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 《楚国八百年》第6集：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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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词】
三万吴军精锐奇袭楚国，势如破竹攻入郢都，楚国全民皆兵，竭力死战，吴国一举灭楚的计划在楚人反抗的呐喊中灰飞烟灭。楚国在惊涛骇浪中逃过了灭顶之灾，而只知进，不知退的吴国由骤兴到灭亡，如同昙花一现。楚威王的成功让楚国登上了盛世顶峰，然而产生畸变的政治制度如同狂风，能瞬间吹落所有的繁华。
公元前515年，一位名叫专诸的刺客改变了吴国的历史。他用一把藏在鱼腹中的匕首刺杀了吴王僚，策划这场刺杀的正是从楚国逃来的伍子胥。七年前，受奸臣的谗言蒙蔽，楚平王下令诛杀伍奢，在楚国兴盛绵延了数百年的伍氏家族遭遇灭顶之灾，唯有伍奢的儿子伍子胥幸免。从楚平王屠刀下侥幸逃脱的伍子胥义无反顾地奔向吴国，他知道作为楚国的死敌，吴国是他实现复仇计划的起点。这场由伍子胥策划的谋杀帮助他的主人公子光接替被杀死的吴王僚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吴王阖庐。也正是借助这场政变，伍子胥得到了吴国的重用，开始了他的复仇之路。帮助吴王阖庐夺得王位仅仅是复仇计划的开始，伍子胥真正的目标是灭掉楚国。
刚一上任，伍子胥就急不可待地向吴王阖庐献上了疲楚之计，伍子胥建议吴王把军队分成三个部分，每次出一师以击楚，如此轮番去扰楚，楚国只会疲于应付，下不了决心来伐吴，这样持续的骚扰战可以有效地削弱楚国国力，等楚国国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吴国再以三军攻之，自然胜券在握。此时，伍子胥的仇人楚平王已经去世，楚昭王即位，这位不幸的国王一上任就遇到“无岁不有吴师”的局面，吴国连续出战，声东击西，在水陆两线多次袭击楚军，使楚军疲于奔命。在骚扰楚国的同时，伍子胥日夜操练吴军，在他的指导下，吴人的军事技术迅速达到天下一流。
公元前506年冬天，大别山与桐柏山间大雪纷飞，驻扎于两山之间义阳三关的楚军尚在梦中，一支三万人的吴军精锐突然出现，经过多年的拉锯战，楚国的国力被消耗殆尽，渐感时机成熟的吴国出乎意料地发动全国兵力大举攻楚，在伍子胥的谋划下，吴军采取奇袭战术，长驱深入楚境千余里，在很短的时间内，吴军就奇迹般地出现在汉江边上。楚国军队的失利从汉江边与吴军的大战开始。吴军五战五胜，势如破竹，不堪一击的楚军接连败退。当国都城外荡起滚滚烟尘，在吴军越来越近的马蹄声中，楚昭王逃离了郢都。
吴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入郢都，十六年前，从出国仓皇出逃的伍子胥重新踏上故土，这一次他的身后带着吴国的浩荡军队，从王城大门跃马而过，伍子胥一路冲进了郢都，这个差点在楚平王的屠刀下丧命的年轻人以征服者的姿态践踏着昔日对他来说遥不可及的禁地。历史就是如此充满着不可思议，伍子胥纵马驰入郢都来到楚国的王宫，沿着当年父亲的足迹，伍子胥一步一步地走进大殿。从他在杀戮中侥幸存活，仓皇逃往吴国开始，这条复仇的道路，他整整走了十六年。这么多年来，伍子胥从来没有踏实的睡过，亲人们痛苦的哀嚎不止一次地在他耳边回响，楚平王锋利的剑尖无数次穿过漆黑的夜晚深深刺进他的心窝，那是他周而复始的噩梦，楚王用剑破碎了他的家庭，如今他也要用剑破碎楚王的疆土。
十六年前伍子胥逃离楚国的时候，路上遇到了他的好朋友，也就是同朝为官的申包胥，后来伍子胥讲，他有朝一日一定要将楚国灭亡。申包胥说，如果你灭掉楚国的话，我一定会让楚国转危为安。郢都被攻破后，为了实践当初保护楚国的诺言，楚国大夫申包胥主动请缨，日夜兼程，奔向盟友秦国。申包胥到秦国后，秦王并没有见他，直到申包胥在秦国的宫廷外哭了七天七夜，滴水不喝，粒米不进，甚至眼睛里都哭出血了后，秦国的国君才被申包胥的忠诚所打动，派了几万大军帮助楚国。
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故事都是这样富于传奇性，其实在这个传奇故事的背后是春秋晚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纵观春秋晚期的地图，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东西向相邻的秦、晋、楚、吴、越五国相邻者基本都是敌国，而相间隔者大多为友国，也就是晋国和吴国成为一派，而秦、楚、越国则是与之对立的另外一派，两派之间形成明显的链式制约关系。
有学者认为，申包胥即使不这样哭七天七夜，秦国大概还是会出兵，因为秦国也怕晋国坐大，因为秦国知道吴国和晋国是盟友，那么吴国灭了楚国，事实上最受益的是晋国，晋国是秦国的近邻，必定威胁到秦国，所以在这个时候秦国认为自己如果再不出手将后患无穷。
国都的沦陷点燃了楚国各个阶层的爱国热情，在危机时刻，楚国上下团结起来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原本就尚武的楚人全民皆兵，竭力死战，秦国援兵的到来更是重振了楚军的士气，楚军与吴军开始相持不下，伍子胥设计的突袭战至此演变成了持久战。吴国毕竟国力有限，不利持久，随着战争的延长，吴国后勤补给不足的弱点暴露无疑。终于在“吴师入郢”不到十个月，吴国一举灭楚的计划在楚人反抗的呐喊声中灰飞烟灭。吴军撤退，楚国幸存下来，但它终究还是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楚昭王回到了残破不堪的王宫，这座伫立在殿上的大鼎曾经是楚国荣耀的象征，如今却刻满了耻辱。只有与昔日的荣耀与功勋彻底决绝，楚国才能赢得新生。没有史料记录楚昭王重返王宫的心情，或许在那一刻，他经历了复杂的内心较量，做出了一项艰难的决定，那就是放弃满目疮痍的郢都，将国都迁往他处。
“吴军入郢”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几百年以来楚国所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但是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坏事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变成一个好事。楚国的统治者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楚昭王在秦国的帮助下复国后采取了很多关心爱护老百姓的政策，并决心要消除政治上的腐败。
后来，楚人在今天的江陵一带建起了一个新的都城，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纪南城。在楚国，凡是有王宫的地方都被称为“郢”，冠以地名，以资识别，因为这座都城位于栽地，所以叫做栽郢。出于习惯，楚人仍然简称这个新的国都为郢都。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在纪南城附近修建水利设施时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墓葬，在主冢西侧，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座长132米，宽12米的车马坑，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战国时期车马坑。43辆马车及164匹战马，这个超级豪华的仪仗车队向我们展示着墓主人当年的宏大气魄。最令人震惊的是在车马坑内人们发现了三乘六马驾车，在《周礼》和一些其他的古代文献中记载，只有天子出行才能够用六匹马来驾车，所以湖北江陵古墓，从它的规模和档次来说，应该是一个楚王墓。后来经过科学测定，这个墓的大致年限是公元前476年到公元前400年前后，也就是说墓主人很可能是楚惠王。
除了与陕西秦始皇兵马俑相媲美的车马坑外，人们还在众多陪葬墓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玉器，这一件件玉龙、玉璧、玉璜向后人讲述着昭惠时代楚国又一次重现了物质的辉煌。从摧毁殆尽的旧郢到气势恢宏的王陵，楚国在“吴师入郢”后如此迅速地自我修复是如何奇迹般完成的呢？
将国都从郢都迁到纪南城后，楚国欣欣向荣之景再次重现，曾经流散各地的王室工匠又一次为国王织出了天下最为华美的盛装。从劫难中安定下来的楚昭王心血来潮之下提出想到荆台游玩，国家尚未从浩劫中复苏，身为楚王又怎能如此沉迷于玩乐。诏书一下，朝中群臣纷纷反对，然而楚昭王却执意出行。新的宫殿早已在地平线上重新耸立，以恢弘的气势赞美着楚昭王的功绩，前往纪南城的道路上，每天都有数不清的马车从远方驰骋而来，车上载着争先恐后前来见识纪南城繁华的各国使臣，如此盛世，身为一国之君为何不能出游美景之地。令楚昭王意外的是，群臣之首令尹子西不仅没有反对，还为昭王精心准备了一份大礼，准备出行的楚昭王等来了这份礼物，令尹子西送来的正是当年他在旧都大殿中折断的那把残剑。郢都沦陷，楚国几近覆亡，子西的告诫不言而喻，以残剑相赠，子西用心良苦之举让昭王恍然大悟。众臣的反对并非小题大做的非议，而是推心置腹的告诫，昭王最终放弃了出游的打算，自此，他潜滋暗长的奢靡之心荡然无存。
楚昭王复国以后，完全一改楚平王、楚灵王执政时期的种种弊端——楚灵王五弟兄为了争夺王位互相残杀，最终招致了“吴师入郢”的悲剧。但是到了楚昭王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团结他的宗亲。
楚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阶层对老百姓压榨过度，这是楚昭王痛定思痛后另一个深刻的体悟，楚昭王选择了“退”，将一切退到合理限度之内，于是他制定了休养生息的国策，在上严明政治纪律，约束权贵阶层，在下实行休养民生。“和”与“退”的国策如同久违的雨水滋润着楚国干涸的土地，在绵绵春雨中，楚国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楚国也在雨水的洗涤中获得了新生。
从濒临亡国的危难中复苏，楚国国力渐充，但它与吴国之间的战争并灭有终止。“吴师入郢”的耻辱挥之不去，心酸的记忆折磨着楚昭王。公元前489年的秋天，吴楚之间的战争僵持不下，心力交瘁的楚昭王病情日益加重，当他站在城墙上眺望西方时，接连三天看见太阳边上有一朵红云。巫风盛行的楚国在遇到各种特殊的自然现象时首先想到的是占卜，占卜过后，周太史派人告诉楚昭王，一连三天太阳边上有红云的征兆说明昭王将遭遇大祸。唯一的办法是举行“禳灾之祭”，用法术将这场大祸转移到令尹和司马等大臣身上。
按理说如果是一般的国君，他可能会欣然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国王是一国之君，他把自己的灾难转移到他的臣子身上来保全自己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楚昭王坚决拒绝，楚昭王说：“把我心里的病转移到我的胳膊上，这不还是在我的身上吗？”意思是说我的大臣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他坚决不同意这么做。
楚昭王拒绝将祸患转嫁给他人，孔子因此称赞楚昭王宽厚、明事理。不久后，楚昭王因病去世，但是政权平稳转移给了他的儿子楚惠王，他的几位兄弟尽心辅佐侄子，继续进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楚国重现上升势头。楚国在惊涛骇浪中逃过了灭顶之灾，经历了严酷考验之后，它表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从表面上看，楚国的自我修复是因为楚昭王个人品质的出色，如果向深层发掘就会看到楚昭王一言一行背后深厚的文化力量。从楚庄王时代起，楚国的物质力量持续上升，楚国的文化厚积薄发，摆脱了长期以来落后于中原各国的局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成就是老庄哲学，老庄文化与居于东部齐鲁的儒家和居于西北卫秦的法家三足鼎立，成为影响中国后世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在这三家中，老庄哲学以其精辟深邃独树一帜。
老子的方案是有点接近于无为而治的方案，既不像孔子提倡周礼的礼乐文明，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墨家提倡一种宗教，更不像后来的法家提倡一种刑法，他是采取一种所谓的放任自流的，无为的政治。
多水的南方催生了老子流动而深邃的智慧，对于水老子有非常深刻的体悟——“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提醒统治者要重视百姓的愿望，即使知阳刚的险要，也仍要坚守阴雌的柔静心态，统治者要谦退平和，就像是能包容天下的溪谷一般。柔弱才能够胜刚强，刚强者容易折，水是最柔的东西，是天下之至柔，但是它可以水滴穿石，可以天下之至刚。若要想战胜别人，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一味地争强好胜，认为你可以仗势欺人，这样会遭来嫉妒，包括国王对大臣要谦卑，大臣对百姓也要恭敬，这都是老子无为而治一系列的看起来都不是进取，但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每一项都是为了更大的进取。
楚昭王为人的谦退，施政的无为，与老子思想同样基于博大精深的楚国文化，正是深厚的文化基础使楚国政治家们在挫折之后表现极为理智，迅速摆正了国家的方向。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继承父亲休养生息的政策，楚国国力不断增长。
公元前476年，越国起兵攻打吴国，历史再次重演，后发的蛮夷战胜了先发的蛮夷，吴国没能像楚国那样抗住身边另一个蛮夷之国的打击，由骤兴到灭亡，吴国如同昙花一现，追根溯源，是因为它缺乏像楚国那样深厚的文化力量。
战胜楚国之后，吴人更是志得意满，停止了进一步中原化的脚步，吴王夫差就曾经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是纹身的蛮夷之人，不值得用礼制来要求。”没有深厚的文化就意味着吴人只知进，不知退，只知放任自己的野心，不懂的留有余地。这个强国在短暂称霸后很快便消失在历史中。
宿敌吴国被消灭之后，楚国国势再度强势上扬，继“昭惠中兴”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楚国又迎来了两位伟大的国王——宣王和威王，他们励精图治，勤政有为，对内坚持与民休息，不轻易动用民力，对外采取以静制动，既不轻率出动，也不错过时机。楚国尽量不发动战争，但是机会一旦出现则全力出击，扩张领土。通过这种战略，楚国利用各国矛盾不失时机地对外出击，在北面，楚国相继灭了老牌诸侯国蔡国以及杞国；在西面，楚国已经把疆土扩展到了巴蜀；在东面，楚国轻松击败了越国和齐国。楚国从来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当此之时，楚国的疆域在诸侯国中乃至世界上首屈一指。到楚怀王执政前期，也就是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他用武力拼凑起来的庞大帝国迅速瓦解，由此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巨大的的面积为楚国的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个世界第一大国交通条件的优越更是它迈向盛世的助推力量，楚国地处南北之交，水陆交通便利天下独步，由水路溯江而西可达巴蜀经济区，通过汉淮诸水可以北上中原，与中原互通有无，沿江东下吴越，可以一日千里，通过湘江等水路直通湖南乃至滇黔地区。
1957年，鄂君启节在安徽寿县被发掘出土，这是怀王颁发给鄂君启用于水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根据鄂君启节上的文字记载，当时水路运输动用多达一百五十艘船，并且一年能往返一次，可见楚怀王时期商业贸易规模之大。在楚国贵族墓葬中，考古学家经常会发现一种被称为“蜻蜓眼”的玻璃珠，它们胎色或酱黑或褚红或石绿，上面有蓝白相间的眼珠纹，充满了浓郁的异域气息。中国传统的玻璃珠主要成分一般是铅和钡，而蜻蜓眼的主要成分是钠和钙，钠和钙就是玻璃的主要成分，这个跟中国的传统不一样，特别是蓝彩钴，这在中国绝对没有的，所以“蜻蜓眼”应该是西亚传过来的。
人们通常认为中西文化交流是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广为人知的丝绸之路在那之后才被打通，其实早约张骞四个世纪的楚国就已经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道路——起点是欧洲，经过西亚、南亚，再到中国的云南，终点就是当时的楚国。这说明楚文化虽然是内陆型的，但是比沿海型的齐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更有开放性。
除了“蜻蜓眼”玻璃珠外，楚国墓葬中还出土过人骑骆驼铜灯，方座上骆驼四脚站立，驼峰中坐着一个人，两手举着灯柱，泽国楚地当然没有骆驼，所以这种铜灯的设计灵感很有可能是源于遥远西北异域的驼队。正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楚国与西域进行着密切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楚国的产品不仅输往大江南北，还销往西伯利亚等中西亚地区，甚至远达希腊一带。楚国商人足迹之广，楚国经济开放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经历了重重风险，跨越了重重障碍，楚国终于登上了盛世巅峰，并创造了一个与西方古希腊文明想媲美的东方楚文明。
公元前四世纪，一列车队从赵国出发直奔楚国郢都，主车上坐着战国史上赫赫有名的外交家苏秦。今天，他要到楚国拜访楚威王，说服楚国加入对抗秦国的六国联盟，经过多日奔波，苏秦的车队终于抵达了郢都，一座高大的城池出现在他的面前。两千年时光流逝，楚国郢都如今已是一片空旷，那些豪华的宫殿在时间中不堪一击，只留下一些残存的建筑遗迹，后世的考古学家就是透过这些蛛丝马迹在跨越千年还原了这座雄伟壮丽的纪南城。
考古发掘证明这座城市城垣周长达15.5公里，共有八座雄伟的城门，南北还各有水门一座，城市面积为16平方公里，城墙高达14米左右，相当于三层楼高，至今残存的城墙顶面宽度达到6到8米，可以并行两辆卡车，这一切都证明了这座古城规模的不同凡响。第一次来到楚国郢都，苏秦就被这座城市的繁华热闹震惊，周游列国，他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都城如此繁盛。街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货物林立，苏秦的车队不得不一次次停下，与其他车队错车而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学家在城里发现了市民生活区、商业区、作坊区遗址，此外在城内还发现了四百多口水井，纪南城极盛时有六万人家，人口三十万左右，在先秦时代这样的人口规模说明它是一个超级城市。还没有从郢都街道的繁华中回过神来，苏秦的车队就已经驶入了城市中央的楚王宫殿区，这是一座苏秦从来没有见过的高大建筑，它高堂邃宇，体积庞大，台基上两人才能环抱的柱子显然是从深山中采伐来的千年古树。除了气势辉煌，更令人心醉神迷的是整座宫殿的巧妙设计。
为了达到最好的采光效果，这座宫殿的门窗采用了宽大的隔扇，翘起的殿角，纤巧的腰身，金碧辉煌的装饰，殿内墙上美妙绝伦的壁画……这所有的一切都让苏秦终于确信楚国富庶繁华，天下罕有其匹。除了繁华外，楚国文化的独特个性也令苏秦印象强烈，他走遍天下诸国，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文化如此风格独特，楚人的浪漫情怀和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在楚墓中出土的镇墓兽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用来守护墓主，镇墓辟邪的冥器构思谲诡奇特，充满了浪漫的神秘美感。和中原人崇拜龙不同，楚国人对凤有着异乎寻常的崇拜之情，楚墓中出土的虎座凤架鼓，虎仰首蹲伏凤高大轩昂，立于虎背，楚人崇凤贬虎的风尚一目了然。
和其它国家的文字比起来，楚文字的字体更修长，仰首伸脚，笔画也更富于变化，有很多的波折，很多的弯曲，所以每个字看起来都像鸟一样灵活飞动，因此后人把这类楚文字称为鸟书。楚墓中出土的文物体现了鸟书的演变过程，从早期初见雏形发展到更典型极致的阶段，鸟的头身尾爪已经出现，可以说鸟书展现了楚人的奇诡想象和浪漫情怀。
文明是越成熟实际上越僵化，而这种僵化需要由人来打破，南方蛮夷之居的楚人，既掌握了这些礼制的精髓，同时又利用一定的自由进行突破。而文化的发展过程以及整体社会的改革和社会进步其实都是一个在不断吸收传统，突破传统，再形成自己独特的一个过程。
战国晚期，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中国大地上只剩下了七个主要国家，秦、楚、齐、魏、赵、韩、燕。极盛时期的楚国实力强大，但是突然崛起的秦国开始显露后来居上之势。苏秦不远千里来到楚国，正是希望以六国联盟来抗争不断扩张的秦国。此时，苏秦的合纵计划已经得到了五个国家的支持，唯独还缺少最为强大的楚国，只要他能说服楚威王加入联盟，就能避免六国的亡国之灾，苏秦知道这是他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听到苏秦以六国联盟抗击秦国的谋略，楚威王看到了楚国的希望，秦国的崛起意味着虎狼时代的到来，当秦国骑兵一次又一次从高原俯冲而下，横扫各国之时，楚威王知道秦人凛冽的目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繁华郢都的扫视，对于楚国来说，凶悍的秦人是最为可怕的对手，苏秦的谋略正中楚威王的下怀，两人一拍即合，六国抗秦联盟正式形成。
六国联盟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楚威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在你死我活的国际竞争中，哪个国家有一丝不慎就可能落入灭顶的深渊，很不幸，楚国在极盛之时逐渐暴露出政治上一个重大的隐患。
事实上封君的初始是想把某些人把他外放出去，给他相当的地位，实质上这样减轻了朝廷的一些负担，这在当时认为是可控的，但是久而久之，封君越来越多，到后来战国晚期楚国的封君大概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个，这些封君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地方势力，就类似后来的藩镇割据一样。
楚国封君的现象愈演愈烈，这些封君占据了国内最丰腴的土地，在封土内为所欲为，不听国王号令。贵族集团的过度膨胀让楚威王倍感忧虑，虽然国家达到极盛，楚威王依然保持着理智的头脑，他比谁都清楚，楚国的贵族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已经代替了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之前一代代君王辛苦积累的优势正在逐渐流失。
楚国真正的威胁不在天边，而在肘腋，美酒的浇灌熄灭了贵族的光荣与梦想，虎座鸟架鼓敲出的不再是英雄们为国而战的节拍，而是沦落成贵族们夜夜狂欢的和声。楚威王的成功让楚国登上了盛世顶峰，然而产生畸变的政治制度如同狂风能瞬间吹落所有的繁华，楚威王一生浴血奋战，铁马冰河，却依然无法挽住楚国坠向深渊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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