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台记忆】三灶的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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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灶，原是南唐黜陟使李承修筑的常丰堰外的一片荒草滩，春夏长满红茅草，秋冬满是红草堆；红茅草的火力与灰质次于白茅草，是灶户们烧盐用草的第二选择，乃名红草场。北宋太祖开宝年间，何垛场姓王姓戴的几个灶户，到红草场开辟新亭场烧盐，时属何垛场第三灶，因此叫三灶。及至仁宗天圣六年范公堤修好后，这个近堤的灶团盐产兴旺，星火遍滩涂，灶煎满天星。

　　随着大海东去，这里早早转为农耕，成为有钱难买的“城脚下”，土地大部分被台城的有钱人买去占有。民国初期废灶兴垦，这里是东台县第一区义盛乡三灶村（包括三灶河、三灶桥、三灶北河、北河口等地名）。在三灶东南的老岸（宋时挡海潮的最高处）一带，大多是来此租田种地的海门移民，过着比本土农民还要艰辛的穷日子。

　　1927年秋，中共党员陈雪生以国民党东台县党部农民协会主席的合法身份，胸前佩戴“东台县农民协会”耕犁图案的银色圆徽章，手持“东台县农民协会”白布旗，和干事邹冰一起，来到三灶的真武院（后来东台乡供销社门市部附近），宣讲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张，宣传和号召组织农民协会。在场的青年塾师王焕卿、青年农民王文杰、夏鸿儒等听了宣传，当即要求参加农民协会。寻找生活出路的穷人们受到启蒙，几天之内，三灶就有50多人加入了农民协会。

　　革命星火一经点燃，便逐渐燎原。此后，陈雪生常到三灶检查指导农协的工作；王文杰等也常到县农协回报请示。他们在三灶周围广贴标语，大力宣传，报名参加农协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就在真武院隆重召开了三灶农民协会成立大会。

　　会场上挂着农协绘有红色耕犁的白布旗帜，贴着一幅两个农民站在桌上打老虎（喻土豪劣绅）的漫画。会上教唱了唤醒意识、鼓舞斗志的《打倒土豪劣绅》歌：“社会财富谁的功、谁的力，全是劳动的结果。辛苦的农人们，联合起来呀，打倒列强！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地权平均！”会员们听了陈雪生、邹冰等的宣传，情绪高涨，决心跟着农协骨干，把农民协会办好。

　　1928年春，眼光庙（前东台造纸厂一带）、老岸两地，也建立了农民协会，与三灶农协联合组成“东台县第一区农民协会”，在甘露庵召开成立大会，150多名会员参会，陈雪生、邹冰等到会讲话。大会推选王文杰等4人担任常务委员、执行委员和监委，刻制了农民协会的公章。

　　农协发动农民群众抗租、抗粮、抗税、抗捐，开展反恶霸、反官僚、打土豪劣绅的斗争，处处为农民说话办事。农协会员王银成与王万春两家为界址发生矛盾，农协出面，公道地解决了长期的纠纷。三灶北边有片100余亩的乱坟场，一直是无地穷人死后入葬的公用坟地，国民党县政府官产局想收去归公，农协多次与县政府交涉，终使该地仍归农民共用，保护了穷苦人的利益。

　　当时买卖农用肥料的状况是一幅市俗画。台城市民各家都置有一个埋于地下的大缸，用于倒马桶。三灶、于家亭一带“盘园”种青货（蔬菜瓜豆）的农民，每日挑着粪桶进城，走街串巷收买水粪（用于肥田）和泔水（用于养猪）。建国前二十个铜钱以内可收一担。搅粪验粪臭气哄哄，挑粪下乡沿路淌滴，常被人喝骂欺侮。农民协会成立后，农民上街收水粪就不再挨骂了。当时流传一首歌谣:“农民协会为农民，处处为农民办事情。消灭贪官和污吏，高利滚剥要废除。农协打‘虎’有力量，个个农民来了劲。上街买粪不受欺，农民说话有地位。”

　　经陈雪生培养，农协的骨干姜维扬、王文杰、孙宏君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三灶党支部，姜维扬任书记。三灶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向组织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方向发展。

　　1928年3月，为组织苏北农民暴动，中共江苏省委特派黄逸峰（化名张文彩）到南通工作，负责组建中共南通特委。

　　黄逸峰回到东台后，在中共东台县委扩大会上，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组织农民暴动的决议。会议决定：首先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城郊组织暴动，相机占领县城；如不能占领县城，则向沿海各地扩展暴动，并建立农民武装。暴动时间定在5月1日。

　　会后，黄逸峰和陈雪生到三灶，召开支部会议，了解情况，指导和部署暴动准备。

　　从三灶回到台城的第二天晚上，黄逸峰等党员碰头开会。会议在县妇协召开，不料被人窃听告密。国民党东台县长田良骥当即布置缉拿，黄逸峰、陈雪生、沈方中、宣益东等7名中共党员被捕。

　　田良骥连夜审讯，宣布给黄逸峰钉上重镣，众党员一起投入大牢。三天后，田良骥派一排县保安团士兵，将黄逸峰、陈雪生、沈方中3名“要犯”，用专轮武装押往南京特别法庭。东台党组织的领导人全部被捕，三灶暴动计划流产，东台革命转入低潮。

1938年3 月，日寇侵占东台城。三灶一带的通榆公路是南北交通要道，成为日伪军下乡扫荡的必经之路，百姓深受其害。

5月，国民党委派的三灶乡长派人去潘舍，调其驻军来袭击和追捕到此骚扰的几个日本兵，可驻军行动消极，日本兵除淹死一个外全都逃走。日寇连夜来三灶报复，烧掉三灶53户房屋237间，打死男女老幼10 人。

7月13日，日寇再到三灶，烧掉150多间房屋。三天后又来烧杀，王恒桥一家三代3 人同时被杀，13岁的小女儿被鬼子刺刀活活划开胸膛扒出心脏。此前在救亡运动中自发捐款100元法币慰问前方抗日将士的吉王氏家，惨被烧光。

鬼子的暴行激发了三灶百姓的国仇家恨，尽管处在敌人控制的城门口，也以多种形式和方法投身到抗日复仇之中。

三灶民众早就有着敢于斗争的勇敢精神。清同治初年（1862年前后），曾国藩之弟曾国荃部下的太平军降将詹以安，被派往东台“采办”军饷，在东台横暴淫乐，其部下狐假虎威、吃拿卡要、奸女杀人，激起普遍民愤。因为他们是巢湖人，被呼为“焦糊子”。泰州盐运分司运判萧凤孙、东台知县高凤清不敢受理民众的告状，被詈为“萧遥自在，高枕无忧”。愤怒的百姓忍无可忍，群起反抗，火烧了他们的兵船，“焦糊子”们四处逃身。这天，两个“焦糊子”窜到三灶，还想诈掠钱财，遇到木匠姜春元，奋起与其搏斗，用木工斧头将两人砍了。

尽管三灶是敌伪下乡扫荡的桥头堡，1940年末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革命工作一直做到敌人城脚下。工作队利用夜晚或阴天下雨走村入户，宣传抗日。三灶百姓参加农抗会、车抗会，交粮、捐款、做军鞋、搞情报，抗日的星火在城郊汇成一股股地火。

1944年夏，在民主政府工作队的领导下，三灶地区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因三灶靠近台城，一些地主心存幻想，对双减阳奉阴违。民主政府召开斗争大会，1500多名贫雇农参加，斗争五个地主。理亏的地主们接受双减，为示表现好，在大会上给雇工发了草帽和毛巾。

同年秋，三灶地区开展了弘扬正气的支前参军活动。义盛乡民兵大队长王广珠、王淦青等16名骨干率先报名，带动一区68名爱国青年踊跃参军，走上抗日战争的第一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肆向解放区进攻，东台沦陷后形势紧张。1947年7月，县保安队和自卫队200多人，往三灶、同心、大水洼一带扫荡，强迫三灶乡民朱开之挑子弹箱，带路去捉我方区队长朱开信。朱开之拒绝带路，被当场杀害。扫荡的匪军牵着20多头耕牛、抬着29头大猪、背着30多条棉被返回台城时，被我一区武工队在三灶东边拦路伏击，敌众仓猝逃跑，我方截获10头耕牛、24头大猪、19条棉被，归还被抢的群众。

1948年2月，国民党4个师南北夹击，扫荡东台。6月7日的第四次大扫荡，9000多敌兵对我三灶、头灶、南沈灶等地区大规模破坏，所到之处，房屋烧光，百姓遭殃。10月11日，东台城第三次解放，三灶人和全县人民一起重见阳光。

1949年8月26日，国民党潜伏特务在三灶地区开黑枪，击伤我方一名粮食局干部，抢去自行车、衣物等。三灶人民不怕事，积极配合公安局侦破。9月，特务曹某某落入法网。

新中国成立后，三灶从1958年起，成为东台公社、范公镇机关所在地。2010年前后，与李舍、灶南合并组成新的三灶村。2017年三产总值达到23亿元，上交税收2.1亿元；集体经济年收入230多万元，集体积累3300万元；人均年收入31600元。现为东台镇三灶社区，是盐城市文明村，江苏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进村、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村、省电子商务示范村、省生态村、省三星级康居示范村。

日前，笔者乘坐晚班车从外地归来，途经老204国道与三灶街道交会处，见跨街的大型标语牌上，“三灶”二字霓虹灯夺目耀人，心中甚感慰籍，一股暖暖的乡愁盈于胸间。更名范公镇时“让世界了解范公、让范公了解世界”的路边巨幅标语，早已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而飘去，因范公堤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三灶村，仍然延续着对范公的敬仰与纪念，让范公的塑像挺立在村中的农民公园内。“三灶”二字的红色光艳，如同当年煮盐的红草火焰一样，闪耀在三灶的上空。

在范公塑像的身旁，陈列着一座古代的铁镬，锈迹如铠甲，平凡而威严。这具挺过1958年大炼钢铁时的电割、挨过1968年“破四旧”的铁锤、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大铁镬，见证着三灶的沧海桑田，见证着三灶的盐农文化，默默地叙说着三灶历史的点点滴滴。

◆原文载于《东台日报》，作者：朱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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