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
摘 要：彰显文化自信，需要文化安全作为保障、文化自觉作为基础，最终需要进行文化重建，这是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其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为此，我们应当以文化的安全拱卫文化的自信，以文化的自觉指引文化的自信，从而形成自信文化的总体属性：民族性、历史性是其基本特征，实践性、时代性是其基本品质，开放性、创新性是其基本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自信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重建后的基本面貌，其基本构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基本形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核心价值观，就其实现路径而言，需要在化解文化危机中重建文化秩序、在消除文化自卑中增强文化供给、在克服文化自负中开展文化输出。
关键词：文化自信；文化重建；文化安全；文化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这个深刻命题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创造和生动实践中，在理论释义、逻辑阐述、价值说明和理念转化、制度设计、政策安排、实践推动等各个方面，不断得以厘清和探索，不断得以落实和推进，不断得以彰显和实现。文化自信的宏大命题不断被解题和答题，其根本缘由在于，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他更无比清醒地认识到，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三个事关”深刻洞明了坚持文化自信所富有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事实上也客观隐喻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中的问题、风险和危机。文化自信力量的彰显，需要文化安全作为保障，需要文化自觉作为基础，需要在最终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思想动能的过程中进行文化重建，这一内在逻辑，体现了文化自信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以文化的安全拱卫文化的自信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主流意识形态模糊消解、核心价值观迷失以及民族文化传承危机等文化安全困境，其原因在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的侵蚀、转型期社会内部问题的加剧以及全社会普遍的文化不自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三条指出：国家安全工作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
将文化安全与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相提并论，共同拱卫国家安全，可见其地位的极端重要。文化安全的实质是为了维护和实现文化利益，作为一种间接的、深层的、隐约的、曲折的利益表达，文化利益对获取、占有、支配、享用和保障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形式的利益具有深刻的影响。文化利益的实现可以满足国家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可以继承民族传统、培育时代精神、巩固主流价值、维护文化主权、增强文化软实力，最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繁衍生息。文化安全与文化自信互为前提、互根互用。没有充分的文化安全就没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基本的文化安全。
1.文化安全是实现文化自信的现实保障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往往深深地渗透和浸润于人们的生活实践之中，达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这种文化传统所包含的文化表征、文化风貌、文化性格和文化实践、文化追求、文化精神构成了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的文化特征，世界的丰富和美丽就是在这样的多样性中形成的。不同文明之间自然是可以契合和交融的，但自民族国家出现以后，文化利益的表达和实现自然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文化碰撞和冲突。因而，文化安全就是在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中保持和延续自身的文化特质，能够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潜在的文化风险，抗击外来文化冲击，以确保文化主权不被威胁的一种文化状态。总的来看，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生活方式安全以及贯穿其中和始终的价值观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主要内涵。
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符号系统、表达方式和记忆载体，是文化中最为基本的、悠久的、稳定的内容。当今中国文化界，也有反思汉字从繁体字转化为简体字之后，其中的文化因素流失的问题。及至学术界，当前普遍地存在以发表SCI论文为荣耀，而SCI收录的期刊是以英语为基本语言的，这种现象不仅在自然科学界盛行，也蔓延到了哲学社会科学界，后者以发表SSCI论文为时髦，这些问题的实质就是学术话语权的丧失，一定程度上就是将本民族的劳动成果拱手相让。令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诸如诗词大会、汉字书写大赛这样的文化活动流行开来，确实体现了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和担当。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一个国家和民族还会形成独特而稳定的表现为各种具有民族或者地域特点的风尚、礼节、信仰、做法，这些风俗习惯表现在宗教信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行为模式中。风俗习惯具有典型的民族感召和地域风情，体现了高度的文化亲和力与向心力。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就是典型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文化，这些节日都已经成为国家的法定假日，每逢假日期间，广大民众纵使有千山万水般的长途迁徙，也要把深刻在心中的包括家庭、家族等范畴在内的家的概念落实和固化到一场场团聚之中。不管时光流变，不管形式迥异，节日已然成为凝聚人心和情感的精神符号和生活载体。
一个人对于健康、时间、金钱的基本态度和消费模式属于生活方式，一个人对于国家政治、社会治理和公共事务的基本态度和参与模式也属于生活方式。健康、积极、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所倡导的，它不仅使得个体的生活有价值、有尊严、有意义、有质量，有着充分的社会获得感和幸福感，有着充分的民族自豪感和骄傲感；也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高尚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传统美德的统一性、连续性，乃至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表现出的共御外敌、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大义。如此，我们就不会陷入一系列道德审判的窠臼之中，就不会对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和公平正义产生怀疑，从而能够减少社会治理成本，维护文化安全，增进文化自信。
除了符号文化、行为文化的安全，思想文化的安全特别是其中的价值观安全自然也是不可忽略的。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各个领域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也是自信文化的基本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既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养分，特别是其在当代仍然富于表现力和生命力的成分，也蕴涵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鲜活实践及其成功经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强化和巩固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安全的根本要求和基本路径，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将使得人民大众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上统一起来、团结起来，发挥出巨大的建设性的思想力量。
2.文化自信是维护文化安全的思想护甲
文化的根本魅力在于其长期实践过程中维持的旺盛持久的生命力。文化自信，无异于为维护文化安全穿了一件思想上的黄金护甲，使得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安全有了实践的根基，文化从而葆有迷人的魅力、散发永恒的光辉。越是自信的心态，越有自信的底气；越有自信的资源，越现自信的风貌。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传统和文化历史的自我认知和肯定，对自身文化资源和文化利益的自我保护和坚守，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的自我信任和展现。越是文化自信，越意味着我们敢于在文化冲突之中维护中华文化的利益；越是文化自信，越意味着我们能够在文化昌明之中坚守民族文化的立场；越是文化自信，越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文化实践之中推进传统文化的创新；越是文化自信，越意味着我们善于在文化传播之中表达中华文化的声音；越是文化自信，越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文化发展之中包容异域文化的交融。总之，文化自信将会在文化安全的维护中发挥强大的反作用力，展现出思想护甲的功能。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数据显示，中餐、中医药和武术在海外受访者眼中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3大元素。这3大元素就是中国文化的“活化石”，在每个中国人的烟火生息中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精神传统和文化气质一脉相承、流传至今，也正是其具有的当代生命活力和实践活度，将中国文化予以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中医药为例，传统文化的精神传统已经深深地渗透于中医药的实践之中，用最凝练也最容易为社会所感知的文字描述两者关系，或可为：“儒必通医”“医必知道”“医心近佛”“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
上述调查报告还显示，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和国内治理的表现赢得海外好评，尤其是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参与全球治理的表现得到更多认可。当代中国社会创造出的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已经被称为“新四大发明”，此外还有众多中国品牌正在用质量和服务传递着自己的价值和声音，在打造自身发展硬实力的过程中展现出中华文化软实力。
这些都充分说明，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仅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更有当代先进文化的自信，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实践品质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表现。文化自信可以保持中国文化与其主体的一体性，从而维护中国文化主体的权利，驱动中国文化主体履行相应的义务。我们只有在弘扬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对自身文化系统和结构中的优势和问题同时具有清醒的认知并采取必要、得当、有力的行动，才能维护文化安全，最终又彰显文化自信。
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以文化的自觉指引文化的自信
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复归的意思，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建立在对文化根脉的寻找与继承上、对文化本真的批判与发展上、对文化规律的总结与把握上，至今仍然具有方法论的价值与意义。文化自觉是对自身文化的历史、现状的评判和对未来方向的认知，文化自觉是建立在文化认同、文化反省的基础之上；没有深刻的文化反省，就不会有脚踏实地的文化自觉。从某种程度上说，世上根本不存在没有根底来源就能横空出世的文化。4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正在迈进一个新时代、新阶段，我们猛然发现，即使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新体制、新制度、新秩序初步成型并不断成熟，然而文化领域的思想交锋、思维碰撞却显得更加风起云涌、波诡云谲，甚至可以说，一个文化的旧世界是被轻而易举地砸烂了，另一个文化的新世界却没能顺利妥当地建起来，在破旧立新无果之后，我们需要返本开新，以文化的自觉提升文化的自信。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也为我们厘清了文化自觉的方向，并阐明了重建后的自信文化的总体属性：民族性、历史性是其基本特征，实践性、时代性是其基本品质，开放性、创新性是其基本要求。
1.民族性、历史性是自信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社会民族、地域、阶层的环境是复杂的，自信的文化自然需要寻求全体公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和最为稳定的内涵。习近平指出，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这些“共同”正是把中华民族从各种因素的多数、各种价值的多元、各种维度的多变之中高度地团结和统一了起来，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标识和文化气质。
马克思在讨论精神世界问题时，曾这样向对方发问：“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也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是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色性是与生俱来的，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一如维护生物世界的生态多样性，如此才能形成人类世界的多元和生气、形成人类世界的丰富和美丽。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其伟大的精神传统；每一种精神传统，都沉淀着该民族最深沉的文化追求，都转化为该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所以，当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发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的时代强音时，可以想见其胸中升腾的领袖之责、历史之感、开阖之势，也代表了当代中国的民族之声。我们不做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做文化虚无主义者，文化的自信何以自信，自信的文化以何自信，在于我们有着源远流长的思想之泉、物丰邦宁的安定局面和坚定厚实的群众基础，从而形成了“最有理由的自信”。
2.实践性、时代性是自信文化的基本品质
自信的文化在实践中形成，也将在实践中发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自然也是我们正在重建的自信文化的基本品质。人类不同于其他存在物之处就在于人类生活由于语言与意识而造成的理想性之维而带来的现实与理想间的紧张关系，哲学的智慧就是以某种方式化解这种紧张，因而一种真正的哲学，必须是能够实际地充作人们的精神家园，具有其可实践性的理论，而决不能只是一种纯粹理智的东西，一种不能实践的哲学理论是无效的东西。如此而言，一种文化如果不能寻找时代的问题、不能回应时代的关切、不能指导时代的实践，必定是空洞的、无力的、短命的。我们重建的自信文化就是要立足于解决中国的问题，推动中国的发展，只有把中华民族的问题解决了，才能为世界问题的回答提供参考答案，但不是标准答案甚至唯一答案。
在我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因为认知水平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我们发现的规律都是相对准确的、探寻的真理都是相对正确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利用这些规律和真理实现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改造。同样，在社会生活领域，在一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创造出的自信文化都有其科学性、合理性，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发展和变化，也可能会显示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现实落后性，但是都能有效地指导当时的社会实践，我们必须以辩证的、发展的、联系的眼光予以看待。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弥合了各方观点交锋后的文化撕裂，最大程度凝聚了思想共识。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这就说明，任何“按图索骥”“刻舟求剑”式的机械和教条都是复杂多变的实践所不允许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我们的文化才能历久弥新。
3.开放性、创新性是自信文化的基本要求
我们所重建的自信文化，必然是基于社会变革和发展对原有文化进行了重组、扬弃和超越，对新的社会实践方式的改变和实践能力的提升起到思想引领、价值规导和规则建构的作用。文化重建是文化自身对原有文化在批判性反思基础上进行甄别、择拣、融会，从而达致文化吐故纳新、薪火相传、血脉相续的一个历史过程，这是在文化系统内自然发生的，属于文化自觉的范畴；同时，文化重建也是文化自身发现他者、学习他者，对外来文化进行萃取、借鉴、吸收，从而达致文化化约贯通、推陈出新、实现质变的一个历史过程，这是在文化系统外与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变革耦合在一起的，意味着对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发生嬗变和与其相关的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变动的适应。因而，一种自信的文化必然与其系统内外进行各种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开放性是其实践要求，创新性是其品质要求。
我们所重建的自信文化，必然要将其置身于世界文化的总体系统中进行考察和比较，没有文化自卑的心魔，也没有文化自负的心结；不仅不排斥、不抗拒外来文化，还要主动与其他文化系统进行对话和交流，强化多元共存、和谐包容的价值理性，但不照单全收、满盘照抄，而是要比较吸收和借鉴；要让文化自信在社会建制和国民教育体系中获得制度安排，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否则就会丧失本民族的文化立场。在保持本真的前提下，自信的文化应当不惧在外来的文化体系和新的思想框架下的解释、改造、变革和创新，反而应当不断创建新的概念、新的范畴、新的表述、新的范式，实现与世界其他文化系统的思想话语通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但都是基于问题，特别是基于本民族的问题，因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在此过程中，自信的文化将不断获得“文化生长力”“文化免疫力”和“文化影响力”，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范式和文明样本。
文化的自信最终是为了重建自信的文化。作为维护文化安全的思想基础、体用文化资源的理念基础、贯彻文化战略的情感基础、实现文化利益的安全基础，文化自信是一种传承、改革、创新和发展的基础能量，促进了自信文化的重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重建后的基本面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一种自信的文化，其基本构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基本形态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能够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核心价值观。就其路径而言，文化重建需要我们重建文化秩序，增强文化供给，开展文化输出。
1.在化解文化危机中重建文化秩序
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从现象上看，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性文化碰撞与交汇之后产生的。从本质上看，其实不尽如此。一个社会的文化建设，有着内部治理系统和外部循环系统两个部分，这就好比人的成长康寿，既有自身的机体系统，也有外部的自然环境。如果说，百年之前中国社会转型时3种文化的碰撞造成了当时的文化危机，是中国社会内部进行文化选择时面临的迷惘和困惑造成的；那么，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则是在文化形态及其方向已经完全确立并正在持续、深刻地雕塑的过程中，遭遇的西方世界文化的强输和干扰造成的。简言之，百年之前，我们的文化危机是不知路在何方，是内部治理时的选择恐惧与盲目；百年之后，我们的文化危机是道路自信时的文化侵略，是外部循环时的文化渗透与霸权。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就是争夺文化利益的自主权利；从文化自觉的角度看，就是争夺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实际生活中，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文化污染的行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社会文化阵地的争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树欲静，风不止”，我们倡导、践行和实现文化自信，西方敌对势力恰恰一直是在中国社会内部进行寻求改造成“文化他信”的各种渗透，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传统文化安全、道德观念安全和价值体系安全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在信息化的时代，自媒体场域中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存在泛自由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通过对国家民族历史的虚无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贬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前景、妄议中国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成就、宣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价值观念等，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及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极端个人主义的追求充斥在各个领域。
文化失序的时代，我们的价值观是扭曲的、世界观是混乱的、人生观是迷茫的，不良文化现象侵蚀着整个社会的文化肌体和文化心理。没有对文化的敬畏、没有对规则的敬畏、没有对诚信的敬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中都显得毫无节制，没有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正确认知，我们的行为变得无所适从，肆无忌惮。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为功利目的的驱动，都漫生出规范缺失、规则践踏、文化失序和信仰沦丧后的丑陋与罪恶。政治领域，归咎于反腐倡廉导致官场消极文化盛行，平了山头、拆了圈子，又不断涌现出新形式的不作为、乱作为；经济领域，长期迫切地追求经济增长率，社会诚信体系缺失造成经济运行成本增高，道德沦丧成为经济滑坡的原因之一；教育领域，各种所谓的传奇故事和成功案例不断制造出社会集体焦虑的情绪，寒门贵子争论声起，“读书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再度被怀疑。
文化自信作为民族文化主体开放性的高级文化结构，是文化自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不可抑制的主体心理涌现，从实践诠释学的视域来看，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实践进程主要是在从文化的“效果历史”意识到“世界历史”视野、从“读者视域”到“作者视域”、从“诠释循环”的主体内化到“主体的客体化”的过程中实现的。我们要恢复和重建的文化秩序，就是在历史迷雾中渐渐廓清和还原文化本真的模样，既不是对内的文化愚民，也不是对外的文化殖民，只有消除了污染、净化了环境，社会大众才能在这样清朗的文化空气中自由地呼吸，养成平和笃定的社会情绪，减少慌张焦虑、减少投机取巧，整个社会在一种井井有条的、可以预期的文化秩序中运行，人们愿意相信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2.在消除文化自卑中增强文化供给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思想精英们在反思失败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表面上是兵器、技术的落后，实质上是制度、体制的落后，根源上是文化、精神的落后。因此，梁启超曾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概括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生动描述了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人的认知和心理状态逐步发生改变，最终落脚在文化问题上的历程。此中，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激进派，主张彻底抛弃中国文化，“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太落后了！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甚至认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如此酸楚、刻薄还被尊崇为革命的、新潮的、民主的、科学的，而一切糟粕的、落伍的、保守的、反动的中国文化传统都要被打倒！
“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在破壁图强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经历了犹豫、彷徨、痛苦和失望，每一次民族落后挨打的遭遇和生死存亡的危机都加剧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否定。“倒洗脚水，同时也把孩子倒掉了”，中国文化经历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断裂，文化本是以文化人，但是一旦出现有文不化、无文可化的自卑心态时，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便被瓦解了，精神家园不复存在、文化灵魂无根漂荡，难以被现实彻底否定的合理的文化成分也被视为“偶合幸中”，不具有系统的意义和价值。此时的西方文化乘虚而入、泥沙俱下，中国社会在举国上下、满朝文武的文化饥渴中毫无选择地全盘吸收，以为如此可以改造社会、发展社会。
时至今日，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社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考验”和存在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四种危险”的时候，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一些劣质成分和劣根传统仍然被固化和放大，成为否定和成为躲避和逃离的藉口，甚至被反义讥称为“中国特色”“中国国情”“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往往显得语重心长、往往显得推心置腹、往往显得根实据凿，文化自卑之遗毒贻害无穷。以至于有学人在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感言，“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中涌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是历史长河中最闪亮的人物坐标，其所创造出的传颂万代的经典作品，共同成为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是克服文化自卑的思想利器。我们需要知晓的是，彼时之中国文化，实际上是落后的封建主义文化，倘有自卑之情结；今日之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已无自卑之理由。消除文化自卑，我们需要强化文化供给，博古通今、以古鉴今，将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文化融入在有史料、有史识、有史才、有史德的文化创作和再现之中，以具有鲜明的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和中国烙印、中国气派的经典作品，增加自信的底气，灌注自信的生气。
3.在克服文化自负中开展文化输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超常的巨大变化，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与此同时，一种自负的文化情绪和社会心理也开始滋生和蔓延开来。网络上，诸如西方强国“认怂”“慌了”“急了”“悔了”“惨了”的报道充斥满屏、不绝于耳，西方世界似乎不堪一击、一夜坍塌，“暴发户”的心态暴露无遗，做起了自满自大的“天朝之梦”。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面临了思想挑战，有人声称“过去总是不断强调韬光养晦，养得全国人民都一脸晦气！”“已经天下第二了，还要韬吗？该是我们抖一抖的时候了。”“认怂正在逐渐过时，必须进行调整和放弃”。平心而论，我们当然不能无视自身发展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而“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们也有理由、有信心沉浸在“亮剑”“厉害了我的国”的大国自豪之中；但是，“真理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如果我们罔顾事实，就会造成极其严重的战略误判，从而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要牢牢把握这个基本国情和这个最大实际。韬光养晦是一种价值观，而不是一种方法论，不是“先忍辱负重，有实力了再消灭你”，而是坚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不称王不称霸的心态，永远保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所作为本身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自身的实际进行判断和选择，有所为，自然有所不为；有所先为，自然有所后为；有所急为，自然有所缓为。从这样的角度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永不过时，也正是克服“修昔底德陷阱”的思想韬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发展要求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克服文化自负的内在要求。与“唱衰”一样，“捧杀”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心态。
与我们沾沾自喜的文化自负相对的是，在发展中的大国通常都会存在技术实力的路径依赖和选择偏好的情形下，当代中国文化整体上是被西方忽略的、否定的，在各个国际场合中，我们缺少关键议题设置权、国际规则制定权和学术话语表达权，为此亟待需要文化输出，以取得平等交流与对话的机会和地位。在和平崛起中，中国将给世界带来什么，能让世界变成什么样,在其中承担的有限责任是什么，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从文化输出的目的看，不是强加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于他民族的文化斗争，而是文化交流与合作；从文化输出的内容看，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当代文化都需要走出去；从文化输出的方式看，应当在共赢共享的前提下，实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体输出和多元表达；从文化输出的策略看，可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宏大命题和具体实践中谋划进行。“一带一路”要成为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如此，“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作为文化强国的形象和地位才能得以塑造和确立，从而更好地发挥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才能更多的承担国际责任和参与全球治理，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贡献力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文化可以立国，更可兴国强国。历史和现实表明，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灵魂和风采写照，与时俱进的时代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动力和精神血脉。拿破仑曾言，“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我们唯有以充分的文化安全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不断拱卫和指引文化自信，才能最终重建出自信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而夯实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引领着整个国家和民族顺应历史发展的浩荡之势和绵延潮流，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从文明走向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殷忠勇.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4）：17-23.
殷忠勇(1979—)，男，江苏仪征人，博士，副研究员，从事中医文化与心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