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正在见证一场静悄悄的医学革命。作为全球医疗研究的前沿之一，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技术的突破，有望为治疗帕金森病、渐冻症等重大及危重的神经系统疾病带来新的可能。不久前，丰叔和士泽生物创始人李翔博士聊了聊干细胞的前世、今生与未来。李翔是北京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后，他已经在干细胞技术方向钻研、探索了14年——从多家顶尖实验室，到领域头部公司，再到2021年回国创立了士泽生物。士泽生物的目标是为重大疾病提供规模化、低成本的干细胞治疗方案。目前，士泽生物实现了一些重要的业务进展，包括获得了中国首个iPS衍生细胞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国家级临床备案，并完成了国内首例帕金森病临床级iPS衍生细胞移植。
▲ 临床级iPS衍生细胞药移植治疗帕金森病
图片来源：士泽生物
此外，士泽生物自主研发的治疗渐冻症的iPS细胞药物，获得了美国FDA的孤儿药认证，这不仅是中国首次获得此类认证，也是目前全球唯一用于治疗渐冻症的iPS衍生细胞药物。
▲ 首个中国国产iPS衍生细胞药获美国FDA授予全球孤儿药资格图片来源：士泽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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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干细胞治疗？
帕金森和渐冻症又是怎么回事？
李丰：今天的对谈嘉宾是士泽生物创始人李翔博士，他所在的行业和做的事情都比较特别。李翔：大家好，我是李翔。我们士泽生物主要是开发干细胞领域的 iPS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诱导性多能干细胞）来源的神经细胞，用于治疗神经系统疾病。14年前，由于我舅舅患上了帕金森病，我开始了解到干细胞治疗这个方向，然后一直到现在。iPS 细胞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将成体细胞（如皮肤细胞、血液细胞）重新编程，使其恢复到类似于胚胎干细胞的多能状态。
士泽生物自创立之初，主要开发针对帕金森和渐冻症这两个疾病的新药管线，当前正在专注和积极的推进临床，将来有望拓展到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中国是全球帕金森病患者最多的国家，预计到 2030 年，患者数量将超过500 万。这个疾病被公认为是仅次于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的第二大神经系统疾病。和阿尔茨海默症相比，帕金森病的发病机制更为清晰，主要是由中脑黑质区的多巴胺能神经元退化死亡导致的。因此，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我们采用了一条清晰的路径：在体外大量再生多巴胺能神经细胞，进行直接的替代性治疗。
▲ 图片来源：士泽生物
渐冻症相信大家也不陌生。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就是渐冻症患者。这是一种非常危重的罕见病。患者从诊断到死亡的平均生存期只有三年多。我们通过在体外再生导致渐冻症的特定神经元，并在我们自主运营的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良好生产规范）基地进行规范的制备和质控放行，从而进行移植治疗。
李丰：这个开场白有点硬核。我印象中最早见到李翔博士是在疫情期间。在那个时间点开始创业，和你原来的人生计划可能有些许不同，你能否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和其中的原因？李翔：是的，原本我打算等到我在海外公司负责的产品线进展到更后期阶段再创业。但是由于疫情，中美断航，我创业的计划就提前了两年。李丰：虽说有些偶然因素，但从干细胞治疗到它所针对的适应症，你大概正好在研究机构或者产业机构中，把全流程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各自负责了一段时间。李翔：是的。在生物医药领域创业，要有非常扎实的科学基础。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没有简简单单的成功，复杂而系统化的新药领域更是如此。我在创立士泽生物之前，先在 3 家领域里顶尖的实验室工作，师从世界级科学家。进入产业界后，我又在美国的生物科技公司、国内的上市药企继续锻炼自己，最后创立了士泽生物。/ 02 /
新生儿脐带血存储和羊胎素注射，
真的有用吗？
李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从各种新闻中了解到两个与你描述的干细胞技术相关的话题。第一个是存储新生儿的脐带血。很多新生儿父母会选择存储脐带血，认为未来或许能治病。第二个是，十多年前，我们开始听说，有明星为了保持年轻去注射羊胎素，或者去瑞士做所谓的“年轻态保养”，这些也和干细胞有关。这两件事在科学上有多少合理性，以及它们对公众认知干细胞有什么影响？首先，关于存储脐带血。在欧美国家，存储脐带血或将其捐赠给公共库是很普遍的。但在中国还比较小众，可能它更多是少数人自我健康意识提升的体现。我国有公立的颁发证书的脐带血库，但也存在民间存储机构，质量参差不齐。从脐带血细胞的功效来说，首先，脐带血中可以提取造血干细胞，这是国际上公认的治疗白血病的有效手段。其次，从脐带中可以提取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国内外的多项临床实验显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具有一定的免疫调节和抗衰老的作用。所以总体来说，从脐带血和脐带中提取干细胞是有一定功效的。但我们也看到，可能有人出于商业利益，夸大了它们的效果。因此，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一定要仔细甄别。李丰：所以整体应该是良性的，但需要保证提取和储存条件的正规和科学。李翔：是的。从技术角度上看，需要做严格的检测，包括：冻存稳定性、复苏细胞的活力检测。国际范围内，干细胞治疗真正获批的适应症还是很少的，行业还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李丰：第二个话题，羊胎素对日渐衰老的人群保持年轻态真的有帮助吗？李翔 ：从国际上众多临床研究来看，间充质干细胞对免疫调节能力和抗衰老确实有作用。特别是人体的衰老过程，本质上可能就是一个内部炎症发生的过程。但有一点需要考虑：每个人的体内环境不一样，需要找到合适的时间点使用这些干细胞。现有的干细胞回输主要还是以异体干细胞为主。在第二次给药时，往往很快会因为前面干细胞的抗原使得后面的细胞被排斥，从而效果降低。因此，如果要采用这种方式，时间点的选择要讲究科学性。当然，这些都只是民间行为。从药物审评的角度来看，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批准过间充质干细胞药物上市。李丰：按我的理解，这两件事表明，虽然这是个比较新的基础研究方向，但是它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也带来了一些社会影响力。以及，今天所有的诊疗手段肯定都是用来治病，不过我们有时也会看到一些讨论，就是希望用这些新疗法来变聪明和变年轻。我好奇一下，从理论上这是可能实现的么？从科学层面和技术手段，我认为是可以实现的，且这确实是一个方向。但是，现阶段不论是伦理还是其他原因，都不太会支持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来使用这些手段，更何况本身人类的衰老也没有被定义为一种疾病。当然，不排除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人在偷偷地尝试了。（延伸阅读：解密衰老，抵抗衰老 | 峰瑞报告）/ 03 /
一些必要的知识，
关于iPS细胞和间充质干细胞
李丰：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特殊名词 iPS 细胞，从最粗的分类上看，干细胞有哪几种？刚才你提到的 iPS 细胞是其中的哪一种？李翔：从比较宽泛的概念来讲，干细胞就是一类可以在体外增殖、自我更新和分化的细胞。我习惯将它映射到发育的时间轴上：从受精卵到胚胎早期，到围产期（生孩子的过程），再到产后（出生后的婴幼儿期），最后到成体期。每一个阶段，不同的组织都能够分离出不同来源的干细胞。iPS 细胞是我们成体的细胞。通过导入我们称为“重编程因子”的物质，它可以逆转回胚胎阶段。这个胚胎阶段的细胞类似于胚胎干细胞的状态，可以在体外大量扩增，大量向下分化，又重新获得了功能性的人体的不同细胞，理论上可以分化成人体的 300 多种细胞类型，所以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李丰：还有一个词你提到好几次，就是间充质干细胞。士泽生物的主要研究方向是 iPS 细胞。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两个词的区别，以及它们在治疗和应用过程中的不同？李翔：间充质干细胞药和 iPS 衍生细胞药的本质区别在于：间充质干细胞本身就可以是最终产品——将间充质干细胞分离制备后，可以用于回输或下游的制备。而iPS 细胞只是原料，我们用 iPS 细胞作为原料来生产下游产品，最终移植的细胞是 iPS 来源的不同功能类型的细胞。所以，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开发路径和药学研究的要求也不一样。人类的健康需求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而人类目前还有 90% 以上的疾病没有实质性的临床解决方案。间充质干细胞可以用于免疫调控、抗炎或者抗衰老等，主要针对像骨关节炎等相关的老年病，以及自体免疫病。而iPS 衍生细胞药理论上可以特化为人体 300 多种功能细胞进行替代型治疗，甚至可以分化为免疫细胞进行肿瘤治疗。目前， iPS 细胞更多是针对非常确定的功能细胞的丢失，如帕金森病、糖尿病、眼部疾病等。所以，它们的适应症是交错的，尽管它们都叫做干细胞药。当然，现在也有iPS衍生的间充质干细胞，技术也在发展中。未来，干细胞治疗领域会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李丰：用我的外行身份解释一下，间充质干细胞就像我们说的“吃哪补哪”，它是从哪里抽出来的就用在哪里，经过处理后再回输，用来解决同一部位的问题。而 iPS 细胞虽然目前治疗范围还不广泛，但理论上它可以处理非常多的问题。因为 iPS 细胞需要在体外调节，然后再分化和繁殖，之后再回输。现在它能针对发病机制清晰的一些病症，来解决一些特定的功能性细胞缺失问题。干细胞治疗这17年：
三个阶段的转折起伏
李丰：开头李翔博士介绍了 14 年前他进入干细胞治疗行业的初衷，从 14 年前进入这个行业到今天，你在美国和中国各有一段求学和工作经历，在此期间，有一个著名的社会事件——魏则西事件。除此之外，在这14年中，干细胞这个行业经历过哪些重大的转折和起伏？李翔：2010年我进入这个领域时，干细胞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iPS 领域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6 年，当时日本的科学家山中伸弥发表了他关于 iPS 的论文，后来他也因其在干细胞研究领域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从第一篇论文到今天，整个行业只有 17 年的历史。和很多其他行业类似，这个领域的发展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长年的基础研究为其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干细胞治疗本质上是将人体细胞作为一种活细胞药物进行治疗。它的底层原理源于人类的胚胎发育，因为我们所有的细胞都来自胚胎，所以，这项技术是模拟了体内的胚胎发育过程，在体外实现细胞再造。第二个阶段是产业界逐渐成熟。不过，对于 iPS 衍生细胞这个细分领域来说，产业界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美国第一批 iPS 衍生细胞药物公司基本都已经不在了。大家都抱着憧憬，但当时细胞制备的工艺不成熟，大家在体外制备的细胞，和人体内经过几百万年进化的细胞还是有实质差别。所以，产业界又回到了原点，去搞清楚我们在体外的培养液里培养出来的细胞和人体的细胞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别。最终研究取得突破。所以第二个阶段先是大家非常有热情地冲上去，但是发现内功不够，导致了失败，于是反过头来再回到基础研究中去找到真正的“钥匙”，进而促进产业的更新。这个阶段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还是来自于基础科学。当基础科学到达一定阶段，解决了关键问题后，才能进行转化。我们在转化时强调工程学，但工程学的基础是你的科学性已经到达了那个位置。此外，实验室论文跟真正做药之间，又有很大的鸿沟。李丰：这个阶段就像 25 年前的互联网。那时候，大家对互联网能做什么充满了想象，突然在 2001 年，泡沫破裂。有很多公司倒闭了，但接下来还是重新诞生出了一批有价值的公司。那么，在第一批干细胞相关公司纷纷倒下之后，大家回到了因果关系的研究。这个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科学进展是什么？李翔：核心还是对发育的理解。我们回到发育本身，研究胚胎和人体捐献的样本，然后重新一步步地溯源。相当于是逆着最终的细胞的发育时间轴，回去找它来自于谁，然后我们在体外就完全模拟它，在培养皿里实现这个过程。李丰：从科学角度来看，你认为我们发现了一个因果关系。这和过去十几年全球在基因和细胞治疗方面的进展有很大关系，人们对基因组学数据以及不同层面生物现象的因果关系有了新的认识。那么，回到第一阶段，你认为干细胞领域在寻找因果关系方面，今天还有可能出现较大的、尚未知的新突破吗？李翔 ：从因果关系本身来看，它是一个固定的自然现象和科学事实，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破译它。iPS 细胞，它对应囊胚期的 ICM （Inner Cell Mass，内细胞团）细胞。它在体外可以分化成 300 多种不同的细胞类型，但我们真正研究清楚的发育途径可能就只有十几类。绝大部分细胞类型的发育溯源还不清楚，所以这里还有大量值得探究的空间。胚囊期是胚胎发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通常发生在受精后第 5 至第 6 天左右。
ICM 细胞是胚胎干细胞的来源，它能够分化为各种细胞类型，形成胚胎的所有组织和器官。
李丰：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今天如果横向比较中国和美国，大家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水平？
李翔 ：这就回到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阶段了。第一个阶段，通过基础科学我们了解了什么是细胞。第二个阶段是，虽然有一些起起落落，但我们搞清楚了怎样在体外制备细胞。第三个阶段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阶段，即怎样把这些细胞做成一种活细胞药物。这是一个综合学科。如果横向比较，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至少在 iPS 衍生细胞这个方向上，我们完全不落后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有非常好的工程化能力。在前面的科学问题解决以后，如何把它开发成一个真正能够规模化、低成本的产品，是我们中国公司的优势。基于中国的创新文化和工程化优势，我们完全可以开发出不逊于世界上任何发达国家的产品，无论是质量属性还是临床效果方面。李丰：你在这个研究领域已经14 年，这 14 年是不是可以大致分为一半时间在中国，一半时间在美国？李翔：确实差不多是一半一半。所以我能很好地感受到两国在科学界和产业界的区别。/ 05 /
如何开发一款干细胞药物？
李丰：不管是士泽生物，还是国外的知名干细胞公司，最终的目标都是工程化，将其制成药物，并解决问题。那么，在整个流程体系里，哪些环节和步骤最能体现技术水平？李翔：干细胞药物跟其他药物一样，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开发过程。核心环节包括工艺开发、质量控制体系建设以及注册临床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于 iPS 衍生细胞药物来说，过程即产品。你采用什么样的过程开发，就决定了最后的产品性状。我们发现，不同工艺来源的细胞，虽然它们的细胞表型很接近，但最后的功能会有差别。而这里面能体现一个公司内功的核心，就在于它的 CMC 体系（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即化学、生产和控制），也就是如何非常严整地开发细胞分化的每一步，以及如何严格控制每一步，使得细胞能够按照稳定的方式在 GMP 条件下进行生产，而且质量高度可控。李丰：换成一个大家都容易理解的说法，就是具有非常高标准并严格控制的工程体系，且在工程实现中要使得稳定性和可复现性非常高，最终批次间的差异要极其小。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在监管层面，中、美、日等国家对于干细胞治疗的监督和审批有着怎样的历史进程，现状又如何？李翔：在美国，干细胞一直被作为药物来审评。FDA 对产品的理解非常深刻，在审评过程中，针对产品特色给予了非常完善的意见。日本虽然有科学家因为IPS 衍生细胞药相关研究获得过诺奖，但它的注册途径和美国不同，是按照第三类医疗技术来管控的，这导致了日本的临床路径主要由大学或机构推动，和美国以生物科技公司为主体的推动方式不同。中国目前的审评和推动路径基本与美国类似，但也有中国特色的加速干细胞临床的国家级备案项目（审评要求很高）。丰叔提到的魏则西事件，确实是细胞治疗领域的黑天鹅事件，但反过来说，这也促进了行业自律，使得国家将干细胞治疗从原来的以医疗技术管控，转为注册审评和国家备案双轨管理。国家备案有明确的指导原则，可以直接支持注册审评。去年我们获批了首个 iPS 衍生细胞药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国家级备案，由国家干细胞专委会和卫健委审批。/ 06 /
李丰：士泽生物过去几年花了很多时间解决体外培养的流程和控制问题，但是在此之外，为什么选择帕金森病和渐冻症作为适应症？是因为科研层面的因果关系，还是其他原因？选帕金森病是因为初心。14 年前，如果不是我的家人得了帕金森病，我可能根本不会进入干细胞领域。当时，我的舅舅在手术治疗失败后失去了语言和吞咽能力，临床主任和我提到了干细胞治疗这个词，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我记得，在搜索引擎看到日本那篇获诺奖的论文时，国内当时做衍生细胞方向的也只有几家实验室。当时iPS技术是完全的冷门。但因为这个原因，过去 14 年，我一直专注的方向是 iPS 治疗帕金森病。
▲ 临床级iPS衍生细胞药移植治疗帕金森病
图片来源：士泽生物
渐冻症项目是基于我们的能力和背景。我们目前的 GMP 体系下的 iPS 衍生细胞药平台，覆盖了 iPS 衍生细胞药的各个关键环节。渐冻症是我们可以开发全球首创 iPS 衍生新药的一个非常好的例证。我们有全球唯一的治疗渐冻症的iPS衍生细胞孤儿药，它在海外上市后有 7 年的市场独占权，由 FDA 授予。▲ 首个中国国产iPS衍生细胞药获美国FDA授予全球孤儿药资格图片来源：士泽生物
那么为什么选择 iPS 衍生细胞药治疗渐冻症，是因为首先渐冻症目前是个无药可治的危重神经系统疾病，我们在体外实验室能够分化出非常特化的不同类型的神经细胞，而且参与过一些渐冻症相关的临床前动物模型开发。结合这些因素，我们在士泽生物自主研发了工艺工程化体系，使得这些实验室级别的细胞可以制备出来。加上我们在临床前的研究中看到了积极的效果，这也是支持我们开发渐冻症新药的原因。士泽生物其实开发的是一个平台。虽然我们目前是把资源集中在这两个具有重大或危重临床需求的疾病上，但我们有能力扩展到其他适应症方向上。李丰：iPS 细胞虽然广谱，但目前主要用于解决功能性细胞的问题，如缺失或退化等。帕金森病和渐冻症是否都是由某个单一的功能性细胞退化或缺失导致的疾病？李翔：是的。从细胞层面来看，虽然上游的发病机制还不那么清晰，但可以确认的是，这些疾病是由特定的亚型神经元细胞退化死亡导致的。我们的策略恰好是绕开复杂的上游机制，直接再造这类细胞，解决问题。李丰：我们拿神经元细胞举例，神经元细胞在长成了以后，基本上不会再增加，也不会随便减少。那么，从所有可能的神经元细胞中寻找能够再生或替代的间充质干细胞，是不是个困难的事情？李翔：寻找间充质干细胞，最主要是要选对它的细胞组织类型。还要有非常好的分离方法，特定地分离和扩增出适用的细胞类型。基本很难通过间充质干细胞获得亚型特化的神经细胞，iPS分化获得神经细胞还要对应发育，我们重编程获取的 iPS 细胞有分化成各种不同细胞的潜能，如何一步步引导它分化成我们需要的特定细胞并达到很高的纯度，这还需要大量的开发。李丰：另外一个问题是，虽然帕金森病和渐冻症都是神经细胞退化导致的疾病，但还有很多其他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比如阿尔茨海默症，以及亨廷顿舞蹈症等。这些疾病为什么没有成为你们的适应症？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遗传性神经退行性疾病，主要影响运动、认知和精神功能。该病以不自主的舞蹈样动作而得名。
李翔：从第一性原理来看，它们的发病机制要么不够明确，要么不是由特定细胞突发死亡导致的。未来细胞疗法、iPS 衍生细胞药疗法能对这些疾病发挥作用，但可能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治疗。
以阿尔茨海默症为例，它和衰老密切相关，大脑中有许多炎症和突变的蛋白聚在这里。“土壤”不好的时候，即使有最好的“种子”，它也长不出来。所以我们倾向于先解决发病机制清楚的疾病，未来再扩展到其他重大但未满足临床需求的疾病。和第一例帕金森病临床患者之间的故事
李丰：去年，你们开始在中国接触第一个帕金森病临床病例，并观察到阶段性的疗效，你和临床患者的沟通是怎样的？患者对这种疗法的接受和认知情况如何？李翔：已经参与我们治疗试验的患者不止一例。我们和第一例患者之间还有些故事。他是主动联系我们的。这个患者本身是一位医务工作者，是帕金森病重度患者。帕金森病分 5 个等级，0 级是正常人，到第 5 级是几乎瘫痪。这位患者正式入组我们临床时已经是第 4 级了。因为是医务工作者，他对这类疾病比较了解，也知道干细胞疗法。他一直非常积极地寻找新疗法。2021 年他找到我们时，士泽生物刚起步不久，还没有自己的细胞药 GMP 车间。但在过去两、三年里，他持续跟进我们的进展，直到我们获批。等待的过程中，他也努力保养自己，病情没有快速恶化，符合我们的临床标准，成为我们第一个患者。患者目前的改善效果比较明显，他的帕金森病分级也往回逆转了，目前已经观察了半年，我们也还在持续观察。美国也有类似的例子。一位79岁的帕金森患者，接受细胞治疗后，已经观察了四年时间，目前这名患者已经恢复了游泳、滑雪和慢跑。帕金森病和渐冻症，
哪个更能成药？
李丰：我问两个可能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细胞分化的工艺流程来看，帕金森病和渐冻症哪个更难？第二个问题，到达临床终点即是最终能成药，证明疗法的有效性足以达到临床终点和能够审批上市，这两个可能性谁更大一些？李翔：首先，从分化难度来看，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分化比渐冻症的分化更难，因为它是在大脑中的一个非常特定的小区域。第二，从注册路径来看，渐冻症比帕金森病要短很多，因为受到渐冻症患者的生存期的限制，它的随访周期较短，相对而言，审批过程也会更快。从最后审批，以及药物论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来看，渐冻症的有效性更难证明，因为它是快速进展的危重疾病。但这也有正反两面，因为渐冻症是危重疾病，且没有太多新疗法，而作为孤儿药，在审评时要求会低一些。李丰：iPS 细胞比较广谱，假定今天已经具有一定的工艺流程和细胞分化筛选的水平，在可预见的 5-10 年内，你估计还有多少种适应症可能会进入你的临床管线，并最终能到达临床终点？李翔：理论上，一个好的创新药企，它一定要快速推动前面的管线，我们未来的产品方向将集中在我们优势产品的创新上，我们可扩展的管线可能最多不会超过 5 个。“疫情期间，我们在公司住了70天”
李丰：在开始确定第一个适应症也就是帕金森的头两三年内，你们在 CMC 生产过程中，最困难的时刻和事情是什么？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和事情发生时，大家怎么渡过难关的？技术上，为了使我们的细胞在临床上有更好效果，我们将细胞移植到动物体内，不是简单地在体外培养基里验证细胞的效果，而是长期观察，看这些细胞在小鼠体内的表现。2022 年，我遇到第二次疫情封控，我和 40 多位研发人员一起在上海的公司住了近 70 天。我们是园区里唯一一家坚守到最后的公司。我们和其他十几家公司一起共用动物房，其他公司都放弃了，只有我们度过了那 70 天。如果当时中断了动物实验，我们的帕金森病药效学研究就会中断，管线可能就延迟三四个月。而且一旦活细胞培养中断，重新启动又需要三四个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确保技术开发没有受到大的延迟，这一点非常不容易。李丰：在工艺流程上，碰到过当时觉得几乎要过不去的节点这种情况吗？大家是如何应对的？李翔：比如在我们培养细胞的过程中，有时细胞长得过满，使得细胞状态不好；或者在分化过程中，预定时间点没有达到预期，这时我们需要退回到前一步甚至前两步。最终我们会找到一条最简洁和最高效的路，通往我们期望的成果。李丰：简单理解一下，就是碰见看似过不去的山头时，只好先退回来再看一遍山头，找找有没有别的路，反复尝试，直到爬过去为止。对吗？那在这种情况下，团队成员不会感到畏难或有挫败感吗？李翔：不管是在哪个行业，任何一个公司长期的竞争力取决于公司的基因和文化。我认为士泽生物从一开始就打造了团结一致的文化，所有人都是抱着初心来到这里。士泽生物的文化充满狼性，能够在这里工作三年以上的，都是优秀且有韧性的人。他们完全可以选择更稳定的外企或国企工作，但他们选择了一个创业公司，大家一定是希望做一些不凡的事业。有了这种强大的文化支撑，团队在遇到困难时不会轻易受到挫败。当然，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技术细节需要处理，包括如何沟通，以及在团队对方向产生迷茫时，核心团队需要站出来疏通。新药的开发是一个长跑，不是一个短跑。每周五下午，我都会带整个团队一起跑4公里。未来两到年，
士泽的两条管线进展会如何？
李丰：在可预见的两、三年之内，你觉得帕金森病在你的管线中进展会如何？假定一切顺利，它什么时候可以到真正的临床阶段？还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很多人一听到细胞治疗都会觉得价格望而却步。你觉得最终会怎么样？这些问题对管线的临床进展和预期非常重要。李翔：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它帮助我们以终为始地思考。我们争取在 5 年内让新药最终上市，目前已经在临床试验阶段了，开发的产品成本虽然具体数字不能公布，但我们的成本是海外同类产品的 1/20 以下，这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李丰：帕金森病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尤其是，中国即将进入老龄化阶段，神经退行性疾病对社会和家庭的负担都很大。这不光是医疗负担，它还需要家人的照顾和社会资源的支持，这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关于渐冻症，你们同样获得了 FDA 的临床审批资质，你们预期的临床时间点会是什么时候？成功以后，它的商业状况预期如何？李翔：补充一下，渐冻症对家庭的负担可能比帕金森病更重，因为大部分帕金森病患者在病情恶化之前，还可以一定程度的生活自理。在中国，50%的渐冻症患者属于中壮年群体，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非常关键。一旦病情进入到轻中度以后，基本上就失去了正常工作和生活的能力，所以会给家庭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014年风靡全球的“冰桶挑战”，让更多人开始了解渐冻症目前，全球药企在开发渐冻症新药方面的投入较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的整体市场目前不大，且攻克渐冻症具有很大的挑战；另一个是因为渐冻症的上游发病机制还不明确，基础研究在上游靶点层面并不清晰。只有基因突变型的渐冻症患者，可能有特定的突变靶点可以针对性治疗。我们和传统开发不一样，关注的是受损的神经元，绕开了上游复杂的发病机制，直接从细胞层面治疗，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如何看待资本低潮与中美博弈？
李丰：最后问几个最难回答、也最现实的问题。今天，无论是一级的风险投资市场和二级的股票市场，生物医疗和新药研发等相关企业都处于融资最冷的时候，估值也在较低的时候。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你们团队在面临这种市场环境时，是怎么考虑和面对的，打算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李翔：从技术层面上看，它是钱的问题，但本质上看，是周期问题。任何行业的发展，最好的公司或者最终成为行业代名词的公司，一定是穿越周期的，虽然在穿越周期的时候，它们肯定经历很多阵痛。我们国家的新药发展史并不长，整个链条和生态系统还在完善中。现在资本市场的回落对行业有冲击，但从长期来看，它对行业的去产能、去泡沫不是坏事。而在这个过程中能挺过周期的公司，一定会以更强的姿态出现在冬天之后的春天。短期内，我们也顺应当下的周期性挑战很快地做了战术调整。从 2022 年开始，我们虽然逆着寒冬完成了超 2 亿元的 A 轮融资，但还是做了大量降本增效的工作，降低了运营成本，压缩管线。李丰：第二个问题与竞争有关。去年我曾判断美国不会在竞争层面上影响到中国的生物医药或 CRO 等相关企业，因为它关乎生命的自由，是价值观层面的问题。不过，我们都看到了，最近半年，美国针对中国生物科技企业有很多动作，甚至有一些特定的约束和制裁。你们如何看待中美在生物科技上的竞争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对你们的影响？李翔：短期内这是一个周期性的调整，从长期来看，我认为是一个历史背景。作为一家立足中国的 iPS 公司，我们要把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和海外同行竞争，具有国际竞争力。我相信，如果一款药品能为海外患者带来价值，应该不会因为一时的地缘政治因素而被束缚。李丰：明白。今天特别感谢李翔博士。最后作为结尾，欢迎对干细胞这个研究方向感兴趣的优秀人才以及相关的产业资源方，能够来跟士泽生物交流、合作。我们也希望士泽生物在之后的发展道路上既能够解决自己的发展与成就问题，同时也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