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光荣”是道德绑架，别让不会偷懒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作者：李昱微

视觉设计：大西

一组名为“中国当代周扒皮”的微信聊天截图在网络上热议，它呈现了一个令现代人“倍感亲切”的压榨故事。

与之相联的是前不久的新闻数据：相比70后平均4年换工作的频率，90后的频率已骤减到19个月，而95后更是只有7个月。

然而不同的是，如今牢牢占据网络发声口的年轻人们唯恐继续被贴上“自私”、“无法吃苦”的标签，纷纷留言指责企业的剥削。

没想到，70、80后们不再一味批评，反而心生羡慕。毕竟要还房贷、车贷，还要养孩子的他们已经无法草率辞职，但90后、00后的抗议说不定还能改善企业的疯狂压榨。

有趣的是，在“贩卖焦虑”遭到群嘲之前，主流舆论还是属于成功学的。对成功学的崇拜模糊了企业的压榨本质，令大多人信奉“生存压力大，不挤时间干活儿就要被淘汰”的理论，在默默忍受“996”工时、加班无酬的同时还热衷将这些经历分享出来，转化为“成功的必经之路”。

于是上网课、考证成为风尚，知识付费盛行，“你穷是因为你懒”的吊诡理论深入人心。

在此般语境下，谈“懒”定会遭到嘲讽，但生活压力又确实大，网友们便只好拐个弯儿，用做表情包、小视频的方式自我调侃，比如葛优躺。“懒”成为了病毒传播的常见话题。

最近在真人秀中引起争议的“李诞懒”、“陈建斌懒”也值得玩味。网友一方面斥责他们在集体活动中不承担责任的行为，另一方面又觉得“懒”是真实、可爱的表现，无可厚非。

这些争议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懒”已成为现代人想做却不敢承认的事。除了90后、00后外，确实很少有人捍卫懒惰权。而即使反抗，人们对“懒”的认知也不大一样。

事实上，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便有思想家捍卫懒惰权，但当时的“懒”和现在并不同。

人类对“懒”的强烈渴望源于资本制度的压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制度中，工人不仅无法享受劳动的创造性，还被工资制捆绑，而不得不忍受剥削，并逐渐异化。

他这样解释：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所谓必要劳动时间，指的是一个人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所需的劳动时间，技术进步后，所需时间逐渐缩短，这也为资本压榨创造了可能。

| 1884年10月，美国和加拿大的八个国际性和全国性工人团体，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一个集会，决定于1886年5月1日举行总罢工，迫使资本家实施八小时工作制

举个例子，假设工人原本需要每天工作8小时，引进技术后，工作时间缩短为5小时，照常来说剩下的3小时可用来自由支配，比如休息，或者继续工作以获得更多的报酬。但在资本家的剥削下，额外的3小时不仅不能获得工资，还成为了为非劳动者创造更多的闲与钱的工具。这就是资本家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削。

但由于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边界十分模糊，工人难以意识到剥削的本质。同时资本家会继续通过降低劳动成本、增加劳动时长的手段完成资本积累，使得一部分人失业，另一部分人超长工作但没钱，剩下的小部分人则又有钱又有闲。劳和闲自此对立起来。工人越是勤奋，越是成就了另一波人的闲暇，同时还要忍受资本家在房租、贷款上的压榨。

而为了让工人们心安理得地干活，资本家还利用宗教、哲学等手段宣扬“劳动道德论”，让工人们“甘心做奴隶”。

比如，在19世纪的英国，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为15小时，儿童通常是13小时。一旦有人质疑，上层阶级便宣称：工作可以不让成年人喝酒，不让孩子们调皮捣蛋。

法国总统梯也尔曾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说：我想使牧师的影响无所不在，因为我要靠这种影响来宣扬好的哲学，即教育人了解他们来到世间事为了吃苦，以反对另一种要人享乐的哲学。

| 同为1886年芝加哥工人运动

马克思学说的捍卫者拉法格批评道：“奇怪的狂行抓住了那些资本主义的文明统治着的国家的工人阶级，而正是它，这种狂行，产生出一切两世纪以来折磨着人类的个人的和社会的灾难。这种狂行就是对劳动的爱，对劳动的疯狂的酷嗜耗竭人们及其后裔的生命力。”

类似的“劳动道德”和近年流行的成功学、速成论如出一辙。部分精英、中产为了捍卫自己的地位，在宣扬“勤奋致富”、“穷是因为懒”的同时传授片面的成功、速成经验。这不仅是一种利用个人成长概念进一步模糊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界限的方式，还巧妙地掩盖了割韭菜的本质，也掩盖了“速成”才是真懒的事实。

在马克思指出资本压榨和工人物化的现象后，一波思想家主张“捍卫懒惰权”，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他在1880年于《平等报》上发表了《懒惰权》，号召工人用懒惰对抗资本，将剩余劳动转化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在文章中，拉法格开门见山地抨击工人“热爱劳动”的错觉，并指出工人阶级的困难处境：贫困、伙食极坏、空气污染、长途步行往返。在此般现状下，工人对“劳动道德”的盲目信奉实际上是默认了自己的奴隶地位，“我们的时代被称之为劳动世纪，实际是痛苦、悲惨、腐朽的世纪。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一直在吟咏令人作呕的进步上帝赞歌。”

与拉法格类似的是罗素的《懒惰颂》。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罗素的主张却与拉法格如出一辙，他认为“劳动道德就是奴隶道德，而现代社会不需要奴隶”。

他同样讽刺道：“在许多时代，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写了许多赞扬‘诚实的苦工’的话，赞扬生活简朴，宣讲穷人比富人更能进天堂的教义，并且试图使体力劳动者相信变换空间里的物质位置具有特殊的高贵性，正如男人要女人相信她们从性奴役中能得到某种特殊的高贵性一样。”

罗素指出缩短工作时长的可行性。“在现在技术的支持下，工人只需要很少的劳动量就能满足生活需求……这在战时是很明显的。部队里所有的人，以及从事军火生产的男男女女，从事间谍，战争宣传，或与战争有关的政府工作的男男女女都从岗位上撤下来了，尽管如此，协约国方面的非熟练工资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却比前此还要高。”

在二人的影响下，争取自由支配时间的思想不断涌现。自60年代起，经常有“将工时缩短至3-5小时”的声音出现。90年代，英国工党上台时提出争取充分就业，一位妇女立即成立“有闲党”以反对。到1998年时，加拿大女作家斯万森与“有闲党”合作开设了“创造取代工资奴隶制的让人生活的途径“网站，打出“不求充分就业，但求充分生活”的口号。

这些主张与其说是争取“懒惰”，不如说是争取闲适权，以便有空从事非机械化、商品化的活动，比如哲学、艺术等。

“在一个无人被迫一天工作4小时以上的世界，每一个怀有科学好奇心的人都能纵情享受它，每一个画家都能绘画而不致挨饿。青年作家不会被迫以刺激人的粗制滥造作品引人注意……在业务工作中对经济学或政治学某一方面感兴趣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思想……首要的是，除了神经紧张、令人厌烦、消化不良外，人生还有幸福和快乐。（罗素《懒惰颂》）”

| 罗素

对“懒惰”的捍卫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到一起。1990年时，联合国编发《人类发展报告》，其中指出 “人的发展比国民收入涉及的方面多得多。它是要创造一种环境，使人能按照他们的需要和兴趣，发展他们的全部潜力。因此，发展是要在人过他们所珍视的生活中扩大选择。”

但缩短工时的努力始终是失败的。信息时代来临后，企业对网络的利用更模糊了劳动与非劳动的边界，毕竟只要有了微信群，哪里都可以开会。

可悲的是，如今提到“缩短工时”，不乏出现这样的质疑声：如果只工作4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根本不知道如何打发。于是我们总能看到一些自由职业者重新回归企业，而当打工者们终于赢得休假时，却只愿摊在床上刷剧、逛淘宝，直到哭着喊着重新回去工作。这也是人们对综艺中陈建斌、李诞的“懒”产生争议的原因之一。

被资本压榨而无法享受劳动成果的打工者们逐渐感觉到工作的空虚，与此同时，又因闲暇稀少而无法发展兴趣爱好。于是难以享受无用之美的人们只好在放假的日子里重复与创造无关的娱乐，却难以得到真正的满足。久而久之，无论在工作还是自我认知上，人们总有种异化感。

如今网络上频繁出现的“懒”，更多是这种异化后的“懒”，而非源于古希腊的闲适哲学，更非拉法格、罗素等人捍卫的“懒惰权”，于是人们才对它倍感亲切又羞于启齿。

而可怕的地方在于，不曾享受闲适之美却又心生渴望的打工者们又进一步被剥削。如今，对闲适的渴望又被包装成新的资本逻辑，鼓吹者将读书、旅行等闲适性爱好转化为“利用兴趣赚钱”的幸福人生理论，在换汤不换药的焦虑贩卖下，令急功近利的人们再难享受读书、旅行的美。

所以最后剩下的只有对躺在床上刷剧、逛淘宝的渴望了。

参考资料：

《民闲论》陈鲁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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