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艺事与鉴识
张之洞（1837至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作为晚清的肱骨重臣、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因力挽晚清颓势于一时、广开“洋务救国”而为世人所熟知;但他同时作为传统士人的代表，身上保留了明清以来士大夫尚古玩物的雅好，纵观其一生虽志在宦途，却不忘于治学、作文之际开展风雅艺事与收藏品鉴，在他身上凝聚了没落王朝的士风。
张之洞像
晚清重臣、鉴藏家潘祖荫，在其所做的《说文古籀补叙》中，曾记下这样的情形：“（余）同治辛未（十年）、壬申（十一年）间官农曹，以所得奉入尽以购彝器及书，彼时日相商榷者，则清卿（吴大澂）姻丈、廉生（王懿荣）太史、香涛（张之洞）中丞、周孟伯（周悦让）丈、胡石查（胡义赞）大令，无日不以考订为事，得一器必相传观，致足乐也。”自乾嘉以降，金石考据之学大兴，文人之间的艺事多以金石考据、珍玩品鉴而开展。张之洞与晚清众多金石学家、鉴藏家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胡澍、赵之谦、缪荃孙、端方等是其“朋友圈”的重要组成，他们彼此登门造访、书信往来、交游雅集十分频繁。
1雅集“达人”
作为朝中大员的张之洞，在为政之余颇有雅集文士行文事、艺事之好。晚清之际的文人雅集除延续传统雅集之内涵外，借雅集行金石研究、鉴藏之艺事已较为普遍。张之洞热衷于发起、参与文友之间的各种雅集活动，他与潘祖荫一道，多次发起雅集，二人堪称晚清文人雅集组织者当中的“最佳拍档”。
龙树寺为晚晴京城文士雅集之地
同治九年（1870年），张之洞卸职湖北学政，进京复命，其间充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侍读之职，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离京赴川，在北京停留三年有余。正是这次相对闲适的京师生活，使他难得有机会与京城名流相邀雅会。据统计，他在京期间，由其发起的雅集就多达20余次，不可不谓“壮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同治十年（1871年）的龙树寺雅集。当时，趁科考举行之际，各地名士云集北京，张之洞邀约潘祖荫发起了这次留名后世的雅集。为此，他曾数次写信给潘祖荫，提议雅集的选地、邀人事宜。北京的陶然亭、龙树寺、天宁寺等在道咸以后逐渐成为晚清文人雅集之地。张之洞在写给潘祖荫的信札中曾多次提及这些地点，他对这些当时闻名京师的传统雅集场所了如指掌，在与潘祖荫商讨雅会之地时张之洞颇有经验地认为需选一“胜地”，并对几大雅集场所一一点评：稍嫌陶然亭的背窗置座，或虑谢公祠不能随意带庖厨，又恐天宁寺过于空旷疏远等，就此向潘祖荫征求意见。而在雅集邀约人选上，张之洞也独有见地，对于参与者的身份、专长、人数等均有详细建议，甚至几度将参与人员明细一一列出，向潘祖荫汇报，宛若业务精熟的雅集“达人”。作为这次雅集的实际组织者张之洞最终促成了当年五月初一的龙树寺雅集，到会文士切磋考据、金石、文史等，品茗谈艺，联吟对弈。参与雅集的秦炳文还作了《雅图集》，为雅集存影。这次雅集在后来被誉为“咸同以来，朝官名宿第一次大会也”，可见张之洞组织雅集的能力之一斑。
海王村旧影
除了组织雅集，张之洞还热衷参与各类雅集。李慈铭和王闿运与张之洞常于各类雅集相遇，他们的日记多次记载张之洞于同光之际在京生活的3年多时间里，其参与的雅集不下50余次。尤其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夏，张之洞、王懿荣、严玉森、李慈铭、胡澍、陈乔森等人参与了由潘祖荫发起的“消夏六咏”唱和，雅集题为搨铭、读碑、品泉、论印、还砚、检书，张之洞分别以主题作诗相和，并有诗存。透过他留下的金石诗句，可以感受张之洞对传统金石主题的了解，反映出他的艺术修为与文学素养。同年七月五日，上述几人又加入潘祖荫组织的郑康成（玄）生日雅集，陈彝、谢维藩、许赓扬、吴大澂、顾肇熙等人也应邀而至。张之洞对此有题记及诗记录在案，其题记道：“潘少司农嗜郑学，名其读书之室曰郑盦，属张掖张君据高密汉人石刻画像模写为图，以同治十一年七月五日康成生日置酒展拜，会者十一人，并题小诗二首。”
张之洞热衷于雅集活动，他组织和参与的雅集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传统文事活动的延续，而通过各类雅集活动，他结交到更多的学者并跻身于名士之列，这也为其日后的清流之路打下基础。尽管张之洞此后辗转全国各地任地方要员，难再有同治末年的雅集盛会，但其借雅集明志的心态却始终一以贯之。在他后来从政中生涯中，以他为核心形成的幕府，也成为其倾慕雅集之事的另类表现，如张之洞在武汉任职时的幕府中（1889年至1907年），杨守敬、顾印愚、周家禄、辜鸿铭、吴保初等诸多名士齐聚其幕下，他们之间相互讲求金石、舆地、书画、辞章等，盛之一时。
张之洞生活的晚清之际，在朝的文人士大夫一度掀起博古、鉴古、藏古的热潮。沈太侔在《东华锁录》中记载，时“京师诸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推翁大兴（方纲）、阮仪征（元）之余绪，当时以潘文勤（祖荫）、翁常熟（同龢）为一代龙门，而以盛（昱）、王（懿荣）二君为之厨。未几，盛司成有重刊太学石鼓文之举，王司成有重开四库馆之请，骎骎乎，观兰台之盛事矣”。文士对金石书画、藏古鉴古的热衷，往往亲赴市肆，以游艺于市、寻觅一二古物珍玩为尚，张之洞也颇有此好。
清末民国之际琉璃厂内书店旧影
北京琉璃厂是闻名于时的古玩市肆，发现甲骨文字的王懿荣，便“好聚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属，散值后，必阅市”（《清稗类钞》），当时像他一样在退朝或结束一日办公后而赴市肆搜罗、寻访古董文玩士大夫，已渐以此为习尚。晚清藏书家叶德辉曾记述道：“吾官京曹时，士大夫犹有乾嘉余韵，每于退职或休务日，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各挟数破帙，驱车而归。”（《琉璃厂小志》）笃好古籍版本、古物庋藏的张之洞每每赴京必游琉璃厂肆。他曾不止一次作诗表达他对到琉璃厂觅古游艺的心情，如“何年庙市徙，求书琉璃窑”（《新春二日独游慈仁寺谒顾祠》），甚至记录下在琉璃厂往返徜徉时的愉快心情：“毕董残装有吉金，陈思书肆亦森森。曾闻醉汉称祥瑞，何况千秋翰墨林。”（《张之洞全集·过琉璃厂》）。
由于嗜书，张之洞曾多次邀约晚清清流代表张佩纶到琉璃厂书铺、古玩店寻觅古籍、碑版、珍玩。在写给张佩纶的诸多信札中颇多提及：“此时外出了俗事。归时约在申正过厂市，拟到尊汉、隶古一搜，请贤昆仲到彼相访为妙。”“刻仍到庙市，已约公瑕。如有清兴，到彼共赏为佳。”“（张佩纶）到永宝后亦有所获否？弟便道诣翰文斋书肆，冀睹孙君所云宋椠本耳，然终不可得。今日真无谓也。”（《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以上提及的尊汉阁、隶古斋为琉璃厂的著名法帖铺，翰文斋为书店，永宝斋为古玩铺，想必这些厂肆店铺是张之洞常来之地，而在他看来，办完“俗事”，约一二佳友到市肆觅古却是“风雅”之事。有时甚至为了游艺厂肆尽兴，还要“赶早”，在另一封他与张佩纶的信札中便有“请贤昆季即到敝寓，同游书肆，归来早饭。弟处已约再同。鉴于屡次混黑不尽意，故以早救之”的记录，看来对于张之洞而言，游艺市肆也是容易上瘾之事。张之洞游逛厂肆，有时是独自一人，有时则约张佩纶等友人一起，甚至有时还会出现连续三两天往来于厂肆之中的情形，可见其对古玩市肆的痴好之深。
张之洞在游艺市肆之际，看上的古籍珍玩往往也出手不凡。他曾在琉璃厂买回袁江的画与英夫人楹联，并将其送与张佩纶。在一并写给他的信上还特别强调“‘英联’昨日在清秘阁所得，价十千”（《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
“盂”青铜鼎 西周康王时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但作为从政能力有余而行赏鉴之事稍显不足的张之洞，在流连市肆之际也有“打眼”的时候。光绪年间，时任鄂都之职的张之洞进京入朝之余，偶游琉璃厂见到一个刻有篆籀文字的大瓮，随心生爱意，玩不忍释，后又“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观之，亦决为古代物”，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终“以两千金获之”。在回到湖北后命榻工拓印数百张古瓮铭文，将其分赠僚友，后却发现所购买之大瓮竟为赝品。（《清朝野史大观》）买到赝品，并没有打消张之洞游逛厂肆的热情，反而由此显示了张之洞对作为雅事潮流的市肆游艺的痴迷。
张之洞的这种爱好，在他离京到地方任职后依然不减。光绪年间，他在与王懿荣的书信往来中，多次委托王懿荣帮其到厂肆购买古物。先是“附去三十金，敢恳过市时代求有风趣物事数品，以娱劳人新年，破书弃扇皆好。如价贵不足用，乞示知补寄，幸勿以‘一无所遇’见覆也”。后又写给王懿荣“能向厂肆求一二佳扇面寄下乎？渴盼、渴盼！鄂之陋甚于岭南，闻杨守敬在日本得唐经、宋椠无算，为京师人分去，我兄亦得数种，确否？如知其尚有未售，精，亦幸示及，其人方以所藏求售，知其名方可托人购之也”（《张之洞全集》）。由此二札，可窥张之洞于古物之极度渴望之情，同时也可以看到，晚清之际，“玩物”似成为普遍的士风现象。
清季士大夫从事金石研究、考据的行为，使文人交易、赏玩的古董文玩种类不断得以扩充，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收藏家的视野不断扩大，鉴藏家对古物的研究走向全面而深入。而士大夫易购书画、金石的行为又扩大了古玩市场中交易种类的丰富。时人有记当时的琉璃厂“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 无不腾价蜚声。而士夫学业，亦不出考据、鉴赏二家外”（《天咫偶闻》）。这正反映出晚清文人收藏与市场发展的相互影响。
“盂”青铜鼎 铭文拓片 西周康王时期
当时的许多名流各有专长，“光绪初年，学派最杂，潘祖荫好金石，翁同龢、汪鸣銮好碑版，洪钧、李文田好舆地，张之洞好目录，张之万好书画。”（《国闻备乘》）严格来看，张之洞并不以金石之学专长，亦不以收藏见称，相比同朝为官的潘祖荫、王懿荣、端方等，张之洞算不得晚清一流的鉴藏大家，但纵观张之洞的一生，他展开的收藏与品鉴等艺事却又是后人解当时士风的一个途径。
张之洞喜爱收藏，尽管他不如同时其他收藏大家那样有关于藏品的详细记录与藏品研究成果，但从流传至今的有关他收藏的轶事、文集与诸多他与同道往来的信札记载来看，他的收藏阅历颇为丰富，其收藏不能说蔚为大观，至少也是“可观”的。他曾在《二家咏古诗》序忆及“庚子夏，京师俶扰。余尽室入关，珍玩、图书概从委弃”（《张之洞全集》）。
张之洞收藏的主要方式为直接易购。前文提及他对琉璃厂的钟爱，亲到厂肆搜罗古物。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外赴地方就任，与当时诸多藏家的爱好一致，将游逛古物市肆的习惯一以贯之。同治年间，他赴四川就任，在给潘祖荫的信中有“楚蜀藏书家、彝器家皆少，容搜索以报。庙市一无所见，真可叹也”的记述，正是此证。除了亲力亲为搜寻古物，托人代购也是张之洞获取古物珍玩的手段一种。上文言及的他向王懿荣托购古物的渴盼之情，透露出对古物的嗜好。
此外，张之洞的收藏还有一部分系来自上门“推销”的古董商处获取。他在写给张佩纶的信札中言及：“早起寂坐斋中，而得吾乡两叔辈书扇，亦一奇也。”“朝旦独坐，俄顷之间，已得乡先生两书一画，殆有合于老氏不出户牖而知天道之妙矣。”古董商上门兜售，在晚清时期已较为普遍，尤其针对老主顾，送货上门也是常事。张之洞爱买古董、收藏古董的名声因与众大家交而传播在外，古董商“投其所好”也不足为奇，这种方式增加了他的藏品数量。
说到藏品，张之洞尤重古籍、碑版的收藏。他的古籍收藏颇丰，这与他擅长目录学研究有着直接的关联。他曾在《检书》一诗中用“未读神先悦”表达他对椠本古籍的钟爱。前文提到他喜到市肆书店，购买各种古籍善本，还写信托王懿荣帮他购买杨守敬在日本获得的唐经宋椠精品。为买旧椠，曾以“清况臣如水，黄金少积储。安能挥百镒，尽得买群书”抒情。他也常与友人互借或互赠古籍椠本、尺牍，如王懿荣就曾赠其《朱少河尺牍》《戚少保诗文集》等。
拓印为文人雅事之一
关于张之洞收藏古籍椠本的具体数量已无可考，但其收藏之丰当是无疑的。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就曾收藏有流散出来的张之洞旧藏。苏精的《近代藏书三十家》中提到傅增湘对散轶的张之洞藏书的收藏，其于民国十二年，以二千四百元获得张之洞旧藏的宋刊本《白氏六帖事类集》。张之洞对于藏书的热衷，影响到其后对国家文化事业的关怀，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创建“两湖书院”，后又在广东创办“广雅书局”并设立藏书楼等，可视为其将藏书之好推而广之的典范。
张之洞还对碑版名帖有收藏兴趣。他每到一地赴任，得空闲便要访古迹、觅古物。尤其对各地古碑的寻访尤重，在其所作和潘祖荫诗中，又有“访碑穷寰宇, 乃至阳关外”句。光绪元年，他在四川任上，亲自去雅州寻访高颐阙，将其所见、当地传闻以及个人见识写成书信告知潘祖荫。他在与潘祖荫、王懿荣等同僚的书信往来中，还多次寄上他访碑的拓片，如光绪二年给潘寄去卢丰碑拓本，同时前后给王懿荣寄去他访获的汉上庸司马君台《神道》拓片等。除了寄去访碑成果，他还多在信中与潘、王探讨、交流古碑、拓片的价值，考证碑文等。也正是有这样的经历与研究，密切了张之洞与当时的京城名流的文艺交流与学术联系。访碑、读碑、拓碑也成为考据之士的活动内容，是彼时士人治学的重要部分。
对于金石学，张之洞有《论金石札》存世。其所作《和潘伯寅壬申消夏六咏·拓铭》诗中，有“鼎彝何足好，所好其文字。款识多通假，往往证经义”之句，点明了士人对钟鼎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借鉴古行考据之事。张之洞对于商周铜器、金石铭文也有研究。这主要得益于潘祖荫的收藏。潘张交好，张之洞几乎对潘祖荫收藏的铜器做了一一考订，并将其录入《攀古楼彝器款识》。他还与潘祖荫在往来信札中不断论及金石文字。他在琉璃厂购得赝鼎，也与其对铭拓、金石之好有关。潘祖荫也对张之洞考释金文做过很高评价，他在致函汪鸣銮的信中说道：“兄于金石之学，不以翁、阮为然，而其椎轮大辂之功不可没也（只如此而已）。如谓不信，京师只好问之香涛，其它廉生、石查尚可之耳（吴清卿亦尚可语）。”但在金石鉴定方面，张之洞有时也会“失察”，他对陈介祺、潘祖荫所藏重器的鉴定多有不确者，如错把毛公鼎、盂鼎、侯罍认定为伪器。在其《论金石札》中曾记“昨见陈氏收毛公鼎拓本, 乃伪物也。何以言之? 文字讹舛，一、词意凡杂，二、通篇空泛，三……洋洋五百言，无一事、一地、一人，皆套语耳。古无此文体”，甚至嘲讽簠斋“以千金买赝鼎，不亦傎乎。其重宝如此，其所藏虽数百件，恐大率此等物耳”。
5鉴识广泛
对于书画，张之洞虽善书不善画，却有对画的赏鉴之好。他常与友人探讨对书画的品鉴与心得。在他写给张佩纶的信札中，多次与之进行书画探讨“前日所得董元宰画卷，不惟的真，当亦是此老得意之笔。乃知肆中陈陈相因，薄弱、软熟、公索高价者，皆雁鼎也。彼贾竖鸟足以知之。日内幸守一先生辱临，为我鉴定之。适又见程松门一画，画笔题字与尊收无二，益可信不伪，可勿宝爱乎？”“旅顺、之罘两图奉纳。苏卷有印记，孔贴何以不刊，此真疑窦矣。听松轩卷收到。乞将玉虹贴此卷赐下一校。”
张之洞手札
由于有金石考据的习惯，张之洞对书画的鉴赏往往带有考证的思路。他在给张佩纶的一封信里写道：“今日所得长卷乃长垣李襄毅公化龙手札也。札中所言河上之役，顷在兵间五六年中连遭二亲之忧云云，一一与史传吻合，不独札中敝邑距大名二百里，及门徒成其主兄弟，可证此公为名万历间畿辅上等人物，天下有数名臣，真至宝也。商文毅、徐武功两卷，何足道哉，深可庆幸。仅以报闻。”除了对古画有鉴识外，张之洞还善于欣赏与之同时的画师之作。如他曾不止一次夸赞时常参与雅集的秦炳文的画作与画艺，他对秦炳文为潘祖荫所绘《藤荫书屋勘书图》做出很高评价，有“此图事韵画亦好，如见斜簪王仲宝，百宋千元画里看，翻对此图恨秦老”之诗赞。
张之洞手札
张之洞对历代书论与书法也有独到的研究。张之洞对于书法与碑版的态度是“书法宜学碑版”“书法不知碑版，未能免俗”“因书法而考碑版，由碑版而通小学、考史事，韩昌黎所谓‘因文见道’，正此意也”。这种认识与晚清之际书法界弥漫的重碑抑贴的思潮不谋而合，而这又与金石考据的时代背景相关联。他还将他自身的书法创作经验与好友交流，如他曾指导张佩纶书法，曾在信中言及他认为可行的“书诀”，即“结体求丰，用笔求润”，对执笔、笔法、用笔、结体、章法等有都到见解。
作为晚清士人的代表，张之洞的收藏艺事与鉴识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晚清文人的收藏风尚，交游雅集、游艺市肆，成为晚清文人鉴藏活动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梁启超所言晚清之际“人物、学术、士风都沉寂在细碎之中而日益委靡”，但正如张之洞一样的文人士大夫，将对古董文玩的推崇、渴求沁透在艺事与品鉴中，嗜古成瘾，才让我们看到更为真实、鲜活的晚清玩物士风。
版面编辑：卢展
微信编辑：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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