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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豫、鲁、冀特大系列杀人案"案件实录(一)

来源:网络新闻


自2000年至2003年的4年时间里,杨新海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特大系列杀人、抢劫、强奸案,共连续作案26起,杀死67人,被人称之为"杀人狂魔"。2004年2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播发消息:震惊全国、被国家公安部列为"皖、豫、鲁、冀特大系列杀人案"的罪犯杨新海,今日上午在河南省漯河市被执行死刑。


1、与杨新海的最后访谈


2004年2月14日,星期六,这天是情人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选择这一天,在漯河市对杨新海执行死刑。


自2000年至2003年的4年时间里,杨新海在横跨皖、豫、鲁、冀4省的边界地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特大系列杀人、抢劫、强奸案,共连续作案26起,杀死67人,被人称之为"杀人狂魔"。


漯河市委、市政府对审理这样一起特大系列杀人案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特别是对这次执行死刑,市里有关部门作了很严密的部署,头一天就把进入看守所的警车号码固定下来,并通知了在看守所门口担负警戒任务的武警部队:在规定的时间内,除去这些车辆外,其他任何车辆都不准进入。

为了能到达第一现场目击执行死刑的全过程,我们清晨5点钟就起床,穿上检察服,戴上检徽,来到漯河市检察院门口等待执行临场监督任务的市检察院的同行们,随他们一起来到看守所。


漯河市看守所坐落在漯河市南郊,位于漯河市干河陈乡毛寨村,当地人称作"南监狱"。看守所共有三进院子,第一进院子大门朝西,第二和第三进院子大门朝南。因前两进院子正在整修,所以院落里显得有些乱。


早上6点50分,我们将警车停在第一进院子里,徒步进入第二进院子。一道厚厚的铁门将第二和第三进院子截然分开,第三进院子里,便是看守所的号房。我们就在第三进院子的铁门前等候前来宣判的法官。这时,我看见几十名武警战士分乘两辆军用卡车已等候在第一进院子里,负责行刑的一队武警战士跑步进入第二进院子,立正待命。不多时,公安干警和法警们也先后乘车到达,偶尔有相熟的人握手寒暄或说上一两句调侃的话。

这是一个晴天,初春的晨风裹挟着料峭的寒意,将整个看守所吹得干冷干冷,一阵寒风吹来,我不禁摸了摸身上略显单薄的衣服,不由得连打几个寒战,但一看到眼前充满战斗气氛的紧张情景,心里便被一种亢奋的情绪激荡着,企盼看到那真切地为民除害的一幕。


7点10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到了,随着他们来的,还有身背照相器材的记者。第三道铁门徐徐打开,等候在第二进院子里的公安、检察人员随之鱼贯进入看守所的第三进院子,约有10名武警战士在一名少尉警官的带领下,进入指定位置,铁门"咣"的一声又关上了。


看守所的干警在铁门后边的看守所过道里摆放了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放了两把椅子,算是布置了一个临时法庭。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要在这个10平方米左右的过道内对杨新海履行有关法律程序。


临时法庭布置完之后,看守所的干警从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手里接过提票,带领一名武警中尉和两名武警战士到监号里去提杨新海。


7点23分,随着哗啦啦一阵镣铐摩擦水泥地板的声响,在过道里等候的数十名公、检、法干警的目光齐刷刷地向监禁区惟一的出口看了过去,只见两名武警战士架着杨新海的胳膊,将他从号里押解出来,那名武警中尉和两名看守所的干警警惕地跟在后面。


杨新海的个子并不高,只有1.60米左右,加之身上戴着很重的镣铐,他的腰身佝偻下去,和3名高大威武的武警战士相比,他的个子还不到武警战士们的胸部。杨新海穿着一身新衣服,据说这衣服还是他被抓获后公安民警为他买的。杨新海的头上戴一顶草绿色面子的绒棉帽,帽子上的两个耳巴子支楞着,一走一忽闪,显得非常猥琐。可能由于几个月的监禁生活,他的面孔显得有些苍白,目光里显露出一种躲闪不定的畏惧,此刻,用贼眉鼠眼形容他的长相最为恰当。


看着他那狼狈的样子,真的使人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背负67条人命债连续制造了26起惊天大案的魔头吗?


杨新海一步一挨地被武警战士押到法官们面前,刚刚站稳,抬头看见一名看守所的干警,强打精神说道:"吴干事,谢谢你们一个多月对我的照顾,我走了,谢谢你们!"


这时,坐在临时法庭的审判桌后面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程慎生宣布:"杨新海,我们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你杀人、抢劫、强奸、故意伤害一案,被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一审宣判之后,你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经过我院复核,裁定核准你的死刑。根据我院院长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今天上午要对你执行死刑。你听清楚了吗?"


当审判人员明确地告诉他即将对他执行死刑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他的身体微微颤抖一下,然后,他低着头回答道:"听清了。"


"你对你的犯罪事实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


随后,省高级人民法院女书记员走上前去,拿出死刑执行通知书,让杨新海在送达回证上签名。他主动要求把纸放在地上签,书记员把送达回执放在了地上,杨新海蹲下身子,伏在地上,在送达回执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写完,书记员要他在下面写上日期,但他忘记了这一天的准确时间。在书记员的提醒下,他写下了"2004年2月14日"的字样,并用右手的食指在日期上捺下指印。


接着是验明正身,也就是拍照临刑照片。两名武警战士架起杨新海走到一堵砖墙边,让法院工作人员为他拍了照。拍完照,杨新海刚刚转过身来,我凑上前去,将微型录音机送到他的嘴边,问道:"你有什么话要对家里人说吗?"


杨新海回答:"我已经6年没回过家了,没有什么好说。"


"你有什么话要对父母说吗?"


"没有。"


"你有什么话要对社会说吗?"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我罪有应得。"


这时,杨新海再次看见了吴干事,他问道:"吴干事,副所长没来吗?"


吴干事答道:"他还没来。"


杨新海说:"请你转告他,谢谢他一个多月来对我的关照,谢谢你们!"


说完,杨新海再次被带到法官们面前,接受问话。


"杨新海,你对家人有无遗言?"


"没有。"


"有无信件、遗物和遗留的债务、债权?"


"没有。"


法官讯问完毕,让杨新海在讯问笔录上签名,杨新海再次伸出肮脏的手,在讯问笔录上捺下自己的指印。


7点40分,杨新海被押上一辆上面坐满了警察、武警战士的警车,在浩浩荡荡的警车和军用卡车押解下,拉着杀人恶魔的警车驶离了漯河市看守所,从漯河市南郊横穿漯河市,一直开到位于漯河市区北部的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8点20分,宣判大会开始。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女书记员任能能首先宣布法庭纪律。女书记员的声音并不大,但此刻却显得分外庄重有力,足以令所有旁听席上的人以此自律。


女书记员宣布完法庭纪律,站起身来,像是对旁听席又像是对着侧幕喊道:"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席!"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程慎生和代理审判员陈伟、王艳玲缓步走进法庭。随着审判长程慎生宣布"将罪犯杨新海押上来",两名法警将罪犯杨新海押进了审判法庭。


程慎生审判长直截了当地宣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豫刑二复字第5号刑事裁定书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道民关于对杨新海执行死刑的命令,然后宣布:"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道民的命令,将故意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杨新海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3名武警战士走进法庭,从法警手中接过杨新海,将他重新押上那辆停在审判法庭后面的警车。


数十辆执行死刑任务的警车已停在1号审判庭的北面待命,负责执行死刑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公安干警、武警官兵迅速登上事先规定好的车辆,长长的车队缓缓离开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东大门,往北行进。


由于杨新海杀人过多,一手制造了多起灭门惨案,因怕受害人家属不能保持冷静的心态而影响死刑任务的执行,这次没有大张旗鼓地召开宣判会,长长的行刑车队也没有一路拉响警笛,只是在车队必经的路线上,比平日多了几名值勤的公安交警。


这时是8点40分,太阳静静地挂在树梢上,阳光透过薄薄的晨雾,友好地洒在人间大地上。漯河市的大街小巷和往常一样平静有序,人们都在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有骑自行车上班的,有在街边打扫卫生和修剪绿化树的,有在北环城路从事公益劳动的,还有的早晨外出长跑锻炼刚刚返回,总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今天要对一名杀人恶魔执行死刑。


车队在这样祥和的气氛中行驶了大约13分钟,来到位于107国道郾城段东侧一个叫五里岗的村子后面,这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柏油马路,路两旁各有修路时形成的路沟。在路北边一段刚刚开挖的路沟旁,行刑车停了下来。几分钟后,一声枪响,杨新海应声栽倒在那个不太显眼的壕沟内。随后,我随着法院的法医和临场监督的检察官靠上前去,看着他们对进弹口和出弹口进行检查和拍照。


我看到,执行临场监督任务的漯河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本案公诉人之一的殷鹏年抬手在监督笔录上写道:


被执行人:杨新海


枪响时间:2004年2月14日上午8点54分。


执行地点:郾城县境内五里岗村北小柏油马路北侧路沟内。


执行情况:一弹毙命。


当天中午,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播发消息:震惊全国、被国家公安部列为"皖、豫、鲁、冀特大系列杀人案"的罪犯杨新海,今日上午在河南省漯河市被执行死刑。国内各大媒体、网站也迅速转载或播发,杀人狂魔杨新海伏法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


2、偏僻乡村的畸形儿

    杨新海家住河南省正阳县汝南埠镇的张夹行政村杨陶庄村民组,这里不通客车,从村里到汝南埠镇有3公里多的距离,道路凸凹不平。晴天,道路上被大车小辆辗轧得几乎翻成了筏头地,普通三轮车也难以行驶,雨天,路上的淤泥几乎深不见底,人踩上去也拔不出脚来,车辆根本无法通行。这是杨陶庄通往汝南埠镇的惟一的道路。

    在杨陶庄村的200多户村民中,杨新海家是非常贫困的。他的父亲杨俊关和母亲杨詹氏住

    在自己修砌的低矮的茅草房里,就在这低矮的茅草房里,杨俊关夫妇生下了6个子女。近年来,随着子女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先后搬了出去,但老两口仍然住在这里。用杨俊关的话说,现在"房子已破得不行,一下雨,就得用塑料布盖一下"。

    茅草房的一头是杨俊关夫妇的卧室,屋里除了一张破旧的松木床,再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床上的被褥也打上了不少补丁。松木床的旁边,便是老两口的厨房,用砖泥混砌的灶台上,支着一口铁锅,每到做饭的时候,整个屋子里便浓烟滚滚,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茅草房的四壁,半人高以上的地方,都有烟熏火燎的痕迹,尤其是房顶上,黑漆漆的,像是随时要滴下油来。茅草房的另一头便是牛槽,老两口喂养的一头瘦巴巴的耕牛拴在牛槽后面,白天,杨俊关把耕牛牵出去役使或拴在屋外的树底下;晚上,把耕牛牵进屋来喂草料,然后,就让它栖息在牛槽的后面,牛粪牛尿也排泄在这里。每到天亮的时候,牛槽的后面就成了一道牛尿的河,杨俊关每天都要用土坷垃垫在耕牛的脚下,牛粪、牛尿和土坷垃越积越厚,隔一段时间,杨俊关就要找人对牛圈清理一次。一走进这间人畜混住的房子,既有一股农家烟炊的熏燎味,也有一股浓浓的牛粪、牛尿的臊臭味。这就是杨新海出生的老屋。

    杨新海生于1968年7月17日,属猴。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弟一妹。杨新海的爷爷是地主成分,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里,这些成分的人都是属于专政对象。因此,在杨新海很小的时候,他家就受到歧视,他还年幼不懂事儿的时候,就时常被村里同龄人称为"地主羔子",嘲笑他、羞辱他,使他备感屈辱。尽管兄弟姐妹很多,但他从小就在村里有一种孤独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游离于人群以外,这使他从小养成了孤僻、内向、不爱说话的性格。

    正阳县属于河南省驻马店市,这里本来就是比较贫困的地区,杨新海的父母孩子多,花销大,比一般人家显得更贫困。杨新海虽然兄妹6人,家里却没有一个上学识字的,也正是由于父母生了他们6个儿女,排行老四的杨新海"从小就不受重视"。在杨新海的记忆中,从没有人给他买过衣服,也没有人给他买过爱吃的东西,更没有任何人教他读书识字。

    1976年暑假,杨新海已经8岁,不知为什么突然有了上学的冲动,向父亲闹着嚷着非要去上学,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哎,你们兄弟姐妹6人全是睁眼瞎,也不是个办法,小海儿要上学就让他去上吧。"父亲把他领到学校报了名。老师对他进行测试时,发现这个孩子脑瓜特别聪明,于是,没上过一天学的他直接上了小学二年级。杨新海知道家里供自己上学不容易,从上学开始就十分用功,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杨新海的身体没有同龄人发育得快,尽管他到8岁才开始上学,在同班同学里,年龄算是比较大的了,但他的个子并不高。加之和他与生俱来的地主成分产生的威压,使他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在学校里,他怕别人欺负他,轻易不敢和同学说话,一到学校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书,下课后除去上厕所也不出来玩。由于他一门心思用在学习上,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最优秀的。

    放学回到家,幼年的杨新海常常一个人愣愣地独处,呆呆地对着一个地方看,对着一种东西看,一看就是老半天,看得时间长了,他好像看出一点门道来,他就模仿着把看到的东西画下来,一开始画得不像,画着画着就像了。从他开始上学时起就喜欢画画,一回到家里,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画画、写字,据村里人讲,"海儿从小特别聪明,喜欢画画,画啥像啥。"

    70年代的中国农村,实行的还是公社化行政体制,所有的农村老百姓都称为公社社员。人民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是生产小队,生产小队是最基础的经济核算单位。生产小队对社员的劳动计酬方法是按其贡献大小发给工分,社员凭工分的多少领取口粮和参加年终分红。为了给家里多挣工分,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杨新海一到周末放学后,就下地割草或者给生产队放牛,割的草交给生产队的饲养室挣工分,放牛可以直接记工分。

    在村民的眼里,幼年的杨新海懂事、勤快,老实得很,是个好孩子。他每天默默地去上学,放了学又默默地回家。回到家里,他不跟别的小孩玩耍,一个人默默地玩,从不和别人多说一句话,也从不惹是生非。据当地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说:"杨新海小时候连杀个鸡都不敢,我们也想不通他怎么成了嗜血成性的杀人狂。"

    在杨新海的记忆中,有两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第一件事大约发生在杨新海上小学的时候。那时,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已经结了婚,家里只剩下父母领着他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5口住在3间破旧的房子里,周围是就地取土打的墙,上面是用麦草苫的屋顶。父母住在东间,他和弟弟妹妹住在西间。一天下午,他放学回到家里,只见3间破旧的草房乱糟糟的,父亲和弟弟妹妹都不在家,只有母亲独自坐在

院子里抽泣。他预感到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便不声不响地坐在母亲身边。母亲止住哭泣,抬头看了看他,一把将他揽在怀里,又大放悲声地哭起来,边哭边抽咽着说:"海儿,你爹他喝药了!咱们娘儿几个咋活啊?"

杨新海劝娘不要哭,有话慢慢说。娘擦了擦眼泪告诉他:当天下午,哥哥家的小孩在地里玩时,偷掐了生产队的油菜花,被生产队的干部抓住了,马上召开全队社员大会批斗哥哥,让他承认是他有意唆使"地主羔子"破坏生产。哥哥说,那是小孩不懂事造成的,我没有唆使他。生产队干部说哥哥不老实,要对他进行罚款。杨新海的父亲杨俊关也被叫去参加批斗会陪罪,回到家里一直唉声叹气,趁杨新海的母亲不在跟前,气得喝下农药要自杀,当母亲发现时,父亲的口中已经溢出白沫了。母亲赶紧叫来哥哥,一家人慌手慌脚拉着父亲去医院抢救,现在,父亲是死是活还不得而知。


杨新海本想去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但他不知道哥哥们把他拉到了哪个医院去抢救。他抬头看了看苍茫的天色,太阳早已下山,不知何时,夜幕已经笼罩了大地,他突然生出一种世界末日来临的感觉,那无边的黑夜好像对他产生了无穷的威压,使他觉得喘不过气来。


后来,虽然父亲大难不死,但杨新海对这件事很想不通。此时,他已经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他认为,小孩掐油菜花儿玩,在农村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为什么到了我们家人的头上就成了现行搞破坏?地主、富农的后代就永远坏吗?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就要挨批斗,这往后的日子还咋过呀?


还有一件事是杨新海上了高中以后发生的。那时,农村的行政体制已经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改为了乡政府、村委会、村民组。随着行政体制的改革,唯成分论的观点也越来越淡化,他家也和其他村民一样,分到了责任田。尽管成分淡化了,但是,多年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阶级斗争意识却一时无法彻底革除,像他们这样成分高的家庭仍然在人前感到抬不起头来。

杨新海刚考上高中那年,他的哥哥需要盖房,村里给他哥哥划了一片宅基地,哥哥欢欢喜喜地购置了盖房所需的东西,请人看好了黄道吉日,动手盖起房来。可盖房工程刚刚开始起步,村里一家势力较大的人家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也要在这块地方盖房。杨新海的哥哥当然不让,两家为此打起了官司。经多次找村委会干部调解,最终仍不了了之。后来,对方见不能强占这块地方,为了不让杨新海的哥哥盖成房子,硬是在这块地上挖了个大坑。


对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杨新海无能为力,也不好说什么,但却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用杨新海的话来说,经历幼年时的种种遭遇,"我感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儿太不讲理了"。


杨新海幼年时生活的驻马店地区属黄淮海平原地区,土地算是肥沃,人口密集,工商业非常不发达,众多的人口拥挤在有限的土地上。人民公社化时,这里的老百姓大部分人家缺粮吃,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才有粮食吃,有衣服穿,但就是没有钱花,没有任何多余的积蓄,大量的劳动力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闲置,本地没有任何可以引以为荣的工商企业。黄淮海大平原是中国最适宜进行大农业的地区,但是大量的农村既有人口决定了不能很快地进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大量的人口都依靠有限的一点土地生存,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土地成为维系温饱的惟一因素,只要这几亿人在土地上,就不算失业,我们国家并没有把这些人算作失业人口,他们也不享受任何的社会保障。因此,这里的贫穷和落后状况就一直不能得到有效、快速的改变。

杨新海的家离县城只有十五六公里远,但直到初中毕业他还没到县城去过,他所见到的全部世界就是周围灰褐色的村庄,他所经历的全部生活就是一天到晚为吃不饱肚子而发愁,他所留下的很多记忆都是暗淡的、没有任何色彩的灰色记忆。高中时,杨新海爱上了文学,这以后,他的语文成绩一直比较好,后来,虽然中途辍学,但他的写作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杨新海落网后,曾在狱中写过回忆录,第一部分的题目是《乡愁》,这部分主要是记录他幼年时对家乡留下的印象,一开头写道:"我们村子的西边,有一条弯弯的小河;小河上边,有一座桥,那座桥给我留下了屈辱的记忆……"

我们在杨新海家乡采访时,有村民告诉我们:杨新海小的时候不仅喜欢画画,而且还喜欢文学。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生活在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家庭,爸爸妈妈会为他萌发的绘画天赋欣喜不已,会为他刚刚显露的文学细胞而感到自豪,千方百计培养他,想方设法帮助他,为他提供成为画家或文学家的机遇和条件。如果这样,也许今天的他至少不会是一个人人喊诛的杀人犯、遭人唾弃的丑恶化身。罪恶的根源还是贫穷落后和缺乏教育,这些东西像是一块巨大的土坯,牢牢地压在杨新海这个刚刚钻出地面的嫩草芽儿上面,把它压得弯弯曲曲、七扭八歪。由于这种心理的萌发和膨胀,把他变成了一个畸形儿,形成了和常人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和方法,慢慢地嬗变成了一个冷血杀手。


3、阴森的孤独少年

1983年暑假,15岁的杨新海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汝南埠镇中学的高中班。离家远了,离亲人远了,他仍是整天一个人默默地独处,一副老成稳重的样子,不苟言笑,从来不和别的同学打交道。他的模样老是让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这时的他,逐渐成为一个孤独型少年。

原先读小学时,学校离家近,杨新海放了学都是回家吃饭。那时,尽管家庭生活不好,但每当放了学回到家里以后,母亲总会做好了饭等着他,别管在家里吃得多差,母亲终归会让他填饱肚子,而且总会有母亲做的热汤喝,感受到的是家庭的温暖。


上初中后,因无钱吃学校的食堂,每顿饭要往返三公里的路,他时常迟到。为了不迟到,后来他就寄宿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表爷家,而这个表爷家能提供住宿,没有人帮他做饭,他只好背上柴米在表爷家自己做饭吃。

上了高中以后,离家有四公里多路,再回家吃饭就更来不及了,花销也相应大了一些。学校为方便学生生活,开设有大食堂,其他同学大都在学校食堂买饭吃,杨新海不行,他家里连买作业本的钱都没有,哪里有买饭的钱?只能自己动手煮野菜吃或者烧饭吃。可是,学校只有大食堂,没有为学生准备开小灶的地方,烧饭到哪儿去烧呢?刚开学的几天,杨新海只有吃从家里背来的凉馍,喝点开水充饥。每到学校开饭的时候,杨新海看到别的同学都高高兴兴地从学校食堂买了饭,吃得有滋有味,他自己却躲在一旁吃凉馍,心里就有一股说不出的酸味,更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星期天回到家里,他埋怨父亲为什么把日子过得这样穷?还说,要是再不能解决吃饭问题,这个学他就不上了。

父亲说:"海儿,你兄妹几个没有一个识字的,就数你聪明,有出息,是咱们家惟一上高中的人,你无论如何要坚持把学上下去,只要你愿意上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应你!"

杨新海说:"你光是口头上说供应我上学,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你让我怎么上学?"

父亲说:"我马上就去为你找一个吃饭的地方。"

父亲说到做到,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父亲去了趟汝南埠镇,在离学校500米远的村子里,找到他们家一个远房亲戚,是杨新海的表姐家。表姐家不仅离学校较近,而且经济状况较好,一家人也很热情。父亲竭力向他们夸奖儿子如何聪明,说这个孩子只要好好培养,将来肯定有大出息。表姐一家不仅答应可以借用厨具、灶具让杨新海烧饭,还答应可以在他们家借宿。

将杨新海安顿好以后,太阳快要下山了。父亲告辞亲戚和杨新海,一个人赶回家去。杨新海将父亲送到村头,目送父亲的背影消失在夕阳的余晖里,一扭头回了表姐家。这天晚上,表姐家的晚餐做的是白面条,为了对他表示欢迎,特邀他一起共进晚餐。杨新海吃着香喷喷的白面条,感到这是他自长这么大以来吃得最好的一顿饭,心里不觉对表姐一家人涌动起一种感激。就这样,杨新海开始了借宿亲戚家的寄读生活。

不能天天、顿顿跟着人家吃。第二天早上,杨新海就开始自己做饭吃了。表姐家为了与杨新海的做饭时间不冲突,等杨新海放学回来时,他们已经吃完了早饭,刷好了锅,杨新海一个人默默地用表姐家的柴禾热一下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菜窝窝头儿,烧了点稀稀的面汤,狼吞虎咽地吃完,就去了学校。就这样,杨新海每天生一顿熟一顿、饥一顿饱一顿地开始了自己做饭吃的高中求学生活。

一天,杨新海中午放学回来后,见表姐家里炸油条,但却不是给他吃的,他还得用表姐家的柴禾、用表姐家的盐,烧水煮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干面条。表姐一家人在餐厅里有滋有味地吃油条,而他则躲在自己借宿的斗室里呼噜呼噜地喝那没有一点油腥味儿的白面条。


还有一天中午,表姐家吃肉包子,杨新海放学回来一边煮饭,一边闻着肉包子发出的诱人香味儿,口里一个劲儿地往外流涎水。他偷偷地瞟一瞟表姐一家人兴高采烈的样子,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装馍装面的脏兮兮的白布口袋,心中陡然感到了贫与富的差别,一种无形的自卑感油然而生。

表姐家还加工米花团子卖。每当杨新海放了学回到住处以后,操作间里总是传出浓郁的爆炒米花的香味和熬制稀糖所散发出的黏稠甜味。这时的杨新海正当青春期,贪玩和馋嘴是这个年龄的农村男孩子的天性,杨新海多么想抓几块米花团子尝尝啊,但是,表姐家的人只顾忙着各自的事,谁也想不到这个馋嘴的男孩想吃米花团子,没有人去让一让他,更没有人主动送给他哪怕是一颗米花团子吃。而此时的杨新海有着强烈的自尊心,表姐家的人不给他,他又没有钱买,硬是生生压抑自己想吃米花团子的欲望,他虽然感到了自己欲望的可悲,却也觉得表姐一家人也真的是太可恶了。

杨新海在表姐家住了一年多,这种贫富差别的场面见识得越来越多,他心里原先对表姐一家人产生的感激之情慢慢消失了,他觉得,亲戚只是形式上的亲戚,没有一点亲情,随之在心里逐渐产生了一种哀怨的情绪:"他们家包饺子、炸油条,却不喊我和他们一起同桌吃饭,连那一箩筐一箩筐的米花团子也不让我吃一个,这算什么亲戚?也太看不起人了!"

这种情绪一旦产生,便在杨新海的心里扎下根,从此以后,杨新海虽然表面上仍对表姐一家人客客气气,但背地里却对他们恨得牙根痒痒:"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来让你们看看,让你们知道我杨新海并非寻常之辈。"但他的这种情绪,只深深地埋在心里,表面上仍装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只是时而在眼中露出一丝阴森的目光。

自小学到中学,杨新海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这使得他一度成为家人的希望,但也时常受到同学们的妒忌,尤其是家境的贫穷使杨新海难以在人前形成自尊。杨新海认为,那些同学妒忌他,就是怕他将来超过了他们,越是如此,他越是在心里与他们较劲儿。他不容许别人看不起自己,逐渐在内心深处形成了过度偏执的自尊,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近期内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却不知道如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选择了离家出走闯荡世界,没想到这一选择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85年,杨新海在汝南埠镇中学上高二,到了这年3月间,杨新海本学期的学费还没有交上,在老师的再三催促下,杨新海趁星期天回了一趟家,向父亲索要学费。吃过午饭,父亲从床头的席底下拿出一个布包包,打开一层层的包装,从里面拿出一叠带着浓重汗味的纸币交给他,说:"海儿呀,这50块钱过年时我没舍得花,是准备开春时买化肥农药用的,你交学费急用,就拿去吧,过几天我再给你去送吃的东西。"

杨新海接过钱,本来想再说父亲几句什么,但一看到老人家那可怜兮兮的模样,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杨新海带着这50元钱,头也不回离开了家。他当时可能想不到,这是他作为一个正常人最后一次回家,从此后他开始了非正常人的生活。

那天下午,杨新海带着父亲给的50元血汗钱,走在回学校的路上,走得很慢很慢,步履迈得很沉重,3公里多的路程他走了将近两个小时,一边走一边漫无边际地想,从小时候别人喊他"地主羔子"想到上小学时候同班同学欺负他;从哥哥的孩子掐生产队里的油菜花子想到父亲的服毒经历;从家里3间破旧的茅草房想到哥哥盖房的曲折;从在学校遭受同学的白眼想到在亲戚家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这个身高不到1.60米的大男孩,越想越觉得前途渺茫:

 "像我这样出身贫寒的子弟,就是上学上到高中毕业又能怎么样呢?即使考上大学,我的家庭能供应得起我继续上学吗?如果考不上大学,回到家里又该如何呢?何时才能有出头之日呢?"

想过来想过去,他觉得要想尽快改变当前的处境,还是要出去闯荡一番。他认为,只要走出这片小天地,外面的世界五彩缤纷,到处都是机遇,到处都有黄金,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抱回一个大金娃娃。杨新海回到学校后,既没有向老师打招呼,也没有和寄宿的亲戚家说一声,暗自邀集了几位同学,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地开溜了。

一个星期后,杨俊关和往常一样到学校去给儿子送粮,他先到了杨新海寄宿的表姐家,表姐告诉他:"小海儿有三四天没有回来了,不知是住在学校里,还是回家了。"杨俊关找到学校,老师告诉他:"杨新海走了好几天了,也不知去哪儿了。"同时出走的还有同村的几个同学。夏收时候,村子里同时出走的学生都回来收麦子,而杨新海却没有回来,他们告诉杨俊关说杨新海去焦作煤矿打工。可是收完麦子回到焦作的同伴发现杨新海已经不在那里。

    应该说,杨新海最初产生外出闯荡冲动的时候,对外面的世界是充满美好憧憬。请相信,在这个时候,他和与他一起外出的同学们一样,有着无限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只要有一个合适的环境,他们的创造力可以让他们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破坏者。所有的人都不是天生的罪犯,他们都是抱着一颗火热的心出去闯荡的。如果说在这以后,他们的创造力没有被压制没有被侵犯,或者说被侵犯得很少,换句话说,如果说他们的聪明才智找到了适宜发挥的土壤,也许他们都会有一个好的前景。

    但是,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我们的这些"如果",杨新海此后的一系列经历,把他那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神经刺激得更加脆弱,把他那本来已经严重变形的人格扭曲得一塌糊涂,使他那本来已经近于残酷冷漠的天性逐渐绽放出罪恶之花。


4、冷酷的流浪汉

    1985年春天,杨新海拿着父亲给他交学费的50元钱离开了学校,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他听说河南省焦作市煤矿多,认为到那里一定可以找到活儿干,于是,便和同村的同学一起来到焦作。果然,他在焦作修武县西村煤矿找到了下井挖煤的活儿。虽然是出苦力,一个月又挣不到几个钱,但他毕竟在这里找到了自食其力的机会,不用再听老父亲的唠叨,也不用再听老师那没完没了的教训,更不用再看寄宿的表姐家那扬眉吐气的富人模样,他成了一个自由人。

    杨新海在西村煤矿干了不到一个月,在街上遇见一个老乡,老乡告诉他:"你不辞而别离家出走,你父亲和哥哥四处托人找你,现在,你二哥就在洛阳的新安县,一边在窑场干活一边找你,你赶快和我一起去见他。"说着,不容分说,拉上他就去了新安县。

    二哥在异乡见到日思夜想的三弟,抱着他边哭边说:"三弟呀,在咱们弟兄四个中,数你上了学,有了文化,本来咱爹全指望着你哩,你咋就不上学跑了呢?"

    杨新海冷冷地说:"二哥,你哭啥哩?你既然知道咱爹全指望着我哩,我在家上学时候你为我拿了多少钱?"

    一句话问得二哥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止住哭泣说:"三弟,不管咋说,你别四处乱跑了,麦收季节快到了,咱一起回家吧,咱爹想你啊。"

    杨新海说:"想我有啥用啊?连供应我上学的能力都没有,想我干啥?要回你回吧,我刚出来不久,在外边干活还没干够,不想回家。"

    二哥见杨新海一时转不过弯儿来,也就不再说别的,只买来些饭让他吃,他想:都是亲弟兄,住下来慢慢说,总会说动他的心。在往后的几天时间里,二哥一有机会就劝说杨新海回家,但杨新海始终不同意,他说,他不愿意回去,他不愿意回到那个贫穷而偏僻的家乡,更不愿意看到那个让他一见就有气的窝囊家。 

    几天后,二哥要回家收麦了,但他始终说不动杨新海与他一起回家。这时,正好有一个老乡邀杨新海一起到洛阳去干活儿,杨新海便答应了。二哥还没动身,杨新海就对他说:"二哥,你一走,我也不在这个窑场干了,我和老乡一起到洛阳找活儿去。"兄弟俩临分手的时候,二哥含泪给他买了一双球鞋,还从自己的工钱中分出10元钱来送给他,又给他买了一大包白面馒头。二哥送的东西虽然不多,却体现了浓厚的兄弟情分,谁知这也是二哥最后一次在杨新海身上尽兄弟的情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离开二哥以后,杨新海与老乡一起来到洛阳市东边的孟津县境内,在一个小水库上找到了挖淤泥的活儿。挖淤泥的活儿虽然也还是累,但比起下井挖煤和拉砖坯子来,毕竟安全得多、轻松得多,特别是每天坐在小船上悠悠荡荡的倒也新鲜。杨新海开始喜欢上了这份活儿,一干就是几个月,后来水库里的淤泥挖完了,天气也渐渐冷了,没法再下水库挖淤泥,杨新海只好离开这个地方。  

    不安于平静的杨新海仍然没有回家,他又踏上西去的列车,来到山西临汾市,在水利局的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大约发给两块钱工钱,等到年底工程停工时,总共领到了180多元工钱,杨新海算是有了临时赖以生活的本钱。

    杨新海用手中仅有的180元钱,在临汾市的乌衣巷租了一间民房,房东是一位寡妇,30多岁,对人很和蔼,见人说话总是笑嘻嘻的。杨新海已是近20岁的青年,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女人的笑容,初次见到女房东的笑容,他心里陡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住进去以后,不知为什么,他心中总有一种有了家的感觉。

    有了立足之地后,杨新海到旧货市场上买了一辆破自行车,就地干起本小利微的小生意,先是贩卖青菜,随后又贩卖水果。每天早晨出门,晚上很晚才能回来,辛辛苦苦跑一天,赚得钱刚够糊口,但他觉得,干小生意比到工地打工出苦力强多了。如果这小生意能够安安稳稳地做下去,杨新海也许就不会再去四处流浪,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伤透了脑筋。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杨新海吃过早饭,骑自行车带着水果筐去批发市场批发水果。为了抄近路,他骑车走出乌衣巷,拐上一条偏僻的小街道,这条街道很窄,附近居住的也大多是无钱无势的平民百姓,来来往往的人们多是匆匆而过,忙着各自的事情。杨新海为了早一点批发到水果,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男人的粗野声音:"那个骑自行车的,站住!"

    他明知道这事与自己无关,但听到喊声,还是本能地扭头往后看了看,原来是一个妇女摔倒了,那个与她一起的穿制服的男人正朝着自己吼。他停下来问:"怎么回事?"

    穿制服的男人更凶了,蛮不讲理地说:"还怎么回事呢?把人碰倒了,想逃跑?"杨新海知道,自己离那个妇女很远,并没有碰到她,便据理力争。那一男一女不由分说,从杨新海手中将自行车夺了过去:"没碰着?这一街两巷走这么多人,我们为什么不拦别人?你说我们是故意耍赖吗?"

    这一下,马上惹得好多行人停下来围观,那一刻,杨新海的脑子"呼"的一下懵了,他知道自己遇上了麻烦事。穿制服的男人手里都有各种各样的执法权,这种事和他们怎能说得清?再说,在这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地方又到哪里说理去?他只好低下头自认倒霉,结果,那一对男女硬是让他赔了20元钱,才把自行车还给他。这20元钱,是杨新海几天的利润啊!连穿制服的也欺负人,这让杨新海觉得世界上没有好人了,没有人愿意帮助他,所有的人都在捉弄他,这个世界对他失去了温暖。

    杨新海伤心地推起自行车,蹒跚地走回乌衣巷的租房,一头倒在床上再不愿起来。已是上午10点左右,随着太阳的升高,租房里越来越热。睡了一会儿,杨新海爬起来,想打开租房的窗户,让凉风吹进来透透气。杨新海刚刚打开窗户,却正好看见女房东笑眯眯地站在窗户外面,让从来没有挨过女人边儿的杨新海突然产生出一种热乎乎的冲动,他感到脸上发热,说话也有点不太自然:"大嫂……不不,大姐……你,你?"

    女房东却不羞涩,很大方地问:"兄弟,你今天咋回来得这样早?"

    说起今天的事,杨新海马上回到了现实中,把头一低,叹了一口气说:"唉,别提了,今天让人给宰了!"

    女房东似乎对这位租房的小弟弟格外关心,搭讪着走进杨新海的租房,问:"快说说,是什么人欺负你了?"说着,就势挨着杨新海坐在了床沿儿上。

    杨新海平生还是第一次和女人坐得这样近,他分明闻到了一种女人的气息,被欲火烧得难以自持,早把刚才在街上被欺负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顾不上和女房东再说什么,动作麻利地把刚打开的窗户又重新关上,走到门后"啪"的一声关上了门,还没容女房东站起身来,就把她按在身子底下。女房东也算配合,只是在嘴里嚷嚷着:"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实际却在任凭杨新海摆布。杨新海在伤心和欲火的交织中,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次与女人的温存。

    事后,杨新海有点担心,怕女房东也会像他遇到的那些坏人一样,想出歪点子来整他,便从枕头底下摸出自己仅存的百十元保命钱,从中抽出20元要送给她,谁知女房东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女房东走后,杨新海打扫了一下战场,把该擦的擦擦,该洗的洗洗,心想只要现场不留下痕迹,到时候,她就是想整我,只要我不承认,她也拿不出证据来。若是整不倒我,丢人的还是她。

    事情过去了两三天,女房东并没有任何要整他的动静,杨新海也就放下心来。每天卖水果回来,便挑几个好的留下来,趁没人时悄悄地送给女房东。女房东也不推辞,也不感谢,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等杨新海走后,她才悄悄地把水果吃了。这使得杨新海的色胆越来越大,隔三差五,便早早地收了摊子回来,找机会占女房东的便宜。

    杨新海与女房东来往的时间长了,觉得她的年纪比自己大出十多岁,几乎可以做自己的母亲辈儿了,渐渐地对她产生了厌烦情绪,又禁不住在外边勾引起更年轻的女人来。有一次,杨新海卖水果时,一个涂脂抹粉的女孩来买水果,一看便知道是个三陪女,便与她搭讪起来,几句话便讲好了价格,说定25元一次。杨新海回到租房处看女房东正好不在家,便将那女孩领了回来。一进门,杨新海便迫不及待地要将她往床上按,女孩说:"干这一行的规矩,必须先付钱后办事。"杨新海无奈,只好将25元钱交给了她。那女孩装好了钱,也就不再客气,二人宽衣解带,很快便进入了情节。可是刚干到兴头上,女房东回来了,她听到杨新海房间里异样的声音,便急急地敲他的门,还说,如果不开门,她就去打"110",让警察过来抓他们。吓得二人立即停止动作,那女孩以为是他老婆回来了,气得直骂他发贱,赶紧穿上衣服溜走。

    女房东打断了他的好事,这使杨新海格外恼火。从此,他对女房东再也没有一点兴趣,并且在以后大量的犯罪活动中,在寻找性侵犯对象时,他对30岁以上的女人也绝没有一点兴趣。

    被女房东捉了奸以后,杨新海没办法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他转移到了侯马市,仍然干些小生意糊口,但在一次卖桃子时,他再一次遇到了伤心的事。


那天早上,杨新海以5角钱一斤的价格贩了35斤桃子,当时的市场零售价可以卖到7角钱一斤。杨新海走街串巷刚刚卖出去5斤,迎面来了一队年轻人要买桃子。这伙人看上去也是从乡下来城里打工的,但由于他们结伙成群,好像长着群胆,说话非常粗鲁,张口就说把一筐

    桃子全买下,七嘴八舌地问价格,然后不等杨新海还价,其中一个说:"得了,我们也不亏待你,都掏掏兜里的钱,有多少算多少吧。"于是,一伙人都装着翻各人的口袋,结果总共找出了11.2元钱,往杨新海手里一塞说:"就有这么多钱,把桃子倒给我们吧。"杨新海说:"钱太少,不卖,不能卖!"但抗不住他们人多势众,一眨眼的工夫,一筐桃子全部被他们拿光了。

    杨新海眼看一伙人一边吃着桃子,一边高兴得笑着叫着、打闹着离他而去,他蹲在路边好半天没有起来。他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今天的生意,不但没有赚到钱,还赔进去几块钱,按当时一天4元钱伙食费计算,算是赔进去了两天的吃饭钱。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为什么我总是处处受人欺负?难道我为了生存做小生意就低人一等?

    这次打击使杨新海做小生意的热情一落千丈,他决定不再做小生意,仍然去找活儿干。那几个占了杨新海小便宜的买桃人也许早就把这档子事给忘记了,但是,他们给杨新海造成的心理创伤却无法弥补。如果不是那几个工友欺负了他,他仍然沿着做小生意的路走下去,也许他的人生路会是另一个样子,但由于这次打击,加快了杨新海走上犯罪道路的步伐。

    这年秋天,杨新海又回到临汾市,先在一个建筑工地打预制板,随后,又到郊区农村帮人挖小渠。到了冬天,外边没活儿干的时候,他在原种场找到了一份杂活干,每月管吃还发给36元工资。他觉得,能在这里稳定地干下去也挺好,但过了春节,原种场里没有杂活干了,又把杨新海给辞了。

    重新失业的杨新海再次感到自己像根浮萍草一样没有着落。他背起小铺盖卷儿,躺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发现候车室的一角,贴着一则油漆工招生广告,便凑上前去仔细看。这则广告是郑州市某油漆学校张贴的,广告上载明:如果不愿意交学费,可以以工代学。杨新海捏了捏自己的衣袋,里面装着两个月72元的工资,还有原先做小生意赚下的一点钱,总共也就200多元,足够到郑州去学刷油漆的。杨新海便登上了开往郑州的火车。

    杨新海到油漆学校报到以后才知道,这里是一个家具加工厂,虽然不收学费,但也基本不教油漆技术,学徒工只是跟着老板做沙发,偶尔让到油漆家具的地方看一眼,实际上是为老板免费打工。杨新海在这里干了一个多月,工钱没拿到一分,还搭进去100多元伙食费。他不愿意再在这里干这样赔本的买卖,于是,趁人不注意的工夫,不辞而别。

    杨新海重新来到火车站,搭上开往山西太原的火车。到太原下了火车,到哪里去找活干呢?他看到城市里有不少建筑工地,觉得这些地方一定需要人手,就背着铺盖卷儿专往建筑工地转悠,见了工地上管事的人就问有没有活儿干?傍晚,他来到一个工地,工头看了看他,虽然个头儿不高,但人年轻,也还算结实,于是答应他留下来做饭。

    在施工队里做饭,活儿不算很累,也能吃得饱,又不经受风吹日晒,对于经过了两年多四处奔波的杨新海来说,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他很满足。这个施工队在太原包了好几个工地的活儿,所以杨新海在这里一干就是一年多。

    一年多以后,施工队的活儿干完了,所有雇来的民工都先后离开了,施工队的食堂也就停了。这时,杨新海本该堂堂正正地离开,但是,工头却不给他发工钱,杨新海一气之下,把食堂里的一个铝盆偷拿出去卖了13块钱。工头发现以后,马上报告了派出所,从此,杨新海的麻烦开始了,派出所不但追回了卖铝盆的13块钱,还在违法犯罪的档案里给他记上了一笔,他的恶魔生涯也就从这一个铝盆上开始了。

    虽然此时一个铝盆还不能使他成为恶魔,只不过是他"自我维权"的一种无奈,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工头欠他一年的工钱根本无人过问,而工头对他的掠夺抢劫却远远超过几百个铝盆。可是,一旦工头告他偷盗了一个铝盆,就立刻有执法的警察来管他了,难道这种事不寓意为一种社会公平的缺失吗?当然,社会公平的缺失并不必然使一个人变成恶魔,但杨新海之所以一步步沦落为恶魔,却不能不与这些不公平有关系。杨新海的恶魔生涯还显示出,当"一个铝盆"出现时,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一个更好的矫正机制去实现真正的公平,否则,这个恶魔也许就不能生成。

    有研究犯罪的学者说,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职业犯罪者。杨新海也是如此,当17岁的他辍学后想到的是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他先后到煤矿、砖厂、建筑工地打工,但他付出了劳动却经常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他也曾想靠做小生意赚钱来养活自己,但在做生意时又屡次受人欺负。他也看到有些人靠不正当的手段发了财,而自己只是为了泄私愤,偷偷地把食堂的一个大铝盆"拿出去"卖了,就惹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从此,杨新海认为既然靠正常的劳动维持不了生计,那就"只好"走靠偷、靠抢为生的犯罪道路。

    杨新海出手干的第一件偷盗的事,是在太原市偷盗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这也是他长期观察踩点后才出手的。他看到城里人们往往把自行车随便往外面一扔,又没有专人看管,有的破旧一点儿的自行车根本就不上锁,顺手推走就像推自家的自行车那么容易、方便,一点儿危险也没有。这辆自行车他卖了不到30元钱,事后他感到,偷破旧自行车容易是容易,但太不值钱,于是他就研究开自行车锁的办法。研究通了开车锁的方法,就可以偷新的、比较值钱的自行车。偷了几次自行车之后,他又感到偷自行车太难出手,弄不好去卖时还会出危险,而且自行车老是卖不上好价钱。他又打起了别的主意。后来杨新海开始拾破烂,晚上就到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偷点钢筋、电线,也到居民家里偷铝锅、铝盆,偷东西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0年春节过后,杨新海游荡到西安市,在霸桥一带转悠,仍以拾破烂为掩护偷东西。这一带建筑工地多,杨新海在工地上打过工,熟悉这些地方的情况。他知道,那些散放在各处的建筑材料看似有人管,实际管得很松,因为一般的建筑工地战线都拉得特别长,在这里表面看上去干活儿的人特别多,但大都是从各地招来的民工,他们只顾埋头干活儿,根本不注意看管东西。所以,要想偷建筑工地上的东西,只需在下班后避开工头和专门看管的人就可以了。杨新海在建筑工地上偷东西,也不偷那些笨重的物件,专偷电缆线,因为电缆线既容易偷又值钱,当时1斤电缆线可以卖到10多元,而且到处都有收购站,出手特别容易。一次偷10多斤,就可以卖到100多元,杨新海觉得,这比拼死累活地在工地上出苦力强多了,因此,他逐渐放弃了对劳动的兴趣。

    正当杨新海得意洋洋地以偷盗为生时,他也被纳入了公安机关的视线。1990年初夏,杨新海在一个工地上偷电缆线时被保安人员当场抓住,交给西安市公安局霸桥分局处理。公安机关在审理杨新海盗窃中发现,此人虽然多次盗窃,但累计盗窃数额并不太高,因此够不上刑事处分,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却足以对社会构成危害。公安机关为了有效地制止这种游荡式的盗窃行为,1990年6月11日,报请陕西省西安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以杨新海涉嫌多次盗窃,科以劳动教养二年的处罚。

    杨新海在劳动教养期间,没有表现出什么太大的主观恶意,1992年4月25日,当劳动教养期满后,被及时予以解教。这时,杨新海已经4年没有回家了,从劳教所出来以后,他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要父亲到西安来接他。杨俊关接到三儿子的电报,非常激动,他说:"我终于知道小海儿的下落了,我得赶紧去接他。"杨俊关东拼西凑,凑够了路费,登上西去的列车。他经过一天一夜的旅途颠簸,来到三儿子落脚的旅社,服务员却告诉他:他儿子早在3天前就退房离开了。杨俊关与三儿子失之交臂,一个人蹲在旅社的门外难过了好一阵子,又一个人孤零零地搭车回到了家。

    杨新海不是不愿意见到父亲,他是觉得没脸见父亲。当初,父亲没有能力供应他上学,他一赌气离家出走,本想在外面混出个人模狗样儿来,回去在父亲面前炫耀一番,没想到如今落得个劳教释放的下场,见了父亲该怎么说话?他实在不想再听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唠叨,他要继续在外面闯荡,他要过自由人的生活。

    杨新海从劳教所出来以后,孑然一身,形影相吊,身上除了劳教所发给的微薄路费外,已经一文不名,他"要过自由人的生活",就必定去偷、去抢。

    这时,1992年的五一节快到了,中原大地麦子已经黄梢了,他夹起简单的行李卷儿,扒上北上的火车,来到了石家庄。有了这次扒火车的经历,杨新海偷盗的视野又比以前放宽了。他想在一个地方偷容易被发现,如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轮换着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在石家庄下了火车以后,杨新海不再找落脚的地点,他像一个独行大盗一样,专门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扒窃。可是,好梦不长,这种流窜扒窃的行为很快又被公安机关发现了。1992年8月,杨新海正在公共汽车上扒窃时,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的便衣警察当场抓获,1992年9月20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决定:杨新海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一年。

    对这次劳教,杨新海没有从自身查找原因,而是怨气满腹,他认为,我不就是在车上偷了一个包吗?包里不就是只有百十来块钱吗?把我教育一顿放了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要把我送去劳教呢?为什么不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呢?难道一旦犯了错误就不能重新做人了吗?但是,怨气归怨气,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劳教所里呆够了一年。


5、婚姻的失败者

    杨新海在石家庄劳教时,有一个在石家庄工作的本村老乡知道了,这个老乡和他还沾点亲戚,对他非常关心,曾经去劳教所看过他两次,还给了他一些钱。

    杨新海对这位老乡说:"你既然在这里工作,在当地必定有熟人,你就好事做到底,想办法把我弄回老家去吧。哪怕是在老家蹲劳教所也行啊,总比一个人孤单单地远在千里之外强!"

    老乡说:"这恐怕不容易,别说我不在政法机关工作,就是在政法机关工作,牵扯到河北、河南两个省的事,也不好办。"

    杨新海听了冷冷地说:"不好办就算了。"

    老乡劝他说:"大不了就是一年,很快就会过去的,你在劳教所好好地干,到期满后我来接你。我听说,你早年在老家谈的一个对象还在等着你哩。"

    杨新海对老乡的这番安慰并不领情,心想这算什么老乡?算什么亲戚?带几个钱来看看我,说两句安慰的话能起什么作用?你要是真对我好,就该像古代的好汉秦叔宝那样,为朋友两肋插刀,想尽一切办法把我弄回老家去!你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道我在里面受人管制的滋味有多难受。但一想到老家还有一个姑娘等着他,心中便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于是,他安心地改造,只盼着早日获得新生。

    1993年7月16日,杨新海劳教期满,被石家庄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解教了。那位老乡果然没有食言,当天过来把杨新海接了出去。老乡说:"现在你自由了,我给你点路费,你回家吧!"

    杨新海看了看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说:"我这样回家,找着丢人呀?"

    老乡劝他说:"你已经离开家几年了,你父亲、你母亲和你家里人都很想念你,你还是回去看看吧。"说着,掏出100多元钱交给他,"这是路费,到家看看,过一段时间想出来再出来嘛!"

    杨新海把钱接过来,连声谢也不说,扭头走了。

    杨新海辞别老乡,并没有买车票回家,而是用老乡给他的回家路费又在石家庄混了下去。白天,他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荡;晚上,他睡在广场上或火车站的候车室里。100多元钱很快就花光了,没办法,他只好重操旧业,又登上公共汽车,开始了扒窃的生涯。

    那个老乡通过与家里联系,知道杨新海没有回去,便四处找他。一次,杨新海又登上一辆公共汽车想扒窃时,正好被老乡看见,老乡抓着他的手把他领回了自己的家,苦口婆心地劝他说:"新海,你也老大不小了,千万不能再这样瞎胡混下去,春节快到了,跟我回家吧。我听老家的人说,你原先在老家谈的那个姑娘,人家还等着你哩!"

    听到这里,杨新海睁大了眼睛问:"是吗?"

    老乡说:"千真万确。"说着,拿出家里人写来的信让他看。

    杨新海默默地看了半天,说:"好,咱回家吧!"

    早在杨新海上初中的时候,本村一个威望较高的长者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女方的父亲是村里砖瓦场的老板,家里比较富裕。这姑娘杨新海认识,人长得好看不说,还知理懂事,是远近闻名的好姑娘。那时,杨新海只有十五六岁,还未成年,又正在读初中,加之家庭生活困难,前程莫测,便推说现在不是谈对象的时候,晚两年再说。谁知这一推竟推掉了一桩好姻缘。随后,他到汝南埠镇去读高中,再后来离家出走,四处游荡,一跑就是5年,双方再也没有了联系。现在,杨新海已是24岁的大小伙子了,他强烈地感到:他真的需要有一个家,需要有一个女人。

    1993年春节就要到来的时候,杨新海随老乡一起回到了阔别5年的家。家里的面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见了父母兄弟也没有久别重逢的亲切感,他这次回家的主要目标,是冲着那个一直等他的姑娘来的。但他却把这个目的窝在自己心里,既不向父母说,也不向兄弟姐妹谈,杨新海认为,这样的事本该家里人主动给自己谈,父母都是历经沧桑的人了,兄弟姐妹也都一个个长大成人了,难道他们不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道理吗?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过了婚嫁年龄的大龄青年吗?难道他们就不该关心关心我这个常年在外流浪的亲人吗?

    杨新海更不主动提出到那个女孩家走动走动,他认为,已经多年没来往了,光是在石家庄听老乡说,那个女孩还等着自己,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人家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冒失地到人家家里去,若是被人家赶出来,该有多难看。

    不论杨新海怎么想,此时他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赶快见到这个女孩,赶快谈婚论嫁,赶快成立一个家庭,赶快过上夫唱妇随的幸福日子。但随之而来发生的事,彻底粉碎了杨新海的美好梦幻,几乎把他击倒。

    眼看到了大年三十,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豫南广袤的农村到处是一派欢乐的节日气氛。这天上午,杨新海正在家里看父母包饺子,突然门外响起了欢快的鼓乐声。听声音像是哪家在办喜事,可他也懒得出门去看,别管谁家办喜事,反正和自己都没有关系。可一会儿他就听到门外有小孩在喊:"快来看啊,荷花儿出嫁了!"

    荷花儿?杨新海"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快步冲到门外,迎亲的汽车刚好开到他的面前,汽车里坐着盛装的新娘,果然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女孩!在敞篷汽车的后车厢里,一班吹鼓手正在起劲儿地吹奏着《百鸟朝凤》,一帮抬嫁妆的年轻人高兴地分吃着喜糖。那一刻,杨新海只觉得大脑里一片空白,差一点儿摔倒在地上。他赶紧跑回家去,拉个被子蒙住头,一觉睡到天黑。中午,父母喊他起来吃饺子,他推说头有点儿疼,连过年的饺子也不愿意吃。

    第二天便是大年初一,在石家庄工作的那个老乡到他们家来拜年,他见杨新海还睡在床上没起,便凑上去问:"新海,咋没起来过年呢?"

    杨新海没好气地说:"懒,不想起呗!"

    那个老乡关心地问:"昨天那个女孩出嫁了,听说是你不要人家了?"

    杨新海此时恨不得一拳打过去,把这个好心的老乡揍成个熊猫眼,但躺在被窝里的他,只感到双手软绵绵、懒洋洋的,想伸也伸不出去。他觉得正是眼前这个老乡把他给耍了,别看他表面上装出一副关心自己的样子,自己在石家庄劳教期间,他又是去看望,又是去送钱,又是表示安慰,实际就是他把自己在石家庄被劳教的事抖搂出来的,以致在村里传得满城风雨,对象听说后嫌丢人,因而离他而去。现在,村子里200多户人家肯定都知道了我在石家庄被劳教的事,别说是再找不到媳妇了,从此往后我在村子里还怎么做人?本来我们一家人在村子里地位就不高,有了这件事,我以后见了人还怎么抬得起头来?他觉得这个社会真是太坏了,这个社会上的人真是太坏了,人人都没有一点同情心,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父母生下他就不再负责任,没有尽到父母培养孩子的义务,自己的天赋那么好,父母硬是没有能力供应他上学;兄弟姐妹也是各人顾各人,没有尽到同胞兄弟姐妹的情谊。自己在外流浪多年,也劳教了好几次,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前去看看他,自己回到家来,也没有一个人替自己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帮帮自己。他越想越觉得,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意思。

    杨新海特别嫉恨的是那个曾与他谈过对象的女孩,他觉得,她之所以要在他回家以后再当着他的面嫁人,就是要故意出他的洋相,让他心里难受,让他丧失自尊,让他今后没法做人,让他永远只能做一个缩头乌龟!

    从这个时候起,杨新海对女人的仇恨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心里。

    整个春节期间,杨新海郁郁寡欢,刚过了年就要外出,父亲苦苦劝说他:"海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再这样在外边瞎跑,跑到啥时候是个头儿呀?不如就在家安生板眼地干二年,攒些钱找个媳妇成个家也就算了。"

    杨新海也不吭声,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年开春以后,杨新海在本村一个砖厂干了不到一个月的苦力,给砖厂摔砖坯子。村里的人后来回忆杨新海在村边砖厂干活的情景时评价说:"他那时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干活很卖力。"其实,他是把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成了一种发泄的方式,把自己满心的委屈和满身的屈辱都挥洒在出苦力上边。村里人回忆说,他干活从不与人多说话,有人和他说话,他就搭上说一句,没人与他说话,他就不吭声,低着头只顾干活儿。

    干了一段时间,杨新海觉得实在受不了思想和身体的双重压力,于是,他再次上演了离家出走的把戏。一天吃过早饭,他带了两件替换衣裳,给父母说要去砖厂干活,一出村他就直奔正阳县城的方向,当父亲天黑到处去找他时,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杨新海这次离家出走后,直接去了广州,他仍然是居无定所,到处游荡,靠打小工和偷盗来维持生活。这样的游荡生活大约过了一年,终于在一次试图盗窃时被人抓获,送到了广州收容所。收容所不像拘留所,收容的人不一定有罪,但起码属于那种"三无"人员。要想从收容所里把人领出来,必须要由家里人出面作保。杨新海无奈之下,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要父亲带上当地村委会和派出所的证明去把他从收容所里领出来。杨俊关收到儿子的信,赶紧办齐了各种手续,连夜赶到广州,把儿子领了出来。

    父子俩乘上开往河南的火车,一路无语,但到了信阳火车站,杨新海死活不肯回家。父亲问他:"你不回家到哪儿去?"

    杨新海说:"天下这么大,到哪里我都能养活自己。"

    父亲拗不过他,只好由了他去。父亲含着眼泪告别儿子,一个人回到了固守多年的老屋。又过了一年左右,杨新海从成都打电报给父亲,让父亲去成都一个招待所接他,但等杨俊关赶到成都时却没有见到他。此后,杨俊关再也没有了儿子的消息,家里给他写了不少的信也都被退回。


6、五年出狱变本加厉

    杨新海在成都给父亲拍过电报以后,又一次戏耍了父亲,他并没有在成都等着父亲去接,却在父亲到达成都的头一天上午离开了成都,搭上了南下的火车,再次与父亲擦肩而过。从此后,杨新海再没有踏进家门,罪恶的足迹遍至湖北、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山东、安徽、广东、广西等大半个中国。

    杨新海自从在西安、石家庄、广州因盗窃先后被抓获劳教后,他在别的城市不敢轻易出手了。他认为,城市人警惕性高,防范严密,各家都装有铁门铁窗,不容易下手。再者,城市里110行动快,即使作案得逞后也不容易逃跑,一旦被人抓住,又得蹲上年把二年的"笆篱子",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不说,若让家乡人知道了也老没有面子。在这以后的多次作案时,他通常都不会选择住宅豪华的人家,有时踩点后发现这样的人家他也会放弃,他害怕这样的人家与城里人有牵连。

    "可能是因为自幼家里穷,他很自卑,从来不敢与城里人过招。"一位参与办案的民警事后这样评价杨新海。

    杨新海在外闯荡了一阵子,觉得在城市里不好存身,便琢磨着还是回到河南老家去,于是,他又踏上了回乡的火车。但是,走出信阳火车站以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即使回到家里,又该如何呢?还不是整天出死力,干笨活儿,让人瞧不起,受人欺负。两年前,也是在这个火车站,父亲要把我带回家,我不愿意跟他走,现在,我如果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去,家里人该怎么看我?再说,父亲接到我的电报以后,亲自跑到成都去接我,我没有等他,回家见了父亲、见了家里人,我怎么向他们交代?杨新海前思后想,决定不回老家了。

    杨新海这次回到农村来,并不是要在老家好好劳动,靠自己的双手获取生活的资本,此时的他,已经对劳动没有了一点兴趣,他是瞄准了农村这个作案的广阔天地,要在这里寻找一条依靠盗抢来维持生计的路。他自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人的居住环境、生活习性特别熟悉。他知道农村人居住分散,防范意识差,不少人家连院墙也没有,有的即使有院墙,也大都是用泥土打造起来的,又低又矮,一抬腿就能翻过去。农村的房子大都只有一道木门,门后边是个横插的门闩,用刀一拨就可以把门闩拨开,然后长驱直入。

    杨新海既然选择了依靠盗抢来维持生计的路,他就觉得还是不回老家好,因为老家认识他的人多,作了案容易暴露,即使不被当场抓获,公安也容易顺着线索找到他。再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长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发现了他在偷盗,也会出来阻止他。此时,他才理解了为什么"兔子不吃窝边草",它们是怕吃出麻烦,给自己惹祸,给自己的家人惹祸。

    于是,杨新海便在信阳一带就地作起案来。

    信阳虽说离杨新海的老家100多公里,但这里农村的情况和他们老家几乎一样,熟悉农村情况的杨新海盗窃很容易得手。不过,这种不劳而获的生活也要担惊受怕。一次,杨新海夜间偷了30来斤绿豆,天亮时扛到集市上卖。他惟恐被人认出口袋抓了现行,不敢摆在粮食市场里卖,边走边寻找买主。他找买主也不敢找年轻男人,更不敢找干部模样的,而是专挑老年人或妇女,他认为这类人保险系数高,不会对他产生怀疑,即使产生怀疑,也好摆脱她们。

    杨新海到集市边儿上,两只眼就贼溜溜地乱瞅。他发现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颤巍巍地走过来,便迎上前去搭讪说:"大娘,你买绿豆吗?"

    "不买。"

    杨新海认定了这位老太太,把盛绿豆的口袋往地上一放,说:"大娘,你看看咱这绿豆,货好,还便宜。我家里有急事等着用钱,你就全当帮我一个忙,把它买下吧?"

    老太太不经意地问:"多少钱一斤?"

    杨新海见老太太上了钩儿,进一步拉拢说:"你就别问多少钱一斤了,我刚才过了秤,这足足有30斤绿豆,你就给我15块钱得了。"

    当时,市场上绿豆的价格大约1元钱1斤,杨新海喊出的这个价低于市场价格的一半,老太太真的动心了,马上掏出15元钱交给了他。

    杨新海接过钱来,就慌慌张张地要走,连口袋也不要,这让老太太起了疑心,遂喊住他问:"小伙子,你慌啥哩?这绿豆不是你偷来的吧?"

    杨新海赶忙回过头来,又拿出5元钱交给老太太,说:"大娘,你老要是嫌吃亏,我再找给你5块钱,可你不能这样胡说啊!"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那个老太太站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等她回过神儿来时,杨新海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这次经历让杨新海很是后怕,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敢到市场上去销赃。为了不再销赃,他在盗窃时尽量不偷大件的东西,只偷些既便于携带又便于处理的小东西,当然主要是偷钱。

    在信阳的这段时间,杨新海全部依靠流窜盗窃来维持生活,转眼到了1995年的夏天。夏天是农村性犯罪案件的多发季节。这时的杨新海,已是27岁的大小伙子,过剩的精力和强烈的性欲也在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增长。

    一天,杨新海漫无目的地行走,伺机寻找作案目标,不知不觉回到了正阳县的地面,当行至一处山坳地时,他看见前边不远处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性,顿觉眼前一亮,一股邪恶的欲火直顶脑门。他悄悄往四周看了看,前后路上都没有人,他就势往路边一坐,专等着那女人到来。

    女人渐渐临近了,杨新海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两只眼睛瞪得几乎出血。待那女人走到跟前时,他猛地蹿起来,从后面搂住那女人的脖子。那女人正在行走,全然没有料到会遭此突然袭击,她一边竭力反抗,一边大声呼救。但是,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呼救是枉然的,女人被杨新海压在了身子底下。

    杨新海一边放肆地撕那女人的衣裤,一边迫不及待地将臭烘烘的舌头凑向那女人的嘴,要强行与她接吻。那女人趁此机会,狠狠地在杨新海的脸上咬了一口,杨新海疼痛难忍,抓那女人的手不由得放松了。女人趁这一刹那的工夫,挣脱了杨新海的魔爪,没命地奔逃而去,立即跑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杨新海待要追赶那女人时,她早已跑远了。此时,先后两次被劳教的杨新海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反侦查能力,他将现场可能遗留的东西全部收拾干净,用树枝将刚才在地上留下的痕迹扫去,随后赶快撤离了现场,把打扫战场用的树枝带到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扔掉。

    为了躲避公安侦查,他先在野外的池塘里洗去了血迹,然后连夜奔逃,窜出几十里远。

    尽管杨新海善于伪装自己,但他总还是要吃饭,要吃饭就要去偷。终于在一次入室盗窃时被正阳县公安机关抓获,公安人员对他审讯时,发现了他脸上还没痊愈的伤痕,当地派出所遂将这一嫌疑向县公安局作了汇报,经被害人当面指认,认定他就是那个强奸未遂的犯罪嫌疑人。

    1995年9月,杨俊关接到正阳县公安局通知:杨新海因涉嫌盗窃、强奸被刑事拘留。这是杨俊关几年来第一次得到这个儿子的准确消息。

    1995年10月,杨新海盗窃、强奸一案,被正阳县人民检察院起诉到正阳县人民法院。案件一到法院,杨新海心里特别有底,因为他知道,他同村有个老乡在正阳县法院当庭长,在杨新海看来,既然是老乡,就应该对他特殊照顾,但在以后的案件审理过程中,这位老乡的表现却让他大失所望。

    正阳县法院审理杨新海盗窃、强奸的案件进度很快,因为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存在任何疑义。1995年12月19日,正阳县人民法院以杨新海犯有盗窃罪、强奸(未遂)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判决书发下来后,杨新海见到了他那位在法院当庭长的老乡,他恳求老乡:无论如何不要把他送到劳改场去,要想办法帮忙把他留在看守所服刑,他说他害怕到了劳改场吃苦。老乡告诉他:留在看守所服刑的一般要具备3个条件,一是所判的刑期较短或是残余的刑期,二是所犯罪行是非暴力性质,三是年老体衰、身体有残疾或有严重疾病,不适合劳改。你犯的强奸罪是暴力性质的犯罪,判的刑期在五年以上,加上你年轻力壮,这3条规定你一条也不符合,按规定是不能留在看守所服刑的。杨新海对老乡的这种说法大为不满,他认为是没给老乡送钱,所以老乡不给他帮忙。

    1996年春节前,杨新海被送到郑州市新郑监狱投入劳改。在监狱里一开始砸石头,据杨新海后来回忆说,那时每天要砸30车石头,任务很重。杨新海身材小、力气差,经常完不成任务,所以,他受到的批评多,表扬少。后来又改做假发,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干得两眼发昏,做坏了还要罚钱。在那段时间里,他感到实在难以忍受,几乎想到了死。为早日离开那鬼地方,杨新海把自己伪装成一副积极改造的样子,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煎熬都咬牙坚持,一心努力劳动,骗得管教干部的信任,争取减刑。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仅在服刑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被减刑一年,他认为,如果有钱给管教干部送送礼,至少可以减刑一年半,这也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创伤。

    杨新海在劳改场时虽然吃了不少苦,但却练就了一手用锤砸石头的功夫,这为他以后作案时用锤砸人打下了基础。

    1999年5月31日下午,杨新海走出了新郑监狱。他背着铺盖卷儿从监狱里走出来,没有人来接他。他没有通知父亲接他,他认为,父亲来了有啥用?净多花一个人的车票。此时他的心已经野了,他已30多岁,无妻无子,无牵无挂,一个劳改犯,家庭温暖早已从他的梦中消失,父母亲情再也难以使他冰冷的心解冻。

    他在这个监狱里服刑4年多,只有父亲来看过他一次,但仅能给他送些油条、馒头等食品,从来没有给他送过钱。兄弟姐妹几个人从来没人来看过他,这也使他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亲情关系产生了极大的距离感。在杨新海看来,父母是靠不住的,父母生下了他,却没有能力供他上学,甚至连个媳妇也没有给他娶上,从他记事的时候起,他就只有跟着父母受窝囊气的份儿;兄弟姐妹更是靠不住的,几年来,他先后3次被劳教、劳改,其他的兄弟姐妹5人没有一个人看过他,更没有一个人接济过他一分钱。他们5个人一个个先后成了家,但没有一个人想起过他,更没有一个人为他操过心。

    5月末的天气,虽不算太热,但中原大地的农民都已经开始收麦子了。杨新海身背脏兮兮的小铺盖卷儿,顺着京珠高速公路新郑段向南走,他的家在南边,离这儿有100多公里,可他身无分文,没钱搭车,只好一步一步地往回挨。走着走着,他伤心地想:在监狱里还有管教干部关怀他,现在,出了监狱反而没人管没人问了,他重新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他到哪儿去呢?回家吗?到了家又会怎样?像自己这样一个身背盗窃、强奸几个罪名的劳改释放犯,回到家乡有何脸面见人呢?再说,200里的路程,要走几天才能到家呢?走在路上吃什么呢?

    杨新海一边走,一边看着田野里正在忙碌的人群,他的脑海里不禁又打开了歪主意,脚步也渐渐地放缓了。此时他已经开始自暴自弃,为满足狭隘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他又想到偷。整个下午的时间,他只走了10多里路,天快黑的时候,来到与新郑市相毗邻的许昌市长葛县境内。

    傍晚时分,村庄里猪羊和狗的叫声随着袅袅上升的炊烟四处扩散,显出和平年代那种特有的让人听了舒心的嘈杂,田野里已经有三三两两看麦子的男人们,扛着铺盖卷儿在场边地头选好了铺位。在这样熙熙攘攘的环境里,谁也不会特别注意到肩扛铺盖卷儿的杨新海。

    杨新海在一个村头停下来,找到一个正在吃晚饭的农户家中,从铺盖卷儿里掏出劳改场里发的干粮,说自己是驻马店人,谎称自己进城打工刚回来,因受了工头的欺骗,没领到一分钱的工钱,只好步行回家,路过这里找口水喝。好客的主人热情地为他端出了香喷喷的白面条,又把他拿出的凉馒头硬塞回了他的铺盖卷儿里,说:"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出门在外谁也保不住不碰上个三灾六难的,现在家里粮食有的是,吃碗饭还能吃穷了?"

    但遗憾的是,淳朴的中原农民的热情和好客并没有感化杨新海那颗冰冷的心。杨新海吃饱喝足之后,连句感谢的话也没说,一抹嘴,背上铺盖卷儿就走,这一走,不是要回家,而是要寻找作案时机和作案对象。

    杨新海走夜路的能力比较强,吃过晚饭后的一个多小时,他走了20里开外,比整个下午走得还要远。但这次赶路,他是为了避开吃晚饭的那个村庄,怕作案之后被他们提供侦查线索。

    大约晚上10点钟,杨新海来到一个村头。他悄悄看了看村庄的情况,有几户没有院墙,有院墙的也很低矮,他决定选择在这里下手。不过,现在动手为时太早,要找个地方睡一觉。他慢慢地向村头走,这里有一个机井房,他走近一看,机井房没有门,里边也没有住人,杨新海趁着月光看了看,里边还算干净。他走进去,解开铺盖卷儿,倒头便睡。一觉醒来,看看三星已移向西南,时间已经是后半夜,他折身坐起来,把随身穿的衣服包了包,夹在腋下,把铺盖卷儿扔进机井里,悄悄离开机井房,偷偷向村子里摸去。

    凌晨两点来钟,正是村子沉睡的时候,只有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狗叫,打破黎明前的沉寂。杨新海蹑手蹑脚地进了村子,看见有一户人家只有3间正房,没有院墙,门口放着一辆自行车,但正房的门是开着的。杨新海躲在暗处观察了好一阵,这家人没有一点动静,他确认这家人都已睡熟,而且有可能自行车也没锁,他走过去一看,果然如此。他正想将自行车偷走,却发现这家只有一个妇女在熟睡,他大胆走过去偷奸了这个熟睡的妇女。这个妇女开始以为是自己的丈夫从地里回来了,当她醒过来后发现是一个不相识的人时,已经晚了。杨新海干完了事,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出了村子,那名妇女当然不敢出来撵他,也没有喊人捉贼。

    在这麦收大忙即将到来的时候,有人在夜间骑自行车行走,根本引不起别人的注意,杨新海轻易地就把这辆偷来的自行车骑出几十公里,当天色微明的时候,他已经到了距作案地近50公里的一个集市上。杨新海把自行车卖了15块钱,买了一副线手套、一个小手电,做好了盗窃的准备,从此走上了职业犯罪这条通往地狱的路。

    起初,杨新海聚集了一批人,结伙乞讨和抢劫。但在一次结伙盗窃时,有两个人落网了,一连几天,他心里惴惴不安,怕公安人员顺藤摸瓜把他抓住。所幸那两个人没有把他供出来,他空自紧张了一阵。但他却从中总结出教训:人多必失,一定要单干才保险,而且必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免被公安抓住。
    从此,他开始了独自流窜作案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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