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专题✎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深层逻辑李建民✎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陈友华，孙永健马克思主义理论✎辨识与应对：网络圈群化的意识形态风险审视阎国华，韩

引用本文：钟贞山，吴东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原创性贡献[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6):1-8.作者简介：钟贞山（1972—），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钟贞山教授近照）摘

关键词：生态文明；长三角；生态绿色；空间关联网络检察公益诉讼对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分析——来自绿色专利申请的经验证据王梓凝1，王跃堂1,2(1.南京大学商学院；2.南京大学长三角研究中心)◉

引用本文：杨旭，高光涵.跨域环境治理的组合式协同机制与运作逻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个案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5):95-109.作者简介：杨旭（1993—），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政治与治理研究。（杨旭博士近照）摘要：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环境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回应与检证载体。以“环境治理现代化”表征的这种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再现代化，需要重新去认识和把握跨域环境治理模式的“现代”属性。从环境污染正在经历的由局部向广域转变的解域化过程来看，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多辖区间联结与互动的动态演化过程。既有研究已从多层面和多维度视域构建了跨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对于回答协同的应然状态以及如何锻造良好的协同秩序进行了叙事性再现和动态关联考察，但就协同进程中动力机制对协同结果的塑造作用探讨不乏“意犹未尽”之处。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环境协同治理，构建“理念-制度-实践”理论图式，并从触发机制、驱动机制和行动机制3个维度探索了开启跨域生态合作动力来源的机制之钥。研究发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在环境治理中的协同模式是典型的组合式协同，存在以系统协同牵引绿色协同的发展倾向，更具有不变体制变机制的内在属性，此种模式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在激励约束与功能分割双重作用下的理性择定。“组合式协同”在应对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跨界环境污染问题上能够获得有效的合法性与合宪性回馈，并因其秉持共生、共进以及共享逻辑而取得持续性的协同效应。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治理；组合式协同；动力机制；内在逻辑；长三角一体化一、问题的提出长期以来，跨域环境治理作为一种典型的具有负外部性的治理领域，容易催生“公用地悲剧”和“搭便车”等集体行动困境以及乌尔里希·贝克所洞见的“有组织地不负责”情形。在“行政发包制”和“晋升锦标赛”的体制安排下，“画地为牢”式行政区隔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面向跨域环境污染的治理主动性与合作积极性不足，呈现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动态性重复博弈。为回应区域环境问题这一具有外溢性与去边界性的“棘手问题”，一系列旨在打破行政壁垒、重塑权力互动逻辑的环境协同治理实践接踵而至。作为一个具有周期性特质的非线性过程，面向跨域污染问题与生态建设，环境协同治理主要由地方政府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集体行动，旨在实现跨区域环境问题的集体性收益。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为依靠“协同治理”重要工具实现我国跨域生态一体化治理清除了理论迷雾，从根本上回应了在“风险-灾害-危机”的连续统中，如何更好地捕捉政府、社会、市场等广义共生单元的合作机遇。环境协同治理实践的涌现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卷帙浩繁的学术积累。特别地，针对环境协同治理的动力要素分析，现有研究形成了4种研究路数：其一，制度-规范研究进路。既有研究尝试摆脱就“治理”论“协同”的传统桎梏，从立法保障、问责模式、制度创新等视角探讨构成环境协同治理系统的关键变量。其二，组织-结构研究进路。该进路在“中央—地方”二级行动者的简约框架下将环境协同治理视为一种变革导向的科层协作形式，旨在探寻横向部门合作与纵向层级干预的互动机理，主张通过组织动员、资源整合与权力下沉，将政治势能转变为治理效能，从而进一步增强国家治理任务与基层治理需求的衔接性。有学者提出，作为政策企业家的中央政府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破冰人”，协同机遇更容易诞生于依托中央纵向干预作用下的地方横向互动；也有学者认为，党的领导事实上主导了跨域协同治理组织场域的再结构化过程。其三，技术-流程研究进路。技术已然成为赋能跨域协同治理并解决环境污染难题的核心力量，这不仅表现在数字技术驱动科层组织运作逻辑转换的过程上，还折射在技术工具理性转化为协同价值理性的结果上。但也有研究表示，对技术手段的过于痴迷容易造就技术障目的幻象，即技术滥用的业态复杂性会使得一直以来偏向“稳态”思维定势的环境治理体系呈现刚性放大趋向,并孕育感知与行为的脱嵌而错失规制环境风险的最佳时机。其四，动机-关系研究进路。环境协同治理实践内蕴多重价值要素，核心行动者的信任建构、利益考量、成本分担等一系列动机往往纠缠杂糅在一起，部分学者指出环境协同治理产生于社会期待（美丽中国）与实践结果（生态危机）的落差，其仍属“避害”动机下的被动选择。不难发现，既有研究提出了丰富的理论创见，但对环境协同治理（兴起）的学理投射似乎被赋予了必然性、确定性色彩。事实上，跨域环境规制始终是一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潜绩工程”，持续迭代的绿色协同治理带给生态环境领域的不仅是层出不穷的合作契机，还有不断积蓄的合作风险。在这一进程中，不仅会孵化出囊括政府、社会、市场、公民的多主体联动格局和指涉“中央—地方—基层”的多层级科层网络，已然涌现的环境协同治理发展潮流更会裹挟着协同惰性汇入协同结果反馈和协同过程调试的洪流。就此而言，鉴于复杂且复合的跨域生态治理挑战，良好协同秩序的维系与发展并不容易。那么，面对大量涌现的差异化事务，环境协同治理缘何发生？何种因素催生了协同治理实践？具体动力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与作用机理是什么？其中的因果机制链条又呈现何样态？对于上述问题，尽管学界作了颇为有益的尝试探索，为本研究深入理解跨域环境治理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撑，但对影响因素的简单罗列很难深刻体悟跨域环境协同治理内部复杂的互动结构与程序机制。因此，对环境协同治理原动力追问的核心要义在于构建一个具有整体性且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通过将治理要素的静态描述转化为作用机制的动态阐释，廓清各关键要素之间的“嵌套式互动关系”，进而明晰“科层为体、协同为用”的运作逻辑。有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深度探讨我国跨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结构性动力及其运行逻辑，尝试发展出关于跨域环境治理协同结构的一般性理论认识：在理论层面，借鉴嵌入理论与SFIC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提出跨域环境治理协同的动力机制框架，将“理念-制度-实践”的跨域协同治理要素与“触发-驱动-行动”的跨域协同治理过程相结合，分析协同要素互嵌的“非人”行动者网络对协同治理过程的赋能过程；在实践层面，结合对我国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历时3年的参与式观察开展案例研究，从动态视角析出关键性影响要素和揭示中国跨行政区绿色协同治理的长效性动力，以此为促进跨域环境协同治理落到实处提供政策参照与依据。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1.嵌入理论与SFIC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所谓“嵌入”(embeddedness)，是形容一种既不完全脱离又不完全从属的状态。基于宏观的历史制度分析，Polanyi最早运用嵌入这一概念描述了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状态，即人类的经济活动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个体行动者既不外在于社会环境，也不是固执地坚守其普遍的社会规则与信条。Granovetter则从微观的“关系”视角出发，认为“经济活动与现有社会模式会产生情境联结，这种联结被称为‘嵌入’。嵌入会形成行动者之间的双向关系，并使组织间充满了信任与私人间联系，而不仅仅是依靠成文的合同制约双方行为。”在Granovetter看来，个体同样存在于各种社会网络，人嵌入于具体、当下的社会结构、关系中并作出符合自身主观目的的行为原则，他也由此创立以“社会人”为基本假设的新经济社会学。之后，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研究者又沿循嵌入性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接续阐发，主要研究框架包括Zukin等提出的结构嵌入、认知嵌入、文化嵌入以及政治嵌入，Hagedoorn提出的双边嵌入、组织嵌入和环境嵌入等。“互嵌”源于“嵌入”这一被广泛使用的学术术语，本研究所考察的“互嵌”是指在跨域环境协同治理场域中，由行动者建构的理念、制度与实践三要素并非孤立发挥作用，而是深契于筑牢区域生态绿色本底的具体情境。换言之，“理念-制度-实践”的关联形式并不是单向度的线性联结，而是呈现为一种整体性、系统性、交互性的多向度互动过程。由此，“互嵌”是环境协同治理情境的固有属性，理念、制度与实践三者间的关联与演化共同筑造了“人”的环境协同治理行动者网络下的“非人”行动者网络，而这一互嵌式的行动者网络是环境协同治理形成的最根本的复杂子系统。协同治理是为维系良性的竞合关系，在实践中打造“利益共同体”的一种连续性互惠共生机制。从既有文献来看，协同治理多从赫尔曼·哈肯于1971年创立的协同学出发，通过借鉴其知识基础和基本原理，尝试实现协同学与治理理论的“联姻”。更确切地说，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引用本文：王建华.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的若干思考——基于组织新陈代谢的观察视角[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5):1-8.作者简介：王建华(1971—)，现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南京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社科项目与省部级项目，专著《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等。摘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需要从组织有机体新陈代谢的内在逻辑出发，思考制度创新的框架体系。具体而言，自我革命的逻辑起点是勇于承认错误，这就需要健全中共发现问题的体制机制。从组织有机体的健康成长出发，需要健全党员新陈代谢的体制机制；从组织运行的制度保障出发，需要健全民主集中制与党内会议的体制机制。最后，党内团结既是自我革命的前置性条件，也是自我革命的目标诉求，这就需要健全党内团结的体制机制。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这就给中共组织建设提出了新任务。如何建立这一制度体系，报告强调，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同时，健全党的监督体系，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可以看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非一篇文章可以阐释清楚。本研究主要是从组织有机体新陈代谢的内在逻辑出发，思考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创新的框架体系，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一、健全党内发现问题的体制机制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任何政党都是会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不例外。从阶级自觉的组党理念，到实现社会解放的奋斗目标，勇于承认错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正是通过不断超越自我的组织变革，即发现问题、修正错误的自我革命，中共才赢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性成就。回顾中共百年奋斗历程，坚持问题导向是完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的逻辑起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以弱搏强的组织态势中，弱者要战胜强者，必须认清外部空间的严峻性与复杂性，在矛盾冲突中寻找可能的生存空间。1941年8月，毛泽东强调，对下情搜集，须故意“收集反面材料”，按照“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可以更客观地看问题。正是以“反面材料”为鉴戒，才为中共赢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可以说，坚持问题导向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思想方法论。坚持问题导向就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抓手，着力推动解决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坚持问题导向逐渐成为中央文件的叙事风格。从文本结构看，已经从以国家治理领域为划分标准的块状结构，演进为以问题为导向的串状结构。较之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多了两个部分：一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二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显然，这两个方面都是中国式现代化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从生命有机体来说，自身免疫力的提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面提升生理机能；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理论上说，发现国家治理中的问题应该是全体共产党员的共同任务，或者说义务，这是由党的性质与宗旨决定的。作为终生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因而，个体工作上有分工，但为党服务的初心与使命没有分工。只要发现党组织以及党的事业存在问题，就应该主动提出来，而不是把这一任务简单地交给专门机关。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本身就是毛泽东批评的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梳理现有发现问题的制度性设计，主要包括纪检监察制度、巡视巡察制度和审计制度。这些制度性规定都是强制性的，或者说补救性发现问题的过程。显然，在政党与国家治理过程中，这些制度性规定更具有约束性，而不是激励性。因而，如何建立党员干部主动发现问题的体制机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当然，鼓励党员干部主动发现问题不是建立告密文化。为此，要坚持“问题而非责任”的自我革命导向，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铲除问题产生的土壤，实现标本兼治。发现问题是一个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健全党内发现问题的体制机制实则是培育主动发现问题的政治生态与制度空间。为此，既要建立党员干部容错纠错机制，也要建立干部保护机制。2018年5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对建立健全干部激励和容错纠错机制作出部署。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但如何把“三个区分开来”转化为可以复制的经典案例，还少有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这就使得干部在行动上难以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可见，健全党内发现问题的体制机制，关键是要通过制度性规定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二、健全党员新陈代谢的体制机制政党的开放性决定了组织新陈代谢的可能性，所谓新陈代谢必然包括吸纳与退出两个方面。严把党员发展的入口关，是近年来中共组织发展不断强化的内容；如何健全党员退出机制，却没有实质性举措，而执政党的吸引力又决定了几无主动退出的不合格党员，这就使得清除不合格党员成为组织生活中的一个难题。基于此，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稳妥有序开展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工作，这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逻辑必然，也就是通过控制组织规模，提升党员质量。鉴于问题的敏感性与复杂性，及至二十大报告用了“严肃稳妥”四个字，以强化要严肃慎重对待此项工作。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央层面还没有具体的党内法规出台，但这一定是未来党的组织建设必须破解的难题与努力方向。根据现有党章规定，党员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经教育仍无转变的，应当劝他退党，或者依照程序除名。对于没有违纪违法，但没有达到共产党员条件的党员，已有可操作的制度性规定包括：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问题是，何谓“正当理由”，这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在执行过程中，几乎无法操作。因而，现实生活中，很少有因不参加组织生活、不履行组织义务而被除名的党员。如何清理不合格党员？中共在二十八年的革命历程中，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但很难形成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以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例，曾提出党员登记的四条标准，即：对人公道、对己模范、经常到会、缴纳党费，但最终成为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就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而言，就是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实现了全党政治上思想上的高度统一。这应该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不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原因之一。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建设经验，党的发展呈现出运动式扩张与巩固的特点，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组织建设的逻辑必然。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党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经过整党，共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党员人数由整党前的580万发展到636.9余万，提升了党组织的建设质量，也使得整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组织自我纯洁的重要形式。检讨整党的内在逻辑，清理不合格党员是增强党组织凝聚力与吸引力的前置性条件。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增强了这一组织的吸引力；但部分党员以获得政治身份为目的，这就使得党组织有吸引力而基层党组织无凝聚力，表现为党员参与组织生活意愿不高、党内组织生活涣散、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不够，这也是中共二十大提出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的原因所在。从组织生活常态化出发，如何把处置不合格党员制度化，而非运动式整顿，是组织建设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就已有制度设计而言，党内组织生活会与民主生活会的内容是对党员、干部分别进行民主评议。其中，只有对优秀党员推选人数的限制性规定，还没有对不合格党员推选人数的限制性规定，这就使得这一制度效能很难发挥出来。但如果对后者有了硬性规定，就难以避免党内斗争的扩大化。也就是说，纯洁党组织的难点是如何对不合格党员进行标准认定。除了违纪违法行为，被依规依法处理外，对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党员进行标准认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容易造成偏差与失误。回首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党内斗争，可以想象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任务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对党员进行组织鉴别的困难源于这项工作的特殊性。对不合格党员的鉴别有惩戒性与筛选性之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组织纪律，决定了处置不合格党员只能是惩戒性的制度设计，而非筛选性的制度设计。从筛选性出发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答案的。换句话说，单纯通过民主评议党员这种形式不能实现清除不合格党员的目标，它需要充分发挥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也就是创造性地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作用，通过健全民主集中制的体制机制来实现这一目标。三、健全民主集中制的体制机制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1906年４月，列宁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讨论的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获得大会通过，写入了两派都同意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及至《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里就有了“民主集中制”的规范表述。民主集中制进入中共文本后，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布尔什维克化的新阶段。但马克思主义只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才有生命力、创造力。对于民主集中制原则而言，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会议确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使得这一原则有了中国化的时代内涵。较之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解决了党员个体与组织的关系。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锤炼党性是党员的必修课。个体自愿加入组织，意味着要过一种不同于普通人的有组织生活，意味着组织的利益高于一切，意味着个体必须服从组织的意志。个体服从组织，是其他“三个服从”的前置性条件或者说是逻辑起点，有了这个服从，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进而保证了党组织的令行禁止、团结统一，保证了基层党组织有效发挥政治与组织功能。这是列宁一直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经验所在。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体制机制，需要在制度层面解决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按照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又要实行正确的集中，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目前，以“四个服从”为主要内容的民主与集中的逻辑关系已经明确，但具体的程序性、制度性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特别是要需要解决个体间、个体与组织间信息不对称，决策不民主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与完善着民主集中制的内容与形式，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根据党章规定，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既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上下级组织之间要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和互相监督。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这些原则性规定对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无疑具有纲领性的意义。问题是，对上下级组织而言，如何处理好请示报告与独立负责的边界？既然下级要服从上级，下级又如何监督上级？既然要保守党的秘密，又如何把握党务公开的边界？凡此等等问题，都需要创造性地寻找答案。有了目标要求，就要解决操作层面的问题。根据2016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简称《新准则》），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在研究讨论问题时，要把自己当成班子中平等的一员，充分发扬民主，严格按程序决策、按规矩办事，注意听取不同意见，正确对待少数人意见，不能搞一言堂甚至家长制。要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畅通党员表达意见、要求撤换不称职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渠道等。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还需进一步细化相关程序性规定。譬如，如何建立上级组织在作出同下级组织有关重要决策前征求下级组织意见的制度？如何坚决反对和防止以党委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只有创新党内政治生活的方式方法，才能解决上述问题，增强党组织的内生动力与凝聚力。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就是要在程序上解决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根据党章规定，凡属重大问题，必须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其中，如何个别酝酿？很难进行制度化的规范。同时，根据组织对个体的要求，党内不允许有远近亲疏、团团伙伙，因为这是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的滋生地。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坚持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这也是全面从严治党需要解决的制度性难题。政治原则是与党性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需要处理好党性与个性的关系。对于个性，在毛泽东看来，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的个性是什么呢？比如模范工作者、特等射击手、发明家、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不但党外斗争有勇气，党内斗争也有勇气，盲目性少，不随声附和，搞清楚情况再举手，这就是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和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可见，如何区分两种不同的个性，直接决定着个别酝酿的性质。这就需要从组织运行的实践逻辑出发，通过具体的程序性规定，来限制破坏性的个性。达此目标，需要实现民主的有序性和向心性，集中的民主性和制度性，需要健全党内会议的体制机制。四、健全党内会议的体制机制会议是组织运行的动力机制，也是组织之间、组织成员间沟通与交流的主要方式。回首中共百年奋斗历程，组织的任何一次自我革命无不是通过会议的形式来展开。因而，如何科学、高效地组织党内会议，关系党组织的运行质量与成熟度，也决定着自我革命能否真正成为走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法宝。借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及此后成立的俄共（布）的实践经验，中共二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即单列“会议”一章，并从组织层级的角度作出分类规定。中央会议有定期与临时之别。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除定期会议外，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党内会议形式与组织的复杂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组织的“复杂性与深度”在增加，会议类型也在增加。从产生各级代表与干部队伍的选举会议到讨论特殊事项允许相关人员列席的扩大会议可以看出，会议类型是由参会代表产生方式与讨论事项决定的。从会议类型、议题设立到议事规则，“一个会议组织拥有适合的规则很重要，但拥有用于决定其会议程序的规则更加重要。”以制度规范党内会议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的标志。及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刘少奇等负责起草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各级党组织工作规则与纪律、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等3个决定，进一步完善了党内会议制度。健全党内会议制度，需要对会议程序，特别是议事规则进行深入研究，形成系统的程序性规定。如何从民主集中制原则出发，构建科学有效，符合中国特点的党内会议体系与党内会议运行机制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组织建设面临的共同问题。所谓“符合中国特点”是基于中国实际的创新性制度成果。除了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决定了会前沟通与会议决定的重要性。就会前准备而言，中共七大无疑是当时准备时间最长的会议，早在中共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讨论召开七大问题。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讨论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大会的中心任务、议事日程，并成立了由25人参加的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从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45年七大召开，历时14年的酝酿准备，才迎来了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并不代表各级领导干部掌握了开会的本领。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甚至有些负责人，至今还不能很好地领导开会，使会议开好。因此，有许多会议是失败的，或是开得不好的，有时甚至变为党员和群众的严重负担。”究其原因，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缺少现代公民的训练阶段。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进入训政时期，学校曾开设公民课、党义课，但很快由于国内战争、民族矛盾的激化而停滞。同时，缺少制度支撑的公民教育，必然形式大于内容。对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而言，更是缺少理论准备与现代公民的训练。因而，它是一个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也是中共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方法论意义。而实践的多样性与不同历史时期面临问题与挑战的差异性，使得制度成长在很多方面不具有连续性，这为形成科学规范的现代会议制度带来困难。梳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不可否认的原因是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党内会议制度。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言，主观主义与个人专断“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了1980年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简称《准则》），提出了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准则》对于保护党员民主权利，以及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适应新时代党的政治生态出发，《新准则》提出要健全党内重大决策论证评估和征求意见制度；要畅通党员参与讨论党内事务的途径，拓宽党员表达意见渠道，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要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上述制度性规定对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进党内团结无疑具有纲领性的意义。未来，如何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出发，把这些原则性规定细化为具体的程序性规定，需要中共各级组织在实践中不断修改与完善。健全党内会议的体制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关注中央、地方与基层党组织的层级差异性；又要关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与新就业群体等工作岗位的独特性，做到统筹兼顾。既要考虑到已有党内会议制度对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又要从信息社会出发，思考创新党内会议制度的内容与形式，做到守正创新。既要关注党内日常会议制度的普适性安排，又要思考不同类型特殊会议的程序性设计，做到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制度是主客观的统一。以党内会议实现组织意志，还需要共产党员具备高度的党性原则，这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由此可以理解，自中共成立以来，一直强调思想建党的深刻意涵。问题是，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必然会对个体的入党动机产生影响，而市场经济的趋利行为也会带来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发展，对一些党员的思想“纯度”产生影响。对此，拥有自我革命传统的中国共产党有着高度的组织自觉，这也是十八大以来，在党内定期开展集中教育，并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原因所在；而如何使这种组织自觉转化为个体自觉，则是新时代党组织建设面临的难题。回到制度层面，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党内会议制度，就是要通过制度性规定来促进个体自觉，以组织自觉与个体自觉推动执政党的自我革命。五、健全党内团结的体制机制党内团结是实现无产阶级意志的必要条件，既是自我革命的前置性条件，也是经过革命要达成的结果状态。以长期执政为目标的政党，是要经过自我革命使组织更加团结，而不是走向分裂；但如何做到党内团结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1921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3号发表了列宁的《党内危机》。忧心于党内矛盾和分歧带来的派别斗争，列宁感慨：“党生病了。党在发高烧。”如果党不够健全有力，不能迅速地彻底地把病治好，党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分裂。最后，列宁强调现在“需要的是步枪，而不是反对派”。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上，俄国共产党没有能够给中共提供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以自我革命增进党内团结也是党的历史经验。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是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了突出团结这个主题，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最后一部分标题就是“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强调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成就的根本保证。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在党内专题民主生活会指出，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善于在总结历史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是我们党的成功经验。党内团结需要通过制度来实现。《准则》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等12个方面，对党内政治生活做了具体规定，这为党内团结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支撑。同时，它特别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统一的战斗的集体，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任何形式的派性和派别活动。杜绝党内派别活动是中共基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总结。正如习近平在2022年春节团拜会上所言，“一百年来，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党内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同错误思想作斗争是维护党内团结的必然逻辑，也是中央提出的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意义所在。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就是要同违背党的利益的思想作斗争，在中共文件中就表述为党内斗争应是原则性的斗争，而非无原则的斗争。如何进行原则性斗争，这就需要进行制度性的探索，通过制度来避免无原则的斗争。避免无原则的斗争，需要坚持问题而非责任的革命导向。早在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清查党内历史问题的方针，“还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错误路线与反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进行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要厘清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即“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党内斗争扩大化，避免人人自危的无原则斗争。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党内政治生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何适应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的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制度规范？《新准则》从坚定理想信念、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等方面，丰富与完善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性规范。《新准则》细化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具体要求，特别强调领导班子成员必须增强全局观念和责任意识，在研究工作时要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要一抓到底，不得违背集体决定自作主张、自行其是。坚持讲原则、讲规矩，共同维护坚持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为此，《新准则》提出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这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两个维护”对于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党内团结还需发扬党内民主，以激发组织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新准则》提出要坚持谈心谈话制度。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员之间要开展经常性的谈心谈话，交流思想，交换意见。谈心谈话就是要完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沟通、引导与表达机制。从制度规范的角度而言，上述规定对于消除党员干部间的误解，增进情感，增强共识，提升组织的内聚力，具有重要意义。问题是，如何让这种“谈心谈话制度”落到实处？如何丰富党员干部交流的内容与形式，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与发展。为增进党内团结，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与吸引力，2014年中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从思想、工作、生活上关心党员，尤其要帮助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和流动党员解决实际问题，增强党员的归属感、光荣感、责任感，激发党员服务群众内在动力。落实中央精神，每到重要节日，各级党组织都会有专项资金慰问生病与生活困难的党员。问题是，如何在思想上、工作上关怀帮扶有需要的党员，还很难在制度上作出规定。在制度设计问题上，最忌简单的制度叠加。较之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中共党内组织生活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很多，从“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主题党日到谈心谈话制度，每个党员每个月至少要过一次组织生活。问题是，如何增强组织生活对党员的吸引力，绝非单纯依靠制度可以解决问题。当会议流于形式，个体参加组织生活成为一种负担时，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然屡禁不止。解决制度痼疾，需要重新检视党内组织生活的相关制度设计。那些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制度性规定，就需要加以废除。一定意义上说，减少不必要的组织生活，就是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六、结语就政党变革而言，外力驱动是组织变革的常态，因而，组织变革更多地表现为被动适应环境的动态过程。对一个立足长期执政的政党而言，需要主动变革以应对内外部环境的挑战，而使命型政党的组织自觉，使得自我革命成为中共主动应对内外部挑战的方法论。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共二十大提出了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的目标任务。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从组织运行的内在逻辑出发，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体制机制。回到制度体系的建构，健全制度是手段不是目的。制度是一种“集体思想”(denkkollectiv)。制度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强制人们去遵守规则，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们如何“认知”(cognition)和“习得”(learning)的问题。制度最根本的目标，是要塑造一种规范性框架，让人们获得某种或某些认识世界的思维图式，再来指导自身的行动并为其赋予意义。制度是底线设防，有如交通规则，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是要把“交通规则”变成一种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使自我革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免疫力的一部分，而非随身携带的“药方”。点击“阅读原文”，登录我刊官网并查阅近期完整版PDF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全国高校社科名刊✦第三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并按照规定向作者支付相应稿酬。往期精彩回顾2023年第5期目次+摘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追究政府生态责任——职能阐析与优化路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叙事与发展路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伦理关系的认识与塑造论伟大建党精神先进性的三个维度区域化党建如何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的价值遵循论党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领导——以根本依据、体制机制及能力要求为研究视角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百年演进及其动力机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逻辑理路毛泽东对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扫码关注河海期刊新媒体编辑：河海大学期刊部媒介传播工作室

特稿✎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的若干思考——基于组织新陈代谢的观察视角王建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共同富裕研究专题✎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共同富裕：区域差异与空间效应吴玉锋，张乃波，聂建亮✎共同富裕实现进程中收入分配秩序优化路径研究伍文中，郭

引用本文：赵春晓，白永亮.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空间联系的机理再识别与效应新发现：从互动见融合[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4):141-152.作者简介：赵春晓（1995—），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赵春晓近照）摘要：全球经济下行的持续与积累，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预示着进一步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是我国促进经济快速且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之举。进一步挖掘多维联系空间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生产率的综合互动关系，对借助两业互动逻辑来精准提升制造业生产率，进而助力国内经济循环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纳入两业空间不匹配指数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用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研究框架进行完善，从复杂网络联系空间出发对两业互动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结果表明：第一，长江经济带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空间不匹配事实，且不匹配程度正逐渐加剧。第二，产业维度联系空间内，两业空间不匹配事实会制约两业有效互动。第三，将产业维度联系空间拓展为复杂网络联系空间时，两业互动表现出了显著正向的溢出效应，且外溢效应明显大于本地效应。第四，复杂网络联系空间内，两业互动的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仅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挥了显著溢出效应。第五，对比发现，复杂网络联系空间还能通过弱化两业空间不匹配对两业互动的负向影响，间接促进两业互动有效产生。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认为以数字化赋能深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以招才引智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规模扩张、以优化两业空间布局推进生产要素跨部门有序流动是助力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有效政策工具。关键词：复杂网络联系空间；空间不匹配事实；制造业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行业异质性；数字化赋能一、引言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均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表明形成以内循环为框架的经济发展，是我国应对国际形势变动、突发事件冲击的重要举措。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由此表明，提升产业生产水平，并加深关联产业发展互动是加快形成经济内循环的重要方向。经济内循环本质上不仅强调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4个环节的循环互通，更体现了国内环境自力更生的发展要求，而无论是“生产”作为循环开始的起点，还是“自力”作为循环动态的支撑，都彰显着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制造业的重要地位，表明再度促进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是实现经济内循环的重要内容。基于此，结合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主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新阶段事实，如何精准提升制造业生产率成为加快形成经济内循环的关键。当前研究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层面发挥着显著作用，意味着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着力点，进一步挖掘其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关联互动（以下简称为两业互动）是重要抓手。两业互动依托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同塑造的宏观互动体系，基础、场所与环境是构成该互动体系的基本要素，因此也是决定两业互动关系表现的关键要素，切实影响着两业互动的关系挖掘。①互动基础，即两业互动的理论基底。理论基底是两业应然的因果关系，逻辑起点在于产业的前后向关联机制。两业的前后向关联在投入产出的持续催动下，形成了制造业需求引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供给推动制造业升级的相互影响路径。该路径会因带来发展红利而进一步形成两业相互作用的循环累积因果链，以致优化两业的专业化分工和市场交易行为，从而引导产业的空间集聚与生产效率提升，并使其在两业因果联系的牵引下形成“空间集聚-生产率提升”的关联互动。②空间场所，即两业互动的联系空间。联系空间是由形态空间主体相互作用而搭建的联系架构，主要包括经济空间、地理空间、产业空间或由不同联系空间叠加而成的复杂网络空间等。不同维度的联系空间会通过不同的关联方式建立两业互动渠道，从而推动差异化互动关系的产生。③内生环境，即两业互动的系统环境。系统环境是由两业关联本身，如区位关联、发展关联等内生关联综合而成的体系内环境，该环境会随两业内生关联的变化进行动态调节，并通过影响资源流动的基础环境反馈于两业互动过程。以上表明，解析两业互动的具体关系不仅要立足于两业互动的理论基础，其空间场所与内生环境的综合考量也是关键。基于此，从产业的宏观互动体系入手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显示，当前研究多是在控制互动体系外部因素（如，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基础设施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产业或地理单一维度联系空间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具体作用。已有研究实现了对该研究领域的不断丰富和拓展，但仍存在以下3点不足：第一，更注重控制产业互动体系的外部因素来增强研究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忽视了互动体系内生环境对研究结果的扰动性。互动体系内生环境由两业的区位布局和发展关联主导构成，强调的是区位空间与发展联系的对接不匹配事实。该事实主要通过影响要素的投入成本与匹配效率渗透到两业的互动过程，进而影响两业互动关系的具体呈现。这表明，从区位空间和发展联系两个维度综合衡量的两业空间不匹配事实能够有效表征互动体系的内生环境，因此，将其纳入两业互动的现有分析框架能够实现对已有框架的进一步完善。第二，多聚焦于单一维度联系空间内两业互动的关系探讨，忽视了复杂网络联系空间对两业互动的影响表现。随着产业多样化与产业专业化发展的不断推进，产业间的发展联系不再仅受限于地理上的空间隔离影响，新经济与新产业联系也正逐渐发挥效应，从而形塑成不同维度的联系空间，并共同作用于产业关联的发展过程，这意味着仅从单一维度联系空间切入进行有关探讨，难以解析出两业互动的综合关系体现。为深层次解析两业互动的关系表现，具有突出多维性和综合性特征的复杂网络联系空间成为首要选择。第三，更侧重解析不同维度联系空间对两业互动关系的直接影响，忽视了联系空间通过影响互动体系内生环境对两业互动关系产生的间接影响。该间接影响表现为，联系空间通过影响内生环境的自身发展来改变内生环境作用两业互动的效应大小与方向。从复杂网络联系空间与系统内生环境的核心要素来看，复杂网络联系空间能够以要素流动为纽带，从区位和联系两个层面逐渐渗透并影响内生环境的发展特征，这意味着联系空间对内生环境的效应发挥影响是探讨两业互动关系时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以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进一步探究复杂网络联系空间对两业互动关系产生的间接影响，也应是解析两业互动关系表现的重要内容。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探索畅通国内大循环有效途径的重要主体，肩负了推动新时代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使命，因此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案例区探究双循环背景下的两业互动，能对以借助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加速国内经济循环实现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鉴于此，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先将两业空间不匹配指数纳入现有的分析框架进行框架完善，然后以复杂网络联系空间为切口，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依次识别两业互动的空间效应表现。由此，不仅能为新发展阶段借助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效提升制造业生产率提供方向指引，亦能对进一步深入推进国内经济循环实现、促成国内国际循环对接具有重要意义。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1.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不匹配两业空间不匹配事实本质上是两业空间错位的现实表现，具体可从两者的内涵实质进行关联对接。空间错位最早出现在美国，用来分析居民隔离与就业机会郊区化的关联关系，后被学者们认为是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Liu等研究认为，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实质是两者在地理空间上的相互分离；冯雨豪等进一步指出，空间错位可用于分析相互关联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完全匹配现象，这意味着空间错位具有以下两大基本内涵：一是主体发展相互关联；二是主体布局存在空间分离。这与主体间区位空间与发展联系的对接不匹配实质相契合，因此可用于量化表征关联主体的空间不匹配事实。鉴于此，解析两业空间不匹配事实也可从两业的发展关联与空间分布着手。一方面，两业的发展关联。生产性服务业是分离于制造业的新兴产业，因此其与制造业之间不仅是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上下游产业，还会在产业链的前后向关联影响下相互作用、互相渗透，从而建立密切的发展联系。另一方面，两业的空间分离。生产性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对人力、技术、知识等要素有显著偏好，而这类要素多分布在高校、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等城市空间组织内，因此在需求偏好的引导下，生产性服务业会集中分布在大城市或城市中心区域。但从城市化的推进历程来看，我国制造业仍是以传统制造业为核心，不仅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特征，还表现出了高能耗和高污染的发展弊端，因此在追逐要素成本最小化和兼顾城市绿色发展的生产过程中，制造业会逐渐分布在城市外围区域。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H1

引用本文：马野青，倪一宁，王自锋.城市创新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居民幸福感的视角[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4):123-140.作者简介：马野青（1966—），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城市创新研究。（马野青老师近照）摘要：中国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并使发展成果由全社会共享，旨在让全体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和更高幸福感，以实现共同富裕。在此背景下，通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库，研究城市创新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是城市创新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二是城市创新发展通过创造更多就业、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了全体居民幸福感；三是在城市创新发展过程中，城镇居民、高学历的居民、身体健康的居民以及位于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居民获得了相对更高的幸福感；四是居民幸福感主要来源于城市创新发展的“质量作用”，即城市创新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基于主要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着重提高城市创新发展质量，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实现创新发展；二是城市创新发展进程应关注不同类型居民的福利水平变化；三是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强化国家创新型城市成果的监管机制；四是政府应通过创新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完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提高居民幸福感。由此，联结起了城市创新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纽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关键词：共同富裕；城市创新发展；居民幸福感；就业创造；基础设施；居民收入水平一、引言民生幸福一直是党中央高度重视的关键问题，如何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如何提高居民幸福感正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而“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不仅说明了创新在现代化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也与人民生活幸福感息息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与全体人民的民生幸福保障，将是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科技创新的区域集聚规律，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的创新发展路径，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为贯彻落实这一方针，《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指引》《关于完善科技激励机制的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中国创新水平也因此跻身世界前列，为城市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得居民享受到了更多的福利。那么，在城市创新发展的进程中，居民幸福感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不同的居民个体如何共享城市创新发展的成果，存在着怎样的传导机制？居民幸福感提升的来源是城市创新发展的数量作用还是质量作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不仅关系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对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有益政策启示，本研究对此展开详细论述。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城市创新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丰富了关于城市创新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讨论的内涵，为民生幸福与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了补充；并尝试探寻就业创造渠道、基础设施渠道和收入水平渠道，以作为城市创新发展提升居民幸福感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可从居民个人特征和城市经济发展特征展开异质性分析，以更深入地阐述城市创新发展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更为重要的是，对此问题的理论研究还可突出城市创新发展质量的重要性，为城市创新发展理论应当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提供理论依据，这也是对居民福利来源的更为深入的讨论。另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十四五”规划都强调了创新发展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地位，而在实现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增进民生福祉，将创新成果由人民共享，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笔者对这一重大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有益启示。同时，更高质量的城市创新发展应当是今后城市发展的重要考虑因素，对此问题的研究可更好地培育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居民幸福感的长期可持续提升。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1.文献综述相关文献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城市创新发展带来的经济发展的讨论；另一类是关于居民幸福感的测度、居民幸福感来源等的讨论。（1）对于城市创新发展的相关讨论学者们认为，城市创新发展的内涵包括了发展模式创新、对外开放创新、城市管理创新和机制体制创新4个方面，而城市创新发展的动力又分别来自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从国内市场看，R&D补贴将为本国推进自主创新以增强核心竞争力提供重要利好；从国际市场看，外商直接投资是激励城市创新的重要渠道，通过跨国公司形成的全球生产模式为各国技术共享提供了便捷。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的共同影响为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条件，也提高了其创新效率。因此，R&D补贴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才能够实现城市的创新发展。在讨论了城市创新发展的动力来源后，学界开始关注城市创新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众所周知，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已从规模效率提升向创新效率提升转变，创新效率的提升不仅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也提升了蕴含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内容的经济发展质量。传统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升和新生产要素的出现，既为创新发展提供了条件，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核。城市的创新发展极大提高了地区经济水平，为地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城市的创新发展也使得社会治理更加现代化，人民能够享受更高的福利水平。已有关于城市创新发展的研究中，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城市创新发展对消除贫困、提升教育质量和提高健康水平的影响，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人民的基本福利权力应当成为城市创新发展关注的首要问题，更是党和政府始终关心的重要问题，因此，笔者将城市创新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联系起来，以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旨在更好地回答新时代如何促进民生福祉，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重大议题。（2）居民幸福感的测度方式及其来源学术界广泛关注居民幸福感的测度方式及其来源。居民幸福感源于个体的主观感受，其内涵主要体现在居民生活和工作的质量提高，从而获得了愉悦的情感，是个体主观感受的直接体现。心理学将幸福感分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等类别，而Binder首次从生命领域评价原则与福利动态原则两项评价规则对主观幸福感展开量化测度，结果表明，当一个人表现出喜悦、满足和快乐时，其主观幸福感较高。经济学直觉告诉我们，当居民实际收入上升时其效用上升，则幸福感提升。但是，Easterlin的研究却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均收入的上升并没有带来居民幸福感的提高。这一结论不仅发生在美国，在英国、日本等国也相继得到验证。刘培林等给出的解释是，由于人均收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财富的合理分配，贫富差距的扩大反而降低了居民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尤其是当居民处于周围人财富都在增加的环境下，其由于失去财富引致的失落感更强，这种消极感受抑制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即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当低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时，社会总体幸福感将下降。收入不均等仅仅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之一，机会不平等也会造成居民幸福感的下降；社会的公平程度也会对居民劳动意愿和福利水平产生显著影响，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幸福感下降程度甚至大于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幸福感下降程度。Fehr等通过设计“最后通牒”实验发现，方案提出者与方案响应者地位的差别是实验个体幸福感差异的主要来源，这一实验验证了已有研究的合理性。公共政策和居民个体决策的最终目标都是追求幸福，如何提高幸福感也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作为政府，应当充分提高行政质量和办事效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增长才是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动力。同时，公共事业的发展和合法权利的保护则是居民幸福感最直接的感受渠道，也是备受政府关注的话题。以上政策目标的实现均需创新作为首要措施，因为无论是政府行政效率的提升还是社会公共事业的运营，都需要依靠创新作为基础。同时，创新发展也将为城市注入新的市场活力，优化城市设施建设，改善制度水平，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而这一系列举措都将为居民幸福感带来积极影响。已有文献给出了城市创新发展和居民幸福感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但是鲜有文献将二者联系起来，系统审视城市创新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内在联系。这一问题对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其关系到城市创新发展的成果是否惠及全体居民，与此同时，城市创新发展需要依靠怎样的传导机制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将是回答居民幸福感来源这一重要时代议题的重要参考。因此，笔者旨在系统讨论城市创新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因果关系，并尝试在4个方面做出边际贡献：第一，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微观层面，以居民实际报告的幸福感作为民生福祉测度依据，探究城市创新发展如何影响了居民幸福感。第二，《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指引》明确提出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这一政策旨在提升城市创新发展水平。为了对城市创新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因果关系展开进一步验证，以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作为准实验，实证检验由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带来的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居民幸福感有何影响。第三，城市创新发展将带动当地就业机会的增加、基础设施得到改进、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幸福感由此受到影响，而这一情形需要进行实证检验。第四，深入讨论居民幸福感究竟是由城市创新发展过程中通过“数量堆叠”得到提高的，还是由城市创新发展过程中通过“质量可持续提升”得到提高的，即探讨城市创新发展更应注重“质”的发展还是“量”的发展，为提高居民幸福感提供政策启示。2.理论假说城市创新发展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发展模式创新、对外开放创新、城市管理创新和机制体制创新：①在发展模式创新方面，城市创新发展要求城市首先需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城市内部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行业，以科技发展推动城市创新发展，摆脱原有的依靠自然资源等因素实现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而城市创新发展形成的核心竞争力，将为居民拓宽视野提供充分条件，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②在对外开放创新方面，城市创新发展要求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相较于原有依赖外资发展或单纯依靠劳动密集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获得较少收益的对外开放模式，城市创新发展要求在发展的过程中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依托城市自身的比较优势，在新发展模式的背景下成为全球价值链附加值较高产品的生产商和供应商，以此获得高额报酬，从而提高城市内部员工的幸福感。③在城市管理创新方面，城市创新发展要求城市摆脱原有耗时耗力的管理模式，转而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等电子政务平台办理各项行政事务，通过提高行政效率为居民提供更便捷的事务处理方式、降低事务办理的时间成本等。通过提高城市服务质量，居民生活便利性显著改善，居民幸福感显著提升。④在机制体制创新方面，城市创新发展要求充分吸引高学历人才，建立以高校、科技型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科研机构，并为这部分创新主体提供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全面的社会保障，确保创新主体能够安心从事科研工作。机制体制的创新将为城市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提供充分条件，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因此幸福感大幅提升。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假说1

引用本文：王泗通.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4):90-99.作者简介：王泗通（1990—），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和社会治理研究。（王泗通老师近照）摘要：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环境治理现代化；协同共治；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博弈一、问题的提出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再创“中国之治”新辉煌的必然要求。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实践，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对于如何实现环境治理现代化，学界主要形成了以下4种观点：一是环境治理现代化需要充分依托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即环境治理内嵌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也内嵌于环境治理体系并成为环境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二是环境治理现代化需要重视数字技术赋能，即数字技术赋能有利于促进环境治理理念创新、方式精细化及结果高效化，推进数字技术与环境治理的深度融合将有助于实现环境治理现代化。三是环境治理现代化需要加强环境道德建设，即环境治理现代化与环境道德建设相辅相成，环境道德能够为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情感纽带、精神支撑和价值导向。四是环境治理现代化需要完善法律制度保障，即环境治理现代化重在提升环境法律制度执行力和有效性，特别是要能够从顶层设计对环境法律制度进行整体性重构，才能将环境治理的法律保障转化为切实的环境治理效能。然而，尽管既有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一是缺乏深度的实地调查研究。大多数研究要么聚集宏观制度构建、要么关注微观技术应用，以实地调查相支撑的研究还较为欠缺。二是理论阐释深度有限。既有对环境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多关注实现路径，所提出的对策多流于表面，深度的理论探讨还较为不足。归根结底，既有研究在探讨环境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忽视了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当前，传统政府主导型的环境治理正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转型，积极吸纳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成为推动中国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趋向。此外，我国环境治理主要以政府为主导，以政策为工具，理论而言，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必然使得环境政策运行始终处于“制定-执行-反馈”的动态良性循环状态。但实践中，当中央环境政策在转换地方环境政策出现设计问题时，地方政府多选择被动应付，而不是主动从根源上反馈修正政策设计问题。如，冯仕政等认为，相关主体总是不可避免地将自身的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运行过程，并且在政府科层管理体制中，下级政府官员更为关注上级政府官员偏好而直接忽视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个案为例，着重讨论相关利益主体博弈如何影响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并提出破解地方环境政策修正梗阻的治理策略，以期在优化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和实现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理论借鉴。此次研究个案来自于2018—2021年对东部某市垃圾分类激励政策修正的深度参与观察。二、环境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地方环境政策修正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已成为环境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环境治理现代化也是有效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要手段。一方面，环境治理现代化要求环境治理机制更加科学化、高效化；另一方面，环境治理现代化还要求环境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化、均等化，这意味着在环境治理现代化场域中，政府与社会将由二元对立走向二元合一，社会为政府有效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性支撑，政府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和制度资源。因而，理解环境治理现代化中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需要寓于特定的制度体系，才能解构链接二者的复杂作用机制。引申到政策修正过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不仅是限定在政府内部的行政过程，更是嵌于开放系统中的社会行动。在这一系统中，地方相关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各级领导及工作人员、基层社区、企事业单位、普通民众、技术专家、社会组织等多方组织或个体均不同程度地卷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过程。因此，以跨越多重系统的环境治理现代化视角来重新审视地方政策修正过程，某种程度上亦能体现出地方环境政策修正的社会属性。1.环境治理现代化场域中的政社互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环境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在环境治理现代化中扮演着基础性作用。随着环境治理越来越强调多主体、多中心、协商式、过程性以及持续性，围绕着“政府-社会-民众”的博弈互动研究愈发凸显。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传统-现代”“冲击-回应”等彰显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一直垄断并束缚着国外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发展的解释路径。很多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应从中国社会自身找寻推动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线索和动因，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中国中心观”的解说模式。概括来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基本要点至少包括政府权力的分解状态、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以及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3个方面。由此，国内学者开始对国外政府与社会的二元划分方式提出质疑，并在依据我国社会实情对其进行相应优化的方面上作出了有益尝试。比如，陈阿江运用“次生焦虑”阐释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时，政府与社会变成共同追赶现代化的统一整体；王华等认为，中国环境治理中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西方不同，中国环境治理领域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的相互支撑。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政府实现了从管控型到服务型的转变，如何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有学者指出，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应致力于构建政府和社会之间协调共进、合作治理的新型机制，这就要求政府能够抽离环境治理的部分权力，对社会进行赋权，鼓励普通民众、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承担部分环境治理职能，重新构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合作关系。换言之，政府需要从主体上、行为上、成果上和效用上进行吸纳，通过吸纳社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进而达成环境协同共治的根本目标。对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而言，不断更新发展的政府与社会理论为解释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中的政社互动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基石。然而，在具体运用过程中需要重点把握政府与社会这两类主体范畴的非均质属性，即地方政府虽是强有力的正式组织，但其内部仍存在隐而不彰的诉求分化，从而使得国家意志或行动的贯彻程度出现了强与弱的差异。社会更是分化的主体集合，既有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结构分化，也有各类社会民众之间的利益分化。由此，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被复杂化了，转变为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多重博弈，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不断妥协的实践循环成为常态。2.政社互动下的地方环境政策修正政社互动下的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主要遵循两条关系线索，即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权威-权力”关系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政府与社会之间频繁且渐趋常态的互动嵌入科层式的行政结构和“关系本位”的社会结构可以发现，虽然政府拥有权威和总体性的支配权力，但政府在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中仍然遵循着某种制度化的约束，并通过其所统管的组织体系将政策意图传达下去，并将政策修正的信息在横向和纵向上进行反馈传递，进而转化为一般性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行动；社会亦通过“自下而上”地动员与整合，将关系地方环境政策修正的非正式制度（包括社会文化、传统规则等）转化为与政府行动相对应的结构化表达，成为影响社会维度上各类主体在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中行动选择的隐性力量。然而，尽管在地方环境政策修正过程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交融是为常态，但二者之间的强弱关系却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反映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核心概念从“统治”演变到“管理”再到“治理”，政社关系模式所历经的多次变动充分反映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强弱关系的动态调整。一方面，制度条件的变迁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组织主体在地位关系和权力结构上的改变；另一方面，制度条件的变迁也为组织主体争取特定目标或利益诉求的行动选择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因此，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中的利益主体关系结构也可从“政府与社会”和“政府内部、社会内部”的双重角度予以考察。前者意在表明政府与社会相互之间的地位关系，进而从内外关联的角度厘清各方主体对于政策修正的目标诉求，而后者则重点关注各自内部的主体权威、权力在政策修正实践中所发生的改变。具体而言，尽管社会（特别是社区）的自主性日趋凸显，但政府始终没有真正退出基层场域，仍以“无形之手”引导着基层社会的演进方向和重点内容，突出表现为来自顶层的政策方针和制度安排仍然是基层实践的风向标，一些由顶层推动的重点任务不仅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周密部署，也得到了基层社区的积极响应，看似一致的行动步调背后却掩藏着各取所需的目的动机。由于在所掌握的支配权力和关键资源上存在着一定差距，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地位关系总体上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同时这种关系也深刻地体现在政府内部和社会内部之中。在社会（社区）内部亦是如此，伴随着现代社会多元性的增强，在集体层面形成以共同意志为基础的一致性行动的可能性不断趋弱，即社区共同体的价值与功能基础受到冲击，社区成员对公共生活型事务的参与度偏弱、总能级不高，直接导致政府与社会上下两端的通道相对较为狭窄，一些偶发性的因素就可能造成政社互动出现分歧、梗阻甚至断裂。因而，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中的利益主体行动是多元且复杂的，但纷繁复杂的行动选择并不是毫无规则的零散分布。比如，政府官员之所以在地方环境政策修正过程中表现出差异化的行动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体制内的激励制度设置及其运作相关；基层社区在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中的态度立场和联盟对象之所以变动不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传统势力惯性和社会自主性空间扩大的交织结果。因此，只要准确地把握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中相关利益主体行动策略，那么在相当程度也就牵住了地方环境政策修正的“牛鼻子”。从微观层面上的行动策略来看，作为行动者的相关利益主体更多是依据对资源的判断来决定自身的行动策略，这里的资源既包括有形的资金、设施、平台等实物资源，也包括无形的信息、权威、关系等非实物资源。基于此，尽管相关利益主体在涉及核心利益上可能会出现互不让步的竞争情形，但此种竞争并非绝对的，而是暂时性的。这是因为，当互不让步的竞争行动一直持续下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导致诸多连带性风险的陡增，不仅是相关利益主体所不愿见到的，更是被外部制度环境所不容许的，此时相关制度要求便会自动地介入引导，促成利益存有分歧的行动者之间放下成见、搁置争议、凝聚共识。也就是说，在利益诉求不尽一致的情况下，妥协往往成为政社互动的最终结果。然而，究竟是谁先作出让步，后者又该如何回应，妥协后的结果如何增强合法性和有效性，又如何转化为后续行动的参照规则，这涉及相关利益主体在动态条件下行动选择内在逻辑的适应性调整问题，需借助案例的描述呈现来作进一步的归纳提炼。三、个案分析：地方环境政策修正的利益主体博弈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在于健全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以及普通民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但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过程而言，相关利益主体行动不仅受到客观因素的约束，也会因其他利益主体的行动做出相应调整，从而始终处于内外交互的动态过程。因此，相关主体的利益博弈可能导致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沦为形式，特别是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使得民意的吸纳建构起一定门槛，某些特定群体的声音往往被筛除过滤和隐性排斥。厘清地方环境政策修正的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与行动逻辑变得至关重要。由于在2018—2021年参与东部某市垃圾分类激励政策效果评估，笔者便以第三方评估者的身份进驻该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长期跟踪观察垃圾分类激励政策“制定-执行-反馈”的动态修正过程，并且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观察记录了垃圾分类激励政策修正相关利益主体大量的博弈过程。因此，笔者将东部某市垃圾分类激励政策修正作为本文的研究个案。而之所以选择东部某市垃圾分类激励政策修正作为研究个案，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该市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较好。自改革开放以来，该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为其开展城市垃圾分类提供了必要条件，使其成为国内较早全面推行垃圾分类的城市之一。二是该市垃圾分类激励政策是重点打造的政绩亮点。激励本是推进城市垃圾分类的重要手段，该市却借助政策刚性，试图将垃圾分类激励政策转为化城市环境治理的政绩亮点。1.垃圾分类激励政策修正的生成背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推进城市垃圾分类成为建设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条件。笔者所选个案城市因其经济社会发展较好，市政府在2013年就启动了城市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由于当时国内城市垃圾分类试点尚无成功的经验模板，市政府将目标转向国外，在2017年成为国内首个与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以项目合作方式开展垃圾分类试点的城市。在世行的项目支持下，为了确保垃圾分类项目成果产出和体现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政绩创新，该市政府与世行专家议定采用“管理+激励”的方式来调动社区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即在综合考虑多方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激励政策将社区作为直接奖励对象，详细规定了垃圾分类奖励的衡量标准和支付条件，并以财务管理政策的形式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实施。该市政府还根据实际需要，一方面，在市、区两级专门设立了负责推进城市垃圾分类的管理部门；另一方面，选取兼具世行专家和政府官员身份的市财政局金融处负责人设计垃圾分类激励政策。市财政局金融处负责人之所以被选为激励政策设计者，主要缘于其多年从事城镇生活废弃物收集循环利用的研究，并以该市本地世行专家的身份为该市城市垃圾分类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市财政局金融处负责人在设计激励政策过程中，每个环节设计都是基于自身的科学化和理想化测定，比如假设社区为完全经济理性人，奖励标准是每月1元/户，奖励最低门槛设置为30分（等同30%社区居民形成有效的垃圾分类）等。按照政策设计者的设想，通过激励政策“自上而下”地推广实施，逐步提高社区参与垃圾分类积极性指日可待。然而，从政策的一般属性来看，政策不仅要有较强的疏导性、互动性，而且需要基于基层实践经验对已有设计政策进行反馈修正。显然，激励政策过于理论化、理想化，并没有经过“自下而上”的实践反馈就以政策的形式推广实施。因而，无论是从纵向维度上的政策实施过程还是横向维度上的部门协作过程来看，一旦任意环节出现了管理梗阻、政策缺失抑或是难以操作化等问题，最终可能导致激励失灵的窘境。2.垃圾分类激励政策修正的利益主体博弈过程如前所述，垃圾分类激励政策未经试点便在全市全面推行，直接导致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中遇到难以操作化的难题。尤其是作为垃圾分类源头主力的社区，无论如何按照激励政策相关要求推进垃圾分类相关工作，都难以获得激励政策的资金奖励，使得社区在没有奖励资金的情况下，也要克服困难持续推进垃圾分类相关工作，由此导致社区率先“倒逼”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修正激励政策，从而正式拉开了垃圾分类管理部门、政策设计方、基层社区、普通居民、世行专家、第三方专家以及社会组织等相关主体围绕激励政策修正展开了“自下而上”的多阶段利益博弈（图1）。（1）第一阶段：社区“倒逼”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主动让步相较于基层政府，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且更熟悉居民的基本情况，因而垃圾分类激励政策经过层层分解，交由社区负责最终落地。在管理结构上，垃圾分类主要涉及“市级统筹、区分管街道、街道对接社区”3个管理层级，其中，社区主要负责落实市、区两级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布置的垃圾分类工作，逐步提高社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并协助居民自觉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然而，社区在推进激励政策相关工作过程中逐渐发现，完全按照激励政策落实垃圾分类相关工作根本难以获得奖励，比如激励政策要求社区超过30%的居民做好垃圾分类才可以获得相应奖励，这对仍处于试点阶段的该市而言，社区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达到如此效果，这就导致很多社区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仍要按照激励政策要求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该市较为了解垃圾分类推进逻辑的社区负责人而言，激励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已经脱离该市实际情况。由此，不少社区负责人本着对垃圾分类负责的态度向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反馈激励政策难以落地以及激励政策可能存在设计问题。但该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却并不认可社区反馈的问题，反而认为激励政策难以落地的根源在于社区不重视垃圾分类。为此，该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负责人以激励政策的目标设置为依托，将政策设计内容细化为考核细则，旨在通过强化考核的方式“迫使”社区重视垃圾分类工作。然而，在垃圾分类管理部门的日常考核施压下，街道权力逐渐被架空，社区自治空间不断被挤压，社区滋生出参与意愿降低的消极情绪。比如，有的社区为满足考核要求，直接在报送数据过程中“掺水分”；也有社区在投入大量实践精力仍达不到奖励门槛不得不以“撂挑子”的方式消极应对日常考核；甚至少部分达到奖励门槛的社区也因每月1元/户的奖励标准过低出现消极“躲事情”的不作为现象。这些消极应付行为背后隐含着社区在不与垃圾分类管理部门正面冲突的情形下，反向施压垃圾分类管理部门。由此，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不能再简单地将激励政策操作化失败之“过”归结于社区，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不得不向社区主动让步，重新审视政策实施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寻找破解政策操作化难的有效措施（2）第二阶段：垃圾分类管理部门自我消解激励政策设计问题在社区的反向“倒逼”下，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也逐渐意识到既有的行政手段根本无法解决激励政策难以落地的难题。但由于激励政策是市财政局金融处负责人基于科学化的技术手段设计而成，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也不敢轻易质疑其专业性和合理性。为此，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依托与世界银行项目合作之际，聘请第三方专家对激励政策的实施问题展开实地调查评估。具体而言，激励政策是按照“自上而下”的逻辑推广实施，为呼应激励政策的实施逻辑，第三方专家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由基层社区逐级向上展开调查。第三方专家调查发现，无论是社区还是街道，已对激励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抵触情绪，甚至第三方专家在调查中还遇到街道垃圾分类工作人员直接对市、区两级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展开“控诉”。因而，在第三方专家的帮助下，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逐渐意识到激励政策过于依赖教科书的理论及技术，不仅政策设计内容过于理想化，而且其经济理性人假设也忽视了现实条件。在厘清激励政策设计问题后，第三方专家直接建议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以社区实践反馈为依据，修正政策的不合理之处。但在压力型的科层管理体制下，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并不具有自主修改政策的权力，需要向激励政策设计者“请示”才能修改政策设计问题。因而，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负责人并没有立即着手准备政策修改工作，而是借助定期向市城管局领导汇报生活垃圾分类推进情况之际，向上级领导重点汇报激励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以此向上级领导反馈政策需要进行调整。上级领导在听取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后，为及时完成激励政策的目标要求，指示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负责人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对政策实施工作进行必要的调整。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负责人经再三权衡利弊，决定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将激励政策的执行工作外包给社会组织，由此确保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变通执行的方式既能被设计者接受，又能独立自主地监督、管控政策执行效果。由于激励政策本身存在设计问题，即使替换成社会组织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政策设计问题。因此，社会组织在进驻社区后普遍“磨洋工”，直接导致购买社会服务的变通执行方式“难承其重”，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变通执行激励政策的自我“消解”策略也陷入了僵局。（3）第三阶段：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反向施压设计方修正激励政策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自我消解激励政策设计问题失败后，致使垃圾分类管理部门更加确信激励政策存在设计问题。为了能够及时完成激励政策目标要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不得不直面激励政策设计问题，与设计方就激励政策设计问题展开商讨修正。政策设计方与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分属不同政府部门，政策设计方所属的市财政局在权力和地位上都要明显高于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因此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只能遵循既有政策协商程序，与设计方协商政策设计问题并提出修改意见。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负责人以向“领导汇报”的形式，主动邀请激励政策设计者到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协商解决激励政策可能存在的设计问题，而且在与激励政策设计者协商过程中，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负责人也多以“请示”解决激励政策问题的办法，希冀激励政策设计者同意修改政策设计问题。然而，在激励政策设计者看来，激励政策依据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标准制定，根本不可能存在设计问题，只要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和社区按部就班将各项工作推进下去，垃圾分类效果即可逐步显现。因而，激励政策设计者凭借自身权力和地位直接否决了垃圾分类管理部门正式协商修正激励政策的“请示”。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以正式协商推动激励政策修正失败后意识到，如果激励政策难以实现最终目标，按照激励政策设计者的逻辑，主要责任在于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工作不到位。为此，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绕开市里激励政策设计者，试图借助世行力量解决激励政策设计问题。一方面，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负责人考虑设计者可能会阻挠激励政策修正，便暗中使力说服激励政策设计者上级领导安排其缺席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向世行专家汇报激励政策设计问题的会议；另一方面，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联合区垃圾分类管理部门、社区以及第三方专家等多方主体，努力说服世行允诺并授权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对政策设计问题进行修改。然而，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绕开政府科层体制获得政策设计修改权利后，至于如何修改又得回归政府科层管理体制。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没有立即商讨如何修正激励政策，而是指出激励政策修正既要考量政策的可实施性，又要兼顾政策设计者的“面子”。因此，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负责人在寻找相关主体都能接受的政策修正平衡点过程中，选择主动向设计者让步。政策设计者在会意垃圾分类管理部门的意图后，也只能默认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向世行提交政策修改建议。3.政策修正利益主体博弈逻辑及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从垃圾分类激励政策修正过程来看，无论是社区还是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依托正式科层体制“自下而上”的问题反馈并不顺畅。比如，社区普遍反映激励政策可能存在设计问题时，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为了完成政策目标设置，直接选择忽视社区的问题反馈，将实施重点转到强化社区考核，旨在以行政考核的方式推动社区做好垃圾分类相关工作。同时，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厘清激励政策设计问题时，以正式协商的方式向设计方反馈设计问题时，也遭到政策设计者的阻挠，这也就是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为什么要优先选择变通执行的原因所在。但激励政策得以修正的关键因素在于社区率先顶住垃圾分类管理部门的压力，采用各种隐蔽的消极抵抗策略“倒逼”垃圾分类管理部门政策修正。随着社区“倒逼”，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也不得不正式向政策设计者发起挑战。由于政策设计者扮演着政策决策者的角色，掌握着政策实施的管理权和监督权，在科层权威和实际权力上都要明显高于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导致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在正式协调无果后不得不借助世行专家和上级政府领导私人关系等非正式策略反向施压政策设计者修改政策。就其逻辑，社区依情理“倒逼”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修正激励政策。社区在与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博弈过程中，社区作为“弱者”，很难直接要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修正激励政策。但社区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相比政府而言，某种程度上社区负责人需要考虑社区居民的意见，否则社区日常工作很难得到居民的配合。激励政策推行亦是如此，大多数社区居民不配合激励政策相关工作后，仅靠社区工作人员苦苦支撑，很难持续推进社区垃圾分类工作，因此社区负责人也就不得不采用形式多样的消极应对策略“倒逼”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修正激励政策。“倒逼”背后暗含社区试图从“情理”上让垃圾分类管理部门理解其难处，从而迫使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主动推动激励政策修正。同样，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主要采用非正式策略反向施压政策设计者修正激励政策。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在与政策设计者的博弈过程中，政策设计者在其中扮演着政策决策者的角色，掌握着政策实施的管理权和监督权，采用正式协商方式反馈激励政策设计问题，无疑在向政策设计者的权威发起挑战，政策设计者出于维护个人权威，只会动用自身拥有的权力否决垃圾分类管理部门正式问题反馈。为此，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不得不借助非正式策略反向施压政策设计者，比如借助世行专家参与谈判以及利用上级领导私人关系从中斡旋等等，这些非正式策略使得垃圾分类管理部门牢牢牵制住了影响政策设计者决策的相关利益主体，从而增加其与政策设计者进行竞争的筹码。其实，与政策设计者竞争激励政策修正权限过程中，垃圾分类管理部门的动力源泉主要还是来自社区的“倒逼”，社区“倒逼”使得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充分认识到激励政策修正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社区“倒逼”还隐含着普通民众主动参与并监督政府环境治理意识的觉醒。当地方政府推行的环境治理政策得不到普通民众支持后，社区为了重获普通民众认可，只能在实际工作中更加注重听取普通民众的诉求、保障普通民众的权益，从而导致社区对普通民众的依赖程度逐渐超过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因而即使在政策运行过程中社区更多只是被动地落实，但是社区自治空间使其可以通过“退出”的方式提高其与政府竞争的资本。换言之，正是由于以普通民众为核心的社会力量的推动，才有了垃圾分类管理部门“自下而上”政策修正行为的发生。在现代民主社会，很多西方国家通过建立和强化科层体制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致使环境政策并不能完全克服政策受惠者与政策受损者之间的矛盾张力，从而导致利益格局逐渐固化、阶层差距日益显现、向上流动机会受到限制，越是下层主体越难以向上表达利益诉求，最终导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激化。如何有效制约政府权力，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相应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既有政府与社会框架的支配下，单独强调加强政府权力建设抑或片面侧重培育现代市民社会均无法适应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及民主化治理的进程。就实践经验而言，一条比较可行的路径就是赋予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以充分的权利，并为其提供与之匹配的合法性手段来维护自身权利。环境治理虽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地方政府而言仍是一项新的工作，很多环境问题的治理尚处于探索阶段，地方政府在细化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并转化为地方性政策时，在政策设计环节往往更容易出现问题，因而基于基层实践的不断检验、反馈与修正就显得尤为重要。科层体制下政策运行过程中相关主体利益竞争的失衡和政策正式“反馈-调整”的“无形”梗阻，要求地方政府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各种环境问题的治理。在垃圾分类激励政策修正过程中，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积极参与政府环境治理，并敢于拒绝政府不合理的环境政策，表明我国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对政府尤其是上级政府有着更多的期待，希望政府能够担当做好环境治理的重要职责，这也就要求地方上级政府在进行地方环境决策时，能够少走形式，多根据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利益诉求确定政策目标和制定政策内容，才能从政策源头减少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权变式行为方式。因此，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拥有参与政府环境治理的权利，并且政府能够主动听取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的意见，主动吸纳他们参与到政府的环境治理，才是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四、结论与讨论理论而言，以多元协同共治理念为导向，以党的领导为保证，以民主视域下的有序参与治理为方略，就能够形成以国家环境治理为核心的多元协同共治的环境治理现代化体系。然而，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中的利益主体博弈表明，在压力型体制和以政绩为核心的地方竞争关系的综合影响下，地方环境政策时常处于“过严”或“过松”的两极分化状态，某些地方环境政策设计问题总是反复出现，其核心症结在于由政府到社会的“自上而下”政策实施与由社会到政府的“自下而上”问题反馈难以形成有效的互动。尤其是，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有效反馈地方环境治理政策设计问题的效率普遍较低，无形中塑造了决策与执行之间的鲜明组织界限，这也使得当正式的反馈机制难以奏效时，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不得不采用各种非正式行为策略，通过“自下而上”的反向施压方式，突破地方环境政策修正的体制壁垒。政策执行主体采用“自下而上”的非正式行动策略，虽能修正政策问题，使其渐趋完善，但就其成本付出而言，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而且，非正式的政策修正策略仍然夹杂着不少偶发性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增加了政策修正的成本。因此，这也就是为什么政策执行主体往往不会优先选择非正式的反馈策略，而是以目标替代、变通执行、上下共谋等比较可控的自我“消解”策略来应对政策设计问题。纵观我国历史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不仅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且还有利于激发和调动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参与政府治理的积极性。简而言之，环境问题的有效治理离不开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以普通民众为主的社会主体合理有序地介入环境治理过程，有助于政府与社会在双向良性互动中实现环境治理现代化。当然，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中利益主体博弈所暴露的问题警醒环境治理现代化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如何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为根基，塑造有限性国家权力和有效性国家能力相结合的善治政府成为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由此，本研究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对环境治理体系进行优化：一是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让社会发挥更多的环境治理功能，建构政府与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提高监督问责中环境治理政策问题“反馈-调整”环节的考核和监督比重，最大限度地约制地方政府官员借助环境治理政策谋取利益最大化的不良行为；二是简政放权，提高上下级政府、决策部门与执行部门之间的信息流动效率，特别是改变基层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多是被动应对的窘境，允许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发挥好基层政府在政府与社会互动中的桥梁作用，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三是以有序为准则，为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建立合法化的问题反馈机制，通过民主参与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尤其是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发挥好社会组织上下联动和内外粘合的结构性功能优势，从而实现政府对社会的“再组织化”。点击“阅读原文”，登录我刊官网并查阅近期完整版PDF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全国高校社科名刊✦第三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并按照规定向作者支付相应稿酬。往期精彩回顾双重目标下的单一导向：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类型与现实困境知识为基：中国社会组织环境风险沟通的实践策略与逻辑理路由地方实践到国家政策——地方环境治理实践创新扩散的一项研究环境协同治理势能何以转化为治理效能——基于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的观察司法能动视角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运行的风险与对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法律性质新论我国环境健康管理政策的发展历程、不足及完善建议生态现代化视角下农村工业环境成本转化机制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问题研究环境传播视角下新媒体对河长制议题的建构与调解扫码关注河海期刊新媒体编辑：河海大学期刊部媒介传播工作室

引用本文：陈阿江，汪璇.耿车模式环境转型的社会逻辑——创新扩散视角下的产业转型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4):77-89.作者简介：陈阿江(1963—)，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陈阿江老师近照）摘要：环境议题在20世纪80年代热议的耿车模式中虽未提及，但已孕育其中。随着废旧塑料行业规模的扩大，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已有研究关注污染行业“关停并转”等形式的运动式治理或治理过程中的冲突，本研究则关注市场主体的环境反思与主动转型的社会机理。借鉴创新扩散理论，结合中国村落社会特点，将市场行动者群体划分为创新者、追随者和保守者3种类型，在创新采用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的主体、社会网络、扩散机制各不相同。首先，鉴于耿车污染问题的外部建构力量不足，由创新者基于专家讲座、外出考察、致病经历形成反思性环境认知是耿车模式环境转型的原初动力。创新者积极寻找转型出路，尝试家具电商产业，发挥领头羊作用。其次，家具电商产业技术简单、容易模仿，在熟人社会中可以得到迅速传播与扩散，众多的普通经营者成为追随者，逐渐形成替代性产业，为后续运动式环境整治提供缓冲。最后，从事废旧塑料产业的“保守者”在政商社会网络的支持下，从抵触转而“配合”地方政府的“铁腕治污”。然而，废旧塑料回收加工行业中的环境悖论，即局部地区的负外部性与全域的正外部性，应引起政策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关键词：耿车模式；环境转型；反思性环境认知；政商网络；创新扩散理论中国的地方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改革开放早期的单纯重视经济发展，逐渐转变到经济和环境并重的新发展阶段。江苏省宿迁市耿车镇发展转型，在某种意义上是乡村工业化的一个缩影。对耿车镇发展的关注，或者说对耿车模式的关注，集中于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从区域发展模式，特别是所有制特征的视角加以探讨；二是21世纪第2个10年的中期，主要关注环境维度的社会转型。虽然从现象看，淘宝村是新的经济业态，但就转型的内在逻辑看，耿车镇家具电商行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环境转型所驱动的，因而可归之为与环境转型的关联议题。本研究所要讨论的问题是，耿车模式是如何演变的，耿车模式环境转型的内在逻辑是怎样的？短时段的或截面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无论是环境冲突还是环境治理，学界已经做了不少研究。考虑到环境的演变与中国社会转型是互构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对耿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环境-社会演变的历程进行梳理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围绕耿车模式及其环境转型，笔者系统收集了相关文献，进行了实地调查。一方面，文献不仅包括截至目前学者们对耿车模式的研究成果，还涉及地方志书、经济社会数据、政策文本等。另一方面，笔者分别于2019年6月、7月去耿车镇进行实地调查，访谈了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原废旧塑料从业者、现电商从业者等，系统梳理了耿车40余年的发展历程以及转型节点中各主体的想法与行动。此外，考虑到耿车镇的废旧塑料行业已被取缔，为了直观理解原耿车镇废旧塑料产业的基本情况，笔者找到与耿车镇历史上相似的、现在仍然从事废旧塑料产业的皖北光武镇进行调研，深度理解废旧塑料行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笔者于2021年5月在光武镇进行实地调查，收集基础资料，并从两镇后期差异化发展道路的比较中把握耿车模式的转型特点。2023年5月，笔者再次赴耿车镇及沙集镇进行补充调查，借助于比较的视角重新理解耿车模式的环境转型。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视角1.耿车模式研究文献梳理1986年，经费孝通总结、阐释，耿车模式闻名全国，成为学界、政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李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耿车模式”诞生记》，对耿车模式进行经验总结；两年后，胡同恭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耿车模式进行了系统的阐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界对耿车模式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区域格局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在提出苏南模式之后，费孝通关心那些缺乏大城市依托、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是如何发展的。像耿车这样既远离大城市又缺少工业基础的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将如何实现乡村工业的发展，如何实现现代化？费孝通认为，耿车模式更适合那些缺乏工业基础的农村地区。就此而言，耿车模式较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更具普适性。二是所有制结构。在提出耿车模式之前，费孝通已经提出并分析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主要是发展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温州模式是面向大市场的家庭工业，或者说是以商贸和加工业为主要特征的个体或私营经济。而耿车模式则具有混合形式的所有制特征，是家户、联户、村集体和乡镇集体“四个轮子一起转”；前两者是个体所有制、后两者为集体所有制，故有个体和集体两个轨道并进的含义。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过改制，集体企业基本转为民营，所有制话题的讨论也因此终结。在20世纪80年代耿车的废旧塑料产业发展中，环境维度实际上已经隐含其中，但在当时的耿车模式探讨中，环境议题却一直没有被适当地加以表述。这大概是因为当时的污染还处于相对隐匿的状态，并且费孝通等人似乎对民众致富更感兴趣。所以，耿车发展的环境议题，差不多到20年以后才被学界关注到。2004年，周拥平等来到耿车镇调查发现，虽然耿车人在废旧塑料产业中获得可观财富，然而其不恰当的生产实践却给当地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健康风险。废旧塑料产业使得耿车一带农村逐渐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喧嚣热闹的生产场景下，却隐藏着发展的困境。然而，2004年之后的10来年，学界对于耿车发展的环境议题研究仍然处于沉寂状态。直到2016年，随着耿车镇废旧塑料产业被当地政府取缔并为家具电商和多肉电商所替代，学界开始活跃起来。学界的关注点一方面集中于发展家具电商产业的“新耿车模式”和淘宝村研究，另一方面关注耿车发展中的环境治理议题。王刘飞等立足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认为2016年针对当地废旧塑料产业的环境治理为“运动式治理”，其治理受当时科层组织所面临的激励环境、当地社会产业结构形态影响；陈涛等针对废旧塑料产业以及家具电商产业的环境治理历程，采用系统的视角，认为环境善治需要基于国家、市场、社会的高度匹配。尽管上述研究关注了环境治理的基本特点，但就市场主体——实际上也是耿车模式转型主体及环境转型的机理还有待于更充分的讨论。2.环境转型的文献述评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转型讨论，关注中国社会是如何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以及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转型也被用来解释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宏观层次的原因。如，洪大用以社会转型为视角，解释环境问题的成因。他认为，正是以高速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区域间不平衡性为特征的社会结构转型，以市场和政策“双重失灵”、放权让利改革、城乡二元性为特征的社会体制转轨，以及以道德滑坡、消费主义、短期行为等为主的当代价值观念变化造成了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最早关注环境转型并在学理上加以探讨的是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环境问题是与西方的工业化、城市化相伴而生的。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不满于当时学界将环境退化问题归结于经济结构的消极结论，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和约瑟夫·胡伯发现了一些经济结构已经转型，但环境并未退化并且有所改善的地方，并尝试构建生态现代化理论来探讨这一现象。约瑟夫·胡伯主要强调技术创新在预防和治愈环境问题时的潜在价值、肯定市场行动者在环境改革中所起的作用。马丁·耶内克倾向于平等看待国家与市场在生态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生态现代化可以理解为系统性的经济(技术)革新与扩散，而一种前瞻性的环境友好政策及其执行，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取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结果。后来，在关注生产的同时，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关注点从生产转向消费、从民族国家内部转向国际社会。总之，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环境与经济可以存在非对抗关系，但过于宏观的解释恰使它的解释力缺乏精准性。与生态现代化论的学者处于环境转型的早期不同，日本学者舩桥晴俊则有机会在环境治理已经较为成熟的时期回溯环境的转型历程，形成环境控制系统理论。舩桥晴俊设计了3个功能系统——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环境控制系统，讨论它们的互构与运行关系。他把前工业社会设想为地域社会与生态系统互融的，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系统逐渐发育，生态系统不断遭到破坏。而滞后于经济系统发育的环境控制系统，通过地域社会的环境运动、企业生态理性增长以及自治体环保赋权，并经由各主体间的互动、促进，逐渐得以完善。舩桥晴俊把环境控制体系演变分为4个理想类型阶段，其中环保内化为次级管理任务和核心管理任务两个阶段最为重要。舩桥晴俊的分析略显机械，却较好地呈现了环境转型的基本历程。耿车模式的演变，恰好经历着环境控制体系演变前期的几个阶段。迈向生态社会或绿色社会已成为中国社会当下的一个基本态势，特别是2020年以来，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更加清晰了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势。已有部分环境社会学学者就“何以迈向生态社会”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如，洪大用等概括了推动社会环境转型的五大动力：日益严重的环境威胁，人民需求层次上升至安全、舒适和可持续，环境风险引发社会冲突日渐明显，党和政府立足人民需求主动作为，以及企业从环境中发现新的盈利机会；陈阿江在人水关系的研究中特别关注了“拐点”问题，认为“生态精英”的引领十分关键；卢春天等认为，伴随着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力量结构、社会风险结构等社会基础的改变，社会转型在带来生态问题的同时，也带来自然资源治理模式不断向多元耦合性环境治理方向演进。耿车模式发端于改革开放之际，转型于21世纪10年代环境整治之际，其发展、转型历程，某种意义上也是我国产业转型、地方社会环境转型的缩影，因而具有较好的研究价值。笔者认为，虽然以上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但不管是环境转型研究还是立足于耿车模式本身的研究，对于转型社会中市场主体的考量以及关于转向机制的讨论还不够充分。3.创新扩散视角下的产业转型框架“创新的扩散”（diffusion

引用本文：陆益龙，山永久.国家公园体制及其社区治理体系的优化——基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经验[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4):67-76.作者简介：陆益龙（1966—），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A岗、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第二批重点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和荣誉称号。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农村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户籍制度研究、水资源与社会研究等。（陆益龙老师近照）摘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完善自然保护区治理体系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国家公园的设立、建设及运行与公园社区生产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公园社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公园内的资源，公园的运行、管理和保护工作又与社区活动分不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设立和运行有效统筹了自然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新体制也面临保护与发展、人兽冲突和地方保护主义阻力等诸多张力问题。如果不能科学合理地协调好这些关系，不仅会影响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也会制约公园社区发展，甚至导致和积淀更多社会矛盾。为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协调保护区和社区的关系，提升国家公园体制的综合效能，需走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从国家公园运营、公共管理、共治机制、基础设施和保障保险5个方面不断优化公园社区治理体系，促进保护区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综合而言，要优化国家公园体制及其社区治理体系，需从顶层设计和基层制度实践两个路径进行优化：一方面可从顶层制度设计上构建起“生态现代化”的均衡模式，另一方面可从基层制度实践中提炼出“补贴补偿+保障保险”的均衡模式。关键词：国家公园；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公园社区；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出具体要求。二十大进一步强调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上升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高度。为此，探讨完善国家公园体制、优化公园社区治理问题意义重大。国家公园的设立、建设及运行与公园社区生产生活有着密切关系，这里的公园社区是指在国家公园内和公园周边的社区。公园社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公园内的资源，而公园的运行、管理和保护工作又与社区活动分不开，在保护与发展、公共生态利益与地方社区利益之间，存在着一定张力和冲突，如不能科学合理地协调好这些关系，不仅会影响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效率，也会制约公园社区的发展，甚至可能会导致和积淀更多社会矛盾。完善国家公园体制，提升自然生态保护效率，优化公园社区治理体系以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是关键问题之一，如果公园社区得不到有效治理和持续发展，生态保护和建设会阻力重重。为把握和总结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体制运行、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经验，2021—2022年，笔者赴实地进行两次深入调查，走访了国家公园管委会管理人员、村级组织、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志愿者和游客等，获取了访谈、文件档案等丰富资料。基于实地考察的一般经验，本研究从制度创新和生态现代化理论视角，分析国家公园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及公园社区在治理实践中遇到的重要张力问题及形成机制，继而探讨公园社区治理体系优化的重点维度和有效路径。一、关于国家公园体制及公园社区治理的观点为保护重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全球已有19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国家公园。国家公园作为统筹协调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的管理模式，在国际社会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然而，对国家公园体制及其社区治理的认识，仍有观点上的分歧，这些观点大体概括如下：1.问题说此类观点强调国家公园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如，针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研究指出，建设国家公园面临着人、地、钱、法4个深层次问题。具体而言是新的国家公园建立后，管理职责尚未理顺、专业技术人才短缺、旧的保护地范围与新的国家公园范围如何兼容、草场产权与国有自然资产之间的产权如何平衡，人兽冲突增加带来的补偿资金压力较大、国家公园建设的资金渠道单一，国家公园法尚未出台等。问题说虽提出了国家公园多个方面的具体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属性、问题造成的影响以及应对或化解问题的方向路径等并未进一步分析和讨论。2.关系说关于如何完善国家公园体制，有研究提出关键在于妥善处理9对关系：①一与多，即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之间的关系；②存与用，即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关系；③前与后，即代际关系；④上与下，即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⑤左与右，即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⑥内与外，即自然保护地边界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社区问题；⑦新与旧，即新设自然保护地类型与已有自然保护地类型之间的关系；⑧公与众，即公共管理部门和其他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⑨好与快，即国家公园制度质量和国家公园制度建立速度之间的关系。尽管国家公园涉及的关系较为复杂，而影响这一体制协调运行的可能主要是其中的核心关系或关键性关系。3.“136房子”模型该模型指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像一栋房子，要在1块保护区土地上，依靠“分级”“分类”“分区”3根大梁，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制定”“科学管理”“理念更新”“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等6根柱子支撑起自然保护区的“房子”（图1）。4.社区共管论20世纪70年代，一些在非洲从事生态研究的学者提出一种基于社区保护的思想，由此出现国际公园社区共管模式。这一模式试图通过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来从根本上消除周边社区对于自然保护区的威胁，从而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目标。在社区自然资源共管中，社区是自然资源管理者之一，消除了被动式保护所造成的保护地同当地社区之间的对立关系。社区共管的关键是社区共同参与保护区管理方案的决策、实施和评估过程，当地社区对特定自然资源的规划和使用具有一定的职责，社区同意持续利用资源时与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总目标不发生矛盾，其主要目标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社区发展的结合。社区共管的管理模式能使村民从保护区获取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在共管中，社区既是自然资源的使用者，又是管理者，而且使用是在科学合理规划基础上的可持续利用，管理是本着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两原则进行的，因而，通过社区自然资源共管使社区从防范对象变成生态环境的守护者。但是，社区共管面临居民碎片化问题，如果不缩小社区居民碎片化范围，难以保证居民兑现保护承诺，会影响保护区的保护效果。5.生态旅游观生态旅游（ecological

引用本文：许中波.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情境与逻辑——基于叙事建构的政策过程反思[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4):54-66.作者简介：许中波（1991—），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基层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许中波老师近照）摘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推广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对于我国广袤乡村的经济社会变革具有推动作用。然而，在政府主导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过程中，不少村庄在学习后却陷入发展困境，政策效果不佳，由此值得反思，为何一项已经得到实地验证，并被推广对象所接受的政策模式还会失去效果？与实在主义的解释路径相对，基于苏南J县的长周期调查和多案例比较，将叙事建构作为分析视角，尝试从技术-情感、问题-机会、共识-决策等本土维度呈现模式推广的互动情境，揭示模式推广的叙事手段及其影响下的组织决策。研究发现，模式推广失效肇始于决策阶段的理性偏离，政策对象的认知和决策一直处于被叙事建构的境地。究其原因，科层运作的偏好及能力催动了带有价值指向的叙事生产；推广叙事经由注意力吸引、对立选择和情感介入建构了共有观念和折中决策，同意源自制造；推广叙事中的组织决策受到信息失真、内外部矛盾和忽视地方因素的困扰。研究进一步诠释了组织决策的“叙事理性”，借此检视农村各类政策典型的推广过程，启示在于：一方面要“讲好故事”，重视具有价值建构功能的政策叙事；另一方面要“讲真故事”，警惕政策知识生产的异化和经验传导的扭曲，保留政策对象自主判断和选择的空间。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叙事建构；组织决策；叙事理性一、问题的提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事实上，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出发，对相关经验进行总结推广，是我党应对规模治理的手段之一，对我国广袤乡村的经济社会变革具有推动作用。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调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总结推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新的有效做法。在这些做法中，诸多地区习惯总结一套模式话语进行归纳，比如联营制、公私分利制、党建引领型、物业出租型等。倘若从宣传口径入手，全国各地的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模式称谓更有数十种之多。在某种意义上，“模式”本身成了集体经济探索成效的代名词。如果将模式创新放到中国公共政策运行的大背景下，那么“由点到面”的模式“推广-学习”自然就成为检验其成效的试金石。模式推广的扩散效应能够满足大范围内需求群体的政策憧憬，快速实现创新经验的吸纳、移植和再生产，节约治理成本。关注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者将模式的“创新-推广-学习”视为一种有效且灵活的治理手段，认为是塑造中国奇迹的基础性机制之一。然而，大量研究对模式“创新-推广”的前端聚焦却弱化了对模式“推广-学习”的后端跟进。在实际情形中，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学习效果远不如模式创新那般突出，这一方面受到了明星村庄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和“推广-学习”工作面临的条件复杂、周期过长、持续性不足等因素有关。笔者对苏南J县连续数年的田野调查发现，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模式的推广初期往往在政治热情、集体话语的裹挟下一度如火如荼，但过段时间后很快归于平寂，结果相当一部分学习村庄要么“具其形而不具其实”，要么在“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中进退维谷。由此值得反思，为何一项已经得到部分验证，并被实施对象所接受的政策模式还会失去效果？针对这一现象，国内学者的问题归因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政策执行角度，提出模式推广过程存在着错位和梗阻，比如目标序列无法同执行者相匹配、政策传导过程存在互动规则断裂等；二是政策环境角度，认为模式背后的政策系统与制度环境不相容，或是现代公共政策无法适应传统社会环境；三是政策学习角度，指出效仿者可能在学习能力或条件方面存在缺陷，抑或出于其他目的出现了“内容替代”。以上几种归因有效识别了政策失效对应的社会结构与行动问题，秉持的是实在主义的解释路径，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部分困境也可从中获得解释。然而，经验调查亦显示，“推广烂摊子”的出现并非不可预判，只是诸多限制和隐患在村级组织决策中被有意或无意忽视。与之相印证，来自政策对象的事后反思也主要集中在最初组织决策的过程上，相关表述包括“决定过于草率”“当时考虑不周”“集体也盲目跟风”等。换言之，通过认知、情绪方面的反刍，政策对象意识到了理性决策中的非理性成分，特别是观念系统上的前后张力。作为研究启发，这意味着一条不同于实在主义的诠释政策推广失效问题的路径有待发掘。有研究指出，政策实施不仅是与理性化密切的权力运用过程，还是心理关系重构和社会互动建构的过程。作为苏南地区的农业大县、强县，党建引领、农业产业园、村企联建、职业经理人等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模式在这里均有迹可循。自2017年开始，笔者先后数十次深入J县进行实地调研，对县、镇、村和各类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了深度访谈和追踪调查，形成了县域范围内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过程性、长周期和全景式判断，重点关注模式宣传和学习中的决策细节，由此构成案例分析的经验基础。因此，本研究尝试还原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具体情境，将叙事建构作为主要理论视角，剖析叙事影响下村庄的组织决策过程，将被习惯化、制度化的政策知识还原到意义创造的社会实践，进而发现中国语境下政策失效的个中机理和逻辑。二、理论回顾与分析框架的建构建构主义通常聚焦什么被建构和建构如何发生这些实际工作，叙事分析是建构论者依赖的手段之一。本研究将研究问题置于叙事建构理论视角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经验诠释的出发点和理论视角相重合。调研中，对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历时性反思，从民众、干部到技术专家都不断尝试还原最初政策推广和接受的情境，试图在事实困境以外发现互动或观念上的问题，这和建构主义秉持的阐释立场及其对话语、认知视角的青睐相吻合。第二，经验呈现方式和理论构成要素相一致。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模式可以看成一个包含了人物、行为、情节、事件和主旨的案例故事，这和叙事理论所内含的构成要素基本一致。在此意义上，模式的“推广-学习”几乎可以被视为一个有价值故事的复述和复刻过程，进而有助于揭示集体层面组织决策的理性制造过程及其动因。1.理论回顾（1）作为分析工具的叙事建构叙事就是“讲述一件事情或一个故事”，是具有价值指向的结构化表达。建构论者眼中的叙事如果不断趋向真实与接受，应当具备一些标准，例如一个有立场的观点、与观点相联系的事件、事件序列和因果关系。在组织制度主义发生语言学转向后，研究者开始捕捉叙事背后的反事实话语和工具性用途，如带有倾向性的叙事表达形式，用来弥补物质资源不足时的国家施政叙事等。进入政策学领域的叙事研究拓展最为迅速，其中以叙事政策框架（NPF）为代表。该理论提出，政策叙事是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中展开，围绕冲突、斗争、合作等目标发生行动关系，依某种顺序勾连起有关情节，传达一定的故事寓意，为政策主张提供佐证的话语表达过程。在实际应用中，叙事政策框架针对中观、宏观政策现象的研究较为丰富，主要借助对报纸、媒体的内容分析来呈现政策纷争的立场及因果关系。常见的分析策略主要有定义赢家和输家、天使和魔鬼等对立角色，情节上的跨时空关联或戏剧化冲突等。而在微观层面，政策叙事对个人观点的影响虽然构成了行动分析的基础，但由于作为证据资源的意义传递过程缺失而导致解释效力不足。政治学者里德对权力过程展演维度的凸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他秉承奥斯汀“言说即是行动”的观点，认为叙事一旦包含了宣称和承诺便具有了因果力量，比如不同行动如何共同地以某种方式被话语结构所塑造，导致叙事空间中的观众“可能支持一种连他们自己也不理解或只是假装理解的构想”。实质上，叙事对行动的建构，脱离不开潜藏在叙事轮廓下的权力支配关系，叙事者为了提升叙事合法性和吸引力，促使受众不断接近政策目标，可以对叙事内容进行“转译”和“编辑”，还可以动用包括技术、设备在内的非行动者形成新的社会联结，最终完成认知层面上的政策知识建构。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模式能够被其他村庄效仿，可能同样存在着被叙事驱动的知识接受与认知建构过程。（2）组织决策理性政策既是语言的艺术，也是决策的命题。处在复杂环境中的组织需要不断对政策叙事做出回应，决策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传统的组织理论认为组织决策是一个利益最大化原则下的理性选择过程，不过这一论断受到了以西蒙、塞特为代表的卡耐基-梅隆学派的挑战。后者倡导“有限理性”，认为囊括全部先验信息的场景是不存在的，人的信息加工能力也是有限的，决策者无法做出最优抉择，只能追求限度内的满意。特别在一个不确定性环境中，组织决策经常只能利用过去的经验加以判断，并要在极短的时间中拍板决定。如果进一步将政治、代理、博弈等因素添加进来，同处建构中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加剧达成满意的困难。为规避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行动中的组织一方面可采用搜寻的方式来获取更多备选方案，通过循序比较、延长决策时间来扩展理性的边界；另一方面可直接借鉴既有成功模式，通过“趋同化模仿”来响应不确定性中的未知。但是这些应对策略似乎无法解释那些偶发的、情绪化的或不计成本投入的组织行为，一些研究者据此区分了主观/客观两个层面的“有限理性”，前者重点突出人的认知情绪对组织决策的影响。而在法国组织社会学派看来，“主观有限理性”实质上反映的是组织理性中的非理性和非线性，克罗齐耶等人提出，组织决策并不是依据固有偏好和计算好的目标深思熟虑后的结果。由此可以认为，叙事建构视角下的组织决策并不遵循完全理性，而总是交织着理性和非理性两种状态：在同时受到主观/客观限制的有限理性中，行动者一方面会小心计算以博取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也会感情用事做出投机、冒险行为，后者却常被视为一种主观理性。所以，韦伯在探讨社会行动时主张将因果分析和建构理解两种进路结合起来。不过从以上理论视角切入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推广和组织决策过程，将政策执行的微观层面与宏观效应联系起来，还有待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本土化适配和转换。为避免理论对经验的削足适履，本研究尝试从实践内部形成问题归因路径，通过案例经验的抽象和归纳构建一个探索性分析框架。2.一个探索性分析框架的提出J县位处长江南岸，境内水系发达，土地资源丰富，全县下辖8个乡镇，共有耕地73.5万亩。2021年底全县农村集体资产总额为35.63亿元，在156个村级单位中，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接近三分之一。2022年，J县4个村庄入选省级“共同富裕百村实践”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典型案例，创新特色显著。按照省委要求，选树百个典型案例是为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好模式，以引领更多村庄走向共同富裕。J县的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实践开展得更早，县领导力争在农业领域“做强做大”，坚持让“一部分村大步快跑，一部分村小步紧追。”为了系统呈现近些年J县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总体场景，本研究主要聚焦其中的四类创新模式：资产盘活型、农旅融合型、产业发展型和村企共建型，同时按照政策典型治理的“点面逻辑”进行案例选择和比较，进而区分出两类村庄：模式创新村和模式学习村（表1）。2015年，J县尚有70余个经济薄弱村，模式学习村是其中的重点扶持村。调研发现，学习村的政策模仿效果普遍达不到创新村的水准，如从收益上分析，仅有一两个村庄能达到创新村综合收益的70%～80%。即使经过了数年发展，学习村在制度、产品、技术和观念等方面仍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限制因素，甚至再度陷入主体性缺失、“造血”功能减退或集体道德崩坏等困境，模式推广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治理绩效。对于以上困境的出现，村干部和村民的理由莫衷一是，在他们看来，既有“脑门一热”的情绪化冲动，也有“跟着集体走”的从众效应，还有“面子上过不去”的理性无奈。通过结构性访谈和多阶段调研，本研究获得了62份有效访谈资料和24份会议记录底本，运用扎根理论逐次进行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提取到18个核心关键词，对重复性概念筛选后，得到“技术（懂技能）”“情感（给面子）”等6对开放范畴概念和“个体认知”“集体行为”等3个主范畴概念。结果发现，政策接受在个体认知方面主要集中在“懂技能”和“给面子”两种表述上，村民首先考虑的是能否掌握新模式下的技术原理，比如资产配置是何种形式、旅游经营如何投资与宣传等；此外还与考量和面子等情感关系有关，比如被干部上门做工作。集体行为层面则集中在“都赞成”和“做决定”两种表述上，对决策的事后反思认为，村民当初确实达成了一定共识，最终拍板也是由集体做出的。而从个体认知过渡到集体行为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要改变”和“抓时机”的表述，前者肯定了现状不变就是一种问题，因此应当做出改变去学习新模式；而一旦认定了问题形成，能否把握解决问题的机会将显得尤为重要。从叙事建构出发的组织决策理性分析，需要利用经验证据对因果机制进行验证。如果将模式推广和模式学习视为宏观层面的因果现象，那么基于微观个体和中观组织的归纳分析将延伸出较长的因果链条，由扎根理论析出的主副范畴需要完成微观-宏观交互意义上的核心机制传导，从而将杂乱的微观朔因整合成宏观层次的规律解释。著名的“科尔曼之舟”为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机制解释提供了一种诠释路径。按照该理论模型，如果把模式推广作为宏观行为的起点，那么模式学习就是宏观行为的终点，个体认知和集体行为分别构成微观层面的两个传导节点（图1）。结合扎根分析提炼出的主副范畴，从“懂技能”到“做决定”的表述逐一对应的是技术、情感、问题、机会、共识、决策等解释因素，这些因素在叙事情境中被调动、触发和激活。叙事情境指代的是主体性意义互动的背景环境，在本研究中既包括田间地头的偶遇，也包括有意安排的各种形式的集会。随着情境转换，模式推广叙事贯穿了从Ⅰ到Ⅲ的全过程链条，最终产生对组织决策的因果影响。三、情境呈现：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叙事建构政策叙事在何种情境中对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产生建构影响？以前文搭建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根据J县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具体经验材料，从模式推广叙事的全过程链条出发，分类呈现不同维度的叙事建构过程和手段，深描从微观个体到中观组织的决策思维路径。1.“技术-情感”维度的叙事建构在叙事建构理论中，话语诉诸知识、社会关系等媒介，经由表述赋予意义。农村集体经济模式的叙事话语突出的是两类特性：合理性和合情性，前者强调模式推广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后者应对的是政策对象的情感意愿。考虑到话语输出的主体，有两种形式值得关注。（1）专家-技术话语由专业知识和技术组成的专家系统，掌握着一套社会运行的特有规范。不过，由于普通民众在理解复杂技术上的难度日益变大，专家-技术话语得以形成具备某种权威的支配力量。在农村集体经济领域，一方面，诸多创新模式不断基于信息网络、资本配置等技术要素获得重组，新的技术形态冲击着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和观念；另一方面，J县形成了一支包括农科人员、农政研究者、职业经理人等在内的专家队伍，他们是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实践的领头人、建言者，同时还是模式推广的宣传者、咨询者。在不同模式中，专家类型和技术形态日益专业化和细分化（表2），一旦进入相应技术领域，专家便掌握着技术解释和应用的话语权。以乡村电商推广培训为例，“网点美工”“数据分析”“品牌培育”“多温区存储分单机制”等专业术语和程序规则已经慢慢超出了村民的认知范畴，导致其难以同技术专家进行平等对话。（2）干部-情感话语情感是叙事的修辞形式之一，侧重以柔化的感性因素和关系资源建构政策活动空间。干部-情感话语的结合意味着科层制度对情绪化要素的吸纳，成为一种策略性政策工具。在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过程中，“干部打感情牌”多数是通过私人情感的公共转化方式实现的，也就是百姓口中的“给面子”，民众为了偿还干部在其他方面的“恩情”而在集体经济事务上选择妥协。“老刘是个实在人，公家占虾塘那块地时没少给我们争取。现在他开口了，我们不能不给面子（村民ZR）。”此外，干部-情感话语还会融入集体主义叙事。以村企共建型为例，镇干部（HJF）在宣讲中反复提及这是一种由企业保底的集体劳动形态，“现在的集体既是老集体也是新集体，‘老’说的是全村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新’讲的是规则新，风险集体担，进退自由。只要进来，村里承诺让你有一份保底。”在道德层面，干部还会把不积极的农户置于“大公”和“小私”的道德抉择情境，给后者带来舆论上的压力。“一说就是为大伙着想，还是只顾自己腰包……大家上你不上，背后肯定说你闲话（村民FJJ）。”从推广双方来看，有温度的情感话语唤起了村民的理解和同情等情绪，理性权衡不得不向非理性情感让渡部分空间；情感动员的实质是干部借用非正式规则使村民服从正式维度的安排，是情感的工具价值对合作理性价值的替代。2.“问题-机会”维度的叙事建构（1）问题建构：“不改变就被指责”问题建构的第一重路径在于政策叙事对集体经济成功与失败的性质界定。2015年J县将集体经营收入低于15万元的村庄列为经济薄弱村，而高于某一标准的则成为经济强村或特色创新村。在地方政府的评判中，强弱之别暗含着成功与失败的意味，对于被评为经济薄弱村的村干部而言，村庄集体经济的问题属性出现变化，开始从内部问题上升为政策问题。“薄弱村是个帽子……有的村经济还可以，主要集体这块弱一些，但上边定了调，就成了问题（村主任ZWM）。”问题建构的第二重路径是资源下乡中的分配叙事。自2016年开始，J县每年斥资千万元用于村帮扶，能否实现集体经济模式创新或模仿是资源分配的依据之一。在村民眼中，资源下乡就是“分蛋糕”的过程，积极作为的村庄“有蛋糕”，不作为的村庄“没蛋糕”，这对于那些未做出改变的村庄而言就成了一个问题。“现在政策变了，你不干就没钱，（不改变）老百姓就得指你鼻子，说你没本事，连白给的钱都搞不到手（村委DJQ）。”问题建构的第三重路径是围绕经济强村的福利宣传叙事。产业发展型中的周庄和陈礼村集体营收突破百万大关后，先后拿出部分收入作为公益金用于资奖村庄学生，周庄还向村中75岁以上老人发放养老补助金。“谁不眼馋呢？我们村里穷，一分回头钱都见不到（村民WGF）。”福利比较产生的差异和失落感产生了反向激励效果，于是村民向本村干部“问责”倒逼村集体在经济发展领域谋求改变。（2）机会建构：“过了这村没这店”模式推广带有任务和吸引双重特征，通过机会建构增强吸引力要比任务布置更有利于激发政策对象的主动性。随着官员对资源分配和政策窗口期的强调，“过了这村没这店”式的叙事不断刺激着对象村庄的机会感知。“每年总额很有限，发展一些（村）也不是撒豆子，谁都有。经营连片，土地是问题，后边批大块要收紧，出了新方案情况肯定要变。”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在镇产业发展型模式推广会议上如是说。一些学习村的村干部深知，将政策资源与村庄问题需求相匹配，抓住政策机会为村庄谋福利是必然要做出的决断。然而，机会之中也隐藏着风险，模式变革无法排除失败的可能。为了减少风险忧虑，镇政府也准备有相应的叙事方案。资产盘活型的李甸村的故事宣传具有代表性。2012年李甸整体拆迁后，保留了一部分养殖水面，村集体将部分拆迁资金用于投资水产养殖，但市场萎缩导致投资不利。2016年集体商铺交付后，村委转给了部分村民经营，不过由于暗箱操作导致营收低微、欠款累积，村委用于安置社区的管理经费一度不足。直到按照镇政府建议入股镇农科公司后，彼时境况才逐步获得改善。这一故事的宣扬既昭示着乡镇政府在集体经济创新方面的领导力，同时也让处在类似阶段的村庄不得不思考是否会经历相同问题。多数村民认为，与其在不确定性中摸索，不如接受已经产生效益的模式。高庙等12个村庄被故事内容打动，先后入股农科公司接受统一规划和经营。在此意义上，故事化的政策叙事建构起了因果思维，对收益的渲染和风险的规避，让学习村陷入有限的机会选择游戏。3.“共识-决策”维度的叙事建构乡土本位的社会结构使村庄共识广泛受到精英群体的影响，村务决策也经常被“看上边的意思”所牵制，这就为政策叙事留下了继续发挥作用的空间。（1）共识建构：半正式的信息共享和承诺J县模式推广中的共识建构主要发生在两种半正式场景中，分别是乡贤会和酒会，与会者一般是乡镇官员、村干部和乡村精英。半正式场景的作用是可以将不便于在正式场合透露的信息传达给政策对象。为了形成模式共识，J县在各个村庄都召开过各种形式的乡贤会，一方面倾听民意，另一方面对模式学习政策进行解读，其中针对“疑难杂症”的半官方解释尤为重要。西岗头村处理乡村旅游设施投资和收益的争议，就是在一次乡贤会上消除的分歧。“公共旅游设施建设是一盘棋，有矛盾可以消化，大局观很重要。所以目前（投资）部分还是村里兜底，不过体量大的不能缩脖子，收益先对半开，允许高一至两成（街道副书记MLZ）。”而在酒会场合中，更适合将那些夸张化承诺以及诉苦、博取同情等情绪传达给政策对象，从而形成信任关系，以信任促共识。“钱和技术都不是问题，缺啥少啥一句话的事（农服办主任ZK）。”“现在工作不好开展，老弟这一亩三分地还得一起照看（副镇长TXL）。”在乡村精英看来，“酒场上的话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上级官员掌握着政策信息，哪怕这些信息中只有部分可取，也潜藏着发展的良机。同处科层体系内的村干部，则更看重酒会上的情感联系，上级官员的夸张化承诺会转化为对村干部的补偿式激励。（2）决策建构：正式会议中的势能和情绪推广叙事是一套言说系统，从言说转换为具体行动仍然要依赖政策对象的最终决策，村集体决策通常发生在村党支部会议、村两委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等正式制度框架下。会议中的推广叙事一般通过以下两种路径产生影响：一是营造声势的政治势能，比如由高层级政府机构组织或发起相关会议，高级别领导出席或列席。以资产盘活型和农旅融合型模式推广为例，会议组织方涉及市县多个部门，并有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出席会议。在村干部眼中，高规格举办和高级别领导出席的会议基本意味着事情的“板上钉钉”。另外，会议频次也能体现出政策意志的传导力度。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模式推广的会议总次数都超过了20次。二是叙事互动的情绪表达。会议虽然是一种限定语言格式的互动情境，但政府官员依然能够在政策语言中附加一定的个人态度，比如带有特定指向的暗示和隐喻。“镇领导喜欢讲成绩，丘头村学得好，反复讲给我们听，大家也明白什么意思（村干部WFM）”“听话听音，开会讲这么多好处还不就是要一起搞，但是领导不能把话说死，聪明的就知道该怎么做（村干部FLE）。”对普通村民而言，村庄会议中的领导在场还同时意味着即时交流的可能，一些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个体困难也可以传达给领导。不过这一情境下的问题交流多半获得是来自官员的模糊解释和允诺，尽管有些村民对此缺少信任感，但是相比缺乏政策支持的自主探索，多数村民依然会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并在会议表决中投下赞成票。四、逻辑分析：模式推广失效的内在理路政策执行中的叙事情境呈现重新描摹了农村集体经济模式的“推广-学习”过程，在操作层面上，各种话语技艺和修辞术的施展强化了推广说服力，应当被视为一项成功且有效的叙事。但叙事有效恰恰和推广失效形成了现实反差，模式移植后的发展困境——股权纠纷、产业同质化、设施回报率低和技术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并没有在决策初期被充分考虑和应对，村民的事后反思也只是以“考虑不周”的埋怨居多。由此突显的问题在于，推广叙事中的组织决策似乎更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干扰，主观理性逐渐偏离客观理性，导致需要被正视的问题未能进入决策视野。那么，为什么各级政策执行者会一致地、不遗余力地构造推广叙事？推广叙事造成组织非理性决策的机制是什么？一项“成功”的推广叙事为何无法带来集体经济治理绩效的提升？对这些问题的追索和解答，有助于挖掘模式推广失效的底层逻辑。1.叙事生产：科层运作的偏好和可能叙事不会凭空产生，其承载着叙事主体的行为和态度。政策领域的推广叙事在“编辑者”的意义建构和规范传达中得到完善。农村政策推广内嵌于科层运作体系，行政化的绩效激励、科层运作的行动习惯塑造了推广主体的价值与选择偏好，受其影响的推广过程逐步演化出新行动秩序，成为叙事生产的元驱动力。第一，科层运作的政绩偏好赋予不同层级干部推广动力，叙事在执行链条中被生产。县乡村三级干部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管理者和建设者，模式推广一旦融入政绩考核体系，相关行动者都会受到绩效的约束和激励。绩效主宰的政策效果评价对于指标数字格外敏感，有多少村庄学习了相关模式、几年内实现了多少集体营收，这些指标成为衡量干部工作成效的重要尺度。然而，绩效数字时常湮没了政策初始目标，从而导致形式对内容的替代。J县农村集体经济领域的目标管理责任制每年都会调整，并将当年重要的政策执行情况纳入指标体系，而至于何种类型的指标会产生什么样的政策过程行为却很少被制定者所关注。通约性的指标形成了干部之间的同质联结，特别在行动联盟产生后政策叙事便获得了强有力的科层权力背书，并在科层扩散中逐步被丰富和完善。第二，简约偏好激发科层治理的自信，风险偏好限制官员的选择余地。一方面，模式可以被视为一种赋予标准语言的集成指令，越是清晰且简单的模式越符合国家机器的审美，越能激发官员塑造社会秩序的自信。农村集体经济的各种创新模式经由指标化度量，在县乡官员眼中成为一种简约而有力的政策知识，相比深陷于多个复杂的村庄事实，一种被认为有用的叙事概括显然更具吸引力和操作性。但是，简约偏好忽视了村庄内部的交叠关系和差异结构，越过各个村庄实际的集体经济标准化改造，并不能有效应对差异问题。比如，同样为农旅融合型模式，城郊村和远郊村在旅游业态上的认知就存在着较大分歧，基于前者经验的推广叙事并未传递更具适应性的操作方案。另一方面，风险偏好使官员行动选择窄化，基于模仿的再创新不受重视。在农村集体经济治理领域，基层干部深知打造一个创新典型并非易事，不仅需要耗费巨大精力，而且时常面临失败风险。因此，执行上级认可的成熟模式要比推动再创新所承担的风险小得多，况且主流模式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也压制了其他发声空间，如果基于模仿的再创新无法带来实质贡献，不仅会被质疑对模式推广的执行力度，而且可能不幸遭遇逆向淘汰。干部间盛行的“谁挑头、谁担责”说法暗含的是同一道理。第三，科层偏好激发了推广叙事的贯彻和依赖，但叙事内容的生产主要源自推广者的“转译”和“编辑”能力。“转译”是指将地方的默会知识转化成容易被理解的故事文本，“编辑”是对文本内容的剪裁、取舍或突出。取材于实地的农村集体经济创新经验很少自动获得传播，“模式”之名的诞生本身也是叙事建构的过程。因为县乡政府垄断着创新村模式的解释权，所以从特殊经验到政策知识的转译受到了权威和技术专家的制约。一种模式的创新点是什么、缘何生发、响应哪些政策议题，这些解释都必须以后者的授权为前提。在创新村和学习村之间，各级政府成为创新经验的转译者和政策知识的传播者。其间，各类推广者会不断对模式内容添加自身解读，在大的叙事方向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伴随政策压力、时间等要素的嵌入，对叙事的“编辑”将不断凸显问题性和紧迫性，例如对成功与失败的界定、对机会节点的把握等。由此，一个具备背景、情节、寓意和条件的模式推广叙事成为可能。2.同意制造：叙事建构的认知和选择一般认为，同意是由人自发做出的认知决定，但布洛维对工厂劳动过程的研究发现，制度和系统力量对同意的生产具有引导牵制作用。J县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推广在最初阶段基本都获得了政策对象的同意，但叙事情境的再现反映出推广叙事对同意生成的建构作用。已有学者注意到“同意制造”正成为政策执行过程中强化认同的重要手段，并强调了认知信念对认同形成的基础影响。但在不同政策领域，同意制造的认知逻辑多有不同，模式推广中的叙事建构主要通过注意力吸引、对立选择和情感介入来影响理性认知的走向，最终完成同意的生产。首先，叙事的方向和重点对人们的注意力有吸引和捕获作用，注意力过度聚焦会导致对焦点外事物的忽视。政策推广者在各种宣传、讲座、会议上对农村集体经济模式优势的强调，构造的是一幅充满机会和收益的发展图景，习惯于和“效率、经验”等说辞绑定。同时在各种技术专家和扶持政策的支撑下，模式学习的风险被显著降低，民众围绕既有信息形成的政策预判逐渐向潜在利益倾斜，至于实践中的问题和困难极易被忽视掉。此外，推广叙事中的注意力还和场景具有强相关性，在乡贤会、酒会、村代会、党政联席会等各类场景中，持续的宣讲和讨论会形成一种政策图景的单向传递机制，将原本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上来。虽然在此过程中仍然会有人质疑和观望，但已不足以撼动叙事本身的中心位置。其次，注意力理论还无法代替理性思考做出决策，究竟能否接受模式推广还面临着选择问题，即要不要学习，以及向哪种模式学习。在模式推广的全过程，专家、创新村、企业等外部力量分别构成了叙事主体之一，但多元外部知识面对的是同质化决策群体，通过共识和决策的叙事建构，以精英为代表的村庄内部反而会不断强化共有观点。于是在学与不学的对立选择中，拒绝模式学习便意味着集体经济的自甘低效，而选择近可触及的经验还是远在天边的案例显然也容易比较出结果。所以在有限理性视野下，接受模式推广的决策并不是一个最优抉择，而只是相对满意抉择。有限比较中产生的满意是同意的变体，实质上更多意味的是妥协折中。最后，从情感、道德角度介入的说服、劝导、“给面子”等换取政策对象同意的做法，基本是非理性要素对理性要素的替代。我国农村一直维持着熟人社会的底色，“由情入理”是政策下乡和日常沟通的惯用技法。诚然，带有温情色彩的治理手段更具人本理念，但情理边界的混淆以及情理转换的随意，经常导致“情难却”和“理不清”。在多层次的叙事场景中，情感、道德手段动用的权力掌握在推广者手中，在什么节点“以情换理”或“以德治理”均被推广者所主导，政策对象只能无奈地被动应对。所以，被情感消解的理性只能被迫让渡决策权力，个体的情面换取的是集体的同意。如此产生的组织决策名实不一、隐患重重，为后续的停滞或烂摊子发生埋下伏笔。3.理性约束：组织决策的限制和矛盾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把理性决策建立在有限资源和心智的基础上，满意的达成常常是主观理性对客观理性的妥协而非替代。随着外部信息、环境等因素成为组织决策分析的前提，理性的“有限”开始从内部向外部延伸，身处不确定环境中的组织决策无法超越外部限制取得“最优解”。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不对称时的外部约束及建立在其上的期望也容易引发内外矛盾。第一，成为“模式”的过程导致实际经验流失，组织决策面临信息失真。有研究指出，创新经验转化为政策知识的过程离不开转义者的话语建构，其背后潜藏着消解和扭曲实际经验的风险。在J县的模式推广叙事中，由于地方政府掌握着创新村庄的原始信息，并且“模式”定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主政者的信息筛选和倾向性解释，所以模式话语对原始经验的还原度并不重要，能否转化为一种鲜明的政策符号才是关键。在成为“模式”的过程中，创新村也时常迎合上级观点，会选择性讲述那些被认可的内容，而灰色地带的经验却被刻意压缩。随着叙事链条的延长，叙事情节可能日益清晰，但对原始经验的呈现却不断模糊，学习村产生的后续问题很难从初始叙事中找到答案。建立在不完全或失真信息之上的组织决策，实际上是一个离客观理性越来越远的过程。第二，推广叙事诱发组织内外部决策的矛盾。村集体经济的建设和管理属于成员内部决策事务，官员、专家是影响村务决策的外部行动者。模式推广直至达到“造血自生”，应当是一个“由外而内，以内为主”的过程。然而，通过“共识-决策”建构，官员、专家的推广叙事包揽了一部分资金、信息风险，并依据抽象政策知识做出肯定性承诺，这就形成了组织内外部共同决策的局面。组织自愿牺牲部分自主性以换取最大化利益和风险庇护，其实是一种“自主性吸纳”的表现。内外部决策看似均衡，实则矛盾丛生：一方面在于外部行动者不会参与具体的决策执行，项目落地的过程可能遭遇执行偏差；另一方面在于内外部决策割裂了组织运行的内在一致性，当地方官员和村集体产生利益分配、投资模式等路径分歧时，权责模糊或目标冲突将加剧后续决策矛盾。第三，模式推广的线性叙事忽视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组织决策弱化了对地方因素的关注。和很多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类似，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推广也格外强调政策学习带来的红利、效率和进步，叙事话语倾向于建构一个超越地方的模式框架，输入不同村庄都能制造标准的集体经济形态，形成社会进化意义上的线性叙事。回望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南模式变化的历史经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核在于与地方实际和市场需求相匹配的机制安排，而非某种一成不变的模式体系。J县模式打造的关键地方因素涉及农村集体经济带头人、必要的组织支撑和可调配的村庄资源等，线性叙事偏好“扬长避短”，组织决策因而未能给予地方因素应有的重视。沈家棚、包巷等村遭遇模式学习中断，普遍和缺乏集体经济带头人、政经组织权利冲突等因素有关。简言之，线性叙事未能重视对失败、灰色经验的总结，因此依据叙事逻辑做出的决策往往敢于“迎难而上”，但在困难发生后却又束手无策。五、结论、讨论及政策建议1.研究结论本研究从叙事建构视角出发，检视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推广过程。近期的政策研究共识认为，政策推广中的“运动”机制有助于快速实现政策目标，但由于超常规运行引致治理负荷增加，这一手段往往不可持续且正当性存疑。与之相对，政策叙事更加柔和、缓慢和隐性，当缺乏足够压力势能时，为保证一定的政策绩效产出，叙事化的政策话语生产和使用便得到了执行者的青睐。对苏南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推广研究表明，即便不带有强力色彩的政策叙事手段依然可以通过信息剪裁、场景利用、情节植入等方式“构造价值”，传输单方面的政策意志，从而对政策对象的理性决策和判断施加影响。政策执行利用修辞、故事产生吸引力和动员力，实质上是一种“价值放大”行为，即通过对某些价值的美化和升华来形成特定的利益感知方式。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过程中组织主观理性偏离客观理性的诱因，一方面在于决策者接受了非理性行为的合理性，认为其是适当的、可接受的；另一方面在于决策环境受到了外部价值规训的影响，叙事框架约束着组织的推理和选择能力，而不仅仅关乎客观条件的具备程度。目前，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各类政策典型和模式不断在乡村治理中被推广应用，其中对模式经验的宣传、解读关系到模式“推广-学习”的成败。实务界既要重视具有意义建构功能的政策叙事，“讲好故事”以增强政策可信度和说服力；同时还须警惕叙事本身的知识生产异化，以及和权力之间的错配，“讲真故事”以避免政策经验传导过程中的扭曲和变形。由此推及那些带有改造取向的乡村政策行为，可以说，模式选树及其推广其实也是一种对统一和秩序的执念，管理者总是寄希望于某种简单的图示来完成对复杂社会的化约和整理。不过悖论在于，如果说模式诞生意味着一种特殊性建立，那么模式推广就暗含着标准化，强调标准化会压制新的特殊性生成；而缺少标准化，由特殊性带来的普遍意义似乎又无法发挥效果。“究竟是倾向于标准化还是特殊性，人类社会其实一直都在寻找有效的平衡点，这种平衡既是一种治理技术，也是一种治理艺术，任何偏执一端都不可取。”学术上的争论似可以无限猜想，而实践中的政策设计应该保持一个相对审慎的态度。2.关于“叙事理性”的组织学讨论传统组织学认为，多数情形中的组织决策都是受“合乎情理的逻辑”支配。这一逻辑注意到了由直觉、情感、顿悟等非理性因素主导的心理认知过程。受其影响，组织决策会形成钟摆式或复合式的思维路径，理性逻辑和非理性逻辑不断轮番上场，并发生交互作用。根据理性测度方法，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中的系列解释因素，构成了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决策行为连续统（图2）。推广叙事影响组织决策的诸种机制在连续统中不断组合和重构，维持着一个动态引导的过程。在行动者看来，不论是出于道德情感还是理性计算，一个“好的理由”或“好的故事”赋予了行动意义，决策也可以达到满意。费舍尔对此提出了建立在语言和交流之上的“叙事理性”，核心主旨是具有某种一致性和验证性的故事话语同样可以提供行动理由支撑，包括解释那些感性的、冒险的冲动行为。如果说有限理性是从约束的角度定义了组织决策理性的边界，那么叙事理性就是从容纳的角度将决策理性和非理性融为一体。通过和有限理性思想比较发现，叙事理性影响下的组织决策蕴含着与之不同的逻辑：第一，叙事理性强调故事因果，组织决策遵循的是认知逻辑，信念、语言具有强塑性；有限理性侧重历史因果，遵循的是经验逻辑，过往经历对组织决策有惯性影响。第二，基于选择性激励效应，政策叙事经常营造对立角色，组织决策过程以对立比较为主，只能做二分选择；有限理性下的组织决策存在搜寻过程，通过循序成对比较达到满意。第三，受以上两方面影响，叙事理性下的组织决策敢于挑战不确定性，即便当下不具备相应条件；有限理性一般倾向于规避不确定性，在条件不具备时采取保守策略。第四，规避不确定性导致组织发生“趋同化模仿”行为，目的在于保证组织合法性安全；而挑战不确定性影响下的组织行为特征是“模仿化趋同”，目标在于通过内部结构调整来改善组织困境，模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尽管两者都发生组织同化，但行为目标存在差异。整体来看，组织决策的叙事理性边界处在不断的动态建构中，叙事影响下的认知、观念持续受到新意义图景的引导（图2）。3.政策建议理论是表征社会现象不同方面的可见视角，能够对常规路径以外的知识保持洞察力。叙事建构理论为诠释J县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推广失效提供了新的洞见，其理论和实践价值应当受到重视。然而，正如建构主义者的自我批判那样，新的解释并不是对事实的唯一反映，它只是重拾了那些习惯化的、未被注意的工作。因此，在农村集体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模式打造须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推广叙事应兼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供更多充分信息。传统组织学认为，拓展信息范围、增加备选项有助于拓展理性边界。在农村集体经济的推广叙事中，从模式源头转化成政策知识，然后输入到村庄的过程应尽可能还原初始经验，同时容许更多外部信息的输入。多维度信息互鉴可以减少单向度的价值传输风险，消除部分不确定性，从而改善村集体的决策信息环境，同时也应当留有组织多元选择的余地，形成基于正反经验的自主性判断，降低因投机行为产生的风险。第二，农村集体经济是村域范围内成员、资本的联合，而非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模式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环境变化中的村集体组织在考察、决策中应当稳健和谨慎。趋近合理的组织发展其实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不存在一种经过全部制度移植就能达至完美的组织变迁路径。实践中的村集体通过模式学习谋求集体经济壮大，既要加强对当下环境的适应性，取得政策学习和自我适应之间的平衡，也要强化对变化环境的适应能力，摒弃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时刻保持在“干中学”，在模仿中再创新。第三，地方政府主导的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一方面要厘清政府干预和村庄自主性、短期目标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变主导为引导，寓服务于治理，避免乡村治理陷入“唯上不唯下”的科层旋涡；另一方面要正视集体经济发展的长周期和曲折性，为村庄保留阶段性决策的空间，既要追求动态最优解，还应当允许各村庄做出适时适宜的退出和调整。点击“阅读原文”，登录我刊官网并查阅近期完整版PDF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全国高校社科名刊✦第三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并按照规定向作者支付相应稿酬。往期精彩回顾乡村组织振兴的实践路径创新——基于驻村第一书记的视角类型学视角下的“同乡同业”与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下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现实障碍与破解路径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的实践逻辑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老人农业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扫码关注河海期刊新媒体编辑：河海大学期刊部媒介传播工作室

引用本文：李锋，王俊梦.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乡村治理框架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4):39-53.作者简介：李锋（1970—），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李锋老师近照）摘要：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加快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有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动力。我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面临治理主体权限模糊化、治理内容复杂繁琐化以及治理方式刻板形式化等多重困境。为实现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相契合的乡村治理机制创新，运用PDCA循环理论，建立以“状态分析-机制构建-机制评估-机制改进”为主线的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计划阶段明确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村民协同参与的现代化治理主体职能结构，依托“一建五治”模式推进治理创新；实施阶段积极优化基层体系结构、产业发展布局和集中建设布局打造党建“红色引擎”，通过平台建设、秩序重塑、信任机制和领导协调四方面形成多层次资源支撑保障机制，同时设立乡村现代化治理的差异化调整机制；检查和处理阶段强化绩效评估结果反馈的应用，加入公众参与的视角，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重评估路径，满足乡村社会村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结合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的实施，提出乡村基层应继续推进多元协调治理，正确处理社会内部矛盾冲突，以“五治融合”扎实提升治理效能。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治理；PDCA循环；治理框架；绩效评价一、研究背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自《中共中央

引用本文：齐承水.中国式现代化的正义之维及其对西方的超越[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4):19-28.作者简介：齐承水（1989—），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齐承水老师近照）摘要：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整个人类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元素。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民为社会主体，在拓展社会发展空间、破解社会发展难题、科学利用资本以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中维护社会正义，这是对西方现代化片面追求资本增殖所造成社会正义缺失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始终尊重全体人民地位平等和人格尊严，注重全体人民拥有平等机会参与现代化建设，在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和社会发展成果共享中实现人际正义，这是对西方现代化贫富两极分化基础上人际正义缺失的超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在生态实践中坚持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在树立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科学理念、变革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以及在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基础上促进生态正义，这是对西方现代化以牺牲生态环境而造成生态非正义性的超越。走和平与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直面国际交往困境，坚持以文明的交流互鉴超越文明的隔阂对抗，在积极推动建立新的世界体系中维护国际交往正义，这是对西方现代化走扩张与掠夺道路的国际交往非正义模式的超越。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正义；人际正义；生态正义；国际交往正义正义是主体对人类的存在方式、现实生活以及制度文化等作出的价值判断，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步普遍而永恒的规范性价值尺度。中国式现代化是正义的现代化，正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载体，并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价值导向。中国式现代化立足唯物史观的正义思想，在中西现代化比较中不断彰显其所蕴含正义的理论性、批判性和实践性，进而进一步强化正义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引领。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构建和捍卫正义的过程，这是因为，“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保护人民权益、伸张正义。”历史和实践证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正义的，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走向了人、社会、自然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反面，其非正义性在人类实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正义内核，彻底摒弃了西方现代化非正义性模式，打开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正义之门。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概括起来看，这五大特色实际上是围绕社会、人、自然与国际交往等重要问题域而展开，这也构成了本研究对正义划分的依据。从中西比较视野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正义性，为破解人类发展的正义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认同，为整个人类实现现代化树立了更高的价值规范。一、社会正义层面：社会的全面进步对资本的片面追求的超越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基本价值准则，意指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均衡合理的发展状态，是主体对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以及社会制度的价值评价和道德评价。实现社会正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导向和价值追求，这是对西方以片面追求资本而造成的社会正义缺失的根本超越。社会正义不仅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价值规范，同时也反映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正义观的理论硬核，把实现社会正义作为其内在价值原则，进而为构建自由全面和公平正义的未来美好社会提供了中国智慧。究其原因，就在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所推动的“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它被发现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这里的征服世界意指以一种科学的社会正义观引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然而，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始终是以资本逻辑统摄一切的，对资本的无限制片面追求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写照。进一步讲，以资本而驱动的西方现代化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并走向了社会发展的反面。由此，“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尤其是在资本拜物教的影响下，大量的社会正义问题不断聚焦于社会领域，从而形成了社会正义的困境。诚如斯宾格勒提出“西方的没落”，马尔库塞提出“单向度社会”以及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阴暗面”等，实际上都表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已经走向了人类社会正义事业的反面。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关注社会正义，进而谋求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说，西方现代化片面追求资本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非正义不断加深的过程。在资本强力意志和资本权力的作用下，实现资本的增殖和获取更多剩余价值是资产阶级的内在目标。“以资本为中心的经典现代性首先由西方创制，从现代性诞生开始，它便表现为一种普遍原则和绝对权力。”社会发展中正义的原则被肆意践踏，社会和主体被资本所奴役，资本的原则成了正义原则的化身。由此，西方现代化发展中的“这种奴役构成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基本事实，并给这一历史注入了非正义的原罪。”也就是说，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历史就是一段非正义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发展始终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内在己任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为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和实现社会正义提供了重要载体。“只要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充分激发广大人民顽强不屈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我们就一定能够使最广大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不断创造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也就是说，我们党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这就表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历史是以资本至上为价值原则的，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始终是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原则的。进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所构建的正义之路不是以资本进行衡量的，而是以人民群众为正义主体力量推动的，其旨在构建一个和谐有序、公正均衡的社会。事实上，以资本所驱动的西方现代化造成的社会正义缺失问题愈加严重，而中国式现代化则在全面推进社会建设中打开了社会正义之门。在西方现代化的扩张过程中，资本与技术、政治合谋加深了对社会空间的挤占以及对人们社会心理的控制。随着资本空间化的加速膨胀，资本的发展已经没有了任何限制，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畸形发展。诚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纯粹的量这个逻辑范畴了。”人类社会空间的被挤占同资本空间的拓展成正比，从而人们也在社会心理上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种永恒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始终扩展着人们的社会空间，致力于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来不断彰显社会正义。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建设的空间。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推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等一体化发展，增强城市对农村的反哺能力、带动能力，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进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并联式”发展的现代化，是通过“五位一体”的文明实践促进社会正义的。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关注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发展所出现的正义难题，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为破解社会正义困境指明了方向。据此，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社会全面进步来实现社会正义，并不能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而是要根据当代中国具体的发展实际。原因在于，西方现代化中资本逻辑支配着整个社会，社会利益格局的分化和社会发展矛盾的加剧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对西方现代化过程已经出现的严重弊端与病态发展更要引以为戒，绝不能亦步亦趋，重蹈覆辙。”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跳出西方社会以资本为主体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发展模式。因为西方现代化的非正义性是资本扩张的结果，资本的主体力量最终也将成为埋葬其的最终力量。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批判的是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的资本逻辑，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资本进行科学利用，是能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也就是说，资本的发展是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只要抓住资本的运行规律并对资本进行科学利用，就能够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遵循社会发展运行规律，积极加强社会治理来化解社会矛盾。基于此，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注重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多层次性，进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谋求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正义性。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进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必由之路。我们党始终把实现社会正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追求，在构建正义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正义的社会秩序中促进社会正义。不难发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元素，离开了以社会正义为价值内核的社会则是单向度的社会。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本身就是对社会正义的巩固与发展，这是一种完全的和现实的社会正义。恰恰相反，西方现代化所体现出的社会正义实际上是一种抽象和不完全的正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具有暂时性和自身的限制性，基于此的这种抽象的正义是会消亡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资本自身的限制性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中展开的，这也就预设着资本在加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非正义性中走向解体，而中国式现代化真正引领社会正义的建构与实现。二、人际正义层面：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贫富两极分化的超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人际正义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同西方现代化发展所呈现的两极分化状态不同，我们旨在通过实现高质量的共同富裕来促进人际正义的实现。由于少数人追求对财富的占有而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西方现代化由此造成了人际正义的缺失。与此相反，“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这就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指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现代化则造成了人同人关系的割裂。实践再次证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对西方福利社会和两极分化发展的根本超越。“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究其本质，就在于我们始终秉承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把人际正义作为价值目标。因此，只有深入剖析中西方现代化发展中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才能更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人际正义的丰富内涵。尊重全体人民地位平等和人格尊严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保障，这是促进人际正义的基本前提所在。也就是说，没有人的地位平等和人格尊严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人际正义，这一点恰恰是西方现代化所缺失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引导广大人才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服务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上如果不能确保人们的地位平等和人格尊严受到尊重，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人际正义也将不复存在。但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工人深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多种方式的剥削，基于此文明的发展走向了两极化。马克思指出：“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人的尊严的丧失已经将资本主义社会人际正义的缺失彰显的淋漓尽致。进而言之，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成就是建立在践踏工人生命尊严和人格尊严基础上的，所谓的人际正义被单一的物质成就所衡量。而中国式现代化真正做到了尊重人们的人格尊严，始终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厚植群众基础。在两种现代化模式的比较中，以尊重和依靠人群群众、发挥人民群众聪明智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是符合人际正义建构方式的。在上述基础上，人民群众才能通过机会平等以谋求自身利益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此为支撑的人际正义才具有现实意义。原因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指向的是人的现代化，人们都拥有平等机会参与共同富裕的建设，从而主体间的内在关系就会走向和谐。我们要实现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其中“全体人民”反映的是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全体中华儿女都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拥有平等权利和平等参与的机会，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具体实践上践行人际正义的重要举措。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劳动者的劳动条件这样完全被剥夺，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要达到的结果，而是它作为出发点的现成的前提。”劳动者劳动条件被剥夺是资产阶级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险恶一招，由此整个社会运行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加深，人际正义的裂缝也将不会被弥合。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深刻彰显了我们维护人际正义的责任与担当。事实上，实现共同富裕中的分配正义是促进人际正义的关键一环，也是尊重和彰显主体创造的现实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的是公平的分配原则，这是实现人际正义的内在保障。同时，我们十分重视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相统一。“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把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分配给劳动者自身。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产品同劳动产品的占有是割裂的，不断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和漫无目的的扩大再生产，促使西方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两极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出现了失衡，人际正义的缺失也在分配非正义中愈加严重。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发展形态在当代有了新变化，而社会财富分配失衡的现状并未改变。“在美国，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已成为最主要的社会危机和政治难题。美国新经济联盟今年初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了全国40%的财富，而80%人口仅拥有大约7%的财富。这1%人口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平均财富差距超过20倍以上。”也就是说，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尤为明显，人们在贡献与索取上出现了失衡，由此，人际正义只是一种虚假的状态。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是对西方现代化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超越，进而为促进人际正义奠定了坚实基础。进一步讲，讲求发展成果的共享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人际正义的直接体现。可以说，一个真正的文明时代一定是社会财富和社会产品共享的时代。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也就是，社会产品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被统治阶级所独享，而不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社会发展成果，这也就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从而所谓的统治阶级成员之间的人际正义成了整个社会发展中人际正义的标准。而在中国式现代化所推进的共同富裕中，我们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利益至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让人民群众所共享。诚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们不仅从理论上重视人际正义，而且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推进人际正义在中国大地的生根。我们所强调以共享促进人际正义，并不是西方社会所强调的福利主义，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不断推动的。因此，在社会产品独享基础上的两极分化将人际正义推向了深渊，而建立在共同富裕基础上发展成果的共享才能真正促进人际正义。三、生态正义层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牺牲生态环境的超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迈向生态正义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如果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就不能真正理解生态正义的真实意涵，从而中国式现代化就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破坏生态环境、不断向自然界索取是走向生态正义反面的，而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树立生态正义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化是建立在牺牲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所创造的巨大财富是以掠夺自然为代价的。“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恰恰相反，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支配和控制自然的过程。历史和现实证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加剧了生态危机的程度，由此形成的生态非正义性也是制约西方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破解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生态问题的中国方案，是维护和实现全球生态正义的中国贡献。从历史维度看，西方现代化生态正义的缺失就在于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影响。在工具理性主义的支配下，“理论上的操作主义与实践上的操作主义渐趋一致。由此导致对自然进行愈加有效统治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纯概念和工具。”由此，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不和谐，森林的消失、土地的毁坏与河流的污染等都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了裂缝，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割裂。资本主义的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随着资本和技术的反生态性出现，从而也就加速了生态非正义性的程度。在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异化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与此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则始终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就等于保护生产力的理念，“要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和空间格局，引导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追求高质量生存的前提，也是走向全球生态正义的基本标志。西方现代化致力于将个人财富的积累置于生态环境之上，这恰恰是在不断固守人类中心主义和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结果，而中国式现代化在反思西方社会生态危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具有同等的价值主体地位。从现实维度看，西方社会生态正义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层面：其一，固守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生态自然观没有本质变化。尽管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较以往出现了很大变化，但是以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为核心的发展方式并未改变。其二，西方社会将环境污染向外进行转移。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所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是凭借自身的优势将有污染的企业和产品转向海外。其三，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全球进行自然资源的掠夺。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国家通过战争的形式直接进行自然资源的掠夺，从而满足统治阶级的虚假需要。由此，生态“‘危机’在这一维度上的内涵能够加以扩展，譬如，可以扩展到富裕国家与贫穷困家之间的斗争（‘环境的舒适性’与‘穷人的环境主义主张’之间的斗争）。”中国式现代化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观，始终坚持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生态实践，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以维护生态正义。如上所述，西方社会并没有真正反思西方现代化发展所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也并未在实践上真正为构建生态正义社会贡献自身力量。如果说西方社会对生态危机的解决贡献自身的力量，那也是建立在能否满足自身特殊利益需要的基础上的。中国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上不断推进生态正义：其一，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理念，更加注重从实践作为上去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是以抽象的自然观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基础变革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二，不断变革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将自然生产力扩展到生态生产力层面，并始终践行绿色的生产方式。同时，深刻反思西方消费主义盛行的原因，在可持续发展中不断提升人们的高质量生活。相比较而言，“我们暂且可以把资本主义化的自然界定义为这样一种东西：它并不是作为一种商品生产出来的，但却被当作一种商品来对待。”很明显，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把自然等同于商品，从而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这个层面看，我们始终注重人同自然的价值同等性，人与自然都是一种共生的价值关系。其三，当代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我国始终通过对话协商的原则，积极同国际社会一道进行商讨如何解决生态危机，进而伸张全球生态正义。因此，构建全球生态正义格局必须尊重生命共同体中各部分的生态利益，从而真正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和谐统一。西方现代化过分强调个人的私有利益，做不到自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不理解“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真正解决了人、自然与社会的内在矛盾，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局面。从本质上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真正摒弃了西方以牺牲生态环境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克服了西方长期忽视生态环境保护所造成的生态正义缺失的困境，为人类社会生态现代化的发展注入了中国智慧。以中国式现代化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实践，旨在通过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拓展人的生态生存空间。因此，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就是在树立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正义观，进而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永续健康发展。四、国际交往正义层面：走和平发展道路对扩张与掠夺道路的超越随着全球普遍交往的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新的世界历史发展格局，为国际交往正义的创新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这明确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同西方现代化在国际交往上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走和平交往、平等交往和互惠交往的道路，坚持国际交往正义作为各民族交流的价值原则。西方现代化主张生存先于正义，其通过对外非正义交往巩固和维护自身虚假利益。由此，西方现代化的“进程是与战争、暴力、压迫、种族灭绝以及人们的流离失所同时并存的”。从这个层面看，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国际交往非正义性不断加深的过程。有学者就从词源意义上揭示了现代化的本质。“‘现代化’并不是描述这一过程的唯一术语，‘欧化’和‘西化’一般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它们特指那些发生于近代的较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其对落后民族扩张与侵略的过程，而中国式现代化才真正开启了国际交往正义的新局面。事实上，西方现代化通过空间霸权的形式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这种国际交往的非正义性其实就是空间非正义性的体现。西方社会为了满足一己私利而将国内的各种矛盾转向国外。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个完整的客体，即绝对的政治空间——战略性空间，它强行把自己作为一种现实，尽管事实上它是一种抽象物，尽管它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西方国家借助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科技实力，以非对称优势对落后民族地区进行侵略。近代中国也正是在这种不平等的国际交往中遭到欺压，诚如马克思所言，“不仅称霸世界的列强和它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这种冲突的本质是以暴力交往获取有利于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的销售市场。在当代社会，西方国家并没有改变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逻辑，他们通过发动局部性战争或者借助强大的综合实力进行扩张以维护其虚假利益。西方国家通过“‘技术联盟’围绕创新垄断权、资源控制权、空间主导权等权力要素将打造基于霸权的国际权力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战略威慑能力。”在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西方国家对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生存空间的霸占，国际交往的非正义性也在不平等、不合理的交往体系中不断加深。相较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建立新的世界体系以维护国际交往正义。中国共产党不仅致力于国内和谐稳定发展，而且也通过全球合作以维护世界人民利益。同西方走国强必霸的非正义交往道路不同，“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也就奠定了我们进行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即以团结合作推动世界历史的新发展。尽管各个国家的制度有所不同，但世界各民族有着共同的利益观、共同的责任观和共同的命运观。因此，中国积极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合作，以文明的交流互鉴反对文明的隔阂对抗，积极参与全球各方面的治理，切实为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不断加强同其他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交融等方面的交流合作，这超越了传统国家间狭隘的地缘博弈思维，为打造和开创国际交往的新局面树立了标杆。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全球的各种争端，切实以实际行动反对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与侵略，为世界构建和谐平等的交往正义格局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开辟新的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关照整个人类的现实和未来。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始终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构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交往正义格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的、系统的观点，通过建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为解决全球现代性问题和加强各民族文明的交融合作提供了价值指引。而西方以对外侵略扩张形成的狭隘价值观阻碍了世界历史的真正进步，也就是说，西方价值观仅仅代表的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由此也造成了国际交往正义的缺失。因此，“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西方现代化始终以虚假的“普世价值观”为国际交往的行为准则，他们在价值观念和现实行动中已经将整个世界割裂开来。他们始终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通过发动战争、制造矛盾、颜色革命等多种方式进行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西方社会隐性或者显性的国际交往方式实际上旨在构建一个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单向度社会。“因此，批判文化帝国主义之道，在于透过历史的省察：它推进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其本质是极具支配意义的，并且与人类的‘谋求自身解放的利益’相违背。”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变革这种非正义性的、具有隐性内涵的国际交往格局，进而以和平发展续写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新篇章。从根本上看，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种交往范式的革命，为维护国际交往正义提供了重要保障。全球交往观念和国际交往实践的变革，就体现在走和平发展道路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利益基础和发展趋势所在，而西方对外殖民扩张的老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世界历史的发展演进进一步证明，和平发展之路是人类结束“史前史”社会的必然选择，倘若世界一直处在战争与动荡中，那么人类将始终不会突破自身的发展，从而也将更长期处在“史前史”社会。事实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变革国际交往的格局，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具体实践。从深层次看，走和平与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了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因此，“社会应该根据其现代化政策的宗旨及其以合理的人本代价把现代知识的益处用于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成功程度来判断，而不是按他们的标签来判断。”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将破除意识形态的对抗，致力于解决全球现代化发展的交往困境，进而构建一个没有政治隔阂、军事对抗和文化渗透的崭新国际交往模式，从而将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还给人自身。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是打开全球正义之门的一把钥匙，开启了人们构建公平正义新社会的崭新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在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中不断体现出其正义关怀。西方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是以资本为核心进行统摄一切的，在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共谋下撬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正义，从而走向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反面。在深入反思和全面总结西方现代化非正义性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为理论指引，多维度、深层次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正义局面。“推进现代化建设，既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好生活，也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在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维护社会正义、人际正义、生态正义与国际交往正义。进一步讲，中国式现代化的正义维度实际上是围绕社会、人、自然与整体人类文明而不断彰显出来的。历史与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本身就是一种正义价值观的体现，在不断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其正义内涵也将愈加丰富。点击“阅读原文”，登录我刊官网并查阅近期完整版PDF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全国高校社科名刊✦第三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并按照规定向作者支付相应稿酬。往期精彩回顾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系统：内在结构、运行机理与整合优化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共同富裕的四维审思现代化的理论可能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叙事中国生态文明的制度自信研究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相对贫困：指标构建与影响机制现代化视域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和发展进阶中国现代性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视角扫码关注河海期刊新媒体编辑：河海大学期刊部媒介传播工作室

引用本文：胡洪彬.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系统：内在结构、运行机理与整合优化[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4):10-18.作者简介：胡洪彬（1981—），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胡洪彬老师近照）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特色与本质要求作出了明确界定，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指引。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不断推进，在于其形成了科学的动力系统支撑，这一系统涵盖了理论性、历史性、改革性、文化性、社会性、政治性、制度性和组织性等多个要件，内嵌于现代化建设的奠基层、运行层和保障层三大层面，彼此协同、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前进与发展。从动力系统运行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系统主要遵循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性驱动、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驱动以及二者动态整合的三重并行模式展开运行。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发展夯实了根基。然而，其当前依然有待改进，如从党的主导视角看，有待于进一步强化效率性和主动性；从人民群众参与视角看，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规范性；从党和人民群众的动力整合视角看，需要进一步增强协同性。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深化拓展，动力系统就要不断实现整合优化，既要积极挖掘和拓展动力要件，也要推动动力系统实现内部协调和实践转化，并在动力输出上形成反馈与评价机制，由此才能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动力运行；整合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系统性界定，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阐释学理透彻，意义深远，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深化发展，也为新征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根本指引。从国家治理视角看，科学把握其动力系统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实现深化拓展至关重要。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不仅“要看这艘大船方向是否正确”，也要看其“动力是否强劲，潜力是否充沛”。本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机理作出了剖析，明确了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成就与短板，进而探讨了其整合优化路径，以期为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拓展提供借鉴。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层动力要件现代化的动力，即现代化过程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作用力的总和。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动力的挖掘和建构，这是促其实现持续发展的内在前提。作为人类现代化的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即动力来源上的多维性。从内在构成看，这些动力涵盖了理论性、历史性、改革性、文化性、社会性、政治性、制度性和组织性等多个要件，其内嵌于现代化建设的奠基层、运行层和保障层三大层面，彼此协同、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前进与发展。1.中国式现代化奠基层面的动力要件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有坚实的前提根基。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得以成功推进，根本而言就是其在奠基层面形成了强劲和深厚的理论性和历史性动力。其中，理论性动力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在不断创新中形成的前进动力，其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根本指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理论、关于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思想，以及列宁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与阐释等，这些思想具有系统性和超越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和推进提供了科学指引。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直接理论支撑。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牢记初心使命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并多次强调要“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这些论述进一步从理论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动力支撑。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可以说，由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不断发展和创新而形成的理论性动力，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前进提供了内在的核心动力支撑。历史性动力即在长期历史积累中形成的前进动力和惯性动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重视、研究、借鉴历史”“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可见，历史不仅为现实发展提供了合法性根源，事实上也构成了未来发展的纵向动力支撑。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便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更是成了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1954年，周恩来首次提出了“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目标任务。此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将现代科学文化纳入其中，并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最终形成。1979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重要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可见，中国式现代化从开辟到不断深化是长期历史积累和推动的结果。正是基于百年传承和历史推动，才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实现拓展和纵深发展。2.中国式现代化运行层面的动力要件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在循序渐进中展开。从运行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实现稳序发展，在于其内蕴并形成了三方面的动力要件：改革性动力、文化性动力和社会性动力。改革性动力，即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体制机制变革创新等方面彰显出的前进动力，是其永葆生机的重要根源。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必须做到坚定不移。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在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同样对全面深化改革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必须通过改革，“坚决清除妨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党和国家事业始终充满创造活力”“我们要拿出勇气，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做到改革不停顿”。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实践中内蕴的持续性的改革性动力，较之于西方国家政策的短期性而言显然是一种超越，这也是其能彰显出强大优势的重要根源。文化性动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内因方面彰显出来的动力要件。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中国式”的，就在于其有着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支撑。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无论是对“民惟邦本”和“立君为民”之民本观念与“和合”外交理念的崇尚与追求，还是对“天人合一”与“天下大同”之生态理念和理想信念的探索与建构，均内蕴了“解答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也是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提示”，为“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逻辑”。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牵引和支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我们党不仅构筑和形成了科学的理论性动力和深厚的历史性动力，亦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这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强大的文化动力支撑。社会性动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性动因及其动力来源。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因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一方面，通过社会经济发展，其不断满足社会各阶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另一方面，又通过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积极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正基于此，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社会活力不断得到提升，社会主体的参与动力亦不断得到强化，这些动力要件通过社会层面不断凝聚的共同价值准则、互惠性规范以及普遍参与网络等彰显开来。社会性动力具有鲜明的自发性，对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持续展开具有更为积极的作用。新时代社会性动力的不断壮大，可谓在社会层面构筑出了一幅共同发展的“同心圆”画卷，这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和拓展创造了良好空间。3.中国式现代化保障层面的动力要件现代化的展开也离不开一定的保障支撑，从这一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实现持续前进，亦在于其形成了强大和坚实的政治性动力、组织性动力和制度性动力三大要件：政治性动力是由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带来的前进动力，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动力来源。正是基于政治系统的高效和稳序运行，才为现代化指明了科学的前进方向，才推动了各方面积极因素的共同参与。组织性动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组织动因及其依托动力，科学的组织机构设计具有激发个体达到组织目标的积极效应。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进，不仅在于有着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一整套严密的组织体系的支撑，更在于形成了极富效率性的组织运行原则，既充分发扬民主，又主张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由此在集中全党和全体人民智慧的基础上真正发挥了激励前行的价值功能。制度性动力则是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刚性动力要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和国家制度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新时代以来，党内法规制度不断走向健全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亦不断完善，这些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运行机理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层动力要件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的内在动因，同时也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拓展提供了前进理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内在之基的动力要件，显然异于水力、引力和风力等自然力和物理力那般自在自为，而是内蕴着鲜明的社会性和综合性特征，且依赖于整个社会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因此，要确保其不断壮大和实现“做功”，就必须基于系统分析思维，明确其运行的机理，由此才能促其形成未来发展的“合力”。要达此目标，就必须通过建构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的系统运行模型来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明确。1.中国式现代化动力运行的系统模型系统分析思维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曾将社会视为“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恩格斯亦将历史发展视为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融合为“一个合力”的结果，其对形而上学者“孤立”和“僵硬”的思维模式展开了深刻批判，认为其“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实质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20世纪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继承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系统分析原则，从毛泽东“十个指头弹钢琴”之工作方法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系统设计，无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系统分析思维的光芒。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更是多次强调了“坚持系统观念”的重要性，要求“加强对各领域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可以说，系统分析思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全过程。正是通过对对象事物的整体性、动态性以及层次结构的系统分析，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社会发展命题认识的不断深化。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分析思维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要件同样不是静止的、孤立的，其作为要素性价值的发挥，实质上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深化拓展的前提要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领导主体，通过搭建专业性的动力整合平台，对各类动力要件的吸纳整合和科学处理，推进并实现了动力的转化和价值输出。如，进一步促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等等，由此达到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价值目标。在此基础上，动力整合平台通过系统反馈，则可为中国式现代化动力要件的结构优化提供进一步保障。换言之，系统分析思维建构了一个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运行和价值转化的动态环路，其中任何环节的断裂都可能构成动力系统的功能制约，进而给现代化发展带来阻滞。在实践中，要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强化动力支撑，就有必要界清其驱动主体，唯此才能确保动力系统实现稳序运行。中国式现代化的驱动主体主要源于党和人民群众两方面，如现代化奠基层和保障层的理论性、政治性、制度性及组织性动力等，作为政治系统的内部动力本质上由党主导驱动，运行层的社会性动力生发于社会系统，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而历史性、文化性和改革性动力等则兼具内外二重性，需要党和人民的互动驱动。由此，可对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运行模型作出建构（图1）。基于该动力系统模型可见，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理论性、政治性、制度性及组织性等动力要件的建构和输入，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和拓展带来了主导驱动效应。通过彰显社会性动力，人民群众则为其实践发展提供了社会层面的动力根基。为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三层动力要件实现结构功能的优化，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亦应在历史性、改革性和文化性动力等方面实现协同和互补，而通过动力整合平台则可实现对多重动力要件的吸纳处理和系统输出，进而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前进夯实根基。由此，经过动力系统的信息反馈，便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有效运行并将其持续性转化为现代化实践效能。2.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运行模式上述分析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运行过程，事实上亦指明了其三重并行的运行模式：其一，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性驱动模式，主要面向理论性、政治性、组织性和制度性动力等的运行。其具体展开过程包括各级党组织对中国式现代化相关动力要件的挖掘建构、系统输入，整合中枢平台的调适，中国式现代化动力输出和价值转化以及系统的反馈等。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有着强大的动员力和整合力。正是基于党的坚强领导及其对组织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高度重视，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和不断前进构筑了强大的政治性、组织性和制度性动力，也正是基于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稳序展开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性动力。“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心骨。”这一动力运行模式的系统展开，为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拓展提供了根本依托。其二，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驱动模式，主要面向社会性动力的运行。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参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群众作为根本主体的积极投入和普遍参与，如对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推进、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认同、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等，其具体展开过程看似无影无形，实则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拓展提供了根本动力支撑。在该模式的具体运行中，人民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形成并输入社会性动力，动力整合平台通过吸纳、整合和动力输出，实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前进的价值目标。区别于执政党的主导驱动模式，人民群众的主体驱动以自发形式展开，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效。其三，党的主导驱动与人民群众主体驱动的动态整合模式，主要面向历史性、改革性和文化性动力等的运行。在该模式中，党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实现了动力的整合与统一。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动力要件的建构在很多情况下都非独立运作，而是源于党同人民的互动和整合。如，通过二者互动推动党驱动的历史性动力Ⅰ（如党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等）、改革性动力Ⅰ（如强化顶层设计等）和文化性动力Ⅰ（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同由人民驱动的历史性动力Ⅱ（如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等）、改革性动力Ⅱ（如参与相关决策等）和文化性动力Ⅱ（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通过整合平台实现深度融合，以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系统不断实现优化升级。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为其同人民群众的互动与整合提供了先在前提，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动力建构与运行上彰显优势的一个重要根源。可以说，这一运行模式的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拓展提供了双重的保障。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实践运行上述分析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拓展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明确动力系统的运行现状并及时破解现代化的动力短板提供了具体指引。当前，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实现前进，既要厘清其动力运行机理，更要紧密联系实践，由此才能得出更加科学的结论。1.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运行基础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应该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动力要件上实现了充分累积，动力的系统运行同样是不断走向完善的。一方面，新时代十年来的伟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系统运行提供了强劲支撑。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与此同时，我国的教育科技文化和生态建设事业亦飞速发展，这些成就不仅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要件根基，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稳序运行提供了更加强劲的支撑力量。另一方面，基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也最大程度上减缓了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运行中面临的环境压力和现实阻力，尤其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吹响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号角，可以说在有效释放动力系统运行压力与阻力的基础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拓展提供了更为明确的目标。2.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深化拓展依旧存在的动力短板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当前我国发展中也面临不少问题，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等，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虽成就巨大，但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一段路要走，其动力系统运行也依然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具言之：其一，从执政党的主导视角看，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中的主导驱动效应不断得到强化，但在具体展开中还有待于进一步强化效率性和主动性。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就斐然，但党作为执政主体面临的内外环境依然较为复杂，这使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化拓展的进程中，亦存在不可忽视的驱动阻滞因素：从党自身肌体的微观视角看，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是主要的内在制约因素。虽然党中央近年来不断加强纠治力度，但一些地方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依然或隐或现存在，要么敷衍塞责、搞上有政策和下有对策，要么好大喜功、不重实效，这些问题若不克服，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就极易产生动力衰退和效率低下的危机。从党执政的外部环境看，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则构成了阻碍中国式现代化主导驱动效应发挥的外部制约因素。面对“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一些西方国家加大了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力度，其或在科技经济层面渲染“盗窃技术论”，或在政治领域鼓吹“中国威胁论”，以试图阻碍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亦给党领导和推动现代化的核心地位带来了不利影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须着力将其化解。其二，从人民群众参与视角看，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中的主体驱动效应不断彰显价值，但在具体运行中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规范性。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迅速得到强化，但同强烈的参与热情相比，群众参与规范性却依旧不强：一方面，群众参与缺乏一定的组织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是优势，但同时也给现代化展开带来了复杂性。受社会转型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公民自组织能力较弱，导致党和国家同社会互动时往往只能面对松散个体，缺乏组织性驱动力，这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展开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参与亦存在规范性的不足。譬如，在民众作为市场主体的参与过程中，资本运行的欠缺规范性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形态。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资本无序扩张也会危及社会经济稳定，其虽带来了少数人富裕，但实际上也对多数人的利益构成了损害，显然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相违背，强化社会性动力必须进一步维持社会公平公正。其三，从党和人民群众的动力整合视角看，二者在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中的互动与整合效应不断得到凸显，但在具体发展中亦需要进一步增强协同性。一方面，部分基层党组织有待于进一步强化政治力与组织力。如在政治层面，一些基层党组织在领导和推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还一定程度存在忽视政治立场，或“在政治标准上压低、在政治操守上随波逐流等政治功能弱化、淡化等不良现象”；在组织力建设上，其在向基层一线进行传导的过程中，亦在部分领域存在“层层递减”和“中梗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利于基层党组织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做到凝心聚力。另一方面，部分基层干部亦有待于进一步创新群众工作方法。面对新时代的“新环境”和“新群众”，目前一些基层干部还存在套用“旧观念”和“老传统”的现实短板，在工作方法上欠缺灵活性与亲和力，显然，这亦不利于党和人民群众进一步发挥协同力，新征程上必须着力做出发展完善。四、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整合优化诚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言：“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基于系统分析思维对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运行机理的剖析，显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拓展提供了一条新路径，启示着在新征程上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效，就必须推动其动力系统运行各环节实现创新发展。从系统分析思维的角度看，要达到这一目标，重点是要做好以下3个环节的整合优化。1.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输入环节的整合与优化作为动力系统的基本要件，对动力的不断挖掘和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前进的内在前提。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切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深化拓展，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完善为前提。在此过程中，党主导驱动的动力要件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设定和保障实施，而人民主体驱动的动力要件则构筑了现代化的良好环境与发展空间。唯有在动力系统的输入层面夯实这两方面，才能确保二者动力整合功能的最大化发挥，进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更为强劲的动力支撑。其一，对于党主导驱动之动力要件，应不断谋求拓展并走向完善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领导主体，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运行的主导主体与驱动主体。新征程上要切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深化拓展，各级党组织首先就必须积极通过深化自我革命等途径，以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动力要件不断实现系统累积和创新完善。譬如，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性动力和文化性动力，既要积极推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广泛传播，也要着力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代化理论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相关资源的深度挖掘及系统整理，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层和运行层形成更加深厚的动力支撑。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性动力，各级党组织在领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也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等途径，来进一步破除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拓展构筑更加强大的现实动力根基。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性动力要件，各级党组织则要把强化政治建设和完善组织体系等摆在突出位置，以不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由此才能在进一步强化政治性、制度性和组织性动力的过程中，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拓展提供更为强劲的前进动力。其二，对于人民主体驱动之动力要件，则要尽力规避流失并强化规范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然而，人民作为参与主体形成的社会性动力不仅形式多样亦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如果处置欠妥，亦会蜕变为高质量发展的阻力。新征程上，要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引导和规范避免社会性动力的流失至关重要，对此，一方面，要不断强化人民群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信任与价值认同。作为社会动力学范畴，信任是实现社会系统稳序运行的重要支撑，社会信任不足，政治认同也会受到制约，由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亦会变得阻力重重。切实规避这一风险，既要着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也要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由此才能在强化认同与信任的基础上形成更为积极和强劲的社会性动力。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强化对社会参与的规范性建设。譬如，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既要充分认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意义，也要坚决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给社会性动力带来的损耗，通过引导和规范使其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以促其为助力民族复兴贡献更加积极的动力支撑。2.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运行环节的整合与优化从动力系统运行环节看，新征程上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就必须积极做好对动力系统本身的科学管理与实践应用工作，由此方能确保其在形成整体性“合力”的基础上，切实转化为前行的现实“动力”。对此，应积极做好两方面工作：其一，要积极树立对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的系统治理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深化拓展奠定科学的理念基础。系统思维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核心范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亦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做出系统性把握，这是确保其进一步彰显整体价值的基本前提。对此，一方面要推动各级党组织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动力建设的系统性理念，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搭建形成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整合平台，将一切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要件纳入平台进行系统整合与功能强化，由此在不断凝聚“正能量”的进程中为实现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夯实更加强劲的动力根基。另一方面，要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结构功能治理理念。其中，不仅要对奠基层、运行层和保障层的动力要件的逻辑关联作出明确，也要廓清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方位和功能定位，由此才能通过动力结构的优化，确保其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更加全面的动力支撑。其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切实转化为新征程的发展活力和前进动力，也要进一步形成内部诸要件的动态协调机制及实践衔接机制。一方面，要以新征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导向，形成动力系统的动态协调机制。无论是奠基层、运行层还是保障层的动力要件，均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各级党组织在搭建中国式现代化动力整合平台的过程中，要切实提升其结构功能和输出动能，在树立系统治理理念的基础上，还必须推动各层面动力要件进一步实现协调发展。如，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能力的不断提升，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性、制度性和组织性动力等均实现了不断壮大，由此就要注重对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性和文化性等动力要件的挖掘与强化，唯有形成协调发展的态势，才能促其在前进道路上进一步实现“合力”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要以新征程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性和整体性目标为导向，形成动力系统各要件同发展实践相结合的衔接机制。本质上，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及其内部相关要件仅代表着一种前提和优势，要促其不断发挥作用，则整合平台在优化处理动力要件的过程中亦要促其同发展实践实现衔接。其中，既要厘清各动力要件同发展实践的关联性，也要基于阶段任务和目标设定，为其转化为前进动力提供宏观指引，由此才能在发展实践中形成稳序性和有效性。3.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输出环节的整合与优化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根本价值在于推动实践发展，因此，要促其在新征程上不断实现前进，对动力转化和输出环节的优化不可或缺。在此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形成科学的反馈与评价机制。一方面，要确保动力输出不断提升效能，就要构建信息反馈机制。反馈有助于动力整合平台“调节或‘修正’其行为”，并由此“开始另一个控制循环”。既要基于平台治理形成直接性反馈链条，以促其进一步做好动力要件的整合与优化，亦要基于主导和主体驱动的全过程形成整体性信息反馈回路，以进一步强化动力系统的运行和转化效率，并基于反馈的反应实现流程再造。另一方面，为确保动力系统在驱动和转化中不断实现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在输出环节上还要形成绩效评价机制。如，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内部各动力要件的系统累积与发展状况、在动力整合平台内的运行与处理状况，以及在动力转化输出后的发展效能状况等展开分析评估，便可为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优化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与保障。在评价的展开过程中，各级党组织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主导驱动力主体既要把握主动和明确评价方向，也要积极吸纳多元主体的参与评价意见，通过科学评价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拓展供更加前沿的技术支撑。点击“阅读原文”，登录我刊官网并查阅近期完整版PDF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全国高校社科名刊✦第三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并按照规定向作者支付相应稿酬。往期精彩回顾现代化的理论可能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叙事现代化视域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和发展进阶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共同富裕的四维审思中国现代性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视角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总体框架、时代内涵与实现路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百年演进及其动力机制扫码关注河海期刊新媒体编辑：河海大学期刊部媒介传播工作室

引用本文：杨文圣，张玥.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共同富裕的四维审思[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4):1-9.作者简介：杨文圣(1972—)，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杨文圣老师近照）摘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发展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更加突出的发展主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深化对促进共同富裕规律的认识，共同富裕思想不断发展，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总体性范畴，它是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共建富裕和渐进富裕的统一。从主体而言，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与差别富裕相统一的全民富裕；从目标而言，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的全面富裕；从要求而言，共同富裕是权利共享和义务共担相统一的共建富裕；从过程而言，共同富裕是动态过程与发展目标相统一的渐进富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仅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广大人民群众庄严承诺的初心与使命，还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追求。新时代新征程，我国迈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立足新发展阶段，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共同富裕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融合，统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聚焦“共同”与“全民”，着力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紧扣发展主线，在动态发展中循序渐进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共建富裕；渐进富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发展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更加突出的发展主题。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共同富裕作为矢志不渝的重要目标，从而开辟了一条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促进、现代化建设与共同富裕相内嵌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焕发出巨大生机和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就要求有必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理性洞见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和理论逻辑，从而助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当前，学界关于共同富裕内涵的研究大致沿着以下两条路径：一方面，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一般层面和特殊层面以及价值、目标、实践相结合等多维度来解读；另一方面，从基本要素构成出发阐述共同富裕。在笔者看来，还可以根据全民性、全面性、共建性和渐进性来深刻把握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其中，全民富裕集中凸显了共同富裕的价值指向，全面富裕深刻阐释了共同富裕的具体要求，共建富裕明确表达了共同富裕的实现手段，渐进富裕清晰展现了共同富裕的现实演进，四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撑、不可分割，统一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进程之中。一、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与差别富裕相统一的全民富裕富裕是世界上每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而我国追求的是十四亿多人口共同迈入现代化社会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对西方现代化和福利社会的一种超越。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均贫富、杀富济贫，而是消除贫穷和两极分化基础上的普遍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是普遍富裕与差别富裕相统一的全民富裕。1.全民富裕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一个政党来说，立场问题决定了其行动的方向和优先序，更决定了其性质宗旨、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秉持以资本为中心的立场，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共同富裕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其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且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将共同富裕的价值考量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战胜艰难险阻，在实践中不断推动历史向前变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共同富裕愿景唤醒群众的共同体意识，并进行了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消除贫困和剥削的社会实践，有力地将群众组织起来，使之共同为革命胜利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也揭开了中国开始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篇章。1953年，我们党首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并明确指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了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苏联工业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且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分步骤有序地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由此，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工业发展状况呈现出较好的态势，为未来解决贫困问题并将共同富裕理想付诸实践奠定了制度基础和物质前提。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本质之间的关系，将共同富裕提升到本质性高度。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直接将共同富裕的目标包含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中，这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制度的价值规定作出了根本性回答。党和国家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革命性变革，开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治理贫困，以发展生产力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活力，使得我国“先富群体”出现。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中央紧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把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调节社会分配作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在追求“富裕”的同时更加侧重“公平”，以补位城乡与区域差异来避免社会两极分化，以筑牢公平正义底线来破解相对贫困之局，以培育精神共同体来彰显社会主义本色，不断在实践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下的共建共享共富之路。由此，共同富裕已经进入扎实推进阶段。从百年建党的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携手并进，形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紧密相连、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它必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这不仅是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应有之义，还是激发群众创造性、凝聚共富推力的内在要求。2.全民富裕的评判标准：成果是否由全体人民所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人民是否满意、改革发展成果是否由全体人民所共享，是评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得失的第一标准，也是衡量共同富裕这项造福民生伟业的根本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源。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其坚持人民整体利益优先，全体人民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都能一视同仁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和改革的红利。所谓一视同仁享受发展成果是指人民群众作为共享发展的主体，不论其种族、性别、信仰、地域、职业、阶层等自身因素，都能够真正享受生产力发展所创造的财富，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其中，弱势群体和农村地区的脱贫问题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走向共同富裕道路上必须致力解决的短板问题。我国现已如期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脱贫攻坚胜利收官，但仍然面临着相对贫困的挑战。因此，全民富裕应当重点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人民对发展成果的享有情况，努力把“蛋糕”分好，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目标。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全民富裕具有非同步性和非同等性，它承认一定的合理差距。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可能齐头并进。”平均主义要求共享发展成果的“平均”，既违反了共同富裕的原则，又有悖于共享发展的理念，还挫伤了相当一大部分个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一方面，由于自然禀赋、主观努力、外部环境等差异引起的收入差别是既定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我国仍未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标准，不具备平均分配的客观条件。承认共同富裕的差别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人民群众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而这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全民富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3.全民富裕的核心任务：协调个体和共同体的利益矛盾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利益与需要不断展开、满足和实现的历史。客观世界不会自动地满足人的需要，人就必须以自己的实践活动，有目的地改造客观对象，使世界不断满足自己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共同体中主体的多样化利益需要具有合理性和非合理性之分，利益亦如此，个体对于非合理性利益的追求必然会造成其与其他个体或者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影响共同体的和谐发展。恩格斯认为：“每一个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其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事实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言而喻的真理”。承认社会利益主体的差异需求，并允许特殊利益的存在，这样既能够调整社会既有秩序，积极应对共同体中的利益冲突和潜藏风险，又能够保持利益矛盾处于有序的动力促动状态，调动利益主体的劳动积极性，激励先进、鞭策落后。从愿望表达和利益代表上看，共同富裕充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是国家、集体与个人共同利益的聚焦点，体现了共同体中的不同利益主体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等目标上的高度一致性，是人民群众短期利益、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的协调统一。如何在共同富裕道路中奏响一曲变幻动听的交响乐就需要协调利益矛盾，就要寻求最大公约数，实现共同体中的利益主体之间、主体利益需求之间的和谐，此之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作为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个体，如果每一个人都忽视共同体利益而片面地追逐局部利益最大化，那么，个体利益之间存在的相互对抗性并不能保证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利益纷争和社会矛盾，其中许多都是由对特殊利益的过度追求和对共同利益的忽视而引起的。因此，有效调节和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能够使得不同利益行为主体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同时还能够与集体利益诉求不谋而合，从而将分散的个体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共同发力的集体力量，实现总体最优的效果。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党和国家发挥统揽全局作用，将共同利益摆在优先位置，通过完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的各项制度机制，加强社会调控和各方协作，建立和维护共有利益，使得各地区、各行业和各群体之间相互协调，化解利益冲突，促进利益和谐，确保所有人能参与经济发展，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共同繁荣。二、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的全面富裕共同富裕就本义上来讲包括了两个维度：“共同”和“富裕”。“共同”回答了所追求的富裕属于谁的问题，即共同富裕是涵盖全体人民的全民富裕；“富裕”回答了所追求富裕的多维性，即富裕不是单一的、低水平的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与精神相协调的现代化，因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条件下的富裕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反映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总和，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的全面富裕。1.全面富裕的首要目标：满足人民全方位的需要从人的本质规定来看，人的精神文化需要是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与动物本能活动相区别的显著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从人的需求演化逻辑来看，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民群众有着多样且广泛的需求，当人们的基本物质利益得到了满足之后，就会对精神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等领域的非物质利益层面的美好生活需求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从生存性利益诉求转向发展型利益诉求。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论断。一方面，不充分体现在整个社会发展的总量、程度和态势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当前，受到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交织的反复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凸显，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这无疑给共同富裕的前进步伐造成了阻碍作用。另一方面，不平衡体现在各群体、各区域和城乡的发展存在着失衡问题。在群体收入层面，改革开放以后，从整体上看我国居民收入较之前有了显著提高，同时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在区域发展层面，各区域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等资源禀赋差异，加之受到区域发展协调性不足的影响，导致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在城乡发展层面，农村在生产条件、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相对滞后于城市，脱贫的主战场在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使得经济社会发展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多样性需求难以相匹配，制约了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理想通过中国探索的实践过程转化为客观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这意味着在新的时代要求下，共同富裕更加着眼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着力破除区域、城乡、行业、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的藩篱，积极探索具有平衡性、包容性、全面性、协调性的动态发展的有效路径，为实现人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提供物质基础。2.全面富裕的总体要求：促进社会全方位发展马克思主义系统观认为，系统是一个由不同要素以一定的联合方式而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将马克思主义系统观运用于新时代中国共同富裕伟大实践中就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整体观和长远观，以总体性战略为指导，深刻认识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统一的全面富裕，囊括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和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对物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美好生活的总和；人民群众所处的社会也是一个由多维度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与此相对应，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和各要素的协同联动、相互促进，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以政治建设为框架为共同富裕举旗定向，以文化建设为内核厚植共同富裕的精神理念，以社会建设为依托筑牢共同富裕的公平根基，以生态建设为重点打造共同富裕的驱动力量，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整体性的现代化建设。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在其推进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是贫富分化、经济危机频发、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精神萎靡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现代化弊病。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西方式现代化扬弃之处恰在于其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绿色、可持续和全方位发展。全面富裕通过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等领域的现代化建设，促成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协调，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相促进的共赢局面，全面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3.全面富裕的最终目标：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人的现代化，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的现代化的根本体现。共同富裕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其价值目标取向，不仅在精神向度上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还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人本内涵。共同富裕将“人的发展”置于核心，以人民至上为价值遵循，以人本逻辑为主导来构建全面富裕社会的实施框架。该逻辑是以人的发展为起点，通过自由自觉活动彰显个体的主体性、创造性，达到人的身心发展、需求满足、能力发展三者的有机统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高层次和更高境界的社会形态，最终通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从人的发展到社会的发展再回归至人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人始终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且人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其所处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正是如此，我们要求实现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此摆脱物的关系束缚，充分占有自己的全部本质，成为能够自主活动的主体，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满足人全面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和提供人自由发展的空间。一方面，人的需要具有丰富性，人民对物质层面、对精神文化以及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就这一方面而言，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加丰富的过程，这就为消除人的片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人的自主自由发展依赖于丰富的社会交往、社会实践为其创造优质的平台及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协调推进的社会以充分发展、高度发达、自由流动的特征给所有的人提供了真正且充分的自由发展，保障了个体创造性能够得以自由自主发挥，使得人人都能内心丰盈、精神充沛、诗意地栖居于天地之间。三、共同富裕是权利共享和义务共担相统一的共建富裕历史和实践经验表明从天而降的幸福是不存在的，自动成真的梦想是不可能的。从整个社会生产经营过程来看，每个参与者在自己的领域和环节都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参与各方之间的合作和配合也极为关键。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同时也意味着具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和潜力，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充分发挥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激发全民共建富裕的创造活力。1.共建富裕的主要对象：社会财富马克思在指认资本主义国家为虚假共同体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将虚假共同体中分配领域存在的不公正问题直指生产的源头，揭示了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因此，共同富裕并不单是一个有关社会财富分配的命题，它也离不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基础，其中“做大蛋糕”要求不断提高生产力和积累社会财富，“分好蛋糕”要求将共同富裕的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把“蛋糕”做大，就是从根本上通过经济总量的增长来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和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那么共同富裕的实现只能是空中楼阁，“分好蛋糕”更是无从谈及。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通过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持续积累社会财富，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缩小贫富差距，为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然而，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尽管我们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但我国依旧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人均水平而论，我国和发达经济体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钥匙，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就是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面对经济转型路上的难题障碍，必须引导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更加高效地配置资源，提高社会生产率，以科技创新赋能共同富裕，形成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现代化就是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巨大丰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为中心任务，提高富裕程度，满足“做大蛋糕”对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使先富向共富的转变。因此，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应当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核心使命，要求党和国家紧紧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依靠共同奋斗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做大做好。在继续强化“做蛋糕”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提高均值和缩小方差，在“分好蛋糕”的同时凝聚社会共识和强化群体力量，齐心协力推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2.共建富裕的创造主体：人民群众“共同”一词内含有团结合作的意蕴，共同富裕作为国家意志、社会共识和人民愿望的集中体现，它的实现依赖于共同体的每一名成员承担共同体所赋予的责任，竞相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成为推进共同富裕、创造美好生活的促进力量。单个人的劳动无疑是分散和有限的，显然无法满足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因而为了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人们之间稳定、持久的一些联系才会发生。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只有以一定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从整个社会生产经营过程来看，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群众有计划、有组织的协同劳动，使得分散的个体得以聚集为群体的力量，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因此，共建富裕的创造主体必须是人民群众，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个具有劳动伦理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求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来创造社会财富，形成共同的意志和行动，将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转化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力量。每个人身处于共同体当中，既是共同富裕的受益者，更是共同富裕的推动者，推进共同富裕是共同体中所有利益主体的共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论是个人幸福还是社会发展都要依靠自己的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四、共同富裕是动态过程与发展目标相统一的渐进富裕历史事实表明：从古至今，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目标，然而其兼具渐进性和长期性的特征，是动态过程与发展目标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要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谋划和全面部署，将共同富裕要求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相融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动态发展中循序渐进实现共同富裕。1.渐进富裕的理论基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从“现实的人”以及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推导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并根据不同历史阶段下的所有制基础来划分共同体的具体形态。共同体形态的演进逻辑反映了人类社会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现的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变迁的过程与轨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进而转换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视角来看，在生产力层面，共同富裕积极扬弃“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以此来确立以全民富裕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高度，仍需不断推进经济高质量的跃迁；在生产关系层面，共同富裕要求生产资料由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中国收入分配制度运行中仍然存在问题，具体表现为：在初次分配环节，政府、企业和居民分配关系不合理，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较低，收入分配的初始差别容易拉大贫富差距；在再分配环节，政府再分配调节收入差距力度有限，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保等手段的政策工具的执行效率有待提升；在第三次分配环节，我国尚未形成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公益慈善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第三次分配机制不健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作用不显著。因此，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式的共同富裕，就要深刻认识到共同富裕作为不断扬弃的运动，它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现代化建设中统筹安排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阶段性制度改革和政策机制，既不能落后于生产力，又不能超越生产力水平。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既要方向锚得准，又要步伐走得稳，步调走得准，分阶段、分步骤、稳步推进共富。渐进富裕是中国改革的“过程哲学”，体现了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的尊重。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因此，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要以具体战略为依托，在逐步完成阶段性的战略任务中迈出坚实的步伐，不断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激发创新增长新动能驱动经济增长，为实现共同富裕在生产力层面的目标要求增量赋能。2.渐进富裕的现实基点：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必将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整体上显著提高，逐渐步入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的转型阶段。但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相对贫困问题长期存在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理想通过实践探索转化为客观现实。如何释能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如何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和缩小三大差距，清除共同富裕路上的“绊脚石”和“拦路虎”；如何激发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进取心、创造力和强化社会群体力量使之推动共同富裕。这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要完全完成非一时之功。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破解发展的难题就必须立足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和现实性，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与未来共同富裕的各项目标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实事求是地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紧迫的历史任务，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受到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也不一样。因此，既不能急于求成又不能无所作为，一旦时机成熟，就应当果断把握时机，积小胜为大胜，促成质变，积极、稳妥地朝着共同奋斗目标前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同时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以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党中央对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作出了明确部署：“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这体现了发展目标长远性与发展过程阶段性的统一，将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将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现实要求与主体能动结合起来，从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3.渐进富裕的基本原则：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回顾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内忧外患之际，磨炼于艰难困苦之中，肩挑救亡图存、国富民强的使命担当，有效将民众组织起来成功地解决了一个个历史性难题，在站起来、富起来并迈向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经受住时代检验、永葆纯洁性和先进性的百年成熟大党。历史和实践经验表明，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了促进共同富裕必须把握好的四个基本原则，即“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其中，尽力而为是一种攻坚克难的积极态度，它考验的是共产党人不惧万难、不畏强敌、顽强拼搏、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今天，在追求共同富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拿出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以此来有效抵御重大风险、应对重大挑战、克服重大困难、解决重大矛盾，踔厉奋发并有所作为。量力而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它考验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这就要求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纵观全局和理性分析，绝不超越阶段和好高骛远，绝不脱离现实基础与客观条件，逐步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进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二者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当前，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既需要在尽力而为中科学判断客观实际，又需要在量力而行中满怀气魄和干劲。打好攻坚战和打赢持久战必须在量力的基础上更加尽心，这样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谋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久久为功，行稳致远。五、结语

关键词：财政分权；社会保障；发展阶段；新结构经济学城市创新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居民幸福感的视角马野青1，倪一宁1，王自锋2（1.南京大学商学院；2.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引用本文：周耿，申泉，王宇伟.跨省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来自长三角的经验证据[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3):118-132.作者简介：周耿（1980—），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大数据研究。（周耿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周忠丽.乡村组织振兴的实践路径创新——基于驻村第一书记的视角[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3):41-47.作者简介：周忠丽（1981—），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基层治理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周忠丽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唐国建，周益.双重目标下的单一导向：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类型与现实困境[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3):30-40.作者简介：唐国建（1978—），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唐国建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谭爽，武佳奇，韩菲.知识为基：中国社会组织环境风险沟通的实践策略与逻辑理路[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3):13-29.作者简介：谭爽（1986—），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风险与应急管理、环境社会治理研究。（谭爽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陈涛，牛帅.由地方实践到国家政策——地方环境治理实践创新扩散的一项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3):1-12.作者简介：陈涛（1983—），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陈涛老师近照）摘

关键词：环境治理；机制创新；地方实践；国家政策；创新扩散知识为基：中国社会组织环境风险沟通的实践策略与逻辑理路谭爽1，武佳奇2，韩菲1(1.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2.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引用本文：方先明，郭旻申，夏文灏.数字经济时代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科技金融支持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2):108-117.作者简介：方先明（1969—），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市场与金融投资研究。（方先明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王静.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2):97-107.作者简介：王静（1989—），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王静近照）摘

引用本文：王春业，费博.论长江流域治理的协调机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2):84-96.作者简介：王春业（1970—），河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立法学、行政法学研究。（王春业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赵远跃，靳永翥.中国特色政策试验的知识生产与学习模式[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2):73-83.作者简介：赵远跃（1996—），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基层治理与政策过程研究。（赵远跃近照）摘

引用本文：原光.“一窗受理”政策试验的创新扩散过程追踪——基于政策文件的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2):60-72.

引用本文：高佩璐.“断裂”还是“升华”——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劳动概念探碛[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2):50-59.作者简介：高佩璐（1993—），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高佩璐近照）摘

引用本文：曹毅哲.马克思恩格斯人的解放思想的内在逻辑——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2):42-49.

引用本文：刘希刚，陈子悦.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思想逻辑与实践启示[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2):33-41.

引用本文：张爱军，吉璇.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传播与自媒体角色、过程及功能定位[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2)：22-32.作者简介：张爱军（1962—），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主政治、网络政治传播研究。（张爱军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彭宗峰.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的理解框架重构：一种价值形态演化视角[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2):1-12.作者简介：彭宗峰（1988—），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政府治理与社区治理研究。（彭宗峰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梅立润.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生产及其政治影响[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2):13-21.作者简介：梅立润（1991—），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研究。（梅立润老师近照）摘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群众参与；实践模式；发展路径数字经济时代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科技金融支持研究方先明1，郭旻申1，夏文灏2（1.南京大学商学院；2.河海大学商学院）◉

引用本文：于婷，张正堂，张仪珊.组织创新重视度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1):132-141.作者简介：于婷（1981—），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薪酬与创造力研究。（于婷博士近照）摘

引用本文：邓玉林，吕小鹿.“有恃无恐”“爱挑刺”的员工更容易越轨创新吗？[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1):120-131.作者简介：邓玉林（1974—），男，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邓玉林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刘志洋.生态市场主义视域下西方金融业应对气候风险实践评判及中国制度优势[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1):142-150.作者简介：刘志洋（1985—），男，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金融学研究。（刘志洋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陈绍军，马明，陶思吉.共同富裕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生计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1):94-108.作者简介：陈绍军（1965—），女，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移民社会学和项目社会评价研究。（陈绍军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王朝才，周子超.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相对贫困：指标构建与影响机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1):80-93.作者简介：王朝才（1957—），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农村财经问题研究。（王朝才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李静，赵爽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叙事与发展路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1):70-79.作者简介：李静（1982—），男，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老年社会保障研究。（李静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黄爱宝.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追究政府生态责任——职能阐析与优化路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1):41-50.作者简介：黄爱宝（1964—），男，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生态政治与生态行政研究。（黄爱宝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张建忠.现代化视域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和发展进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1):30-40.作者简介：张建忠（1982—），男，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张建忠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冯刚.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分析的逻辑理路[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1):24-29.作者简介：冯刚（1968—），男，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冯刚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徐选国，王曼曼.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1):12-23.作者简介：徐选国（1987—），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理论、社区社会学与公益慈善本土化研究。（徐选国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郑永兰，周其鑫.数字乡村治理探赜：理论图式、主要限度与实践路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1):1-11.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数字乡村；智慧治理；乡村振兴；嵌入；治理绩效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徐选国，王曼曼(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重点选题方向包括但不限于

引用本文：徐明.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总体框架、时代内涵与实现路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6）:88-101.作者简介：徐明（1974—），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与人才发展、社会治理、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等研究。（徐明老师近照）摘

引用本文：徐自强.制度吸纳评价：政务服务评价提升政府行政效能的理论逻辑——以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为例[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6）：68-77.作者简介：徐自强（1985—），男，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公共政策与基层治理研究。（徐自强老师近照）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