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王怀信：《德意志意识形态》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当代释解

引用本文：刘勇，王怀信.《德意志意识形态》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当代释解[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2):9-14.

作者简介：刘勇（1974—），男，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史研究。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构建起唯物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的逻辑起点、历史主体与价值取向，为审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历史主体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理论启示和理论依据。作为世界历史新阶段下的历史主体，中国立足自身和国际社会的现实境况，加强与其他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真正世界历史主体的公正力量。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世界历史理论；全球治理体系；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对21世纪的世界格局变化，需要审视和思考世界历史主体的时代变化，合理调整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角色与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间辩证关系中建构了唯物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演进的真正动力与未来图景。立足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起点，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唯物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阐释以及对世界历史主体的论证，进而从世界历史主体视角探讨社会主义中国在百年变局中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满足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历史方向演进，彰显真正世界历史主体的公正力量。//一、在批判中构建唯物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世界历史领域，无论是施特劳斯、费尔巴哈还是施蒂纳等，他们所阐释的德国哲学是黑格尔法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变种，是“绝对精神”的残骸在新的阶级斗争下的时代噪音。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集中批判，建构起唯物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科学揭示了世界历史的真实面貌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一，澄清物质实践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逻辑起点。面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观念世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些人在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思想囚笼下愈益意志萎靡、精神消沉，天真且幼稚的空想是他们的身份标签。《形态》的写作就是为了“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种投合耽于幻想、精神萎靡的德国民众口味的哲学斗争，使之信誉扫地。”这种发生在纯粹思想领域的“原则革命”只是充满狭隘性、地域性的“哲学叫卖”，完全不具有任何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变革作用。纯粹意识形态上的喧嚣吵嚷并没有使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得到任何改善，也不能阻止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掠夺，更谈不上实现青年黑格尔派主张的世界范围内人的类本质复归。卢格所谓“有或者没有蒸汽机，精神永远都有任务将自然、未被开发的土地和人从属于它自身。工业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全部精神的产物”，更是对现实世界历史的歪曲。现实的世界历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世界交往的扩大不断发展，丝毫没有受到“原则革命”的影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间的区别就在于：“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第二，论证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肯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历史作用。现实的革命运动需要口号，但口号永远不能代替现实的革命运动。青年黑格尔派是口号上的“革命派”，事实上的“反对派”。他们只会用抽象的词句反对现实的“真实”世界，“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他们主张并进行纯粹的思想批判，就是在事实上否认对现存不合理制度的实际斗争，否认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现实必要性。世界历史在他们那里成了“僵死的事实汇集”以及“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而国家则“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处在过程中存在，或者说得清楚一点，它是有秩序的、在普遍或理智的形式是自我决定着的人民”。赫斯更是认为，作为实现人全面解放机构的国家，普鲁士是“德国精神自由的缔造者和促进者”。于是，历史与现实被割裂，现实的东西成了非历史的——成了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但是，对人的本质、人与人之间关系等事实的正确理解只是推翻现存不合理事物的起点，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存在”与其“本质”相异的时候，应选择的不是“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无产阶级要做的绝不是进行观念革命，世界历史也绝不是想象主体的观念史。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随着世界历史在他们狭隘的“自我意识”中终结的同时，青年黑格尔派便注定与实际的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分道扬镳。第三，指明现实的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青年黑格尔派是在脱离现实的生产力发展与现实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在其意识中构建起世界交往的虚幻图景。在他们看来，物质条件只是“人”发展的外部因素，现实生产力发展与世界交往的矛盾运动被意识或想象所代替。费尔巴哈认为：“人，完善的，真正的人，只是具有美学的或艺术的，宗教的或道德的，哲学的或科学的官能的人”。施蒂纳更是激进地提出：“我却并非是在其他自我之外的一个自我，而是唯一的自我：我是独一无二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提出批判，指出：“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意识、观念等被主体化了，他们认为“人，因为其本质是由情调所决定的，因而他受感情的支配，至少，受在情调中寻得相应因素的那种感情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则清晰指认，对意识、观念等的理解和定位必须基于对现实物质生产活动发展的客观、全面了解，其本身的科学性、指导性不应脱离现实物质生产活动单独发挥作用。否则，无论是在审视人的发展还是探讨历史本身，都将陷入唯心主义，成为“纯粹的文学运动”，无益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更与人本身的解放背道而驰。//二、唯物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主体//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审视，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即是对世界历史主体地位、主体间关系以及主体公正进行适时性的调适。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所确立的唯物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现代全球化理论的真正源头，揭示现实的人、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为客观看待和处理世界历史主体的角色及其相互间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为探讨国家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第一，世界历史主体是现实的人，是从事生产实践的人民群体。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从抽象的观念出发并将世界历史的发展置于观念支配之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反对以抽象的人、抽象的概念探讨世界历史进程与人类解放，提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明确历史的出发点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现实的人有着基本的生存需要，从事着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历史活动，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历史不再是青年黑格尔学派口中的观念史，而是现实人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随着物质生产活动即生产力本身的不断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尤其是不同地区间的交往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世界不同区域人民之间的往来更为密切，全球治理体系应积极回应和满足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合理诉求，不应是少数国家谋取国际霸权的现实工具。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就是要有效反映和满足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夯实世界历史发展的主体基础。第二，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动力。世界历史是在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中发展的，人是物质生产活动与交往活动的现实载体，因此世界历史的发展必然在现实的人身上得到呈现并依靠现实的人得到发展。在《形态》时期，“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由资产阶级商业活动和殖民活动所创造的世界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历史，对无产者而言是一种压迫性存在。广大殖民地人民受到残酷的掠夺和压迫，欧洲工人则在剥削与失业的边缘游走，他们的“劳动日长达十五、六小时，而所得工资却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一个怪诞但又现实存在的图景展现在人类面前：无产者作为个人是相互分离的，但作为产业分工中的一部分又是密切联合的，这种必然的联合又因为他们事实上的相互分离成了一种异己的联系。在19世纪40年代，随着大工业发展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队伍遭受着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处境极为悲惨。“他们的双足还陷在封建制度的泥淖中，可是他们的身体已遭到资本主义竞争风暴的猛烈袭击而支撑不住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只有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才能真正推动世界历史朝着有利于增进人类社会福祉的方向发展。反思当前，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必须充分尊重国家主权，必须考虑不同国家的基本诉求，在推动“主权责任化”进程中实现主权国家间的国际联合。第三，社会公正彰显历史主体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引领作用。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变革资产阶级主导下的世界历史进程的主体，原因在于无产阶级是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的真正主体，引领着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方向，彰显着社会公正的价值维度。世界历史本身是生产分工与交往发展的动态过程，在《形态》时期，遭受阶级压迫的群体数量不断增多，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与虚假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越发凸显。少量的资本家统治了大多数的无产者和殖民地人民，极端的贫困与“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直接对立。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对他们而言，共产主义不再是与现实相适应的理想，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和交往前提下的现实运动。世界历史的演进图景是共产主义，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不断扩大为前提的。没有这一前提，就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矛盾在世界范围内的激化，也就没有产生变革世界阶级关系格局的现实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构成了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符合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彰显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社会公正。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重塑体系背后历史主体的价值理念，实现世界历史新阶段下的社会公正。//三、唯物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全球治理体系//立足唯物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坚持现实的人、无产阶级历史主体地位的同时，从国家主体视角呈现和反思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与改革，为探讨世界历史新阶段下国家主体角色和作用提供理论支撑。19世纪40年代，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推动了现代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大工业发达的国家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的非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或多或少地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了。非工业国随着世界交往的普遍化，对工业国的依赖不断加强，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逐渐形成。这一体系的形成决不像戈德斯通所说的那样：“1500年以后欧洲的贸易扩张并不是欧洲优越性的象征，而只是代表着欧洲加入了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跨洋贸易网络而已。”事实上，在这一体系中，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占据着优势地位。因大工业发展壮大起来的无产阶级失去了民族特殊性，他们和广大的殖民地人民共同组成了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下的被压迫阶级。随着世界交往的进一步普遍化，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被压迫群体均不断壮大，世界上的一小部分人统治了绝大多数人，资产阶级的富裕建立在世界无产阶级普遍贫穷的基础之上。“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随着全球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世界交往的进一步普遍化，二者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迫切要求变革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由于世界大部分的地区已被瓜分完毕且各国资本间竞争的激化，作为世界交往形式之一的战争越来越被频繁采用。纵观世界近代史，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是战争的发起者。战争是用激烈的方式改变着国际游戏规则，但只是决定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对于无产阶级以及广大殖民地人民而言，战争只是决定着由谁来压迫和剥削他们。转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俄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首先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从此打破了资本主义主宰天下的世界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除了诞生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原有的广大殖民地纷纷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全球生产力格局发生变化。同时，借助于联合国、经互会、不结盟运动、南南合作等机制平台，社会主义阵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断改变着传统的世界交往格局，东西竞争、南南对话与合作成为世界交往方式的时代新特征。虽然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仍是由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但难以顺应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格局的历史性转变。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资产阶级国家主导国际格局的历史以及国际资产阶级联合压迫与剥削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历史开始终结。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与无产阶级直接对立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指明其虚假本质。同时，他们强调国家是统治阶级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肯定在阶级斗争存续下的国家合法性。当前，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国家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主体，是推动世界历史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关键力量。同时，需深刻理解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一段经典论述：“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依据对既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世界交往状况的事实分析，从全球生产力发展与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矛盾运动中审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深刻把脉国家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尽管存在诸如建构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主张的全球治理体系形态以及其他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价值理念，但其只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借鉴作用，绝不能像青年黑格尔学派所认为的是起着绝对的规定作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不是所谓的“使命”“目的”“观念”等的现实映照，而是生产力发展与世界交往矛盾运动的客观需要。在两制并存的世界格局下，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不仅仅是协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关系，也是调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从而努力争取在和平安宁的前提下实现全球范围内不同类型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作为//作为世界历史主体，新中国从成立起就处在《形态》所描述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并一直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立足新的时代境遇，“仅仅重申历史唯物主义在其生产方式批判隐含着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做出正面的回应，系统阐明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对此，中国应坚持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道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和平改革，实现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间的良性互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真正世界历史主体的公正力量。一方面，明确时代使命，加强与不同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为推动全球化的继续深入发展提供了有益基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进程以及当前国际社会与中国自身发展需求决定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扮演着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双重角色。就发展中国家的角色而言，中国在尊重其他国家合理诉求的前提下通过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不合理部分以拓展自身发展空间，维护和增进自身发展权益。同时，加强与不同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努力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实现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有利于各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方向改革。中国主张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目的在于：反对不合理的规则机制和话语霸权格局，谋求各民族国家的规则平等、话语平等和发展机会平等。就社会主义国家的角色而言，中国仍需坚定地立足于人类进步事业，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对话与合作，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道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增进的方向改革。但这绝不意味着要牺牲非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而是要打破所谓“现代的普遍交往”，这种交往“除了归属于全体个人，不可能归属于各个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普遍交往扩散到各个领域。但普遍交往不应忽视阶级立场，交往过程中的阶级意识与阶级诉求不应被遮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当前，国际格局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和要求不断提高。面对这一现实境况，中国应在明确自身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加强与所有国家之间的交往，应在明确阶级诉求的基础上积极回应第三世界的发展诉求。中国不向外输出“中国模式”，也不会要求他国“复制”或“移植”中国经验，而是通过推动自身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为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另一方面，明晰责任担当，加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彰显真正世界历史主体的公正力量。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并由此衍生出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等的关系形态。无论是自然关系还是社会关系，从人产生以来到现在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人还是生命性存在，仍处于与自然、社会的关系网络之中。作为由人组成的阶级统治工具，国家也始终处于关系网络之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判断，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应进一步确认自身所处的关系网络，尽管“三个世界”“两制并存”等国际格局仍然存在，但随着生产力发展、世界交往加深等原因，中国与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转变，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是这种关系转变的现实表现。重新审视和理清自身的关系网络，有助于中国做出更为科学的自我定位并在全球治理的不同领域、不同议题等方面确定与不同的国家采取更为有效的对话和合作方式，进而为国际社会提供更为公正的公共产品。《形态》指出：“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任何摆脱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都是有害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指向，并在新的时代境遇中致力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面对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不谋求“现存世界革命化”，而是主张并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以大国身份和实力，履行大国责任、施展大国抱负，充分发挥中国负责任大国在推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国不从任何纯粹的理论、观念、道德等出发，而是在把脉生产力发展与世界交往矛盾运动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是探索民族国家共存境遇下增进人类福祉的公共产品，是社会主义中国探索“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人类未来图景的当代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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