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爽，等.知识为基：中国社会组织环境风险沟通的实践策略与逻辑理路

引用本文：谭爽，武佳奇，韩菲.知识为基：中国社会组织环境风险沟通的实践策略与逻辑理路[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3):13-29.

作者简介：谭爽（1986—），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风险与应急管理、环境社会治理研究。

（谭爽老师近照）

摘  要：环境风险沟通是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因政府与专家主导的“单向说服模式”存在局限，建构更优且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双向沟通路径”受到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关注。作为零散公众“代言人”和环境保护“布道者”的社会组织在其中如何行动？能否突破“信息接收者”的被动身份，实现沟通方向倒转？为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以垃圾焚烧风险争议为观察切片，依托内容分析、文本分析、民族志等方法对九家机构及其微信公众号进行历时观察，凝练了“知识为基”的风险沟通逻辑。即社会组织在“知识协商型风险沟通”的目标牵引、“双重知识短缺”的压力驱动和“知识采纳”的正向激励中，秉持“科学公益”理念，依托“知识共同体”的组织保障，运用知识拣选、勾连、浓缩、具象、定投五种技巧整合权威、专家、实践、经验四类知识，展示风险警示、溯源、减缓、反思四项议题，进而唤起多元主体的环境风险警惕与治理行动。一方面，有助于拓展风险沟通理论体系，推进其精细化与本土化；另一方面，能透视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组织的行动空间，把握政社关系未来走势。

关键词：社会组织；环境风险沟通；知识生产；环境治理；垃圾焚烧

德国社会科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在著作《风险社会》中指出，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这座“火山”涵盖众多具有后现代特征的风险，而环境风险无疑是其中倍受关注的类型。风险沟通作为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既是“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互动过程”，也是利益相关方观点博弈的舞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政府与专家一直扮演舞台上的主角，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进行单向宣教与行动倡导。该策略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但因其未将多元诉求纳入风险讨论和决策过程，逐渐招致诟病，甚至引发局部冲突。此后，学者意识到专业权威的局限性，呼吁建立将公众作为权利主体及合作伙伴的“民主沟通范式”，而社会组织作为零散公众的利益聚合体，人们期待其能为沉默的自然和弱势的维权者代言，暴露被遮蔽的环境风险。

然而，这对于中国社会组织而言并非易事：一方面，对生存的担忧决定了社会组织较为敏感，面对风险尤其是争议性议题时注重自我审查，倾向于采取回避策略；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专业度和影响力的局限又导致其主张容易被忽略，难以对利益相关方产生影响。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悲观旋律中涌现出乐观音符：部分社会组织跳出“信息接受者”的被动身份，积极构建具有感召力的话语框架，在风险场域中创造发声机会，主动向政府、企业、公众传递被忽视的环境隐患，助力风险防控。那么，社会组织如何实现沟通中的“方向倒转”？其策略选择蕴含何种深层逻辑？对于本土环境风险沟通模式优化又有何意义？针对这些尚未进入聚光灯的议题，笔者将通过案例剖析予以回应，这一方面有助于拓展风险沟通理论体系，推动其精细化与本土化；另一方面也能透视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组织行动空间，把握政社关系的未来走势。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1.文献回顾

环境风险是科技发展的副产品，往往以争议状态呈现。沟通焦点在于公众与专家的风险认知为何不同，风险为何被放大或缩小等。沟通模式的演进经历了“忽视公众”“风险解释”“风险对话”“建立伙伴关系”4个阶段，其差异表现在两个维度：第一，沟通秉持“科学理性”还是“社会理性”。前者持“技术乐观主义”，强调环境风险可以依托技术进步得以预测和控制，管理目标在于防范客观风险；后者持“技术怀疑主义”，强调环境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和“自反性”，主张采用“预防原则”以减轻公众焦虑。第二，沟通中公众是“被动接收者”还是“主动参与者”。前者认为公众“无知”且“无意知”，沟通目的在于向其注入“科学知识”，提升风险认知理性；后者则反对专家系统对风险的垄断解释权，强调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并尊重其基于切身经历所产出的“常民知识”。经过在核能、火电、化工、垃圾焚烧等领域的长期观察发现，“社会理性+公众参与”的“民主沟通模式”更有利于获取共识、提升环境决策稳健性，而社会组织作为零散公众的“代言人”和环境保护的“布道者”，针对如何推动该模式有效运行引发进一步关注。

诸多研究指出，基层工作练就了社会组织的高度敏感性，其能够通过举办活动、政策倡导等方式汇集风险注意力，发出预警信号，具有参与风险沟通的天然优势。但环境风险的本质是不同主体围绕环境议题展开的话语与意义争夺，社会组织能否在这一冲突性场景中发挥作用？在西方国家，答案是肯定的。为了获得“风险定义权”，绿色和平、地球之友等环保组织通过拓展辩论主体范围、升级议题重要性、吸纳地方性知识等方式塑造社会风险认知和价值观，揭示隐没的风险事实，促进社会反思。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组织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来自科学界的“知识挑战”。作为回应，其抑或走进实验室，直接参与科学知识生产，体现出高度的专业性；抑或成立“科学商店”，以更低的价格获取科研成果来助力观点传播；抑或委托专家开展独立调查、组织专业研讨会、发布环境科学信息，“以提倡生活的科学来反对将生活置于科学之下”。西方学者的探究丰富且深入，遗憾的是在理论建构上显得有些乏力：无论是关注个体反应的“情感启发式模型”“心智模型”，还是聚焦共识达成的“趋同沟通模型”“社会信任模型”，以及文化路径的“社会网络感染模型”“地方知识模型”，都无法解释社会组织的风险沟通逻辑。即便在最具整合性的“风险社会放大框架”中，社会组织也只是诸多部件之一，而非研究焦点。

该议题在中国学界呈现何种状态？经梳理，既有成果大多在“环境传播”而非“风险沟通”框架下展开。学者认为社会组织能够提供与政府、企业协商谈判的缓冲地带，推动大众由“孤独主体”向“互主体”改变，避免政府决策被非理性的舆论压力左右。随着新媒体发展，其话语空间进一步拓展，借助社交平台在生产“绿色话语”、促进民主决策方面贡献了积极力量，亦有少数机构勇敢介入影响力较大的环境抗争，调和政民矛盾。在此基础上，学者意识到“能够识别风险是阻止环境危机发生的第一步”，进而立足风险社会视角，将社会组织纳入“环境公民社会”或“常民共同体”的概念体系，分析其如何进行环境风险建构并与政商联盟展开“话语竞技”。肯定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沟通必要性和有效性的同时，有学者也客观指出，受制于文化背景、制度资源、行为能力等因素，其功能发挥仍面临掣肘。一方面，从角色定位来看，大部分机构倾向于从事与政府步调一致的行动，面对争议性议题时秉持“帮忙不添乱、参与不干预”原则，采取“温和行动主义”策略，难以构建出具有足够互动性和批判性的话语辩论；另一方面，从行动策略来看，相较于西方环保NGO的科学化风险传播路径，许多本土社会组织还处于“曝问题、谈情怀”阶段，如何提升其沟通行动的持续性、专业化和精细度，是亟待考虑的问题。

2.研究空间与分析框架

既有成果为本研究奠定良好基础的同时，也留下继续探索的空间：一是从主体上看，风险沟通的“民主模式”受到推崇，社会组织介入之必要性也已得到论证。但具体分析时，社会组织却常被视作多元主体的一分子一笔带过，角色与功能均未明确，其如何推动本土风险沟通模式优化更是语焉不详。二是从视角上看，对“风险”二字的敏感使得相关研究多被置于“环境传播”的整体框架下笼统考虑，模糊了风险沟通“知识依赖”和“话语竞争”的本质，缺乏深度。三是从内容上看，对“沟通什么”的呈现居多，历时追踪的深度调查有限，难以把握社会组织“如何沟通”以及“为何这样沟通”的结构化机制，尚未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中层理论。有鉴于此，将研究推回“风险”场域，立基传播学、知识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的交叉视角，从3个层次展开分析（图1）：

首先，明确社会组织针对环境风险所建立的沟通议题，回答“说什么”。奥尔特温·雷恩认为，风险沟通中的议题可分为3个层级：第一层级旨在提供最准确的风险事实，第二层级阐明机构的风险应对能力及策略，第三层级分析不同的社会价值观、文化生活方式如何导致风险。以该框架为基础，梳理社会组织自媒体文本，展示其风险沟通内容与功能。

其次，剖析社会组织提升风险沟通效果的策略，回答“如何说”。许多声音在实践场斗争性地定义着风险，而风险的不可见性决定了其“主要依赖于科学感知来确定”，因此科学家往往在论辩中占据优势。对此，此部分着重解释社会组织采取何种策略回应风险沟通的“知识依赖性”，争取话语权的同时破除“专业性不足”的质疑。

最后，凝练社会组织环境风险沟通的逻辑理路，回答“为何如此”及“何以可能”。组织构建信息的内容及方式可以体现其动机及背后的制度、社会和文化因素，据此，本部分以公众号文本为基础，结合一手资料，探寻社会组织沟通策略选择的深层逻辑及其对我国环境风险沟通模式优化的理论价值。

3.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焚烧技术应用长期面对不同主体对其风险充满矛盾与张力的解读：政府、企业、行业专家赞许其安全性、环保性、经济性，部分社会组织、环保积极分子、公众则持谨慎甚至批判态度。以社会组织针对垃圾焚烧的风险沟通为研究对象，既具有典型性，也具有对研究主题的切适性和历时观察的可行性。

选取9个关注垃圾焚烧的社会组织及其微信公众号为样本（表1）：首先，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对其2014—2021年发布的644篇相关文章做系统梳理，剖析风险沟通议题与策略。其次，采用民族志方法作为补充，一方面，课题组成员以实习生身份进入其中两家环保组织，负责公众号撰稿和编辑工作，并参与定期例会、线下活动等，获取档案和观察记录；另一方面，笔者于2015—2022年对五家机构负责人或传播官员进行了多轮访谈，与既有资料形成“三角互证”。

二、环境风险地图：社会组织的垃圾焚烧风险沟通实践

风险在“社会竞技场”中被建构并最终确认，为提升潜在风险的可见度，社会组织绘制了一幅信息饱满、证据丰富的“焚烧风险地图”，有物、有理、有术地展示其“属性、形式、严重性及可接受性”。

1.言之有物：多元议题全面展示风险

以雷恩的“风险议题框架”为基础，对公众号文章进行编码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共识别出社会组织风险沟通的4个一级议题、18个二级议题（图2）。

（1）风险警示议题

作为我国垃圾消纳的主要手段，焚烧往往以环保、高效的形象出现，基于对“技术乐观主义”的担忧，社会组织将风险警示作为首要目标，共计撰文350篇（35.86%）。根据侧重点差异，又可细分5个二级议题：一是污染风险，着重论述焚烧产生二噁英、飞灰等污染物导致的环境影响；二是安全风险，如少数垃圾焚烧厂超负荷运行等问题；三是经济风险，关注焚烧所需的公共财政补贴、产生的健康损失等经济成本；四是社会风险，侧重于对焚烧设施修建导致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五是管理风险，涉及企业环境管理理念落后、水平不达标的可能性。

（2）风险溯源议题

风险为何产生？社会组织在135篇（13.83%）文章中条分缕析，归纳出四大缘由：一是监管原因，比如部分地方环保部门监督不到位，导致焚烧产生的飞灰和炉渣随意倾倒，污染水源和土壤；二是能力原因，即环保主体在经济、技术、知识等方面的有限性制约其政策执行能力，为安全焚烧埋下隐患；三是认知原因，指由于环保主体对焚烧技术及法律法规认知偏狭，在污染防控时推卸责任、设置阻碍、拒绝答复；四是政策原因，表现为环保政策文件本身不完善而影响执行效果。

（3）风险减缓议题

“不做旁观者和批评家”是社会组织的工作宗旨，其在333篇文章中（34.12%）探讨垃圾焚烧风险的减缓措施，提出政府监管、企业履责、社会监督、技术优化、行业激励5类策略。以“缩减焚烧环境风险”这一目标为例，社会组织就从上述维度分别给出解决方案：首先，用电话、信函与各地生态环境部门沟通，敦促其加强对焚烧厂的监督性监测和信息公开；其次，邀请行业专家、焚烧企业参与研讨会，与之探讨如何优化技术、履行环境责任；再次，制作发放《垃圾焚烧厂公众参与指导手册》等文本，推动社会监督进程；最后，提出变电力补贴为处理费支付、设置绿色排行榜等行业激励建议。

（4）风险反思议题

“学习和反思”是持续提升防控风险效果的关键环节，因此也被社会组织纳入沟通体系，旨在引导全社会形成对技术治理的审视，建构指向未来的应然图景。涉及该议题的推文数量为158篇（16.19%），从4个维度展开：一是“垃圾管理趋势反思”，主张与时俱进地看待焚烧优势与短板。如，指出当前企业运营已经基本达标，可以将关注点转移到“全链条管理、新污染物、碳排放等新的风险点”（社会组织会议记录，20220629），实现前瞻性风险防控。二是“焚烧风险根源反思”，强调以垃圾焚烧为视窗，唤起利益相关方对人与自然关系、环境公平、环境伦理等议题的深省。三是“焚烧企业发展反思”，是对垃圾治理战略转型中企业定位的思考，建议其通过更多的“主动环境行为”在国家实现“3060目标”进程中站稳脚跟。四是“反焚衍生风险反思”，表达了对维权者激进反焚所导致连锁效应的忧虑。如，被关闭的焚烧炉何去何从？政府是否会背负违约风险？应该用何种更优的垃圾治理体系取而代之？这一连串的疑问阐明了社会组织对待焚烧的谨慎态度：忧焚而非反焚，直面风险而不盲目诋毁。

2.言之有理：引入知识深度剖析风险

因“话语体现的主张通常是由知识来建构和描述的，参与者的知识决定了话语结构的层次”，因此，社会组织在风险呈现时非常重视知识应用。但不同于科学经验主义将知识视作通过实验证据或理性规则获得的客观真理，社会组织更关注知识的社会与政治属性，包容一切有价值知识类型，将行政部门的权威知识、学术领域的专业知识、自身生产的实践知识和源自公众的经验知识整合为一条“证据链”，使之相互印证、协同增效（表2）。

（1）引入政府权威知识，提升沟通合法性

政府决策被视作国家意志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是一种不容辩驳的“审判性真理”。鉴于此，社会组织多次于公开场合强调“我们的工作一直在政策指导下开展”（社会组织会议记录，20220629），并在沟通时大量引用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等官方认定的知识文本，试图构建一套权威性的符号系统以增强行动合法性。如，其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为纲指认风险，并直接引用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管数据，论证飞灰处置已成为生活垃圾焚烧全过程污染控制和风险管理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应得到足够重视。

（2）引入学者专业知识，提升沟通科学性

“对焚烧是否有环境风险及其解决之道的学术研究结论往往用英文形式发表在国际期刊上，不要说在垃圾焚烧中表现积极的公众代表，就是政府一方的专家，也不见得能注意到这些文献”，该现象导致许多潜隐环境危机被忽略。近些年，随着垃圾议题社会组织专业化提升，部分机构担负起这一责任，其或是刊载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等科技期刊论文，佐证二噁英污染、焚烧发电能效不足等观点；或是推送《零废弃解决方案》《从垃圾到资源生产力》等学术成果，展示发达国家管理经验。关注技术风险的同时，社会组织也没有忽略焚烧的社会影响。中外心理学、伦理学、管理学专家对于邻避冲突、环境正义的论述亦不时出现在推文中，构成一幅“软硬兼具”的风险图景，通过“用科学对垒科学”的方式呼吁人们提高警惕。

（3）引入社会组织实践知识，提升沟通合理性

社会组织作为“转译者”，不仅帮助晦涩的专业知识在地方情境中“落地生根”，同时也躬身入局，对焚烧现状展开一线调研，进行基于实践的知识生产，确保风险信息既“有据”也“有理”。《生活垃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民间观察报告》《错误的激励：中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与可再生能源电力补贴研究》《烟羽下的忧虑：成都洛带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社会与环境影响调查》等多部基于实地考察的分析报告，从不同侧面提出了焚烧技术推广过程中需关注的“痛点”。与来自实验室的数据不同，社会组织的知识是在焚烧厂区周围、维权群体身旁以及与监管部门的信件往来中产出的，这使之更为生动合理，成为风险沟通的宝贵资源。

（4）引入公众经验知识，提升沟通合情性

科学结论被视作超越地方性知识之局限性的“高阶知识”，但对于焚烧厂周边居民而言，这种“高阶知识”是“有文化的人”搪塞他们的幌子。相反，他们更愿意相信基于共同经历的感受，也迫切地希望将这种感受传递给政府、企业和专家。作为回应，社会组织在信息版图中为这些朴素但真实的经验知识留出空间。让居民基于感官的表达点缀在政策叙事和专业数据中，虽然并不专业，却符合大部分人的生活经验。更重要的是，潜在风险承担者用视觉、嗅觉等让二维的风险地图变得立体，显示污染治理已迫在眉睫。

3.言之有术，运用技巧有效传播风险

社会组织通过引入多元知识，为垃圾焚烧风险沟通提供了合法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合情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应用并非简单复制或直接迁移，而是依托于拣选、转译、勾连、创制、定投五种技巧，有效推进“个人感受”到“公共问题”的升级。

（1）知识拣选

区别于学界对“专家知识”（professional knowledge）与“常民知识”（lay knowledge）泾渭分明的理解，社会组织并不排斥经由科学程序获得的风险判断，但也不会不加辨别地全盘照搬，而是通过“知识拣选”，针对性援引能支撑自身观点的学术成果，并阐明为什么信任这些权威而存疑其他权威。如，对于二噁英污染风险，社会组织多次译介学术期刊中的差异化观点，利用学界内部争议反驳实践中的乐观态度，提醒决策者“专家并不必然代表纯粹中立的事实，个人、专业和机构偏见都会对其产生影响”，正是“人类认知的局限，导致污染的环境健康效应上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对待科学也要慎之又慎、多方求证。

（2）知识勾连

为实现多元知识的相互增力，社会组织进一步诉诸“知识勾连”，整合政策文本、调查报告、当事人经验等来回应、支持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如，对于“恶臭”这一问题，其引用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在《2018—2020年全国恶臭/异味污染投诉情况分析》报告中所呈现的“垃圾处理为2018—2020年恶臭/异味投诉最多的行业，垃圾焚烧占其中的9%（955件投诉）”等权威数据佐证风险确实存在，又使用“烟熏味”“臭鸡蛋味”等极具感官性语汇营造身临其境之感。为使专业知识更易于理解，社会组织还将晦涩的学术名词和生活化的经验话语相勾连起来，用“哪个工艺流程最臭？”“谁是恶臭污染物中的C位？”等通俗表述来置换“阈稀释倍数”“嗅阈值”等晦涩术语。

（3）知识凝缩

概念是知识的系统化表征，“地球极限”“环境难民”等传神的概念往往比一篇文章、一组数据更易唤起关注，这些关键术语的实质“是一个从不关门的‘修辞较量场’”，社会组织的风险沟通正是在其中展开。部分机构围绕作为凝缩符号的概念开展了双重行动：一是概念构建。如，提出“气候行动指数”概念并开发评价指标，通过排行榜展示焚烧品牌表现，将环境风险关切置于“双碳”战略框架下，传递出“有信心”和“须警惕”的中立态度；又如在讨论外卖垃圾带来的焚烧压力时，创造“可持续吃饭”的生动表述，呼吁公众关注无节制点外卖所导致的资源浪费和污染，提升个体环保责任感和自我效能感。二是概念驳斥。如，对于“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一命名，社会组织多次指出“发电”二字模糊了焚烧厂作为环境设施的实质，容易误导公众聚焦企业经济效益而轻视环境效益；又如对于业界骄傲的“工业胃”概念，其不无担心地表示：“我们还不能造一个什么都能消化的‘工业胃’……（焚烧）应该要做到干湿分离，不能都用一种方式处理。”通过对知识的“概念化”和“反概念化”，社会组织持续强调应避免用“风险缩减”的态度面对技术未知性。

（4）知识具象

知识借助推演、数据等对现实生活进行描述和界定，带来缓慢、稳定的理性认同，但人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体，因此社会组织进一步融入“故事”和“图像”等具有劝服能力的修辞框架，实现抽象的知识具象化、调动沟通对象的情感认同。如，在部分文章中，社会组织通过刻画细节、凸显情绪的“诉苦”让反焚者及其“不得体的声音”进入传播场域，同时有意识地在故事中嵌入法律政策、科学证据，借助“情”与“理”的联动将弱势反转为“平势”，也让一时一域的抗争拓展为需持续聚焦的公共问题。故事让人“听见”，风险还需要被“看见”。作为视觉符号的图像可以赋予知识更强大的动员潜力，“打破让人舒适的平衡，让人们追问是否有更好的行事方式”。黑压压的飞灰全景图、被烟气模糊的青山绿水、空气净化器上飙升的红色数字……社会组织将民众的感官体验以图片示之，警示读者在技术文明高歌猛进的同时，有人正承担着环境负外部性。

（5）知识定投

政府或企业会委托专家以“科学知识定点投放”策略来缓解公众风险担忧。同样，在社会组织化被动为主动的沟通实践中也常常采用“知识定投”的精细化手段，用“特定知识+特定话语”因人制宜地输出风险信息。面向政府，社会组织依托调研数据和学术成果，运用“敦促整改”“责令整顿”等“行政理性话语”撰写政策建议稿，为环境风险治理献计献策。其呼吁得到政府回应，生态环境部先后出台《关于生活垃圾焚烧厂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和联网有关事项的通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达标排放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等文件，加强对焚烧厂的监管。面向企业，社会组织以法律政策、公众诉求为基础，开发绿色供应链指数、蔚蓝地图等监督工具，配合“政府提倡的行为”“一处失信，处处受阻”等“声誉规劝话语”，敦促其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对此，相关企业表示：“我们专门研究了蔚蓝地图，觉得真是挺好的方式，帮企业梳理了很多信息！所以正在尽力推进它的使用，并在信息公开方面做更多努力。”（多方研讨会议记录，20191025）面向公众，社会组织立足“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国家战略，设置“公参技能分享专栏”、编写《垃圾焚烧厂公众参与指导手册》，用“参与不是指责与抱怨”“相信参与的力量”等“权责对等话语”推动个体权利诉求转化为环境公益理念。许多困惑于垃圾焚烧的普通公众因此加深了对技术的了解和责任的确知，积极参与焚烧厂参观和监督行动。

三、知识为基：社会组织环境风险沟通的逻辑理路

社会组织以公众号为载体，用知识赋能表达，绘制了一张系统、立体的垃圾焚烧风险地图。多元知识不仅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养分”，更是社会组织争取风险定义权、塑造沟通主体角色、打通双向交流管道的“基石”。透过这张地图，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社会组织为何选择“知识为基”的风险沟通策略？该策略持续有效运行的逻辑是什么？经过历时追踪和深入剖析，五种与知识密切相关的机制“浮出水面”（图3）：

1.面向“知识协商型风险沟通”的目标牵引机制

在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我国环境风险沟通的逻辑正由“控制”转向“互动”，垃圾焚烧领域亦不例外，多方征集意见、社会监督污染等举措成效初显。然而，该进程中也出现两种情形，其分别立于风险沟通光谱的两端：“科学理性”占上风的一端，决策者保障公众参与权利的同时也为之设置边界，即虽然采用深度科普、耐心谈判及合理补偿安抚居民焦虑，却忽视其对风险判断的质疑和生产知识的能力，导致公众的风险关切随着维权成功逐渐隐没；而在“社会理性”占上风的另一端，谣言、诋毁等非理性话语悄然传递，舆论场中民众“一家独大”，政府、专家、环保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各自为政、自说自话，风险沟通处于失效状态。

上述现象引发社会组织深思。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科学是充满争议的，尤其在环境治理这个复杂系统中更要警惕单一科学论断的失误，所以我们把老百姓关切的、主流话语不说的东西呈现出来。”（社会组织讲座记录，20180104）与此同时，“居民也应该分清楚邻避运动和环境正义。我们关心的是怎样防止他们过激的言论和行为，在依法维权之后，依然能把对垃圾议题的关注维持下去并进入良性发育的轨道。”（社会组织访谈记录，20150714）基于如上考虑，社会组织决定做风险知识的“中间人”和“整合器”，推动面向“知识协商”，而不仅仅是“利益协调”的风险沟通。这一目标的确立对社会组织行动提出了3个期待：其一，运用“潘多拉盒子”思维，深刻理解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当出现完全不同的观点时，把每一种声音都放进更大的意见光谱中，让受众了解各种争论的具体背景，防止一叶障目。其二，尊重“常民知识”，认可普通公众在知识供给中的重要贡献，提升其参与效能感，形成可持续的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其三，推动公共知识生产。作为沟通桥梁，为多元知识搭建对话平台，使之得以充分辩论与融合，并推动协商形成的知识进入合法化进程，从而提升环境决策稳健性，从根源化解风险争议。

2.源于“双重知识短缺”的压力驱动机制

除了目标牵引，社会组织以知识为媒介的沟通策略还源于对双重压力的回应：一方面，沟通层面的知识竞争压力。社会组织对垃圾焚烧的关注起源于邻避冲突，早期的公众号文章多是讲述反焚者的维权故事，尝试“以情动人”。情能动人，却有两个明显短板：一是无法与政府和企业有效对话。一位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呼吁企业进行环境污染公开的时候，有的不是很配合。后来我们把国家的政策要求、国际的做法、学者的研究摆出来，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沟通阻力。”（社会组织访谈记录，20220125）。可见，风险竞技场中，感受、经验只是点缀，优势话语始终是公共政策、实验数据、法律裁决等经由权威认证的表达形式。二是难以提升公众的风险认知深度。“我们不是一个反焚烧的口号型组织，而是要推动各方理性看待这件事。但很多居民没有途径、能力和时间去读学术文献，对焚烧的理解会比较偏颇，要么过激要么无视。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疏解情绪的平台，但更要给他们提供一个窗口来看到、看懂科学研究的结果，客观认识风险。”（社会组织访谈记录，20220525）为帮助公众补齐短板，社会组织积极进行风险知识搜集与展示，议题构建时并非停留在浅表的事实，而是涉及更深层次的原因探索、责任推断等，尝试用知识唤起行动。

另一方面，机构层面的专业质疑压力。随着慈善逐渐趋向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科学可信性成为非政府组织生存的必要条件，否则很容易在舞台上被边缘化，尤其对于涉足污染防治的机构，稍有不慎便会被批评为“信口开河”“脱离实际”，由此导致的信任危机成为许多机构做大做强的制约因素。因此，社会组织在战略制定、策略选择、项目设计时有意识地用知识武装头脑，塑造深思熟虑、客观可靠的形象，试图摆脱“热情高涨但理性不足，情怀有余而专业不足，信念坚定但忽视改变”的诟病，力争由“非专业”的助人跃升为“专业”的公益。

3.基于“科学公益”的理念践行机制

在目标和压力的推拉效应下，社会组织确立了用知识赋能表达的沟通技巧，这可进一步理解为“科学公益”理念在风险沟通领域的践行。该理念兴起于19世纪末美国的“科学慈善运动”，倡导采用科学思维与工具提升公益质量。其内蕴的4条原则指导着社会组织的沟通行动：

第一，持续反思，批判思维。学者曾提出我国风险沟通社会参与的“气泡模式”，即只有当某个焦点事件刺激到其“穴位”（如利益、情感）时，公众、媒体等才会像气泡一样冒出来，一旦焦点事件冷却，他们就会隐匿、消失。而垃圾焚烧争议中的社会组织打破了该模式，由“气泡”变为“钉子”，在反焚烧邻避冲突逐渐平息、公众注意力早已散失的形势下，依然持续反思风险的长期后果及预防策略，面向权威勇敢发声。

第二，实事求是，证据说话。这敦促社会组织的风险警示不能停留于情感、本能等私人叙事，而必须建立在“循证”基础之上。“只有我们能够提供稀缺的信息、有价值的信息，能帮他们（政府、企业等）解决问题，才可能实现有效的对话，得到认同。”（社会组织访谈记录，20220522）正是这样的切身体会指引着社会组织在撰写沟通文本时“到很多地方找资料，找公开发布的权威数据，然后去计算，最终做出判断。”（社会组织访谈记录，20220427）

第三，重视理论，追根溯源。社会组织工作人员曾撰文指出，面对环境风险应“跳出利害关系之外，以宽阔的视野提出容易被忽略的见解，并着眼于宏观和未来的解决办法”。秉持这一理念，相关机构在沟通时不仅关注“是什么”，也在环境科学、环境哲学、环境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努力实现对“为什么”“怎么办”“应该是什么”等深层议题的挖掘，寻找风险发展规律，推动标本兼治。

第四，尊重本土知识，反对知识区隔。学者研究发现，在地居民虽被视作“外行”，但他们在评估风险时把很多复杂因素都考虑进去了，甚至比理性主义者考虑得还要多，因此风险的理解和化解应该“从检视地方结构（local institution）开始”，尊重本土知识的价值。由此，社会组织有意识搜集焚烧厂周边公众的风险体验以及志愿者的一线调查结果，将这些时常被“驱逐”的知识与实验室数据、学术模型等“科学知识”有机整合，形成“知识共融”的风险证据链。

4.依托“知识共同体”的组织保障机制

风险沟通中丰富的知识类型源自多元主体，风险信息的针对性投放则依赖于不同机构的分工协作。因此，社会组织正努力构建一个由“实体公益网”和“虚拟知识链”纵横交错“知识共同体”，保障风险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共享。

朝向内部伙伴的“实体公益网”覆盖本研究所选取的九家社会组织，其或是致力于基础研究，译介专业知识；或是展开调研分析，凝练实践知识；或是深入居民，采集经验知识；或是撰写政策建议，与权威知识对话。机构间相互提供数据资料，优化风险信息产出效率和质量。知识互借的同时，网络内部也进行沟通渠道共享，以拓宽覆盖面、提升影响力。如，针对政府，依托Z机构的参政议政渠道向主管部门递交两会提案或内参报告；针对企业，借助I机构与焚烧厂方的监督合作关系，通过拜访、会议等方式展开交流；针对普通公众，则将上书政府的信函、与企业交流的成效等作为素材，在S机构的细分型自媒体上发布推文，再通过人际网络等非正式渠道传播扩散。

整合外部资源的“虚拟知识链”由5个传播节点串联而成：一级节点是中英文著作与期刊、政策文本、反焚民众异议等知识源头。二级节点是以“实体公益网”为核心的知识搜集与加工平台。三级节点既包括社会组织公众号文章的讨论区域，也包括其举办的各类“垃圾焚烧研讨会”。在这两种场所中，作者与读者、利益相关方之间围绕风险判断展开讨论，进行知识博弈和协作生产。四级节点则是部分维权者的自媒体平台和固废行业媒体，其会按需转引上游节点输出的各类观点并进行原创，新的知识内容又将回流到一级节点，充实知识源头。

5.来自“知识采纳”的成效激励机制

在垃圾焚烧这个敏感议题中挑战权威、持续发声对中国社会组织而言非常不易。“机构的发展需要聚焦，但垃圾焚烧在环境治理里比较小众，并不是非常理想的议题选择。”（社会组织访谈记录，20171208）与此同时，“这个主题（焚烧风险）非常难筹款，资助和捐赠都很少。因为资金不足，所以人手也非常少，目前只有一个兼职研究员在运营（公众号）。”（社会组织访谈记录，20220426）重重困境之下，责任感和使命感为社会组织注入原始动力，而其行动的坚持和策略的优化则有赖于利益相关方的成效认可与知识采纳。

在“美丽中国”理念的指引下，公众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的政治机会结构愈发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关于培育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政策也为社会组织环保行动赋予了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激烈的批判和情绪化的抗议，以“知识”为基础的风险沟通更具有建设性，也更容易被接受。“以前，（有的）政府都不知道环保组织是什么，还以为我们是变相的企业，是要敲诈。但这两年随着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政府的态度明显有了很大改观。”（社会组织访谈记录，20220522）“比如生态环境部固废司前段时间出了两个征求意见稿，他们直接就发给我们了，因为里面有我们关心的二噁英。这样可以将一些意见直接回复过去，不用再通过提案议案，效率提高了。”（社会组织工作坊记录，20200904）“生态环境部宣教司还针对我们发的关于‘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的公众号文章直接打来电话沟通，交流管理上的难处，后期也根据建议做了一些优化调整。”（社会组织访谈记录，20220522）

“近几年，焚烧行业确实在变好，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不是要阻止它们发展，而是希望能一起做得更好。”（社会组织会议记录，20220629）社会组织理智缓和的态度和科学的行动手法也促使企业更加配合。在一次垃圾焚烧研讨会上，多位企业主开诚布公地说：“今天的会让我感到社会组织很专业，也感到我们并不是对立面，我们有一致的目标。所以要抓住实际情况往前推，而且我真的希望社会组织比我们更有效地带来变化。”（多方研讨会议记录，20191025）还有部分垃圾焚烧品牌主动与相关机构沟通，表示愿意接受社会力量协助，共同改善下属焚烧厂环境表现。

社会组织借助多元知识融合的沟通策略，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业界对于垃圾焚烧的垄断话语，推动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与此同时，其尊重知识的态度也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和情感表达产生积极影响。部分维权者反思惯用的抗争方法，有感而发：“批评谁都会，老批评也不招人待见。所以我们不断地学习，看大量资料，了解哪个地方不对，哪些是好的，然后去写东西、提建议。”（维权者访谈记录，20200903）。还有焚烧厂周边居民专门开设了自媒体公众号，基于专业资料分析和一线走访调研撰写文章，与社会组织合作进行污染监督。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立足风险沟通“知识依赖”和“话语竞争”的本质，在描述性和解释性两个层面剖析了社会组织“反客为主”、传递被遮蔽风险信息的沟通实践。其逻辑理路可用“知识为基”予以概括，即社会组织在“知识协商型风险沟通”的目标牵引、“双重知识短缺”的压力驱动和“知识采纳”的正向激励中，秉持“科学公益”理念，依托“知识共同体”的组织保障，运用拣选、勾连、浓缩、具象、定投五种技巧，整合权威、专家、实践、经验四类知识，展示风险警示、溯源、减缓、反思四项议题，进而引发多元主体的环境风险警惕与治理行动。

这个发生于垃圾焚烧场域的故事是我国环保类社会组织积极努力的缩影，在工业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均可感受到其对于科学的谨慎、直面挑战的勇气、理性行动的智慧。因此，本研究搭建的逻辑框架不仅能够展示社会组织在唤醒风险警惕、缓和风险争议及推动风险决策优化方面的作用，也能帮助读者从宏观层面把握社会组织介入环境风险沟通的政治社会背景与行动空间，为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环境治理提供支撑。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还从三方面拓展了风险沟通的理论图谱，推进其嵌入中国本土情境：

首先，深入阐释风险沟通中社会组织的角色和行动逻辑。如前文所述，既有的风险沟通理论大都以公众作为“受体”，从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视角解释如何弥合官方与民间的风险认知差距。社会组织往往被视为一种“集合型公众”，其自觉性和自为性被忽略。虽也有学者发现社会组织可以作为“替代科学的传播者”，却尚未系统凝练其行动规律。在谈到中国社会组织时，西方学者则断定其还不成熟，缺乏专业性，因此倾向于通过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而非通过分享知识和信息来影响决策。作为补充，本研究描绘了社会组织“风险沟通代言人”的角色和以“知识”为工具的行动逻辑。

就角色而言，其代言的对象既非决策者亦非公众，而是科学的复杂性和风险的不确定性。在西方，社会组织的立场往往非常明确，或是作为维权先锋，为承担风险的弱势群体奔走呼告；或是聚焦政治游说，对公众的文化取向关注甚少，而中国的治理氛围鼓励社会组织成为官方与民间的润滑剂。因此，本研究中的数家机构更愿意将自身定位为“客观的风险警惕者”，秉持对科学和舆论的“双重谨慎”态度，以“桥梁”姿态链接“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减少二者摩擦的同时进行知识整合、创新与传播，拓展利益相关方对风险事实的理解。就行动而言，其呈现出“以理化情”的沟通逻辑。面对风险议题时，西方社会组织抑或建立强大联盟来塑造政治或市场压力，对当局形成公开或微妙的胁迫；抑或通过制造更紧张的氛围，争取公众、媒体和科学界的支持。中国独特的政治社会背景决定了社会组织必须探索一条更具适应性的表达路径，但适应并非意味着沉默与退让，相关机构虽然尽量避免立场和情绪的对抗，却并不回避观点的碰撞。相反，它们在“科学公益”理念指引下以知识为武器，获取话语合法性，为被忽视的声音赋权，力求促成基于“知识协商”而不仅仅是“利益协调”的共识。

如上角色和行动应是社会组织在风险沟通中的理想选择，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公信力、缓解政府的种种担忧，更重要的是，能够切实推动权威共同体和常民共同体形成可持续对话：一方面，敦促决策精英和技术专家耐心倾听，改变公众印象中的控制和宰制等刻板印象，避免科学绑架政治和伦理；另一方面，协助公众学习知识、高效表意，防止“反智主义”过度解构科学，培育全社会健康的环境风险认知和积极的环境保护意识。最终，调和风险治理中专业精神与情感关切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升沟通效果及政策影响力。

其次，精细化剖析风险沟通中知识的范畴及其应用策略。面对复杂技术在环境治理中的应用，学者指出其关键在于依托主体间对话来整合利用多种知识，尤其重视常识性知识的纠偏功能，从而提升风险决策质量。但在风险沟通中，究竟存在哪些类型的知识？又该如何促成其有效对话？既有成果语焉不详。基于对沟通文本的细致梳理，识别出权威、专业、实践、经验四种知识类型，延展了“专家知识”和“常民知识”二元对立的谱系。同时，也为风险沟通中引入“知识生产模式3”的可能性提供了实证注脚，印证了通过倡导公众参与，吸纳多类型、多层次知识，有助于修正以“科技专家代言人”为核心的知识生产模式1和以“专家-官僚合谋”为特征的知识生产模式2，化解单一学科难以应付的可持续发展难题。而对拣选、勾连等五种知识应用技巧的描述以及对“纵横交织”知识共同体的梳理，则贡献了可资借鉴的风险沟通策略，能够缓和差异性知识间互不相融的矛盾，规避话语竞争中的零和博弈。

值得注意，在具有“威权主义”特征的国家中，社会力量有效表达不仅依赖审时度势、有理有据的话语策略，更为倚重的是政府的开放与认可。曾有学者指出，当环保NGO专注于环境教育或其他政治敏感度较低的活动时，政府可能会冷漠、宽容甚至支持；但当其向污染风险发起质询时，双方关系就会变得紧张。随着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这一现象正在发生转变，政社协同成为风险治理的主旋律，但仍有部分机构难以与决策者构建伙伴关系。正因如此，垃圾焚烧风险知识图谱中“权威知识”占据高位，后期的公众号推文也更多采用决策者偏好的叙述方式，这实际上隐含了社会组织恪守规则、乐于合作的意向。但此种选择不可避免会压缩普通公众“经验知识”的呈现空间，窄化社会组织风险沟通的辐射范围。因此，如何平衡各类知识，为环境风险协商治理奠定基础，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议题。

最后，初步勾勒适应于中国环境风险沟通的理想模式。在西方，“单向-权威说服”沟通路径的式微为个体直接参与的“双向-民主模式”赋予生命力，许多国家发展出科学对话、公民陪审团、情景研讨班等议事载体，旨在让负责任的公民通过理性论辩达成共识，消除权威知识垄断，实现开放决策。这些模式是否能在本土复制？学者观察发现，我国环境风险中既存在暴怒无助的受害者、愤世嫉俗的愤青，也有对公共事务的冷漠派以及搭便车的酱油众，部分公众缺乏知识学习的能力与精力，还有部分公众是伪科学和反科学的拥趸。因此，倾听、识别并采纳每个个体的诉求所消耗的成本是现阶段公共治理不可承受之重，理想选择应是建立一个既赋权于民，又能确保质量和效率的沟通体系。值得欣慰的是，社会组织正由“依赖情怀”的感性面貌转变为“依靠知识”的理性形象，具有持续关注风险的责任感和整合多元知识的专业性。因此，政府有必要帮助相关机构在风险场域中进一步“脱敏”，鼓励其坚持“科学公益”的行动原则，支持其拓展社会网络以整合多元知识，进而建立以之为中间人的“知识协商型”沟通体系。社会组织则应坚持中立、祛除偏见，以提升专业能力、提供知识支撑为职责，做好决策双方的润滑剂而非助燃剂。文内已初步提出该体系运行的“潘多拉盒子思维”“尊重常民知识”“生产公共知识”等准则，受篇幅所限，将另辟空间予以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于社会组织风险沟通路径和成效的分析并不意味其已具备高质量的沟通能力，其行动有效性依然面临考验，如部分机构难以对专业性太强的知识进行甄别，或会出现错误判断；又如部分机构依托自媒体进行沟通时无法准确把控舆论走势，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情危机。对此，政府应当全面评估社会组织的优势与劣势，引导其扬长避短，而社会组织则应认识到自身的关键角色，加强自我赋能。此外，本研究结论源于对单一风险议题的观察，还有待通过多案例逐项复制或大规模量化研究等方法予以充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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