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的调研报告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健康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数据科学与商务智能研究 所、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作者：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健康研究所*：郭熙铜, 杨鸿泽, 鞠晓峰, 潘婷, 吴天石, 郭珊珊, 李燕、华东理工大学数据科学与商务智能研究所*：彭泽余, 李嘉, 朱惠冬, 王睿, 李飞、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李蒙翔, 苏磊
一、前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的爆发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重威胁了国内外公众的健康安全和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疫情爆发三个月内（截至2020年3月31日），我国确诊人数已超过8万（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各级政府已紧急调拨疫情防控补助资金超过900亿元（财政部）。目前，疫情在国际上仍进一步蔓延和爆发，已成为世界人民共同面对的一场灾难，战胜疫情需要全民、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新冠肺炎在爆发过程中体现了三方面特点：①在疫情初期，病原体未知，传播途径不明，无法有效、迅速地控制传染源，随着疫情发展，病毒发生变异，进一步增加了防控难度；②发病急，严重损害患者免疫系统，最佳救治窗口期短，救治难度高，导致死亡率升高；③传染性强，疫情快速蔓延，交叉感染及聚集性病例频发，并且存在无症状感染，导致疫情防控效率低。这些特点不仅对社会整体防控疫情提出了挑战，还对公众的心理和行为产生诸多影响。自疫情爆发以来，为有效遏制其发展，我国各级政府纷纷采取一系列严密的干预措施，全国医疗卫生系统进入战备状态。在多省多地采取封闭管理、提倡居家隔离、避免聚集，大力宣传防控具体措施，紧急调配资源救助确诊患者。而在疫情防控实践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提高公众参与防控的程度和相关认知。公众的积极响应在很大程度决定了疫情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控制，所以了解公众在疫情期间与防控相关的心理和行为对抗击疫情至关重要。
为尽最大可能摸清个人对疫情的感知和应对行为，以利于在实际防控中做到精确施策和精准应对，调研团队在疫情爆发期间就公众对疫情的认识、疫情期间公众的积极和消极心理及其防护行为等进行了深入调研，获取了宝贵的一手数据。通过对数据分析，得出了多项对疫情防控具有参考价值的结论，并基于调研发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和相关疫情防控部门提供政策制定和决策依据。本次调研于2020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开展，通过设计电子问卷并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发布，共收集有效问卷6000余份，样本涵盖了全国3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问卷样本统计信息详见附录。
二、主要发现
i 公众对疫情的评价和反应总体上是积极的
（1）七成以上的公众感知到疫情的严重性并认为对其生活造成了直接影响。
（2）九成以上的公众认为疫情防护工作是重要且有意义的。
（3）八成以上的公众认为当地政府和自身都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
（4）近八成公众表现出对一线人员的关心和对其工作的认可。
（5）九成以上的公众感知到周围人认为其应做好疫情防护措施。
（6）九成以上的公众相信我国最终能战胜此次疫情。
（7）近八成的公众能够自觉主动的做好防护措施并接受防控建议。
（8）近九成的公众经常通过相关媒体了解疫情信息。
（9）九成以上的公众积极地向身边的人宣传新冠肺炎防护措施和规定。
（10）六成以上的公众参与了社区或村庄的志愿活动以协助开展防控工作。
ii 少部分群体对疫情存在消极反应
（1）约20%的公众对自身防控措施评价较低，认为自身防控不到位。
（2）约15%的公众面对疫情感到焦虑。
（3）约10%的公众在疫情防控方面存在侥幸心理。
（4）约10%的公众对国家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和建议存在抵触情绪。
iii 公众对在线媒体的信息披露总体满意，但在群体间存在差异
（1）六成以上的公众认为在线媒体提供的疫情相关信息是充分和全面的。
（2）五成以上公众认为在线媒体提供的疫情相关信息是真实和客观的。
（3）相对而言，高学历、年轻群体认为在线媒体提供的信息不够全面，且
真实性和客观性有待提高。
iv 公众对疫情反应存在群体差异
（1）约半数的高学历群体对在线媒体所提供疫情相关信息评价持中立或负
面态度；而七成左右低学历群体评价倾向于满意。
（2）约七成的低学历群体对自身防控措施感到满意；而六成以上的高学历
群体认为其防护措施不到位。
（3）低学历群体出现焦虑情绪的比重约为高学历群体出现焦虑情绪的两倍。
（4）约六成的中老年人（40岁及以上）参与了社区或村庄的疫情防护工作，
而青少年（13-19岁）和青年群体（20-39岁）的参与度仅达到四成左右。
v 树立正确价值导向有助于促进公众抗疫
（1）国家身份认同感对公众防护依从行为以及防护参与行为均有积极影响。
（2）公民意识较强的居民表现出的防护依从行为和防护参与行为水平更高。
三、报告主体
1．公众对疫情的评估
了解公众对疫情相关因素的评估对于有效管理和控制疫情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公众对于新冠肺炎的风险评估对其防护态度与行为有重要影响；其二，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居民开始居家隔离，在线媒体成为公众了解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因此公众对信息披露的评估既反映其对疫情信息的需求，也反映其对疫情的关注；其三，对相关防护措施的效果的评估有助于公众提升抗击疫情的信心。因此，本次调研主要从三个方面了解公众对疫情相关因素的评估：①公众对疫情严重性、防护重要性及意义的认识；②公众对在线媒体披露的疫情信息充分全面性和真实客观性的认识；③公众对当地政府防护措施与自身防护措施有效性的评价。具体调研结果如下：
（1）公众对疫情严重性、防护重要性及意义的认识
关于疫情严重性方面，绝大多数公众对疫情的严重性有直观的认识，约78%的公众认为疫情非常严重，并且对其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该结果体现了公众对疫情风险的直接感知。关于防护重要性及意义方面，96%的公众认为做好新冠肺炎防护措施是重要且有意义的，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公众对疫情防护的重视程度以及对公共防护措施的赞同程度。
图1.1 公众对疫情严重性认识情况图 图1.2 公众对疫情防护重要性及意义认识情况
（2）公众对在线媒体披露的疫情信息全面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认识
疫情期间在线媒体在疫情信息发布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保障公众可以及时获得客观、全面、科学的疫情相关信息。但与此同时，一些谣言和不科学的所谓防控措施也在这些媒体上传播，这可能会影响公众对疫情信息全面性和真实性的感知。约64%的公众认为在线媒体提供的疫情相关信息充分且全面，约54%的公众认为在线媒体提供的疫情相关信息真实且客观。此外，公众对在线媒体上的疫情相关信息认知存在群体上的差异。调查显示，高学历、年轻群体认为在线媒体提供的信息不够全面，且真实性和客观性有待提高。
图1.3 公众对在线媒体信息充分全面性评价 图1.4 公众对在线媒体信息充分全面性评价
（3）公众对当地政府防护措施与自身防护措施有效性评价
各级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调研结果显示，84%以上的公众认为当地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采取了有效措施，如保障防护物资供应、维护市场秩序、加强疫情宣传和执行疫情防控等。公众自身也具有较强的风险规避意识。约80%的公众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采取更多的防护措施。3.6%的公众认为自身防护意识不到位，其中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群体和男性群体占比较高，这可能与公众对防护标准认识存在差异有关。
2．公众对疫情的积极心理
了解公众在疫情期间的积极心理状态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引导公众积极应对疫情。其一，在疫情爆发期间，无数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者奋战在抗疫一线，公众对他们的关心和担忧反映了其对一线人员的工作认可和其价值标准；其二，国家出台多项个人防护规定并通过各级政府机构和相关组织进行宣传，整个社会形成了众志成城的抗疫氛围。这一系列相关措施促进了疫情防控社会规范的形成，即每个人积极参与防控已经成为其周围所有人的期待。公众的行为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因此公众对这一社会规范的遵守既反映了其对防护疫情的积极心理，也反映了其防护行为背后的社会期望；其三，了解公众对于国家和社会抗击疫情的信心反映了其乐观情绪，对于维持社会稳定，防止因疫情引发社会动荡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次调研主要从三个方面了解公众在疫情期间的积极心理状态：①公众对一线人员的同理心；②公众感知的他人期望；③公众对战胜疫情的信心。具体调研结果如下：
（1）公众对一线人员的同理心
公众的同理心反映了其对于一线工作人员的共情程度。调研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公众关心并担忧一线人员的情况。约94%的公众表示能够理解一线人员的情感、感受和担忧，并对一线人员及其家人表示担心。
图2.1 公众对一线人员的理解和担心程度
（2）公众对他人期望的感知
周围人对公众的防护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调研结果表明，公众对他人和政府对其做好个人防护期望的感知程度较高。约95%的公众表示“周围的人和政府认为我应该做好新冠肺炎防护措施”，只有不到1%的公众对此表示不认可。
图2.2 公众对他人和政府对其做好个人防护期望的感知
（3）公众对战胜疫情的信心
公众对抗击疫情的信心体现了其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遵守相关规定和做好自身防护的倾向。得益于国家和各地方政府积极的抗疫措施，绝大多数公众有信心能战胜疫情。调研结果显示，约91%的公众对战胜疫情有信心，持消极态度的公众不足2%。
图2.3 公众对战胜疫情的信心
3．公众对疫情的消极心理
了解公众在疫情期间的消极心理有助于采取有效策略疏导公众消极心理，防止其采取不利于抗击疫情的行为。一方面，疫情期间，国家通过各类媒体向公众反复宣传戴口罩、勤洗手、减少外出、避免聚集等防范措施，这些措施对公众的生活和出行造成了长时期的不便，并且疫情带来了一系列不确定性，这可能导致部分公众产生负面情绪；同时，部分公众由于习惯原因可能对疫情防控措施存在抵触情绪，例如不接受防护措施、不情愿遵守防护规定及消极配合防护工作等。另一方面，部分公众由于缺乏对新冠肺炎的了解，未充分认识到疫情的严重程度，认为自身被传染的可能性较小，存在侥幸心理。因此，本次调研访问了公众在疫情期间的焦虑情绪、抵触心态和侥幸心理。具体调研结果如下：
（1）公众的负面情绪
疫情爆发后，官方媒体实时报道疫情状况并积极引导舆论，帮助公众正确认识新冠肺炎，因此绝大多数公众在疫情期间能够保持平稳的心态。调研结果显示，约64%的公众在疫情期间也能保持平稳心态，并不会因为疫情而焦虑难安，仅有约15%的公众会因疫情而感到坐卧难安。相对而言，低学历、低收入群体或已婚有孩子群体在此次疫情中表现出更多的焦虑情绪。
图3.1 公众面对疫情的情绪
（2）公众的抵触心态
大多数公众对新冠肺炎的危险性和疫情发展的严峻形势具有清晰的认识，能够认识到疫情防控的必要性，并积极配合防控工作。调研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公众并不抵制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防护措施。约79%的公众愿意接受他人关于疫情防护措施的意见建议并积极主动采取防护，仅有10%的公众会对强制性防护措施的建议产生抵制情绪。相对而言，低收入、年轻群体容易对防护措施产生抵触情绪。
图3.2 公众对防护措施的态度
（3）公众的侥幸心理
公众对于自身不采取相应防护措施情况下感染新冠肺炎风险大小的评估，能够反映其对于采取防护措施必要性的认识。调研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公众对不做好疫情防护措施的风险有着正确的认识，不存在侥幸心理。超过80%的公众认为不做好防护措施将有很大的风险会感染新冠肺炎，仅有10%左右的公众未意识到不做好新冠肺炎防护措施的严重性。相对而言，居住于农村、中老年群体对疫情防控存在侥幸心理。
图3.3 公众认为不做防护措施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性
4．公众对疫情的防护行为
公众的防护行为指公众在疫情期间做出的了解疫情、防护疫情、参与疫情防护等相关行为，这些行为与疫情的管理和防控直接相关，因此需要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其一，公众在疫情期间活动受限，但是具有了解疫情信息并在社交网络交流疫情信息的基本需求。在线媒体是宣传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公众主要通过在线媒体获取疫情信息，关注其信息搜索行为有助于提升宣传效果。其二，公众对疫情防护要求和规范的依从性对有效控制疫情至关重要，主要表现在个人防护工作是否到位、是否遵守防护规定以及在必要时候配合防护管理。其三，疫情的有效防控除了靠政府和医疗机构，更需要靠全社会的努力，疫情防护工作的实施需要全民参与，公众的防护参与行为反映出其对参与疫情防护工作的积极程度，主要表现在做出力所能及的防护行为或协助防护普及活动开展等。因此本次调研主要关注了公众与疫情防控紧密相关的三种行为：①信息搜索与传播行为；②防护依从行为；③防护参与行为。具体调研结果如下：
（1）公众的信息搜索与传播行为
调研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公众对疫情信息保持高度关注，并积极主动传播疫情信息。约87%的公众经常通过相关在线媒体（如微信、网站、抖音、快手等）了解疫情相关信息（如新冠肺炎知识、各地疫情动态、政府采取的措施、一线医护人员情况等），并且经常通过相关在线媒体与家人和朋友交流疫情相关信息（如病毒防护措施，周围疫情动态等）。
图4.1 公众获取与传播疫情相关信息的频率
（2）公众的防护依从行为
公众具有较高的防护依从性。调研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公众积极服从新冠肺炎防护要求和规定的安排，超过93%的公众表示能够一直严格按照新冠肺炎防护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并积极配合防护管理。
图4.2 公众严格按照防护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并配合防护管理的积极程度
（3）公众的防护参与行为
调研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公众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疫情防护和宣传工作中。92%以上的公众积极地向身边的人宣传新冠肺炎防护措施和规定，并且有60%以上的公众参与了社区或村庄的志愿活动以协助开展防护工作。
图4.3 公众向身边人宣传防疫措施规定并志愿协助防护活动的积极程度
5．公众对疫情反应的群体差异
（1）对媒体疫情信息报道的全面性客观性认识的群体差异
通过调研发现，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对疫情信息的需求、接受及理解水平。调研结果显示，约50%以上的高学历群体（硕士研究生以上）对媒体所提供疫情相关信息的充分全面性和真实客观性保持中立或负面态度；而约70%左右的低学历群体（大专及以下）对在线媒体提供疫情相关信息的态度倾向于满意。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程度也越高，而当前我国在线媒体关于疫情相关信息无差异的公布给所有公众，未针对不同群体间差异化需求提供强针对性的信息供给，以此造成公众对疫情相关信息的全面性客观性评价出现差异。
（2）对自身防护措施评价的群体差异
通过调研发现，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公众具有不同强度的风险规避意识，影响其对自身防护措施的评价。调研结果显示，约73%的低学历群体（大专及以下）认为其比大多数人都更尽可能地规避风险，积极采取更多的防护措施；而仅有约36%的高学历群体（硕士研究生以上）认为其防护措施到位。
图5.3 公众对自身采取防护措施的评价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公众对于是否积极采取防护措施的评价标准存在差异。例如，普通公众可能认为做到出门戴口罩、勤洗手、不参加聚会就是积极采取防护措施，而高学历公众可能认为积极的防护措施，不单局限于政府规定的强制性防护，还包括均衡饮食、适当锻炼、满足工作需求等方面。
（3）疫情期间的负面情绪表现的群体差异
通过调研发现，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公众在此次疫情期间的心理状态存在差异。调研结果显示，低学历群体（大专及以下）中出现焦虑情绪的比重约为高学历群体（本科及以上）中出现焦虑情绪的两倍。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公众的认知，高学历群体往往对疫情的认识更加全面理性，因此相较于低学历群体也更容易保持平静的心态。
图5.4 疫情期间公众的负面情绪（分学历统计）
（4）疫情志愿活动参与积极性的群体差异
通过调研发现，中老年人在疫情的协助志愿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调研结果显示，约63%的中老年人（40岁及以上）积极参与了社区或村庄的疫情防护工作，而青少年（13-19岁）和青年群体（20-39岁）的积极参与度仅为42%。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中老年人群是社区、基层中干部及工作人员的主力，同时老年人群尤其是退休老年人群的空闲时间相对较多，平时更多的参与社区活动，与社区联系相较于其他群体更为紧密，因此中老年群体更倾向于响应社区、基层志愿活动的号召。
图5.5 参与疫情志愿防护活动的积极程度
（5）公民意识与国家身份认同感对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
公民意识体现了公民个人对其公民身份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国家身份主要描述了公民对自身国家公民身份的认识与认同。
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大部分公众具有极强的公民意识和国家身份认同感。80%以上的公民日常生活中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人，自觉遵守规则；90%以上的公众能够感知到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休戚相关，并高度认同自身的国家身份。
图5.6 公民意识强度与对国家身份的认同程度
通过调研发现，公民意识和国家身份认同感对公众的防护行为（包括公众防护依从行为以及防护参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公民意识和国家身份认同感对于公众的防护依从行为以及防护参与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同时提升公众的公民意识和国家身份认同感将有助于促进公众依从国家和社会倡导的防护措施并积极参与防护志愿工作。
表5.1 公民意识和国家身份认同感对其防护行为的影响
四、结语
1．主要结论
突发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公众的生活带来了深切的影响，其发病急、高传染性等特点带来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并且我国各级政府为应对疫情采取了多项防控措施，这对公众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揭示公众在疫情期间的心理和行为特点，从而为更好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对策建议，调研团队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研获取一手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得出了多项对疫情防控具有参考价值的结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公众对疫情的反应总体上是积极的
从调研的各个方面看，公众对疫情的反应总体上是积极的。一是绝大多数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采取防护措施的重要性和意义具有清晰的认识；二是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有效性给予积极的评价，对一线人员关注并表达同理心，愿意遵从社会规范，对战胜疫情具有充分的信心；三是多数公众以积极的情绪面对疫情，愿意遵从防控措施规范，避免侥幸心理；四是多数公众主动通过在线媒体了解疫情，按照规范做好自身防控，并积极宣传疫情防护工作。
（2）少部分群体对疫情存在消极反应
尽管公众对疫情的反应总体上是积极的，但仍有少部分公众表现出对疫情的消极反应，例如自我防控评价低、面对疫情感到焦虑不安、在防护方面存在侥幸心理、对国家和社会采取的防护措施及建议产生抵制情绪等，这些少部分群体应该引起疫情防控相关部门的关注。
（3）公众对在线媒体的信息披露总体满意，但存在群体差异
半数以上公众对于在线媒体披露的疫情信息全面性和真实性的评价满意，但公众对在线媒体信息的评价存在群体差异，低学历群体倾向于满意，而高学历群体倾向于中立或负面评价。造成评价不高和群体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信息披露渠道单一和疫情相关信息对所有公众的无差别投放。
（4）公众对疫情反应存在群体差异
公众在对疫情的反应中存在多方面的群体差异。一是对于疫情信息需求存在群体差异，高学历群体对疫情信息需求高于低学历群体；二是公众对自身防护评估存在群体差异，高学历群体自我评估差于低学历群体，可能原因是高学历群体对防护标准要求更高；三是公众面对疫情的负面情绪存在群体差异，低学历群体比高学历群体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主要原因是两个群体对疫情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差异；四是在疫情防护志愿活动参与方面存在群体差异，中老年群体在社区工作中更活跃，因此比年轻群体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活动更高。
（5）树立正确价值导向有助于促进公众抗疫
公众的公民意识和国家身份认同感对公众的防护依从行为和防护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绝大多数公众对抗击疫情一线人员具有同理心，这表明向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有助于促进其积极防控疫情，并提升其对战胜疫情的信心。
上述调研结论对于深入了解公众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具有重要意义，为政府和疫情防控相关部门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优化配置疫情防控资源以及提高公众的满意度，从而实现精确施策和精准应对提供了决策和参考依据。
2．对策建议
（1）健全个性化信息发布机制，利用公众社交网络宣贯疫情防控
公众对疫情信息的需求和对在线媒体披露的疫情信息全面性和真实性评价存在群体差异，受教育程度低的公众对在线媒体信息评价更高，而高学历群体评价较低，源于其对疫情信息的全面性和专业性需求更高。因此，各级政府应当鼓励并投入资源支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媒体行业的应用，以做到信息的精准投放，进一步健全专业、全面、个性化的信息发布机制，满足不同群体的信息需求。本次调研结果还表明，公众会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即个体受到与自身联系紧密的社交网络中的组织（如社区、学校、单位、社会组织等）和个人（如家人、朋友、同事）影响，因此政府和疫情防控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社会各类组织宣贯疫情防控措施和信息，营造全民疫情防护氛围，从而满足公众信息需求，提高满意度，实现群防群控。
（2）识别重点管控人群，精准投放和优化配置疫情防护资源
在疫情爆发期间，绝大多数公众能够对疫情有正确的认识、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并主动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但仍有少部分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对疫情不够重视、容易产生焦虑、存在侥幸心理甚至采取消极防护行为。新冠肺炎具有“人传人”的特性并且传播速度快，所以少部分群体的不良行为对全社会整体的疫情防控效果影响巨大。因此，政府和相关防控部门可以通过识别这部分群体并对他们进行重点管控：一方面，能够实现对疫情的精准管控；另一方面，能够提高疫情防护资源的精准投放，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医疗系统救治和疫情管理中，实现疫情资源的优化配置。
（3）关注疫情中的群体差异，采取对应的防控措施
调研结果表明，公众在疫情期间心理状态、防护行为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针对此现象，政府和相关疫情防控部门应当采取对应的防控措施，并着重关注低学历、低收入等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帮助以疏解其负面情绪甚至是行为。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受教育程度较低、低收入的群体在疫情中是较为弱势的一方，其信息甄别能力弱、对病毒认识不足、经济压力大，易造成严重的心理焦虑，因此各级政府和相关机构应重点为其提供疏导和安抚，可以通过远程慰问、社区关怀等方式促进其保持良好的心态和采取积极的防控行为；高学历群体对于疫情信息需求更高，对防护措施要求也更全面，因此可以有针对性地向他们传递更丰富、专业、全面的疫情信息和防护知识（如疫情数据分析、防控措施原理等）。
（4）发挥社会团体组织作用，促进公众积极参与志愿抗击疫情工作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抗击疫情是战胜疫情的重要途径。然而，此次调研结果显示，中老年居民是有组织的社区抗疫活动的主力军，而青少年居民的参与度相对较低。这可能与青少年居民的流动性较高有关，离开原属地或单位，在所居住的社区缺少强有力的组织。因此，政府和疫情防控相关部门需要重视推进青年志愿者协会等相关机构的跨区域协同能力建设。一方面，推进培养疫情防控后备队伍的常态化，例如在社区建立青年志愿者服务团队，开展日常志愿服务活动；另一方面，投入资源支持青年志愿者协会等青年组织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保障在公共突发事件期间，广大有知识、有能力的青少年居民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此外，政府应当鼓励社会团体充分发挥组织功能，扩大志愿活动的群体范围，组织跨区域的志愿服务，以进一步促进公众参与志愿抗击疫情工作。
（5）提升公众的公民意识与国家身份认同感，增强公众信心
通过调研数据分析发现，公众的公民意识和国家身份认同感与其防护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民意识与国家身份认同感体现了社会价值导向，对于公众响应国家防控疫情政策、降低抵制心理、促进积极参与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政府和疫情防控相关部门需重视社会主义价值观宣贯，采取相关措施提高公民道德素养，大力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确保个人在灾难面前能为了群体利益而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统一行动。同时，调研结果表明，人们对于正能量的人和事容易产生共情，这可能成为公众后续主动参与抗疫并做好个人防护的重要心理基础，因此政府和疫情防控相关部门还需加大对抗疫过程中传递正能量的人物和事迹的宣传报导，特别是抗疫英雄的报导，树立典型英雄形象、宣传英雄事迹，从而在疫情中向公众传递积极的价值观念，为抗击疫情打好思想基础。
附录
1. 地区分布
本次问卷调研样本涵盖我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分布较为均衡。
表1 问卷调研样本的地区分布情况
2. 性别分布
样本人群性别构成分布较为均衡，男女比例约为3:4。
图1 问卷调研样本的性别分布
3. 年龄分布
问卷调研样本以青年人和中年人为主，“小于等于17岁”、“18-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60岁及以上”的样本占比分布为0.8%、52.64%、22.42%、16.28%、6.45%、1.41%。
图2 问卷调研样本的年龄分布
4. 学历分布
问卷调研样本中“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占比较多，分别问47.16%、25.69%，“高中及以下”、“大专”、“博士及以上”样本占比分别为8.93%、9.25%、8.96%。
图3 问卷调研样本的学历分布
5. 收入分布
问卷调研样本人群中“中等收入”占比最多，为49.59%，“贫困”、“低收入”、“中等偏低收入”、“中等偏高收入”、“高收入”人群占比分布为3.46%、11.57%、24.66%、9.58%、1.13%。
图4 问卷调研样本人群的收入分布
6. 婚姻状况
问卷调研样本人群中“未婚”与“已婚”占比最多，分别为54.2%、43.87%。“离异”与“丧偶”占比分别为1.63%、0.3%。
图5 问卷调研样本人群的婚姻状况
7. 居住状况
在疫情期间，有93.86%的样本人群为“与家人或朋友同住”，仅有6.14%的样本人群为“一个人住”。
图6 疫情期间，问卷调研样本人群的居住状况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健康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数据科学与商务智能研究 所、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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