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树神 XX
托尼·莫里森的出版社于星期二发表声明，这位美国著名非裔作家，诺奖得主因为肺炎引起的并发症，星期一晚于纽约布朗克斯的一个医疗中心去世。莫里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蓝的眼睛》发表于39岁时，评价不高，她直到50多岁才广为人知。一直以来，她都每天朝九晚五地工作，独自抚养孩子，只在生活的间隙才有时间写作。莫里森的作品多以美国种族问题为背景，讲述非裔美国人的困境与韧性。1987年，她因小说《宠儿》获得普利策奖，2012年，奥巴马为她颁发了自由勋章。
1993年，作为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女作家，瑞典皇家学院称赞她“以丰富的想象力和诗意的文字，为美国现实的一个重要层面注入活力。”
我们翻译了托尼·莫里森在多个场合谈到过的写作建议，她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创意写作多年，也是许多作家和名人尊敬的老师。
我之所以写第一本书，是因为我想读它。我设想中的那本书的主题，关于最脆弱、最不受欢迎和不曾被严肃对待过的黑人女孩，她们从未在文学中真正存在过，如果存在也只是作为道具。因而我才认为“我需要写一本并阅读”，是阅读冲动唤起了我的写作欲望。我教给学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样的环境才是最好的、最有创造力的。他们需要问问自己：理想中的房间是什么样？有音乐吗？是否沉默？房间外是吵闹还是宁静的？为了释放想象力，我需要的是什么？——1993年，Elissa Schapplell在《巴黎评论》所做的采访我们看到或在做的一切，无论天气、水、还是建筑……任何实际存在的东西都有利于写作。这就像一个巨大的菜单或工具箱，我可以从中挑选我需要的任何东西。而当我没有在写作，或者更重要的是，当我对一本书没有任何想法时，我看到的才是混乱、吵闹和困惑。——2009年，Pam Houston 在《0》所做的采访我很努力地让即使是一个小角色，也可以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词。当你写作的时候，他们真的漂浮在你的头顶上，就像鬼混或活着的人。我没有非常详细地描述他们，只是用一些粗略的言辞。你也无需知道他们多高，我不想强迫读者看到我看到的东西。这更像是孩童时期听收音机一样。作为一名听众，我不得不为之添加细节，比如它说“蓝色”时，我要去想象它的阴影。而不是它说了什么，我就一定要看到什么，这是一件有参与性的事情。我认为写作中的一些东西还是可以被教授的。显然，你不能期待教授别人写作视角或天赋，但你可以安抚写作者……这方面我做不了多少，我通常很残酷。我只是告诉他们：你必须去写，我不想听到对难度的抱怨。我无法容忍抱怨是因为大多数写作者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也是这样。所以抱怨自己如何做不到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而我能做好的是我过去做过的编辑工作。我可以跟随他们思想的列车，看看他们的语言行进得如何，然后给一些其他建议。我不仅可以做好，也很喜欢参与这个过程。——1998年，Zia Jaffrey在《沙龙》所做的采访关于这一点我可能是错的，但似乎有非常多小说，尤其是年轻人写的，会格外关注自我：我的爱情、我的死亡、我的这、我的那。其他角色都不足挂齿。当我在普林斯顿教授创意写作时，我的学生会被不断地告知去书写知道的所有事情。但我通常这样建议：“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这儿”。首先你什么都不知道，其次，我也不想听你的真爱、你的父母或朋友。想想你不知道的人吧。比如在里奥格兰德餐厅工作的几乎不会说英语的墨西哥女服务员？或者巴黎的一位陌生女士？想想你世界范围之外的东西。想象并创造它，不要仅仅是记录或编辑你已经经历过的事情。我总是惊讶于这么做的效果。当他们获许去想象存在于他们世界之外的东西时，总是能跳出传统框架。我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训练。哪怕他们最后写的仍然是自传，至少他们可以把自己当做陌生人。对一名作家来说，失败只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它代表我在写作上出错了，表达得不够清晰，或者不够准确。我能认识到失败（这一点很重要，有些人做不到），然后解决它。因为它是数据，是信息，是某些地方行不通的知识。所以我们才需要重写和编辑。如果你的肝脏，肾脏或心脏这样的地方出了差错，你需要期待来自他人的解决方式。但对于解决办法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问题，你必须付出高度的注意力，而不是沉浸在沮丧，羞愧这样的情绪中，这些情绪一点用也没有。就好像你在实验室里做和化学品或老鼠相关的实验，老鼠死了，化学品没起反应，你要做的不是举着双手逃开，而是从每个步骤中找到出错的地方并且纠正它。如果你能用这种方式对待写作，你就离成功近了一步。人们总说，我为了自己而写，这听起来常常又自恋又糟糕，但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你知道如何阅读自己的作品，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作者和编辑。当我教授创意写作时，我总是说阅读自己的作品有多么地重要；我的意思不是说因为你写了它所以尽量享受它，而是，站得远一点，就像你第一次看见它一样阅读它。用这种方式批评，而不是沉浸在你写的那些精美的句子里……——1993年，Elissa Schappell在《巴黎评论》所作的采访我设想过一种理想的写作环境但从未体验过，比如说，有整整九天我可以不受打扰，不用离开家，也不用接任何电话。要有足够的空间，能放下好几张大桌子。但实际上我的地方就只有这么大（她指自己办公桌上的一块小地方），我无法摆脱它。有时我会想到艾米莉·迪金森也曾在这么小的桌子上写作过，我会禁不住笑起来，多么可爱的人啊。但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个局促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归档——生活，文件，信，邀请函，发票还是接踵而至。我从来就没有一个规律的写作习惯，因为我有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我不得不在工作的空档中写，在周末或者清晨写……我试图用冲动代替纪律，以此克服没有秩序的空间，当某件事突然涌现，我有了一瞬间的领悟，或者发现了强有力的隐喻，我会把所有事情都暂时推开，持续地写上一段时间。——1993年，Elissa Schappell于《巴黎评论》所做的采访语言中的系统性掠夺可以被它的使用者识别并利用，将其中的微妙和复杂转化为威胁和征服。压迫性语言不仅代表着暴行，更是暴行本身；不仅代表着认知的局限，更从根本上限制了认知。无论是那些含糊其辞的官方话语，还是无良媒体的虚假语言；无论是傲慢僵硬的学术性措辞，还是被商业化驱使的科学表达；无论是不近人情的法律术语，还是披着文化外衣，却以在割裂少数群体，宣扬种族主义思想的语言——都必须予以拒绝、纠正和揭露。
这是一种嗜血的语言，它将法西斯主义的皮靴掩藏在体面和爱国主义的裙摆之下，并向着人类的底线和思想的深渊走去。性别歧视语言，种族主义语言，有神论语言，都是极度典型的维稳语言，它们不能，也不允许新知识的出现和思想的交换。语言永远不能“扼杀”奴隶制，种族灭绝，战争。它也不应该自大到渴望这样做，它的力量，它的精彩之处，都在不可言喻的地方。无论是广阔或细微，隐晦，激烈或拒绝被神圣化；无论是大笑还是痛哭，选择的词语和沉默，不受侵犯的语言都涌向知识，而不是它的毁灭。谁不知道文学因为提出质疑而遭到禁止，因为批评而饱受诽谤，因为记录而被抹除？又有多少人为舌头遭到蹂躏的想法而感到愤怒？
原文：“You Don’t Know Anything.” And Other Writing Advice from Toni Morrison.
By Emily Temple
https://lithub.com/you-dont-know-anything-and-other-writing-advice-from-toni-mo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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