏如东人，教授，博士，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