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
潘海英，贾婷婷，张 可
摘 要：基于2007—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投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邻国效应”。结果表明：中国OFDI倾向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规模大、基础设施健全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东道国良好的监管治理对中国OFDI有积极影响，政治稳定性和腐败控制表现为抑制作用，监管治理对政治稳定性与中国OFDI以及腐败控制与中国OFDI的关系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邻国效应”，且投资类型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吸引中国对沿线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互有差异。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制度环境；邻国效应
自2001年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促进了中国OFDI规模的快速扩张。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直接投资流出量连续两年下降，中国OFDI也首次出现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582.9亿美元，同比下降19.3% ，但仍为历史第二高位；此外，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乏力、投资规模占总投资比重不高等特征凸显。 在中国OFDI整体下降的情况下，2017年流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流量累计为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较2016年增长了3成，但占全国OFDI流量的份额仍然较低，为12.7%，增幅仅为5%。尤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区位分布呈现不均衡的特征。2007—2017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投资流量显示：首先，中国OFDI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其次，是西亚和东北亚，南亚、中亚、中东欧地区吸引中国投资的起点较低但近两年呈增长趋势。“一带一路”作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顺应国际经贸格局新变化，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型对外开放战略，对促进沿线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一带一路”区域内中国OFDI区位分布进行解释、对于正确引导跨国企业“因地制宜”地开展有效投资、实现企业利益的同时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实践而形成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资本流向进行解释。传统国际投资理论指出，企业进行OFDI的动因在于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率，制度环境稳定、制度质量较好的国家更能吸引外国资本流入。既有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化制度为基础，且已得到验证。较之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进程、制度体系、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国际化经验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同时，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具有政府推动、基础设施项目和自然资源行业比重较高等特殊性，因此，现有理论能否合理解释中国OFDI区位分布有待进一步论证。国内外学者对中国OFDI动机及其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经验研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早期研究指出，市场导向型投资和资源导向型投资是中国OFDI的两种主要类型，东道国市场规模和成长性、市场结构、市场开放度、基础设施等经济因素以及资源禀赋因素对OFDI有重要影响。近年来，较多学者关注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影响效应，然而，上述研究所得结论并不统一。就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而言，王永钦等认为，制度环境较好的东道国更能吸引中国OFDI；Kolstad等认为，中国倾向于向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投资；Ramasamy等提出，制度环境对中国不同产权企业OFDI的影响是有差异的。针对上述观点，已有研究或者从母国跨国企业的非市场行为因素，或者从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市场因素角度进行解释，同时这些不同观点可能会受到样本数据结构、研究变量选取和计量方法选择等方面差异的影响。
综上，中国OFDI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结合“一带一路”区域内国家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其地缘政治、国家发展水平、国家治理能力、政治制度等方面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认为对该区域内国家的投资除了受传统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之外，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不可忽略。鉴于此，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基础，构建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因素对OFDI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上述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这一特定区域直接投资中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对“邻国效应” 的存在性进行检验。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全球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政治地位不断提升，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跨国企业OFDI，有关发展中国家OFDI动机、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文献不断增多。早期研究较多关注市场规模这一经济因素对发展中国家OFDI的影响，如Buckley等以中国为例指出，在主流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应结合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不完全、特殊所有权优势和制度优势等考察其OFDI，跨国企业进行OFDI主要是出于扩大市场的动机。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学者的 验证，Ledyaeva等利用空间自回归模型证实，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俄罗斯的决定因素之一是市场规模；Asiedu的研究显示，非洲大陆国家的市场规模在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东道国的市场开放程度、国内生产总值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也具有积极影响。随后，一些研究者引入地理距离、汇率波动、基础设施等其他经济因素作为解释发展中国家OFDI的变量。Boisot等同样以中国为例指出，企业跨国行为由国内市场交易成本和国际市场交易成本大小驱动，企业OFDI是出于规避国内市场较大交易成本的目的，且地理距离、汇率波动和基础设施对跨国企业OFDI的交易成本有重要影响；李伟杰等认为，中国企业应选择与我国距离较近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就汇率波动的影响而言，所得结论不尽一致，Papadopoulos等认为，汇率波动对OFDI有阻碍作用；而项本武发现汇率波动有利于中国OFDI；Buckley等则提出，东道国汇率对中国OFDI影响不显著。已有文献关于基础设施对OFDI的影响尚未达成共识，Asiedu以1980—200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34个国家为样本研究发现，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得到更多的投资；基于拓展投资引力模型，张亚斌解释了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积极作用；然而，也有研究表明，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有负向影响，或影响不显著。
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影响跨国企业OFDI的东道国区位因素既包括市场规模、生产成本、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状况等经济因素，也包括自然资源禀赋、政治经济制度、政策法规等非经济因素。在资源禀赋因素方面，新兴经济体为了寻找资源而进行OFDI 这一观点得到了多数学者的验证，Buckley等认为，中国OFDI更偏向于资源禀赋充裕的东道国；宋永超的研究发现，中国OFDI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东道国丰富的资源。与此同时，由于法律体系、政治稳定性、监管治理、腐败控制等制度因素直接影响投资环境，从制度层面探究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OFDI决策的形成机理成为研究热点之一。Yamakawa等从制度角度研究新兴经济体OFDI的驱动因素提出，新兴经济体OFDI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本国落后的制度环境和复杂的政治体系；Kang等的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中国OFDI倾向于制度完善的国家和地区；邓明分析认为，制度质量高的国家和地区更能吸引中国OFDI。然而，已有研究结论并不完全支持上述观点。部分学者认为中国OFDI有制度风险偏好，另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中国OFDI受东道国制度质量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不明确。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得出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没有显著影响的研究结论。
综合而言，学术界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颇为丰富，但囿于研究变量、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方面差异，各因素与OFDI之间的关系尚未形成明确结论。对沿线国家开展直接投资是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手段，因此以沿线国家为对象研究中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具有代表意义。基于 2007—2017年间中国对沿线57个国家OFDI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重点研究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因素对中国 OFDI的影响效应，为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将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因素共同纳入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其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效应，扩展了现有研究的广度；第二，选用样本覆盖沿线57个国家，弥补了已有研究样本量偏少的不足，所得结论更加具有代表性；第三，考虑中国在沿线国家投资的空间相关性，实证分析应用空间计量模型，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1.OFDI的影响机制分析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指出，企业是否向特定国家进行投资主要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决定。其中，东道国区位优势对跨国企业OFDI尤为重要，决定跨国企业OFDI的东道国区位因素主要有市场规模和潜力、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禀赋、政治经济制度、政府对外政策等。通过文献梳理，鉴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OFDI研究领域的广泛运用，以该理论为基础分析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3方面因素对OFDI的影响机制。
经济发展对OFDI的影响机理。Dunning指出，东道国市场具有足够的发展规模是形成区位优势并影响跨国企业OFDI行为的主要因素。通常，跨国企业实施OFDI行为的前提是具有满足规模化生产的市场，市场规模大的国家投资机会多，有利于投资者跨国生产成本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此外，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道国对新产品的市场需求和接受能力更高、市场潜力更大，能更好地满足跨国企业寻求和拓展新市场的需要。此外，Boisot等指出，企业跨国行为由国内市场交易成本和国际市场交易成本大小驱动，企业OFDI以追求成本最小化为基础。无疑，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直接关系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完善的基础设施为跨国企业投资提供了便利、降低了投资的成本，从而有利于跨国企业获取更多利润。由此，选取市场规模、国家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作为衡量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来分析其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
资源禀赋对OFDI的影响机理。Dunning认为，作为东道国区位优势的构成要素之一，自然资源丰富度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获得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已成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在投资国资源不丰富乃至枯竭的情况下，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既可以弥补跨国企业所面临的国内资源短缺困境，也有利于降低跨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对于以寻求资源为目的的跨国企业，东道国资源禀赋是否充足以及开发的难易程度将会影响其投资区位的选择，因此，将从自然资源丰富度考察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
制度环境对OFDI的影响机理。仅考虑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并不能完全解释OFDI的动因和区位选择，跨国企业进行 OFDI还需要得到制度合理性的保障。Blonigen提出，影响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制度环境的质量。首先，政治不稳定导致跨国企业的资产得不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有效保护，这会增加企业投资被没收的风险和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从而对跨国企业OFDI决策带来负面影响。其次，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通常腐败控制不严格，缺乏良好的市场运行机制，这将会增加跨国企业的运营成本，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形成阻力。最后，制度环境恶劣的东道国通常监管质量不佳，不利于跨国企业资本的合理流动以及投资效率和投资利润率的提高，最终将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因此，主要从政治稳定性、监管治理和腐败控制3个维度来衡量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
2.模型设计
（1）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构建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地理位置上相互邻近，彼此之间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由此，可能导致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存在空间效应。因此，基于存在空间效应的考虑，构建如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模型（1）为空间滞后模型(SLM)，主要对因变量之间的空间相关关系进行描述；ρ为空间滞后系数，用于检验中国OFDI的“邻国效应”，其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OFDI存在“邻国效应”，且表现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能够有效带动东道国相邻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反之亦然。模型（2）为空间误差模型(SEM)，描述相邻单元不包含在X中但对因变量有影响的变量之间的空间相关性，εit和Vit为服从正态分布的扰动项；λ为空间自相关系数，反映周围地区不可测随机冲击影响某一地区的程度，也可用于测度“邻国效应”的大小，若λ显著为正，说明东道国的邻国存在不可测度因素对中国OFDI产生互补效应，否则为挤出效应。W为空间权重矩阵。
此次研究涉及空间相关性，使用传统OLS方法估计存在偏差，因此，选择极大似然法(MLE)进行估计。
（2）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度量区域之间的空间距离是空间计量分析的前提，记来自n个区域的空间数据为{xi}。记区域i、j之间的距离为wij，则可设定“空间权重矩阵”如下：
式中：主对角线上的元素w11=…=wnn=0（同一区域的距离为 0）。最常用的距离函数为“相邻”，即如果区域i、j有共同边界，则wij=1；反之，wij=0，此次研究采用此种方法设定空间权重矩阵。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位置特点，若两个国家在地域或海域位置相邻，记为wij=1，不相邻记为0。文中数据为面板数据，假定空间相邻关系具有时间不变性，则上述空间权重矩阵W为NxN矩阵，N为样本数量。
3.样本选择与变量选取
（1）样本的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名单中共包含65个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前，我国与沿线个别国家的经济往来极少，部分研究变量数据缺失，因此，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此次研究选取其中的57个国家为研究样本（表1）。
（2）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被解释变量。近年来，大多数学者采用投资流量来衡量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笔者亦借鉴此种方法，选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此外，对于部分样本国个别年份投资流量数据缺失的情况，综合其缺失年份前后的数据采用线性插补的方法补足。
解释变量。包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基础设施、自然资源、政治稳定性、腐败控制、监管治理7个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衡量；市场规模用实际GDP衡量；基础设施用基础设施发展指数衡量；自然资源用自然资源总租金占GDP的比重衡量，比重越低，代表资源禀赋越充足；政治稳定性、监管治理、腐败控制分别用政治稳定指数、监管治理指数、腐败控制指数衡量，取值范围为（-2.5，2.5），数值越大说明制度环境越好。
控制变量。结合已有文献，选取市场开放程度、自然距离、实际汇率、市场潜力、政府效能、法律制度、政治民主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市场开放程度用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衡量；自然距离用两国首都的实际距离衡量；实际汇率用单位人民币兑换外国货币的数量衡量，汇率上升表示人民币升值；市场潜力用人均GDP加权值衡量，权重为空间权重值W，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测度市场之间接近程度和空间相关关系的指标，市场潜力对跨国企业的空间集聚效应有较大影响，因此用来检验“邻国效应”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政府效率、法律制度、政治民主程度分别用政府效能指数、法律制度指数、公众话语权与政府问责指数衡量，数值越大说明制度环境越好。
利用2007—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样本国家构成的面板数据来开展实证研究。根据上述变量的设定，基础设施数据来源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17）》，自然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其他变量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对于收集到的基础数据，由于个别变量数据值过大，为了缩小各变量数据的绝对数值，使所得数据更加平稳同时消除数据的异方差问题，除衡量制度环境各变量的指数数值存在负值不取对数之外，对其余变量值均做对数处理。表2报告了各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另外，根据OFDI动机，发展中国家OFDI一般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水平型OFDI是指投资者以寻求产品市场为目的，将生产资本输出到东道国，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根据东道国市场规模、贸易成本等情况从事某种产品的设计、规划、生产和销售等全部经营活动；垂直型OFDI则是指出于生产要素价格的考虑，投资者利用东道国在生产成本上的优势，根据东道国资源禀赋、工资水平和人力资本等情况在不同国家进行投资生产活动。Dunning在区位优势理论中将OFDI动机分为市场导向型、资源导向型和效率导向型，其中市场导向型对应水平型OFDI，而资源导向型和效率导向型对应垂直型OFDI。“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上存在较大差异，而中国OFDI动机既存在市场导向又存在资源导向，因此投资类型难以区分。本文借鉴Blonigen等给出的标准（表3），利用空间滞后系数符号和市场潜力系数符号判断中国OFDI的类型。
1.空间相关性检验
应用空间计量方法的前提是数据存在空间依赖性，而空间依赖性的测度主要利用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来实现，该检验通过莫兰指数（Moran’s I）来判别空间个体之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对样本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数据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显示莫兰指数显著为正（表4），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2.实证模型的检验
对设定的两类空间计量模型分别进行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M检验），并通过比较LMLAG与LMERR、R-LMLAG与R-LMERR的显著性来选择合适的模型。LM检验结果（表5）表明，LMERR、LMLAG和R-LMLAG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确定空间滞后模型为最优模型并应用至实证分析。
3. 回归结果与分析
在考虑空间效应、区分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的情况下，SLM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由于固定效应的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及拟合优度大于随机效应，选取SLM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即表 6中第4列的结果进行分析。
分析经济发展因素对中国OFDI影响效应可知：①经济发展水平（gdpper）的系数显著为负，即中国OFDI倾向于沿线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与预期不符。这一结果表明，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不是以盲目获利为目的，而是以实现与沿线各国的“互惠共赢”为目标。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扩大对沿线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投资，让沿线各国都能借此机遇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深刻的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最终实现各国经济的长久稳定增长，这也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体现。②市场规模（gdp）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倾向于对市场规模大的国家投资。这主要是由于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经济市场就越大，市场的需求就越多，跨国企业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就越大，同时，较大的市场规模有利于跨国企业的规模化生产，进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市场空间相对较大的国家，这使得中国的跨国企业有较大的投资机会，而这种市场寻求型的投资也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饱和状态下对国际市场的追求。③基础设施（bri）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基础设施健全的国家更能吸引中国投资。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一国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开展的公共服务支撑，关系着该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东道国健全的基础设施有助于跨国企业降低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节约时间、降低风险、提高效率，因此更能吸引跨国企业的投资。同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实现互联互通，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重要内容，只有实现互联互通才能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促进中国和沿线各国经济的协同发展。因此，加强对基础设施健全国家的投资以及加强投资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均有助于实现“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
分析资源禀赋因素的估计结果可知：自然资源总租金（res） 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自然资源租金低、储量丰富有助于吸引中国OFDI，也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寻求资源。我国的资源充裕度相对较高，但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剧了企业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而通过进口途径获取资源可能会涉及价格波动、供应中断等问题，因此，为更大限度获得生产经营所需资源，跨国企业会选择向资源丰富度高的国家投资，从而实现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另外相关结果显示，东道国自然资源的租金每提高1%，中国的OFDI就降低0.341%，随着资源利用的提高，东道国自然资源的存量降低，为了保护本土资源，东道国势必会采取资源保护措施，增加中国OFDI的难度。因此，中国对资源丰富国家的投资应注意其环境保护，对资源的开采利用要有节制，可选择向能耗较少的产业以及新能源产业进行投资。
分析制度环境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可知：①政治稳定性（ pol）系数显著为负，与预期不符，这意味着东道国政治不稳定并不阻碍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可能的原因一是中国跨国企业多数为国有企业，这些企业通常享有政府给予的风险担保、低息贷款、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跨国企业承担政治风险的能力，降低其对东道国政治稳定性的要求；二是沿线政治不稳定的国家通常不容易吸引到外国直接投资，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能力和国际地位，这些国家会积极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契机，提供各种有利政策欢迎中国跨国企业开展投资活动，而对于一些政治稳定的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企业产品和技术的考虑，则会适当阻止外来投资。②监管治理（reg）系数显著为正，符合预期，表明东道国有效的监管治理对中国OFDI有积极影响。这是因为有效的监管治理有利于创造良好、透明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制定详细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可以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安全公平和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环境，降低外来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提升投资效率。③腐败控制（ cor）系数显著为负，与预期相反，表明严格的腐败控制对中国 OFDI有消极影响，即东道国越清廉反而越阻碍中国OFDI。可能的原因是，虽然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OFDI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腐败对投资交易也具有一定的润滑作用，这种润滑作用可以减轻由体制设计的不合理以及官僚机构的无效率带来的对交易的阻碍，从而为投资者创造更多的寻租空间，提高投资者跨国投资的效率。中国跨国投资企业可以利用腐败的润滑作用降低开拓东道国市场的难度，增加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机会，获取投资利益。就目前而言，腐败对于交易的润滑作用高于腐败的抑制作用，因此，腐败控制系数显示为负值。
理论上，出于投资安全的考虑，政治稳定、腐败控制程度较高的国家更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此次结论与之不完全吻合。 为进一步探究原因，在SLM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中分别引入政治稳定和监管治理交互项（pol×reg）、腐败控制和监管治理交互项（cor×reg），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列5中pol×reg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良好的监管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治稳定性对中国 OFDI的负向效应，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向政治不稳定国家投资可能是基于该国良好的监管治理质量的考虑。列6中，cor×reg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监管治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腐败控制对中国OFDI的负向影响，但作用不突出。
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①市场开放程度（open）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各国提供的互联互通契机，多数国家都会积极向中国提供一个相对稳定、开放的投资环境，然而从经济活动的发生到取得预期效果有一个过程，导致短时间内市场开放程度对中国OFDI的作用不明显。②汇率（ex）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跨国企业对沿线各国投资不只是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受国内外交政策的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还可能是出于帮助沿线落后国家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的目的，而政策的实施通常具有时滞性。③自然距离（dis）这一变量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其系数在固定效应估计结果中不显现，因此参考随机效应估计结果即系数显著为负，符合预期。国内学者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代表性观点之一是就近原则，即我国进行OFDI区位选择时遵循地理相近的原则，两国的自然距离越近，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就越低，同时相邻或相近地区之间的历史文化较相似，语言差异较小，交通运输更便捷，从而方便 OFDI活动的进行及管理，降低OFDI的风险。④政府效能（gov）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较高的政府效率对中国OFDI有促进作用，因为政府效率高有利于提升行政审批效率、信息服务效率和金融服务效率，降低跨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难度。⑤法律制度（law）和政治民主程度（voi）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东道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民主程度对中国OFDI的正向影响不突出。
最后分析可知：空间滞后系数（ρ）显著为正，表明中国 OFDI确实存在“邻国效应”，且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当跨国企业在某一东道国的投资达到一定市场份额、无法获取更多投资收益时，会选择向东道国的相邻国家进行投资。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对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旨在实现“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目标，这使得邻国效应可以跨越国界进行传导，国家间的溢出效应显著。 其次，根据地理位置，相同区域中的国家距离相近、彼此相邻，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相似性，中国在同一区域不同国家间投资的产业类型相似，邻国效应的作用得以发挥。最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和贸易联系将会更加紧密，相互之间的影响将会加深，这更加促进了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②ρ和市场潜力（mp）系数均显著为正，结合表3给出的标准可判断出，中国OFDI类型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即中国OFDI具有集聚现象，这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或者相同区域中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中国跨国企业在不同区域或国家投资成本的差异，而投资收益最大化的目的促使中国形成了OFDI集聚现象。
1.“一带一路”沿线6个区域的分组检验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投资分布具有不均衡性特征，为深入解释这一现象，将样本划分为6个区域进行分组检验。根据表7的估计结果发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国家较高的监管治理水平是促进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且其有效的监管治理在较大程度上抑制了政治稳定性、腐败控制对中国OFDI的负向影响。从现实情况来看，东南亚、南亚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推动了两地区国家的制度建设。具体而言，由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方面存在差异，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制度冲突不可避免。为实现区域内各国协同发展目标，各国通常会基于相互协商，选择符合各国自身利益的制度建设路径，这促使东南亚、南亚地区国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由此，为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西亚、中亚和中东欧地区各国丰富的自然资源，西亚、中东欧地区国家完善的基础设施，中亚和中东欧地区国家较大的市场规模均显著促进了中国对这些区域国家的投资，而西亚、中亚地区国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则对中国OFDI有抑制作用。首先，对中亚、西亚地区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反而更能吸引中国 OFDI；另外，中亚、西亚、中东欧地区国家丰富的石油、铜、铁等自然资源使跨国企业可用较低的租金获取优质的资源，从而吸引了中国跨国企业的投资。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西亚地区国家建成的北、中、南三大陆路运输通道，与中东欧国家形成的欧亚大陆桥连接通道实现了中国与西亚、中东欧地区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使得跨国投资变得更加便捷、高效，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对西亚、中东欧地区国家的投资。再者，中亚、中东欧地区国家由于市场规模较大，对新产品和新技术有较高的需求和接受程度，吸引了跨国企业以开拓市场为目的的投资。
在东北亚，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中国OFDI有显著促进作用。近年来，蒙古、俄罗斯两国经济不断增长，居民消费水平也有所提高，且两国与中国友好相邻，在我国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向蒙俄地区投资已成为跨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新渠道。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收入水平的分组检验
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根据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的社会发展指数，将样本划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进一步检验各因素对中国在沿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OFDI的异质影响。根据表7的估计结果可知，各国完善的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中国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各收入水平国家分组中，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OFDI产生了显著抑制作用，但在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系数绝对值明显偏低，即中国更倾向于向收入较低的国家投资；高收入、中高收入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国家较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低收入国家严格的监管治理和腐败控制对中国OFDI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作为沿线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拥有充足的资源储备，高收入、中高收入国家吸引了众多以寻求资源为目的的跨国企业的投资；虽然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但其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城镇化建设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为中国OFDI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阿富汗、尼泊尔作为低收入国家，发展落后、投资风险高，在“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通过加强其自身的监管治理、腐败控制为跨国企业OFDI产生了积极作用。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重要背景，结合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 OFDI影响机制，利用中国对沿线57个国家2007—2017年的OFDI数据，应用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了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检验“邻国效应”的存在性，判断中国OFDI类型，并进一步检验各因素对中国在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OFDI影响效应的差异。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传统经济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OFDI有负向影响，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自然距离则显现为负向作用，即跨国企业倾向于向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规模大、基础设施健全、距离近的国家投资。
第二，自然资源、政治稳定性、监管治理、腐败控制等非经济因素对中国OFDI有着显著影响。具体而言，自然资源丰富、监管治理水平高的东道国更能吸引中国OFDI，稳定的政治环境、严格的腐败控制并没有显现出对中国OFDI的正向影响，然而东道国良好的监管治理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政治稳定性、腐败控制对中国OFDI 的负向效应。
第三，根据空间滞后系数和市场潜力系数，证实中国OFDI存在“邻国效应”，且其OFDI类型为集聚垂直复合型。
第四，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对东南亚、南亚地区国家的投资更注重其监管治理质量；西亚、中亚、中东欧地区国家充足的资源储备促进了中国OFDI；西亚、中东欧地区国家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中亚、中东欧、东北亚地区国家较大的市场规模对中国OFDI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高收入、中高收入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国家较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低收入国家严格的监管治理和腐败控制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结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现状及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均衡投资力度，“因地制宜”开展投资。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不均衡。因此，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投资基金、发放投资补贴等措施引导“走出去”的企业分散投资集聚区，鼓励具有产品、技术等优势的跨国企业进入市场规模较小、距离较远的国家，协助落后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同时将先进技术、产品带至东道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特点引导跨国企业实行差异化投资，对资源较丰富的国家继续加大资源和能源领域投资的同时应注重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同时，对资源匮乏的国家可重点拓展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投资，从而实现投资的有效性和多样性。
第二，紧跟政策导向，加强风险防范。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具有制度风险偏好的特点，然而东道国制度风险不可低估。跨国企业应紧跟政府政策导向，通过充分了解东道国制度环境，优先选择与中国建交长久、政治稳定、监管治理严格的国家开展投资，并对政治不稳定、腐败程度高的国家制定谨慎投资计划等途径加强防范制度风险。政府也应通过加强同沿线各国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建立友好相处机制，签订多边合作协议等措施为跨国企业创造一个持续稳定的投资环境。
第三，关注“邻国效应”，完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OFDI的空间布局。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存在显著的“邻国效应” ，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既要考虑东道国自身因素，也要考虑沿线国家的地理位置特点。从“一带一路”沿线全局角度出发，通过建立和完善多边协调机制，以各个区域发挥核心作用的国家为中心，利用向该国家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向周围相邻国家的投资，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区域化，从而实现“一带一路”全域协同发展。
潘海英，贾婷婷，张可.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2）：35-46.
作者简介：潘海英（1970—），女，浙江台州人，教授，从事宏观金融与投融资决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