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於《新大陸》詩刊
陳銘華
瘂弦在〈現代詩的省思──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一文中談到海外的華人詩壇時，對越南華文詩壇有這樣的評價和敘述：“……它是保存中國文化最多的地區，華僑的文藝活動非常興盛，淪亡之前，無論詩社或詩刊都達到了相當的水準。……” “……作品風格幾乎可以說是在台灣的籠罩下發展，國內一些詩人的作品對他們有相當大的影響……” 1975年之前的越華詩壇情況確然如此。1975年之後，瘂弦在該文中提到的當年那些越華詩人們早已星散世界各地，留下來的也多因種種原因而停了創作。這種情形直到越南開放改革數年後的1990年方開始有所改善，新舊詩人才慢慢恢復創作。可是由於社會過去長時間對華人中文教育的抑制和封閉的環境影響，作品不論質或量，要回復到1975年前的水平，應該還有好一段長路要走。情況雖然如此，但從近年來出現於海內外越華詩壇的詩人和詩作來看，台灣詩人的影響仍然是有跡可尋，藕斷絲連的！
回溯1974年十二月，由陳紀瀅領隊包括瘂弦在內的中華民國文藝界東南亞訪問團，訪問菲律賓、越南、新加坡、泰國和香港等地。來到越南時，在當地經商、經常在當地華文報章以巴雷為筆名發表詩作的台灣詩人吳望堯曾邀請越華文藝界，在西貢的華埠堤岸同慶酒家設宴款待，參加人數超過200人。席上，瘂弦朗誦他的詩作，逗留期間他與銀髮、藥河（陳本銘）等曾有多次見面交流。但其實越華詩人在這之前就或多或少地讀過了許多台灣詩人的現代詩，不少人更已經創作多時，尹玲、銀髮、藥河和其他詩人亦已出版了合集《十二人詩輯》。早於60年代，台灣詩人吳望堯和秀陶先後來到南越經商，而洛夫作為當時台灣駐南越的軍事顧問適逢其時也在西貢。1966年“存在詩社”的銀髮、藥河、仲秋和秋原（我門）等不時到吳望堯家與吳望堯、秀陶和洛夫見面談現代詩。之後他們繼續與洛夫保持聯繫接觸，也開始與瘂弦、張默通訊，向《創世紀》、《幼獅文藝》等台灣刊物投槁……其他的越華現代詩人自此與台灣現代詩人也有了許多直接的接觸與通訊聯繫。
眾所週知，上世紀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文藝思潮為法國文學創造了輝煌的一頁，60-70年代更盛行於世界各地文壇。越南曾是法國的殖民地，受法國文化影響至深，比筆者年長一些的詩人許多都能直接閱讀法文著作；南越首都西貢曾有“東方巴黎”之稱，越戰期間呈現出畸形的繁榮，但繁榮背後兵荒馬亂，美國支持的南越政府兵員不足，四處拉夫，華人青年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戰爭既然是荒誕的！存在自然也是荒誕的！戰爭中的越南正是存在主義思潮生存的最佳土壤！因此，不論是從法國直接引進，或從台灣間接得來，越華詩人的創作受到這種影響乃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當他們看到瘂弦在〈深淵〉一詩前引用法國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的話：“我要生存，除此無他；同時我發現了他的不快”，再接著去發現了〈深淵〉裡面充滿人類存在與不存在的疑問、甚至僅僅追求一個“存在”亦不可得的深沉思考的時候，那能不正中下懷，與他們的心境一拍即合？ 存在？存在是什麼？對此，瘂弦的態度是：“當自己真實地感覺自己的不幸，緊緊的握住自己的不幸，於是便得到了存在。存在，竟也成為一種喜悅。”（〈現代詩短札〉），所謂“握住自己的不幸”，於詩人來說就是創作，由創作來得到存在，以存在來對抗死亡！這也是越華現代詩人當時的創作思想背景。可以想像得到，當詩人們讀到“在塞納河和推理之間／誰在選擇死亡”，湄公河非常自然的代入；當“巴黎便進入／一個猥瑣的屬於床笫的年代”、“所有的瘡口呻吟，裙子下藏滿病菌”、“我們用鐵絲網煮熟麥子，我們活著”，西貢滿街的娼妓、剛從前線回來的美國大兵、傷殘的南越退伍軍人……這些情景也跟著出現。 不過瘂弦對越華詩人的影響比諸其他台灣詩人的來說，表面上並不顯著，這主要是因為一般人只看到瘂弦詩甜美的語言，停留在像〈如歌的行板〉那種表面印象，卻忽略了其詩作背後的精神內涵。無可否認，“語言甜美”“音樂節奏性強”固然是瘂弦詩的特色，但就算是更工整更精鍊的律絕，如果沒有時代精神和思想內涵貫穿其中，恐怕也只流於音節鏗鏘、宜於吟誦的層次，杜甫成不了杜甫，瘂弦也成不了瘂弦！其次，瘂弦詩語言之所以甜美流暢的原因，與其中採用的“當今標準的中原語言”恐怕脫不了關係，而這恐怕也正是絕大多數說廣東話的越華詩人所難於掌握得來的。Le Pho（1907-2001）, Elegant Lady Pouring Tea 可是正如前面所說，瘂弦和越華詩人們對生存、死亡的態度和認知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他的作品對越華詩人的影響主要也是在思想層面上的，是那種“潤物細無聲”潛移默化式的，受影響的詩人們也許並不自知，而思想層次上的影響才是巨大而深遠的。這裡試舉二例說明：一、與筆者於1990年共同創辦《新大陸詩刊》的已故越華詩人藥河在一首名為〈西貢印象（April 1975）〉的詩中寫道：“旗幟在計程車下／計程車在無措的街上／軍靴 背囊 鋼盔／M16和手榴彈／官員和妓女在……”，場景是典型的越戰大後方那徨恐不安的末世社會，句型與瘂弦〈倫敦〉中：“乞丐在廊下，星星在天外／菊在窗口／劍在古代……”彷彿相似，但詩中對人類社會那種充滿批判又帶點戲謔的精神面貌其實與〈深淵〉更為接近；二、筆者寫於越戰戰後十九年（1994）的〈越戰退伍軍人〉一詩，雖然與瘂弦〈上校〉的創作時間相隔了卅六年，時代、角色、故事皆不相同，然而詩中對悲劇的營造、荒謬氣氛的經營手法，無疑也有一脈相承的痕跡！ 事實上自紀弦以降，台灣現代詩對海外的中文現代詩影響既深且遠，特別是像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東南亞的華文詩人，越南自不例外。1975年南越變色前的華文詩壇，詩人們對台灣詩人和台灣現代詩耳熟能詳，紀弦、洛夫、商禽、鄭愁予、余光中、瘂弦、葉珊（楊牧）等的作品都是大家喜愛和學習的泉源！到了今天，筆者和當年的許多越華詩人在正式聚會或閒談時候的話題經常就是這些台灣詩人們的經典和成名詩作，或我們中間“某某”早期的詩就是受某一位台灣詩人所影響的等等……最後讓筆者從多年前寫的一篇文章中抄一段來作結：“……瘂弦〈遠洋感覺〉中的詩句：‘時間／鐘擺。鞦韆／木馬。搖籃／時間’於事隔越南難民乘破木船浮於海的卅多年後，重讀時仍然給自已暈眩的感覺。將不同的事物適當地安排，沒有任何主觀詮釋，讓事物本身的特性客觀地去作相互說明，引起的閱讀效果竟然如此之深遠，難怪這種一組組鏡頭組合的電影式創作手法，曾給台灣和那個時代以台灣詩壇馬首是瞻的海外詩壇巨大的影響！……＂如今重新檢視自己所說的這段話，覺得除了那時所強調的創作技巧外，瘂弦作品對詩壇的影響還必需再加上本文提到的思想性，那才是瘂弦詩能歷久彌新的最重要因素！
2014年2月於洛杉磯
主編: 陳銘華 編委： 陳銘華，遠方，達文
顧問：非馬，鄭愁予，葉維廉，張錯，羅青
公眾號編輯：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