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和学生的关系：类似职场奴役？

编辑：孙薇

视觉设计：朱亚琴

2017年12月25日傍晚，在西安读书的药理学博士杨宝德把自己溺死在浐河里。

1月9日，杨女朋友发布爆料文章，想为杨的自杀讨个说法。里面贴了详细的微信聊天纪录，看完令人惊愕。

学生杨宝德成了导师周某的私人助理，本应该以科研学业为重时间被迫用来陪周某吃饭、去超市、上门打扫卫生、倒垃圾、做PPT。

杨宝德的手机里有一个群叫“难兄难弟”，应该是长期受导师“奴役”的几个学生的心理互助小组、吐槽解压群。

其中，有个学生劝过杨宝德，尽学生本分，对过分要求尤其是学业之外的无理强迫，要勇敢说不。他让杨不要怕导师周某，因为“她自己心里虚，她干的事放不到台面上”。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的起码判断。对自己的定位、导师的责任、双方的关系、事实的是非和利益后果的判断。

对这件的判断和反应不同，几位年轻人的命运就不同了。

有的学生自称“叛逆不回短信狗”，明显没有吃导师周某变相胁迫的那一套，而杨成了听话的“浇花新房保洁狗”，最后不堪心理重负，选择自杀。

说说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短期、但直接、单方面碾压的利益捆绑。

研究生与导师之间是一种学徒制，通常是一对几，有的老师会把教学地点直接定在家里或其他方便的地方，而不是教室。

日常接触深入，利益捆绑也深入。

学生能不能出国、能不能顺利毕业，做什么课题、出什么成果，导师都有极大的决定权，在专业领域有巨大能量的老师还涉及学生的毕业推荐。

研究生参与导师负责的项目中，以“工作”的形式学习，有的导师会付给学生一点劳务，因此也有不少研究生管导师叫“老板”。

其实，杨宝德遭受的就是一种“职场奴役”。

这样的师生关系很像一些职场上的领导与职员关系，尤其在一些结构稳定、管理模式落后的机关单位或老国企里。

我认识一个在国企里上班的朋友，他得用上午精力最好的时间给企业书记的孙子做电子相册，还要一下午一下午地给这位爱好书法的书记拍作品图传博客。

最后，当他决定离职出去闯荡的时候，直属女领导在餐桌上跟他说，你信不信？你这个能力离开我这一定养活不了自己。

国家一类重点大学本科毕业的年轻人，回想毕业之后的三年时间在专业上有何进展，竟一片茫然，我想忽略程度上的差别，我朋友和杨宝德的心情应该是一样的。

一般很少有人提起或关注到职场上“隐形的奴役”，还有很多人轻率地把这类事情归为“拍马屁”、职场潜规则、中国国情。

因为当事人只敢陪笑脸，不敢说实话。

在这些系统中，领导高于制度，直接掌握着职员的薪资、保险级别和隐形福利、甚至是晋升名额，而很多人又因为故土难离、无法承担经济风险或难以再次适应竞争环境等原因不能离开。

因此，一旦陷入这种关系，往往要默默忍受很多年。

而学生与学校、导师是短期利益捆绑，一旦解除关系，学生就有了选择的权力，或是拉黑导师，在脑海里抹去这段不好的经历，或是检举揭发，让导师受到调查或舆论谴责。

这也很像女性性骚扰，印象中近些年的有舆论影响力的职场性骚扰事件爆料很少，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事件当事人还在岗，不愿揭发，或总是被掩盖。

而我们能了解到的出名的校园性骚扰事件，一般最有力的发声者都是毕业生（在校生一旦发声，也极容易被父母劝回去）。

为什么杨宝德不能也做一个“叛逆不回短信狗”？

一个重要一个原因可能是，杨的家境限制了他的眼界和选择。顺利地完成硕转博对他来讲，是人生的唯一出路，是家庭的唯一出路。

杨宝德的家在湖北黄冈的农村，因为家庭条件差，父母很早外出打工，姐弟三人被寄养在亲戚家。“杨宝德是全家的骄傲和希望。”这句话是杨的哥哥说的。

背负着全家人的期待，杨宝德最害怕的应该就是搞砸自己的人生。他把人生全部希望投注在学业上，因此，他不敢得罪导师。

但其实，如果杨宝德当时能听进去同学们的建议，他无非最坏是失去学历，这还不一定。就像同学说的，周某心里知道自己干的事拿不到台面上。

而现在杨宝德失去生命，一个家庭破碎无望，而女友声嘶力竭讨到的说法只是周某取消了招生资格。

这种置换未免太惨烈了。

年轻人应该相信，无论境遇如何，不要限制住自己对人生选择的想象，相信任何一种选择都有能让自己满意的活法。

【日刻有料】系列热文 | 王沪宁 |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还有一万多天就死了 | 特朗普是用“奇葩说”的方式上台的？| 陋室中的畸形幻象：上海杀妻藏尸者的都市性邪恶  | 一堂让人难以理解的五行针灸课

▼

ID：reknow24

日 刻

长按两秒，识别图中二维码，👀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