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丰专栏 | 贸易战画上逗号，中国的秘密武器才刚要亮剑

专栏第 9 期，我们来聊聊影响全球贸易关系的中美贸易战。

胶着了几个月的贸易战前两天有了阶段性的成果——一份不足 500 字的中美贸易联合声明。声明的内容简单地说，就是不打贸易战。巴菲特那句 “两个最聪明的、最具智慧的国家，绝对不会做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 似乎应验了。

不过，贸易分歧仍然存在。与其聚焦漫长战线中短期的攻防套路，不如将视线放得更长远，从历史中找找逻辑。

贸易战的核心是科技战。当然科技本身并非唯一的战场，技术最终会用到包括制造业等多个行业在内的实体经济。上一个经济周期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是有打赢这场中美科技战的筹码的。其无可复制的秘密武器，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 “人”。

为了说明白，我们把它拆解为以下两个小问题：

• 在上一个经济周期里，中国何以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制造大国？

• 为什么在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在高新科技 “世界中心” 之争中有望再度复制辉煌？

提前说明一下，文章涉及对历史的分析，而历史从来都是难逃争议的母题，文章提出一个分析的视角，仅供参考，欢迎在文末分享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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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个周期里，中国何以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制造大国？

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名叫《变革中国》。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部书作。2012 年底，这本书出版后的 10 个月，102 岁的科斯就与世长辞了。这位在耄耋之年依然对中国满怀热情的经济学者曾经提出过一个有意思的说法，这句话大致是这么说的，中国的经济经验有其独特之处，在经典经济学的意义上，是 “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如果引号里的几个字看着有点不好理解，接下来我要阐述的现象和由来可能会有点帮助。

《经济学人》在 2008 年 3 月一篇名为 “The New Colonialists” 的文章中写道，“怎么去描述现在中国对于商品的饥渴程度都不会显得夸张。中国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然而这些人口却如饥似渴地消耗着世界二分之一的猪肉，二分之一的水泥，三分之一的钢材，超过四分之一的铝材。自从 2000 年以来，中国已经吞噬了世界钢材供应增加量的五分之四。”

鲸吞另一面是同样巨量的输出。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公开信息，2007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首次跃过 2 万亿美元，增长 23.5%，连续 6 年增长 20% 以上，继续稳居世界第 3 位，出口名列世界第 2 位。

但如果要回溯中国是如何走上制造大国之路，可能需要我们将视线移向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那是 1978 年，除了发生在城市里的改革开放，一个对日后中国经济格局影响可能更深远的事件发生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间破草屋里。那年年底，18 位长期忍饥挨饿的农民在一张 “大包干契约” 上按下了红手印，“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大锅饭” 的弊端让生存困难的农民被迫探索出了一条解放生产力的道路。

然而，尽管小岗村在来年就喜迎大丰收，但 “包产到户” 的做法直到 1980 年 5 月才在邓小平的一次重要谈话中被公开肯定，而在制度上被确立则到了 1982 年 1 月 1 日，中共历史上第一个 “涉农” 一号文件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自此，这一做法开始全国推广，到 1983 年初，全国农村已有 93% 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

要知道，在 1980 年，农村劳动力占中国劳动力总量的比例超过 70%。从现在去回看那个时候，那时候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如何把劳动力转化出来，因为如此庞大的劳动力数量被框定在土地上，而且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新的土地政策，首先解决了老大难的吃饭问题。除此之外，这背后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因为提高了占中国劳动力比重最高的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开始被解放出来，大量闲散的劳动力开始逃离农田，他们自然地流向其他领域，寻求生存发展。

符合就近原则，当时依然处于灰色地带的乡镇企业最先吸纳了这部分生产力，那时这种小手工作坊的形态可以算得上是制造业的前身，而巨大体量的农村劳动力，让当时依然处于政策不明朗地带的乡镇企业开始焕发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势能。1978 年，全国乡镇企业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 7%，而经由 1984 年中央 1 号和 4 号文件的颁布，为农民自主联合办企业和农民个体办企业开了绿灯，政策推动了乡镇企业的起飞；到了 1985 年，全国乡镇企业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已经达到 14%。

可以说，正是 1980 年代初到 1990 年代初期的这十年，乡镇企业的巨大发展，使得大量流出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转化为制造业工人，完成了劳动技能的培训，从农民变成工业工人。中国乡镇企业的经济总量增加值在 1978 年仅占全国 GDP 的个位数，而到了 1995 年，根据《中国乡镇企业年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 25%，而其中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 30.8%。

再接下来，随着价格双轨制等开放政策的出台，又经过了规模化、集约化和快速发展，乡镇企业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构成了中国快速崛起的工业基础，也奠定了中国制造业崛起的基石。

综上，正是通过占据中国超半数的劳动力要素从农村转移出来这个关键过程，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先后完成了劳动技能培训和技能转化，进而赋予了制造业发展需要的庞大的、已完成劳动技能养成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最终推升了制造业的起飞。

▍上一个经济周期的故事，为什么值得旧事重提？这跟贸易战有什么关系？

回到贸易战，贸易战的核心是科技战，但科技本身并非唯一的战场，因为技术最终还是需要运用到实体经济，也就是生产制造行业，这就必然涉及到产业链条，而这背后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和劳动力要素（即人才）紧密相关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广为人知的调侃，是将数量庞大的技术开发人员称作 “码农”。虽为调侃，实则有理，因为大部分的科技行业最后本质上还是要依赖一定数量的、具备一定教育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来构成这个产业的基础，你可以简单理解为科技产业链条的运转和发展需要大量的 “码农”。

类似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一度作为 “世界工厂”，吸引了大量比如服装鞋革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高科技行业中，也存在 “服装鞋革业” 这样的行业节点。它们需要大量的基础技术劳动力，与此同时毛利不高，且中国同样曾是他们全球化分工的首选。

以医药行业中从事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的 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为例。受制于高昂的研发成本，跨国制药公司往往会剥离研发中的非核心部分并转交给 CRO 公司，而 CRO 的日常工作就是雇佣大量生物、医学、药学、化学等相关领域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帮制药企业做实验，验证实验结果。

正如有人会把 CRO 的商业模式类比于消费电子行业的富士康，CRO 虽然是全球制药工业价值链的重要一环，但是它绝对是人力资源密集、毛利不算高的一环。

2018 年 5 月 8 日，全球最大的 CRO 公司药明康德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截至今天也就是 5 月 22 日，它已经收获了 11 个涨停板。其实，中国 CRO 行业近十来年的快速发展，始于 2003 年国家药监局颁布实施《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认可 CRO 公司在新药研发中的作用和地位。

不过，政策红利还是要依托人和势才能得以运转，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这些现象背后的时间节点，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联系。

我们已经知道 30 年前的土地制度改革把农村劳动力转化出来变成制造业的劳动力基础，进而推动了新的 “全球制造中心” 的诞生。那么，让我们得以承接这些高科技重要产业环节的人力基础优势又由何而来？

事实上，这同样是许多年前一项政策的 “意外后果”。这项政策就是发生在 1999 年的高校扩招。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出台这项政策呢？1980 年之后，中国严格执行了计划生育制度，而到了 1999 年前后，第一批独生子女走到了大学的门槛前，在当时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比如国企改制引发的下岗潮等），当年中央制定了以 “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 为目标的扩招计划。

大学扩招是什么概念？2003 年是普通高等学校扩招本科学生毕业的第一年。根据教育部资料，2003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有 212.2 万人，较 2002 年增长 46%；在 1999 年之前，高校扩招年均增长都只在 8.5% 左右。而到了 2017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突破 700 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2.7%，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699 万人，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 1/5，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可以说，高校扩招客观上为中国积累了数量庞大的、具有较好教育和技能水平的生产力，而又因其价格相对低廉，帮助中国在过去十余年里承接了大量科技产业链转移和落地。同时，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数量庞大的高校毕业生完成其劳动技能的转化，成为符合产业链发展需要的科技工作者，奠定了行业长足发展的人才基础。

当然有人会问了，你说的是基础的研发和技术人员，我们如果要在芯片这类高精尖行业获得真正的统领地位，依然需要一些所谓的 “高端人才”，这些人显然大部分都在国外，尤其是美国，该怎么办？

事实上，这种局面正在变化。

首先，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一推一拉的政策落差无疑提高了部分高端人才回流的几率。

中国是美国高校留学生的最大输出国。根据美国国务院和非营利机构美国国际教育学会 2015 年底发布的报告显示，近 100 万国际学生在 2014 至 2015 学年进入美国高校学习，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中国。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曾经毕业后的首选是留在美国。

但据《纽约时报》 2018 年 4 月 30 日的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对中国公民进行限制，包括禁止发放某些类型的签证，以及严格控制中国籍研究人员在公司或科研机构从事的与军事、情报相关的项目。据了解，受限领域很可能会涉及先进材料、芯片、人工智能、电动车等 “关键” 制造领域。

移民和签证政策的收紧对在美中国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和技术公司的员工来说，可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有报道声称，百度等多家国内科技巨头加大了针对硅谷人才的招聘力度，政策波动的这段时间甚至被视作是中国公司到硅谷挖人的最佳时机。

另一方面，中国出台的诸多针对海龟的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开始起作用。依据教育部的数据，2016 年中国留美学生学成即回国的比例高达 80%。

然而，即使没有美国和中国在现行政策上推拉之别，在外中国高端人才的回流似乎也是一个显性趋势。

这几年我接触过很多海归创业者，这些人大多在海外接受了良好教育，在国外高科技行业做到了骨干职位。他们基本上是在三十五岁（正负三四岁之间）前后制定了回国创业的计划。为什么？

这部分人大多出生于 1970、1980 年代，严格意义上属于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这个阶段，他们的父母都到了 60 上下的年纪，许多父母并不愿意移民到美国，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就面临着一个人要赡养两位老人，或者是一个小家庭要赡养四位老人的局面。即便没有以上的产业、人口、移民政策等因素，仅仅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父母赡养等社会问题，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会选择回来。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稍微总结一下：在上一个经济周期里，劳动力要素从农村转移出来，是中国成为 “世界工厂” 的重要原因。在新的经济周期里，大学扩招政策让我们有了丰富的科技人才储备，这毫无疑问会增加中国在未来中美科技之争中的筹码，甚至帮助中国赢得科技战。

本篇总结

1 中国经济经验的独特之处在于，很多是 “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许多政策和实践在最初启动时遭遇阻力，实现起来也很不容易，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2 包产到户政策让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这个关键过程，赋予了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庞大的、已完成劳动技能养成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是中国得以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关键因素。

3 高校扩招政策，客观上为中国积累了数量庞大的、具有较好教育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而又因其价格相对低廉，帮助我们在过去十余年里承接了大量科技产业链转移和落地。

3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一推一拉的政策落差、计划生育这一阶段性政策影响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海外高端人才回流的几率可能会快速提升。

4 有了基础性人才，有了高端人才，有了产业链配套基础积累，再佐以配套环境、利好政策，中国在未来世界科技中心之争中拥有越来越多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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