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八旗子弟生活太奢侈:最后下场竟这么惨！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只允诺付给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每年400万元，清朝政府以往发给八旗贵族的俸银、禄米一律停发。对于满洲八旗贵族来说，长期以来的一大笔固定收入突然之间化为乌有，使昔日的王公贵族失去了经济来源，陷入坐吃山空的境地。
政治权力的丧失，也使王公贵族们失去了大量收受贿赂机会。过去有权有势时，朝中百官争相阿谀逢迎，奉送金银财宝，如今的王爷失去了权势，变成了平民，不仅没有人来送礼，往往还要反过来给民国新贵们行贿纳银，以求得到军阀政府的庇护。
清代的王公贵族都拥有大量土地，每年可以向耕种这些土地的佃户收取巨额地租以及各种农副产品，这些土地被称为“庄地”，是清初八旗跑马圈地从农民手中抢占来的。辛亥革命后，王公贵族失去了政权，广大佃户、农民乘此时机拒不交租，展开了抗租夺地的斗争，其结果使王公贵族失去了巨额的地租收入。
袁世凯虽然下达了大总统令，逼迫佃农交纳庄粮地租，广大佃户依然抗租、占地，王公贵族既然收不到租银，王府中的开支又很大，只得变卖庄地。这些庄地大多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一些地主、官僚和军阀。
清代北京城内仅王府就有几十座，贝勒、贝子府也有许多。王公们只有这些府邸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到了民国时期，清王朝一倒台，这些府邸成了王公贵族的私产，连同大量金银珠宝，本来可以使贵族子弟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但由于贵族们的后代过惯了挥霍浪费的日子，在没有了俸禄之后仍然不知道节省，依然讲排场、比阔气，造成坐吃山空、入不敷出的状况，最后只能靠变卖家产打发日子。再加上一些王府的管事、庄头乘机盗窃主人的财产，或吞没租银，或偷卖庄地，贵族子弟们又是十分懦弱无能，使得王府的财产大量流失。北京城里的各大王府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就迅速败落了。
赫赫有名的睿王府，在民国时期，每年减少7900两俸银，1500石禄米，地租收入也急剧减少，后来王府将东北、河北的庄地都卖出去了，每亩只卖了3角5分钱，尽管固定收入几乎断绝，王府的开支却比清朝时还要大。因为过去对八旗贵族有种种限制，不准随便外出交结部院大臣、封疆大员，不准没事串亲戚，不准无故离京。
民国时期这些限制都没有了，贵族子弟们就玩得更痛快了。睿亲王魁斌死于1915年，他的两个20来岁的儿子中铨、中铭过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老子死后更没人管了。
八旗子弟
为了比阔，哥俩儿花费巨款修建新房、花园，每个房间都安上电话，又添了西餐厨房，出门不坐轿，而要坐马车、汽车。王府里预备下两辆汽车、八辆马车，家里还买了大量洋货，价格十分昂贵。
这两个少爷还经常和一群豪门子弟在前门外聚赌。1919年，兄弟二人卖掉了西郊的别墅，拿着两万元钱，带着妓女到天津去玩。两天的工夫，连花带赌，钱就全没了。
如此大肆挥霍，一掷千金，靠的是变卖家产。过了还不到10年，家里值钱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于是又靠典当房屋借钱。王府中的500多间房屋典出去后借了 10万元，过了没多久又花完了，只得把王府附近家人居住的20多间小房卖掉，后来又把祖坟墓园中的建筑和树林全都卖掉。
到了1924年，由于交不起借款的利息，被债权人告到京师审判厅，翌年法院把王府的房屋查封了。本来这些房屋能卖几十万元，足可还上欠债，但是懦弱无能的中辁听说法院查封了房屋和家产，吓得躲了起来。家人也以为一贴封条，房子和东西都属于人家的了，于是匆忙搬家，将府中的汽车、马车等物品都送给司机、车夫作为工钱。
王府中物品只运走了六七十车，因无处存放，暂时寄放在当铺里。40多个箱子的衣服只开了一张200多元的当票。可笑的是，40多箱的衣服后来居然无人过问，以至于两年以后，这些衣服都成了死当，全归当铺所有了。王公贵族后代的无能和懒惰真是令人吃惊。睿亲王的后人又将看坟的养身地1000多亩卖给了看坟人，每亩仅8元。
再往后就靠当衣服、首饰混日子。原来雇用的十几个人也雇不起了。到了1931年，由于穷得没办法，中铨想借移灵的机会把祖宗棺材里的陪葬珠宝取出来卖钱，因为和县衙门分赃不均，被人告发，法院判了中铨7年徒刑。他坐了5年监狱，于1939年去世。他的三个侄儿只得靠摆小摊维持生活。昔日豪华富贵、炙手可热的睿王府还不到30年，就一败涂地了。
民国时期庆王奕劻退出了政治舞台，长期在天津租界里定居。奕劻和其长子载振把大量现金存入东交民巷的各家外国银行，这样既能收取利息，又不会被军阀抢去。父子俩还进行商业投资，并且向民国的一些新贵赠送古玩、珠宝，以此来保证自家生命财产的安全。
1917年奕劻病故，两年后载振三兄弟分了家。1924年载振迁居天津，并投资商业、旅馆业，办起了新业公司。他还利用巨额资金做黄金、美元的投机生意，还买了一些股票。载振三兄弟迁居天津后，留下一些佣人看管北京的庆王府。1927年国民军方振武将他的司令部设在庆王府内，一年后离去时，将府中的家具物品都拿走了。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载振兄弟将庆王府卖给了日伪华北行政委员会。
载振一家平时的生活异常奢侈，加上妻妾成群，鸦片烟瘾又很大，庆王府的日用开支浩大。日军占领天津时期，新业公司经营不力，业绩一落千丈，载振只得靠变卖古玩、珠宝、玉器维持生计。1948年，载振病死在天津。
载振的三弟也是个吃喝嫖赌样样都会的花花公子，在赌场上常常一晚上就输掉一两所房子。他的妻子、儿子、儿媳也跟他一样吃喝玩乐抽大烟，几年下来，把卖王府时分到的十几万元财产挥霍一空，然后就卖珠宝、玉器、古玩、首饰、衣物，最后终于陷入贫病交加的境地，于1925年死去。他的两个儿子后来靠捡破烂或向亲友乞讨为生。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只允诺付给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每年400万元，清朝政府以往发给八旗贵族的俸银、禄米一律停发。
醇亲王府在清末出了光绪、宣统两个皇帝，并长期领取亲王双俸。民国时期，其他王府的俸银禄米都停发了，唯独醇亲王载沣每年可以从清廷内务府领4.2万两“岁费”。直到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这笔岁费才停发。载沣父子不会理财，家里的财产都交给管家处理。因坐吃山空造成家境逐年衰落，后来只得变卖家产，将府中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都拿去典当、出卖。
1939年，载沣将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卖给了日伪政权，得款20多万元，存入银行吃利息。抗日战争胜利后，位于后海北沿的醇王府的境遇比起其他王府来要好一些，还没有当卖一空。
民国时期的八旗贵族子弟中，一些人因饥寒交迫而死，一些人逐步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还有那个肃亲王的女儿、知名度很高的金璧辉，投靠日本军阀，摇身一变成为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曾在北京城作威作福，抗战胜利后在北京被处以死刑。
腐化成性：嘉庆为何整顿八旗子弟恶习失败
清入关后奉行“首崇满洲”政策，给予旗人诸多法定特权，他们不但不服徭役，不纳钱粮，还享有诸多经济特权，长此以往，八旗日益衰败。再加上旗人的人口数量 急剧增长，而原来的官位和八旗兵额也都已经饱和，新增旗丁便很难再按照原来的办法授予官职，甚至连土地都很难再分到了。结果，八旗内部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 重。
旗人由于长期脱离生产，出征作战的次数也日渐减少，固有的纯朴尚武风气慢慢退化，而在生活上追求奢华，不少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四处惹是生非，甚至打架 斗殴，为非作歹。为了整顿八旗风气，嘉庆、道光帝采取了很多措施。禁止旗人赌博，不许看戏，不许穿衣奢华，不许进茶馆等，但都没有真正改变京城八旗子弟的 风气。
(一)严查京城旗人聚赌
京城旗民聚赌自康熙朝以来就屡禁不止，但当时内城还算清净，尤其是在旗人官丁中还没有那么普遍。但到了乾隆后期和嘉庆时期，旗人聚赌风气愈演愈烈，甚至内 城也是如此。更糟糕的是，旗人聚赌的背后还有诸多王公大臣的庇护。嘉庆七年(1802年)正月，出现“袁锡聚赌案”。嘉庆帝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理此案， 对涉案人员进行了严惩。
令嘉庆帝气愤的是，负责京城治安的步军统领明安对此事竟然一无所知，事后又经鄂罗锡叶勒图说情，通过家人出面，接受袁锡贿送的500两白银。后来听说风声 很紧，才将受贿的白银吐出。鄂罗锡叶勒图、袁锡都是朝廷官员，而且作为步军统领的明安收受贿赂，包庇赌博。明安、鄂罗锡叶勒图、袁锡等人都被革职拏问。
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帝又对京城旗人聚赌案件进行了集中查处。先是御史韩鼎晋奏报，内城聚赌之处甚多，而且很多都是诸大臣的轿夫领头开局。嘉庆 帝立即令大学士禄康及英和负责查办，当即查知有一个杏花天赌场，甚至还有兵部尚书明亮的轿夫参与。但等到缉拿时，聚赌之人早已逃散。嘉庆帝感觉到这起聚赌 事件有蹊跷，立即召见明亮当面质询，明亮说他怀疑禄康的轿夫也在其中。
嘉庆帝于是改命英和与桂芳负责查办此事，经开局轿夫头徐四核实，禄康的轿夫的确也参与了聚赌。后经英和、桂芳查实，徐四等人自从嘉庆十四年起就经常开设赌局，这使嘉庆帝感到非常震惊。
本来，轿夫开局聚赌，有一案惩办一案即可，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明亮、禄康这些身居高位的大员、要员，不仅未能管束自己的下属，而且千方百计地对其予以包 庇，这是嘉庆帝绝对不能容忍的。最后，嘉庆帝严惩了明亮和禄康。此案的首犯徐四等人处以永远枷号，游示九门。参与聚赌的各犯，枷号一年，期满后发往极边充 军。
接着，嘉庆帝又连续查处京城聚赌事件十余起。嘉庆帝命令将所有查到的聚赌房屋罚没入官，并规定以后若再有开赌者，除没收房棚，还要治房主之罪。如果租用的是官房，则要追究经管之人。
这次查赌结束后，嘉庆帝又把对赌案负有管理责任的官员全部予以处罚，兵部尚书恭阿拉、内阁学士和世泰、右翼总兵本智等人，都被降职。即便是负责查赌的英 和，虽然办案有功，但他是户部侍郎、京营左翼总兵，而查获的参赌旗人大多隶属左翼，因此也难辞失察之咎，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
到了道光朝，京城旗人聚赌的问题依然严重。道光二年(1822年)十二月，甚至有太监家属在圆明园附近开设茶馆，招引附近旗民饮酒聚赌。道光五年，闲散宗室福山等人召集无赖聚赌，被革去四品顶戴，发往吉林。诸如此类，层出不穷。
(二)禁止九门内开戏园
嘉道时期，朝廷力图整治旗人习俗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严禁旗人官员看戏。嘉庆朝曾多次下此禁令，但收效甚微。自清初以来，内城就禁止开办茶园、酒楼、戏馆等，但后来禁令难以执行，内城也有不少地方办起了戏园。为了防止旗人沉迷奢华娱乐的生活，嘉庆严禁内城开戏园。
就在嘉庆帝亲政当年的四月，他发现城内戏馆越来越多，八旗子弟征逐歌场，沉迷其中，消耗靡费，不仅习俗日渐浮荡，而且生计日见拮据，于是下令将城内戏园全部关闭。
当时负责京城警卫的步军统领定亲王绵恩认为，唱戏作为一种太平盛世之事，不宜禁止。嘉庆帝驳斥说：“夫太平景象，岂在区区歌舞为之粉饰?”而且，嘉庆帝认 为，在管理戏园的过程中，每个地段的人员还借机勒索，其中也不乏步军统领衙门中的官员，因此，嘉庆态度坚决地关闭了内城戏园。
对于旗人唱戏，嘉庆帝也是严厉禁止。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一月，御史和顺奏称，有旗人加入戏班唱戏，嘉庆帝认为，旗人唱戏简直就是甘为下贱，要求和顺具名指证，到底是哪些旗人登台唱戏，姓甚名谁，以便查办。
和顺回奏说有图桑阿等六个旗人参与唱戏，是他有一次骑马路过戏园时，远远看见的，后又说是他的家人在戏园看戏时所见。和顺所言前后矛盾，因此，嘉庆在查办图桑阿等人唱戏的同时，又挖根究底，查清和顺为何前后矛盾。
嘉庆帝首先命禄康将和顺所举报的唱戏旗人捉拿到案，经审讯，唱戏旗人说广成茶园看座的王大以前经常看到和顺到院内听戏。于是又将王大传来，让和顺与其他官员站在一起，让王大辨认，结果王大立即指认出和顺，而且供称和顺曾经在戏馆与他人争抢座位，发生口角。
于是，军机大臣又询问和顺，和顺辩称他是在嘉庆十一年夏天去衙门的路上，路过西单牌楼戏园时，曾进去看了一下，而且他未戴顶帽，进戏馆是为了秘密查访到底 有没有旗人唱戏。嘉庆帝认为和顺狡辩，不但违禁看戏，而且与他人争抢座位，之后为了公报私仇，才上奏举报有旗人唱戏，于是将和顺革职，发往吉林当差。
和顺举报的参与唱戏的旗人图桑阿、乌云珠、德泰、全魁、李惠等人，都是八旗官兵，嘉庆帝斥责他们甘与优伶为伍，玷辱旗人颜面，于是全部销去其户籍，发往伊犁充当苦差。
进入道光朝，道光帝采取的措施比嘉庆朝还要激进。比如，道光元年(1821年)四月，御史马步蟾甚至奏请禁止在外城开设戏园、戏庄。其实，除京城前三门外，原来并不禁止开办茶园、戏馆。道光帝明知这种做法并不可行，仍然谕令步军统领衙门、五城衙门操办此事。
无论是嘉庆还是道光，禁止开戏园、禁止八旗官员看戏，其目的都是为了“杜奢靡而端习尚”。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谓不多，惩罚也不可谓不严厉，但最后都没能 达到目的，也没有真正让旗人回到纯朴、尚武的过去，八旗腐败、世风日下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呢?问题在于看戏这种文化娱乐活动，并非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
看戏、唱戏，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一味禁止，并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的禁止，也不能带来整个社会矛盾的消除。八旗战斗力的消失，八旗生计的困难，八旗 官场的腐败，关键在于“首崇满洲”的体制，而不在于旗人看戏、唱戏。这也是嘉庆、道光朝很多措施并不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清末八旗子弟合影
(三)鼓励驻京旗人迁往东北开荒种地
八旗风气败坏，根本问题在于旗人的生存全部依赖国家，而不从事生产。再加上这一时期八旗人口激增，不光是普通旗人的生计成了问题，就连宗室也是困难重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嘉庆帝一开始并没有从根本上入手，而是继承了康、雍、乾三朝都曾经实行过的增加养育兵额的方法，从皮毛上着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嘉 庆十年(1805年)，嘉庆帝决定在八旗正额之外，增加养育兵额，以缓解旗人人口增加而生计日艰的问题，并一次性增加了3000名兵额。
嘉庆十一年，为了进一步改善生计，嘉庆帝准备恢复已经裁撤很久的天津满营旧制，此议因财务困难，遭到臣下反对，未能成行。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嘉庆帝还将内 务府闲款20万两和户部拨银50万两交给商人生息，用每年的84000两利息，在满八旗、蒙古八旗、圆明园、内外火器营、健锐营、内务府三旗、圆明园包衣 三旗中增设养育兵数千人。
增加养兵额，毕竟数量有限，对于人口日众的八旗子弟来说，是僧多粥少，不能解决大问题。而且这些养育兵拿到钱后，很快就挥霍一空。到了道光朝以后，这种从京旗挑选养育兵的做法基本就停止了。
既然增加养育兵的办法无法解决问题，嘉庆最终决定鼓励旗人开荒种地，自食其力，逐步改变过去那种游手好闲、不事劳动的寄生生活。嘉庆帝的这一措施，才真正抓住了八旗问题的关键。
嘉庆十七年(1812年)，嘉庆向军机大臣谕令，要求吉林将军赛冲阿筹办此事，但赛冲阿并未尽心筹划。嘉庆十九年(1814年)，嘉庆帝改派富俊为吉林将军，才有所进展。
富俊到任后，建议嘉庆帝先屯田，然后再从京旗中派人耕种。这种做法得到嘉庆帝赞赏。至道光元年，双城堡三屯垦田9万多垧，移驻京旗3000户已经不成问题。富俊计划每年移驻200户，官府发给房屋、牛具。
但京旗对于移屯并不积极，两年仅移驻28户，四年移驻53户，五年移驻76户，八年移驻85户，远未实现目标。由此可见，在八旗特权没有取消的情况下，如果朝廷还继续提供恩养的政策，旗人就不会有积极性去东北垦荒种地。
旗人不愿意种地，当官、当兵，名额又不够，那能不能干别的呢?比如从事商业、开矿之类的活，旗人能不能干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 十一月，御史罗家彦上奏，建议旗人可以从事纺织业，但这一建议遭到了嘉庆帝的反对，还反过来批评罗家彦“竟欲更我旧俗”。
与嘉庆朝相比，道光朝稍微放松了对旗人的人身控制，准许他们自谋生计，但是限制仍然很多，比如规定京师旗人不得随意外出，如果外出，要告假存案，并在规定时间内回京。
由此可见，清代旗人虽然享有各种特权，但也同样受到严格管制。八旗问题重重，京旗的问题尤其严重。由于未能改变“首崇满洲”、“以清语骑射为本务”的思想，朝廷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只能是隔靴搔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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