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娜娜：空间变革下的生计策略与养老保障——基于易地搬迁老年移民养老方式的考察
引用本文：郑娜娜.空间变革下的生计策略与养老保障——基于易地搬迁老年移民养老方式的考察[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4):116-124.
作者简介：郑娜娜（1986—），女，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移民社会学研究。
（郑娜娜老师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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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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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是精准扶贫“五个一批”工程的重要内容。十三五期间，我国对大约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易地搬迁。易地搬迁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因素在内的系统性社会工程，在实现居住空间转移之后，移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恢复、发展、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2020年后，我国贫困治理战略主要转向解决相对贫困与防范返贫的体制机制，重点关注相对低收入、低保障人群的可持续脱贫问题。易地搬迁农户在面对原生贫困的同时，还面临着因搬迁和转型带来的次生贫困，属于贫困人口中更弱势的群体。目前，易地搬迁移民还存在着产业发展不稳定、社区融入难、生计方式转型难和人户分离带来的社区治理困境等风险。尤其对于搬迁农户中的老年群体来说，搬迁改变的不仅是其居住空间和地理位置，更是生产生活与养老方式的改变，搬迁上楼也使其长期从事小农生产的种植技术与农耕经验失灵，同时也影响了其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与代际支持的变化。
学术界对易地搬迁有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多关注移民社会经济整合、生计可持续、社会适应、社会风险、文化转型等多个焦点问题，而对移民中妇女、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关注较少。老年人是因生理功能退化和社会角色转换，容易因病或因缺乏“能力”“机会”而致贫、返贫。易地搬迁使老年移民对搬迁后的生活环境适应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弱，还存在着脆弱性返贫和冲击性致贫的风险挑战。从空间社会学视角看，易地搬迁是一场“国家视角”下的现代性空间生产过程，从传统村落到社区的置换过程中出现了急剧的空间再造，移民生计方式发生巨大转型，农村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老年移民因无法适应搬迁后的生活，存在返迁、拒不搬迁或“移家不移产、钟摆式迁移”的现象。对于老年移民来说，如何规避搬迁带来的养老风险，如何保证搬迁移民获取可持续的养老空间，这就需要对农村老年移民特有的养老方式加以关注，提高搬迁老年人老有所养的生活质量。
目前关于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养老的衰弱、土地保障的丧失、居家养老服务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层面，比如农村社会原子化与过疏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养老观念淡化、养老服务滞后、养老机构功能单一、互助养老尚未成熟等。也有学者关注到农村老年贫困呈现出地域、年龄与家庭差异显著，面临致贫因素复杂、老年群体增收难、传统家庭养老式微等问题，特别是农村老年贫困人口面临较多健康风险。这些研究虽然深刻描述和揭示了农村养老问题的种种困境，但对因国家政策干预或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老年移民的养老问题涉及较少；研究视角也多集中于政策供给与养老资源等方面的论述，缺乏从老年人自身主体性视角分析其养老困境。老年人作为养老实践的主体，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话语中发现养老困境更有助于理解老年人的真实生活态度及养老需求。
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将老年移民养老的微观互动与国家易地搬迁政策以及人口老龄化、新型城镇化等宏观社会经济条件、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等联系起来，对老年移民搬迁后的生活空间与生计转型实践进行详细描述，将微观的、局部的个案拓展为一般的机理性解释。本文基于笔者对陕南X县G镇的调查研究。G镇地处秦巴山区腹地，中低山区丘陵地形，镇政府距离县城90km，地理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有限，该镇海拔在405~1080m，生态环境较差，地质灾害多，贫困程度较深，贫困面积大。“十三五”期间，G镇共实施易地搬迁人口563户1331人，2016—2018年共建集中安置点11个，搬迁安置主要集中在集镇及中心村安置点，以及针对三无老人的敬老院安置点。2021年7月，调研组成员深入G镇5个移民安置点及敬老院进行问卷调查及深入访谈，主要访谈对象为镇政府和移民社区干部、敬老院负责人及村内易地搬迁老年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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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散居到聚居：老年移民居住空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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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搬迁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极大改善了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地区农户的居住与生活环境，加快了农村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并引发了农村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变革。空间富含社会性，是一个社会关系重组和社会秩序建构的过程。因此，空间布局、房屋样式的变化对移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必然产生重要影响。
1.居住格局的变革：从水平分散到垂直集聚
陕南地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特征和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形成了偏僻山区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分散居住格局。传统的居住模式是生产生活场所相结合的有机统一体，兼具农耕生产和生活休闲功能，农民的传统院落是村落的一个微型生产空间，在日常生活和农耕生产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移民搬迁后，这些因时因地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村落形态和建筑样式被标准化的统一规划所取代。陕南综合考虑基础承载、人口结构、产业布局等因素，鼓励移民以集中安置为主、分散安置为辅，重新布局和规划后的移民社区相对以前散居在深山老林的居住方式来讲变得密集而整齐了许多。陕西省根据家庭人口数量对易地搬迁社区主要规划和建设了60m2、80m2和100m2房子的主导户型。对于搬迁对象中的鳏寡孤独、残疾人等特困户（单人户和2人户），符合集中供养的，按人均20m2标准纳入迁入地养老院等民政部门集中供养；对有劳动能力的特困户，实行“交钥匙”工程，提供免费住房，采用“一室一厅一厨一卫、45m2”和“两室一厅一厨一卫、55m2”两种户型，原则上不超过60m2。从以上建房标准可以看出，移民面临着全新的空间布局，移民居住模式也从不规则平面散居格局向标准化的立体集中格局转变。
2.家庭空间的重组：家庭结构核心化
（1）生活空间压缩：居住模式多元化
从空间社会学看，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是国家视角下的有计划的现代化空间规划过程。传统村落稳定的居住格局被打破，老年移民的生活空间面临着重组与再造。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承担着生产的经济功能与生育的社会文化功能。但随着现代社会分工扩大，原来的扩大家庭转变为现在的主干家庭或核心家庭，面对居住空间的立体化、单元化，家庭生活空间也在不断缩小，传统的“养儿防老”和家庭养老逐渐被解构，老年移民的晚年生活境遇与养老策略也复杂多样。
养老方式一般会受到家庭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在传统社会，扩大型家庭是人们广为推崇的家庭居住格局，子孙满堂、四世同堂被认为是家庭幸福美满的标志。传统的开放式院落居住格局是典型的一户多家的家庭结构，能同时满足一家两代或三代不同的居住需求，不仅有利于老人进行农业生产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需求，也减轻了子女的赡养压力，有利于代际关系的良性互动。搬迁前，移民中扩大家庭较为常见，父母和已婚儿子吃住在一起，特别是小儿子，形成三世同堂或者四世同堂，传统的居住模式使移民家庭成员日常生活在一起。而搬迁后，老年移民居住空间由传统的水平庭院分散型转变为社区的垂直楼房集中型，打破了原有的相对稳定的代际居住空间，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以核心家庭为主的代际居住空间格局，传统家庭形态及其居住结构发生多元转型，老年人因经济能力不足或家庭地位弱势而被挤压到社区边缘空间，比如在G社区看到有些老人居住在车库等非适宜居住空间的养老情况。
政策严格规定的住房面积无疑为村民日常生活带来了挑战。搬迁农户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25m2，对于家庭人口在3人以上的，按人均25m2的标准确定，最大不超过100m2。居住空间的缩小使安置房内没有放置农产品和农具的空间安排，移民们的客厅、阳台甚至小卧室都堆满了粮食蔬菜及农具。而且移民面临的更大挑战是规划空间缺乏弹性与扩展性，安置房根据搬迁时的家庭人口数来分配，随着家庭成员的长大成亲以及家庭新成员的诞生，年轻人面临着结婚分家建房的问题，有的几代人住在同一空间内，空间极为拥挤。当地政府规划了60m2、80m2和100m2的户型，从数字看，这种户型安排也是可以居住的，但这一做法是将搬迁农户抽象为同质化的群体，忽视了移民家庭内部的代际冲突，集中安置点居住的移民户很多是举家搬迁，特别是独居老人要与儿女捆绑分房子，但由于生活习惯差异和价值观念代沟，家庭矛盾增多。
移民上楼后主要有两种居住模式：老人与年轻人共同居住和两代人分开居住。两代人共同居住可以分为老人与其中一个儿子住一起或老人在多个儿子间轮流居住两种形态，这种居住模式的选择主要是受到老人年纪大生活不能自理，或者年轻人需要老人看家或照顾孩子等因素影响，再者，还会受到政策所限，规定老人特别是独居老人跟子女户口捆绑分房子，而不允许老人单独分房子，如果老人无子女或其他赡养人，那就列为五保户，进社区养老院统一供养。两代人分居基本就是年轻人搬进了新房而老年人依然住在老房子，有的是因为老人不适应住楼房，有的是因为老人个体意识增强倾向追求个体自由而做出理性选择。在自己有劳动能力的情形下，大多数老人更愿意选择单居生活，通过身体力行、自力更生的方式耕种田地来获取经济收入，实现自我养老。只有当老人丧失劳动力生活无法自理或因病、因残、因高龄无法耕种田地时，才会享受到子女们的供养，实现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由此可见，居住空间的结构性压缩使得移民老年人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更多转向自我养老或政府养老。
（2）代际支持的转向：代际剥削
随着人口流动与现代化的发展，老年人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老年人的代际支持也随着老年人在家中地位的变化而出现转变。农村家庭结构关系转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老人权威的式微和年轻人个体意识的觉醒，这主要在于现代家庭子女收入支出的独立性增强，传统家庭中财产分配权由家族中具有权威的人士或家长主管，传统的家长在家中享有无比尊崇的地位和经济上的支配权，如今随着劳动力的商品化、家庭的核心化，移民个人的生产和生活可以相对脱离家庭而自由流动，个人的收入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经济状况有所下降。传统农业社会中，老人掌握着有关生产生活的丰富经验，而这方面的经验在如今的农村生活中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老人不再有经济“霸权”，也就是缺乏了影响年轻人行为选择的能力。“孩子出去挣钱也不容易，基本也不给我打电话，现在有这个养老保险，一个月60元钱，政府比儿子给钱都勤快。”（H村老年移民户访谈，2021年7月）可见老年人在家中居于边缘地位，经济上没有权力，更缺乏精神慰藉。尽管老话说“养儿防老”，“反馈模式”的家庭养老在农村占主要地位，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地方老人到六七十岁还在供养子女，为保障子女在婚姻和就业市场的优势地位，家庭资源会向下倾斜，比如支持年轻人买房、帮助年轻人照看孩子以支持儿子儿媳有时间出去务工挣钱等，从而形成“恩往下流”的家庭资源分配格局。“很多老人不仅日常生活无人照顾，还要照看留守的孙娃，我们这有一个老汉76岁，丧偶，儿子外出务工，儿媳跑了，一个人照顾2个孙娃，根本谈不上养老质量。还有一些比较注重子女教育的，带孩子进城读书，自身面临的生活压力也很大，能为老人提供的赡养资源有限。”（H村村干部访谈，2021年7月）调研中也了解到很多老人将支持孩子在城里买房、帮子女带孩子作为自己的新责任。易地搬迁政策使移民逐渐远离土地，城镇化、现代化的社会继替不再依赖于传统的生活经验及亲属原则，特别是非农就业机会使子女很快获得社会地位而不需要依附于老年人，老年人失去了基于土地的对子女的规训权力，代际关系越来越平等甚至出现贺雪峰所说的“代际剥削”。
居住空间的压缩使很多老人失去了从土地上获益的机会，大部分移民家庭出现了“经济反哺”和“文化反哺”，这也弱化了老年人在家中的地位。因子女无赡养能力或“孝道”思想的淡化导致老年移民“老无所养”。伴随着老年移民家庭权威的下降，一些老人不愿意拖累子女而形成了一种自我养老的伦理观念，以减轻子女的赡养压力，也是出于对“家族血缘”的认同和对子女并不宽裕的生活的体谅，因此“逆向反哺”的代际支持开始出现。
3.公共空间转型：公私分离
（1）空间结构变化：公私分明
传统村落中，农民生活空间主要由私人居住空间和户外公共活动空间组成，搬迁后，移民基本集中上楼安置，空间的变革使移民居住社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界限分明。搬迁后，移民原来开放式或半私密性的田园居住格局消失，居住空间逐渐私人化和闭合化，移民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被分置于不同地方从而失去联结，尤其是单元楼的居住空间的封闭性前所未有，移民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有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上的“条理性”。
移民社区面对的是异质化的社会，而不是以前的熟人社会，碍于人情和面子，移民会自觉遵循村中自发形成的地方性约束和规则。乡土场域中“差序格局”所规制和形塑的理念是“情理”，处于这一“情理”社会中的村民为人处世的原则以人情、面子等文化传统为基础，通过找关系、求情或者还人情等方式进行关系运作。搬入新社区后，这些乡土社会中的处世规则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移民原子化程度越来越深，公共空间对移民的约束力越来越小。调研中G镇支部书记谈道：“以前村落中孝文化还是很浓厚，现在移民社区基本空心化，很多年轻人出去打工一年不回来，以前在村里，如果不赡养老人，怕被人指指点点，现在都出去了，谁也管不着谁了，基本靠老人自我养老或者政府统一安排进养老院，传统养老观念淡化了。”乡村公共空间的逐渐衰弱使移民孝道意识逐渐淡薄，社会关联日益降低。
（2）公共空间功能弱化：功能单一化
乡村公共空间可以为农民社会资本的建构提供良好平台，也对建构乡村秩序具有促进作用。但移民搬迁后，这种社会教化、社会整合、秩序建构的功能不断降低。涂尔干在提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基础上讨论了“集体意识”的概念，认为它是指“社会一般成员中比较一致的信仰与情感体系”。对陕南移民来说，最重要的情感载体就是家家户户烧的火塘。火塘是陕南传统民居的核心空间，在陕南人民的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兼具煮饭、吃饭、照明、取暖、祭祀、议事、聚会、睡觉等多种功能，其室内空间的布局围绕火塘进行。“围火而居”的习俗在漫长岁月中已沉淀为山区人民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在日常生活中，以火塘为中心的堂屋空间具有族群沟通、交流与教化的功能，堂屋是凝聚家族成员精神，体现家族价值伦理观念，培养家族认同感的核心精神空间，是构建日常人伦秩序规训和集体记忆传承的场域。现在新社区新房子不适合再烧火塘，火塘的这种融取暖、做饭、聚会、祭祀等多种需求的功能也消失了，区别长幼、男女等级序列的功能也逐渐消失。现在新社区基本没有了这项功能，不同公共空间的职能逐渐单一化和出现边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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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计策略：老年移民差异化的生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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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的城镇化理念下进行的易地搬迁是国家主导下进行的主动城镇化的有效形式。易地搬迁不仅改变了移民的居住空间形态，也使传统农耕生计模式失去了再生产的根基。生计主要指谋生的方式，指移民在一定的资源环境和技术条件约束下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方式。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和国家权力对空间位移的干预，移民生计方式发生巨大变迁，可能面临新的生计风险。但国家和地方扶贫政策以及移民社区服务供给为搬迁农户提供多元生计活动，促进其生计发展和社会融入。
1.老年移民生计状况
生计资本是易地搬迁农户生计发展的基础，相对于搬迁前在迁出地的生计资源，搬迁后移民生计状况面临着土地资本普遍降低、物质资本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缺乏等基本特征。
（1）土地资本丧失：土地保障式微
搬迁后移民远离土地，原有土地退耕还林或者抛荒的现象比比皆是。传统村落中家庭院落是兼具农耕生产与休闲生活空间的有机统一体。搬迁前，移民散居在深山老林中，由于“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条件限制，靠近村庄的田地山林便于农业生产活动，面积宽敞的农村庭院便于存放生产工具、饲养家畜，房前屋后的自留地能够种植瓜果蔬菜，提供日常消费等。“在山上居住的时候我家房前屋后都是菜地，还能种点苞谷，但搬下来以后山上土地抛荒了，离得远，不方便耕种，而且经常有野猪偷袭，收成不好。”（G镇老年移民访谈，2021年7月）
（2）物质资本上升：基础设施改善
对于易地搬迁农户，在实现居住空间的转型过程中，也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等配套服务的建设，这是保障他们基本生活以及实现就地城镇化的物质基础，不仅可以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还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带动贫困地区相关产业发展、加快农村现代化和缩小城乡差距等带来显著效果。从享受公共服务看，搬迁前存在“上学难、就医难、购物难、饮水难、用电难、出行难”等一系列问题，“门前小路弯又长，上街赶场鞋两双，一双用于泥巴路，一双用于逛街上”，这是当地村民对搬迁前出行状况的描述。搬迁后，上面问题迎刃而解，无论是规划整齐、卫生良好的社区环境，还是采光通风良好、取暖更加方便、空间功能分割清晰的住宅环境，都给移民带来更好的居家环境，无论是交通出行还是就医就学都得到很大改善，但也出现很多新问题，比如卫生问题、老年人生活适应问题、人际交往问题，特别是生计可持续发展问题。
（3）人力资本匮乏：农耕技术失灵
部分搬迁老人习惯了原来的生计方式，短期内或者一辈子都很难改变，眼前移民社区的生活大都与他们无关，很多老年移民因生计没有着落、无法适应社区生活而返迁或者拒绝搬迁。移民把熟人社会中的生活常识移植到关系复杂的社区生活中，出现生活经验的失灵，农耕社会中的“精英”变成了城镇中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搬迁前，他们是自信的农耕者，掌握了熟练的耕种技巧和丰富的农耕经验，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搬迁后，生产方式的改变使他们原有的农耕技术在新环境中失去作用，之前的劳动技能在新空间被严重“贬损”，从而带来老年移民经济贫困与心理贫困的连锁反应。“我在山上种地种菜、养鸡养猪、砍柴，都是一把好手，但现在搬进楼房，没地方烧柴了，也没有火塘了，不能熏制腊肉，也没地方养鸡、种菜，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G镇老年移民访谈，2021年7月）改变移民的居住空间是有必要的，但没有持续的产业发展，没有劳动技能和收入来源，移民生活成本增加，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移民劳动技能受损已成为他们搬迁后能致富和稳得住的一道屏障，尤其是老年移民由于无一技之长而长久陷入贫困境地，又缺乏可用的社会资源和信息渠道，成为既边缘又弱势的群体，有着强烈的失落感和被剥夺感。调研中获知，老年移民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低，呈现出知识贫困的特征，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匮乏。以调研的G镇贫困人口为例，文盲或半文盲占9%，小学文化程度占69%，初高中文化程度占19%。大量人口表现为受教育水平低或根本未受过教育，低素质的人口从根本上削弱了对知识的吸纳能力，这限制了他们进城务工的职业选择、消费方式、交往群体，也从根本上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养老保障。
（4）社会资本匮乏：社会支持网络解体
社会是人们生产生活和交往互动的共同体，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和支持网络。搬迁前，移民社会组织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初级群体占主导地位，这种社会网络交往对象单一、关系网络简单、社会流动性低、交往富于感情，具有相对封闭性和同质性。在传统社会中，每一家以自己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亲属”或“街坊”，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熟人社会”“信任机制”“差序格局”已经奠定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基本社会秩序与控制机制，维持着村落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搬迁后，多个村落同时居住在同一个小区，熟人社会逐渐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人情社会逐渐走向契约社会。正如移民专家塞尼所说：“移民使社会人际关系分散，使亲戚之间变得疏远。互帮互助的关系网、相互融洽的小群体、自发组织的服务团体都被拆散了。”搬迁使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处于失序和混乱的状态，特别是老年移民充满了不安定感和心理压力，变迁的突发性和猛烈性让移民无所适从。特别是刚搬迁入住时，移民彼此之间普遍缺乏信任，而新的“实际帮助网”“情感支持网”“财政支持网”还没有建立起来，移民可用的社会资源较少，社会交往能力被限制，使移民深感“近邻不如远亲”。
2.政策资源支持：差异化的生计选择
移民搬迁前后，国家搬迁政策以及相配套的就业扶持政策、产业帮扶政策等政策资源都会影响移民搬迁后的生计发展。根据移民收入来源和政策支持来划分，搬迁前后老年移民主要呈现了两种生计模式选择：农业型生计与非农型生计，农业型生计主要包括传统农业生产与现代农业生产；非农型生计主要包括外出务工、社区工厂就业、农业园区就业、自主创业或兜底保障。
（1）农业型生计：传统与现代农业并存
老人务农是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让老人放下锄头、洗脚上楼是不现实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貌似已成为当前农村的真实写照。农村中的老年人由于年老、文化程度低且思想观念闭塞以及缺乏社会劳动的经验和技能，只能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在家进行农业生产，对于年龄日益增长而在就业市场处于劣势地位的老年群体而言，农业收入是一份相对稳定且具有生活保障功能的收入，在农村老年人中占据重要地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正当年，很能干，80多岁的老人上山砍柴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每天做农活锻炼身体。”（L村村主任访谈，2021年7月）对于老年人来说，经营自己的土地是最踏实的。许多人表示年老了继续务农只是对劳动习惯的一种坚持，一旦闲下来就会觉得自己没用了。从事农业生产俨然成为中老年移民的一种自然本能，发挥着自给自足、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功能。随着年轻人生活压力增加，农村老人对子女所面临的压力也表示理解和支持，并力所能及地坚持经济独立和养老自主，“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就自己解决，孩子自己过的也不容易，不愿意拖累子女。”（T村老年移民访谈，2021年7月）
易地搬迁使老年人原有土地与现居住地有一定距离，如果距离较近的，老人依然还保持着耕种的习惯；如果距离较远，土地基本退耕还林，无法耕种，也有老人在安置地附近租种土地，或参与农业园区务工，比如在玫瑰园除草、茶园采茶等，发挥自身耕作技术的同时也获得工资收入。成为“农业雇工”也是很多移民上楼后的生计实践形式，很多移民上楼后缺乏务工技能，愿意继续从事农业劳作的，就被龙头企业或农业公司等农业生产主体所雇佣。土地对于农村老人而言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贴补家用，还是老人精神上娱乐休闲的重要途径，维持着老人的权威和尊严。另外，移民搬迁上楼后，老年移民也在安置小区绿化带抢地种菜。小区中很多绿化带因无人打理而变得杂草丛生，成为移民眼中“荒在那里的空地”，常被用以种菜。搬迁后不到几个月，安置点的大部分空闲绿化带和未利用的荒地都“遍处是菜”。移民在小区占地种菜也是庭院经济的延续。上楼后移民的微型生产空间随之消失，生计空间压缩，所以安置点的绿化带及未利用的闲置地就成了家庭生产延续的物理空间，占地种菜也是老年移民消费逻辑的必然选择，其理性使用主义倾向明显。
（2）非农型生计：多元化的生计选择
移民搬迁后通过土地流转或进厂务工、自谋创业实现非农就业，最终使得生计模式出现彻底离土化趋势。这也是基于家庭福利最大化和国家制度安排做出的理性选择。搬迁后移民土地面积大大减少，一部分地区实行退耕还林，保护生态环境和水源地，还有搬迁后离原来土地比较远的移民或者土地本来就贫瘠的，直接放弃了土地。土地的减少使移民无法自给自足，非农就业成为移民搬迁后的主要生产方式。
移民虽然搬离了高山深沟危险地带，安全住房得到解决，但这些搬迁群众远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林地，如果不提供新的就业方式，他们就可能成为“住在楼房里的贫困户”。面对着传统农业文化与现代新的生计模式的冲突，移民在生计方式转型的选择和定位上显得茫然而不知所措。对于老年移民来说，第一类是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需要政策兜底保障的五保户或残疾老人；第二类是文化程度较低、但有一定农耕技术，可以转化为农业园区雇工的老人；第三类是有一定文化素质、能较快适应产业发展或就业岗位需要的人群，可以就地就近务工，比如提供公益岗位做保洁员、护林员等，也有在社区工厂务工的老年人。“我家儿子和儿媳妇都外出务工了，我和老伴在家带孙娃，为了增加点收入，老伴就到社区工厂务工去了，做那个传统纸扎。”（J村老年移民访谈）第四类是有一定文化程度或能力，但因病、因灾致贫，在提供资金扶持和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创业或产业化发展的人群，比如移民社区中有老年人在安置区开办松花蛋加工厂，在传承当地的松花蛋加工技术的同时，也为当地移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同时增加了自己的经济收入，但这种仅为个别老人。移民专家塞尼曾总结道：“在土地短缺的安置地区，移民的生产安置不应依赖土地，而应以就业安置为主，应创造机会让移民在当地的第二、三产业中安置下来”。从多方面、最大限度地提高移民的生存能力，扩大他们的就业空间，降低生计风险，是促使移民能够尽快融入迁入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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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年移民养老空间的变动与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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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搬迁移民居住空间变革、代际关系变动、生计策略转型等现实情况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开始弱化，家庭的边界也在逐渐打破，移民养老的边界呈现多样化的状态。所谓养老空间指老人在不同生活环境中所拥有的养老资源网络，其所拥有的养老资源数量及结构构成了立体的养老空间图式。从老年移民主体性视角看，养老空间逐渐溢出传统家庭养老空间，越来越呈现出养老个体化、社会化的趋势。
1.从家庭到自我：养老个体化趋势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受城镇化、人口流动以及搬迁政策的影响，移民搬迁后的家庭规模出现从扩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家庭资源禀赋、结构功能和代际关系都发生了转变。伴随着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移民社区秩序的变迁，流向老年移民的家庭资源压缩，家庭养老负担也逐渐出现内化转移趋势，家庭在养老过程中的养老行为取决于代际关系的性质，一方面，老年移民在搬入新居后，仍然对“养儿防老”抱有希望，倾向于与子女处理好关系，另一方面，老年移民也尽量保持独立性，不给子女增加负担，以保持关系的长久。可见，老年移民已开始分担家庭养老压力，主动参与到养老过程，代际支持不仅仅是子女对父母提供养老支持，也逐渐出现父母对子女的帮助，如照顾孙辈、帮助子女看家、帮忙盖房子等。不管这种努力是主动还是被动，但确实缓解了家庭养老负担，也预示着老年移民的养老方式逐渐从依赖子女转向自我养老。
2.从家庭到社会：养老社会化趋势
（1）从家庭到社区：养老的“去家庭化”走向
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辅之以传统的儒家孝道文化，子代反哺父代的反馈养老模式成为社会主流。家庭养老模式在优良家风传承、精神慰藉、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居住空间的变革，家庭养老边界不断变动与溢出，特别是移民社区的空心化，农村空巢老人、独居老人、鳏寡老人越来越多，平时在社区的也基本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独生子女家庭甚至失独家庭，导致家庭养老在现实生活中面临诸多困难，农村家庭养老逐渐式微，越来越多地区出现养老的“去家庭化”。比如一些移民小区针对社区空心化、家庭空巢化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在移民社区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养老组织，包括互助幸福院、乡村敬老院或者老人日间照料中心等多种组织模式，动员社区中的财力、人力和物力资源，为老年移民提供生活照料和帮助。这种社区养老方式也是乡村社区集中生活的组织方式，实现了老人“离亲不离情”的生活愿望，形成了一种具有半熟人社区的混合特质，同时这种互助组织空间，也改变了老年移民居住方式和空间的隔离，在缺乏年轻劳动力的移民社区中，使得邻里互助更加方便，形成了一套自我照顾、互相帮助、社区支持的运作模式，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社区公共性的再生产。“我以前住山上的土坯房，下雨天就漏雨，现在跟着小儿子一起搬下来了，儿子在外务工，平时就我一个人，我就到互助院来了，这里还有按摩椅、娱乐设施，还能和其他人聊聊天。”（L村老年移民访谈，2021年7月）也有乡镇干部反映，“乡镇今年建设了一个养老院，专门接纳易地扶贫搬迁中的五保户老人，他们无儿无女，生病了没人管，老了没人照料，就让他们集中安置到养老院，目前这个养老院有200多个老年搬迁户，但护理人员不足，现在就让年轻一点的老人去帮忙照顾这个失能的不能动弹的老人，比如帮他换换衣服、洗洗澡……”（G镇养老院访谈，2021年7月）社区是一种典型的邻里团体，邻里的互助给他们相互依赖感，也增强了老人抵御生活风险的抗击能力，实现了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老有所为”，充分利用了社区互助文化传统与邻里资源，通过老人之间的相互照料和互动来满足其精神慰藉。
（2）从社区到社会：养老模式的社会化趋势
内生型的社区养老在提供养老服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制度变迁的冲击下，移民社区内生性组织容易出现“内卷化”，比如移民社区公共空间功能的弱化、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越来越淡薄、社区公共性衰落等问题。而且随着市场化的介入以及易地搬迁政策资源的支持，比如国家产业政策帮扶、收益分红机制等，也促使移民社区的养老资源逐渐从社区向社会扩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市场参与、社区运作、社会力量的引入等多元化方式对传统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进行创新与重置。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多数老人在经济供养层面的生存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特别是进城无土安置的这部分老年移民，每年可以领取退休养老金以及政府的低保，对他们进行低保兜底供养，如果是五保户统一集中供养。在家庭养老意识不断淡化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情况下，面对老年移民群体日益增长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疏导、社会交往、医疗保障、生计可持续等多样化需求，社会化养老服务作用尤为重要，老人对政府和社会化保障的需求不断增强。因此，在重视家庭养老重要性的同时，也需要重视老年移民养老的社会取向和政策取向，完善移民社会化养老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移民后期扶持帮扶，同时鼓励引导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因此，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的介入就成为助推移民养老空间从社区向社会拓展和溢出的动力，强化政府责任和释放市场活力的“双向增权”。目前一些移民安置社区也在进行相关社会养老实践，不断探索出“政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政府+合作社+移民”“政府+龙头企业+移民”“农业园区+龙头企业+移民户”“支部+集体经济+移民户”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养老模式。比如G镇L村实行“三变改革”，调整出5.33hm2土地用于香菇和木耳的生产，并与食用菌合作社签订务工合同和入股分红合同，村里还成立了茶叶专业合作社和苗木种植基地，3个合作社累计流转土地33.33hm2多公顷，大都是撂荒的土地或者是搬迁到比较远的社区移民的土地，移民户以土地或者资金入股合作社，分别与多个新型经营主体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有养殖生猪的，有种植茶叶的，也有发展油牡丹和香橼等苗木基地的，有种植中药材的，土地流转率达到了80%以上。“全村到这些园区或者股份公司务工的移民也很多，按天数计算工资，一天70元钱或者根据劳动程度相应增加报酬，人均月收入达到3000元以上。我们还准备引进光伏发电项目，上面发电、下面种植养殖，搞立体经济，既可以充分利用资源，也可以使流转土地的农户每亩每年有800元分红，还可以提供就业，也可以将售电收入为无劳动能力人员分红3000元，其余集体分红。”（Z村村干部访谈，2021年7月）可见通过发展产业也可以为老年移民提供养老保障和经济支持，老年移民不仅可以在产业园区进行务工获取工资收入，还可以获取收益分红。老年移民到农业园区或农村合作社进行务工，也发挥了其农耕技术技能，每人每月可收入2000~4000元，为移民增收致富拓宽渠道。“政府+合作社+龙头企业+搬迁农户”的运作模式也使老年移民在搬进楼房时有了一份稳定的分红收益和务工收入。
“现在新农合都100%入保，家庭医生也都100%签约，老年搬迁户这个医疗救助还是有的，他们生病了报销没有起付线，花多少报多少。家庭医生也定期给他们进行常规体检。”（G镇卫生院访谈，2021年7月）社区也积极探索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促进“嵌入式、小型化、多功能”养老服务，通过引入市场化养老服务和社会组织，让搬迁安置点社区老人有效融入当地社会生活。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为老年移民晚年生活提供了基本的养老保障安全网。在城乡人口流动频繁、移民社区空心化以及养老观念变迁等社会背景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不能完全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养老模式的社会化融合对于解决农村老人尤其是转型中的老年移民以及农村普遍存在的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留守老人等群体的养老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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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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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搬迁工程在改变移民居住空间的同时，也改变了老年移民养老方式和养老空间。由于受到地缘、亲缘及传统文化的延续，家庭养老方式依然是后乡土社会的主流。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易地搬迁政策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老年移民生计脆弱性及家庭养老保障日益式微。一方面，移民上楼限制了老年群体习惯的农业生产方式，尤其是无土安置、城镇安置更是使老年移民生计方式出现变革；另一方面，家庭生计资本匮乏是老年移民养老脆弱性的根本原因，搬迁后老年移民原有社会关系网络被削弱，后续生计压力大，返贫致贫风险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缺乏对老年移民生计发展和养老支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老年移民家庭养老方式已经开始从一元走向多元发展，并伴随着养老空间上的扩展与家庭生态的式微。在养老模式上，人口流动化趋势与家庭居住空间的压缩使家庭规模逐渐核心化，家庭代际关系发生转换，逐渐出现了“恩往下流”的格局，老人脱离代际支持逐渐开始寻求自我保障和社会支持。在养老空间上，家庭养老逐渐向自我保障、社区养老与社会化养老等多元交融的模式演变。
总之，在不同地区的养老主体需要不同的支持，特别是在迈入乡村振兴阶段，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应继续强化以生计资本为核心的政策供给，通过兜底保障精准帮扶，拓展土地收入、资产收入等多元收入渠道，依靠政策倾斜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健全移民社区公共服务与养老保障为重点，营造集国家、社会、市场、家庭等支持力量对老年移民全方位的关爱与帮扶，完善多层次的老年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及社会救助制度，满足老年移民医疗服务、生活照料、情感慰藉等多元需求，让每一位搬迁新居的老人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在新的社区拥有归属感和幸福感；同时构建多维阻断返贫的风险监测机制，比如对老年移民因病、因灾、因家庭变故等原因陷入贫困风险的及时跟踪监测，此外，在市场、社会与农户之间构建一种利益联动机制，建立稳定持续帮扶长效机制，实现对老年移民脱贫致富的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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