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律所撤离中国的背后：市场低迷与数据监管的挑战
美
资律所的中国办公室正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关闭。当普洛思律师事务所在去年6月关闭了经营了12年的北京办事处后，这一颓势显得尤为明显。随后，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和温斯顿律师事务所也结束了部分中国业务。
从那时起，至少有10家美资律所告别了它们的中国办事处。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总部位于英国的安睿顺德伦国际律师事务所在今年7月宣布，考虑关闭北京办事处。尽管仍保留了在华办公室，年利达律师事务所、瑞格律师事务所和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在去年缩减了中国人手。
在这些作出艰难抉择的律所中，有一半闭口不言动机，其余的则归咎于客户需求的改变或其他亚洲办事处的业务整合。以盛德律师事务所为例，该所对外宣称，由于律师提出调派去其他办事处或退休，因此关闭上海办事处。
普遍的观点认为，市场疲弱以及中美局势持续紧张对律所造成沉痛打击。虽然《商法》采访的外资所管理合伙人以及合伙人都认为这两个因素很重要，但他们也指出撤离潮背后的其他原因，包括以美国为中心的决策、利润率下降、以及与中国同行日益激烈的竞争。
归根到底，生意就是生意，法律行业也不例外。
七年前……
尽管最近的外资律所撤离潮引起轰动，但数据显示，外国律所离开中国并非近期现象,它可以追溯到中美蜜月期开始变质时。
根据司法部的数据，外资律所的在华代表机构从2017年起陆续减少，当年共有244家在运营。2019年至2021年，这一数字下降了8%，从225家下降至208家，更在2022年创下了五年新低，直到2023年才有三家律所回升，把总数恢复到2021年的水平。
当被问及为何最近关闭中国办事处的都是美资律所时，德汇律师事务所的北京管理合伙人刘思锐说这是一个数字游戏，因为大部分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律所都来自美国。
目前，北京有87家由海外和香港律所设立的办事处，其中近一半(40家)由美资所运营，其次为英国律所和香港律所拥有。上海也有类似的分布情况。
大量美资律所和其客户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涌入中国。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是升华中美关系的关键一步。
前温斯顿律师事务所驻港亚洲业务部主席陆志明说，随着特朗普在2017年就任总统，中美之间盛极一时的“恋情”开始冷却，随之而来的政治和贸易冲突给美资律所的中国办事处带来了压力。
现任郭叶陈律师事务所顾问的陆志明说：“美国律师事务所做得最多的就是美国IPO，但我们看到过去几年，美国IPO减少、许多公司退市，”他说。
“再加上美国的额外监管让美国投资者和想赴美上市的中国公司望而却步。北京也收紧了监管，导致欧美公司纷纷退出中国。目前的营商环境已经有所改变了。”
过去十年，大部分离开中国的知名外资律所都来自美国。2018年，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长盛律师事务所退出了香港、北京和上海，而总部位于西雅图的Davis Wright Tremaine律师事务所也在同一年关闭其运营了24年的上海办事处，把专注力投放回美国市场。
去年，外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创下30年来的新低。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数据，这一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净额为330亿美元。
由于对地缘政治的高度敏感性以及与自身客户群的独特定位，某些美资律所的应变能力明显不及英国同行。
德汇所的刘思锐说，庞大的美国国内法律市场对美资律所的国际战略布局产生了影响。令一些美资律所高度依赖其国内市场。
相比之下，一些英资律所广泛布局全球，继续抓住跨境商业机会：“很多英国律所，例如‘魔术圈’所，这几十年其实在海外做了很多布局，有着广泛的地理分布以及多元业务构成。”
刘思锐认为，留在中国的美资律所是那些已经深耕国内以及亚洲市场多年，并为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律所。“以德汇为例，我们提供量体裁衣的贴合国内及亚太客户需求的法律服务，这些积极的努力也广受客户的好评。”当然，他也提到，各家美国律所的全球商业计划及战略部署都不尽相同。
削减成本
问题的核心可能就是盈利。在采访的时候，许多律师都提出同样的观点：律师事务所毕竟就是一盘生意。在严峻的经济环境下，中国业务的回报率下降不再符合他们的偏好。
一位匿名的合伙人所在的中国办事处在不久前宣布关闭，他说：“美资律所不断寻找可以削减开支的领域，它们会观察哪些领域逐渐成为了成本中心。由于并购业务减少、运营风险明显增加，许多大型律所都会选择削减中国办事处的人手。”
大部分美资律所拥有两个特点：最大化合伙人的利润，以及专注于能够带来庞大利润的案件。正因如此，他们往往会拒绝在商标、劳动与就业、专利申请以及移民领域寻求咨询的客户。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合伙人说：“许多对客户而言可能是很重要的业务，最终都被冷落。你不能把标准的商标工作按照每小时1600美元来收费，对吧？”
现任海问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合伙人、前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管理合伙人邹兆麟也提到，中国客户在资本市场和非诉领域的付费能力比欧美客户低。
“在中国做的交易，费用和利润率都比在美国做的低。管理合伙人会因此觉得这不利于律所的全球性布局，并考虑离开这个市场，在其他地方运营，”他说。
邹兆麟补充，如果外资律所不能在半年内提升业绩，最快能够在两到三个月内关闭中国分所。
由于未能找到能够带来“可观业务”的合伙人，一家外资律所不得不关闭了中国分所。“你必须要证明自己每年可以获得超过100万美元的营收，”该所的匿名合伙人说。“这不算多，只是还凑合。符合这个标准的候选人并不多。”
这位合伙人也表示，那些在中国发展势头依然良好的外资律所都对中国市场作出了战略承诺，并提供多样化服务。在当前环境中，能够帮助客户应对运营风险和变化的外资律所能够更好地抵御风暴。
德汇的刘思锐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眼下中国法律市场正经历快速转型。专注于传统领域如不动产、资本市场、并购、私募股权与投资的律所正在经历市场震荡与调整。
然而，客户对争议解决、破产重组、知识产权、网络安全及数据保护等领域服务的需求持续旺盛，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和医药行业也在蓬勃发展。
“在法律需求大幅变化的情况下，二八法则会加剧。提前做了战略布局的、业务多元化的、适应市场变化及匹配法律服务需求的律所，也就是市面上20%的律所，能够获取到市场上80%的机会，”他说。
激烈竞争
过往，中国律所对外资律所来说并未构成威胁，直到近几年中国所纷纷开设香港分支，成为了外资律所的直接竞争对手。这一趋势持续发酵。海问所的邹兆麟说，中国律所在过去五年迅速发展，扩大海外版图。
“过往，中资所的律师全部都是中国律师，没有境外经验，但这种环境已经改变了。我们现在看到中资所在海外开设办公室，并吸纳了熟悉香港、美国和澳大利亚法律的人才，”他说。现在，中资律所的能力大幅提升，除了能够提供海外并购的“一站式服务”外，还能为客户开出极具竞争力的服务报价。
邹兆麟认为，外资律所办公室的减少为中资所创造了一个良性循环。
“外资所在内地的分部少了，不免会减少中资所面对的业务竞争。中资所能够在市场上吸纳更多的人才，这有助于其提升专业水平，以及吸引内地客户和跨国公司的能力。”
不过，外资所在中国内地只能设立两间办公室，这对他们在国内的更大布局形成阻碍，邹兆麟补充。
数据监管
数据隐私和传输问题长期以来笼罩着外资律所，近年数据监管的升级更是将这些问题推到风口浪尖。过去两年，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和对美国咨询公司的突袭引发了法律界新一波的忧虑。
去年八月，Dentons律师事务所与大成律师事务因“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而分道扬镳。两家所脱钩大约半年后，《金融时报》报道称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要求驻香港律师必须获得许可才能够查看国际数据库。
陆志明说，近年数据隐私和传输的问题削弱了香港和内地对外资律所和企业的吸引力。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动辄提高关税或实施制裁，也令美资所对中国营商环境感到疲惫。
在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关闭北京办事处后加入杨杨朱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杨家奇说，除了盈利问题以外，该美资所作出这一决定，也可能是考虑了在中国运营的风险。“这可能是一个风险管理的问题；即使为中国客户服务，他们也更倾向于能在中国境外提供服务”。
不过，德汇的刘思锐拒绝把外资所的撤离与中国营运的风险挂构，他认为这是一种“懒惰的关联”。
法规的迭代升级不免会影响律所及其客户，但不少律师指出，这恰巧为专注于贸易救济和出口管制等非资本市场业务的律所带来新契机。
香港法律招聘咨询公司Hughes-Castell的总裁宋丽云说，众多外资所关闭办公室为市场增添了众多高素质的人才。“在正常情况下，这些人会非常抢手，但由于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活动的不确定性，他们加入其他律所的选择较少。”
据Hughes-Castell的副总监许天宇介绍，一些资本市场律师离开外资所后转换赛道，以法务的身份加入了初创公司、中国科技公司或金融机构。
该机构的总监刘彦说，一些专注于知识产权和争议解决的外资所仍在招聘，但总体上他们变得更加挑剔。她说随着关闭潮的蔓延，律师被外资所接洽时会更加谨慎。“他们会观察律所在中国是否有大规模且稳定的业务，还是仅维持中小规模的运营”，她说。
逆势而行
在同僚纷纷撤离之际，几家外资所打破市场预期，在中国内地开设了新办公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逆行者中包括一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律所，而被誉为“创新之城”的深圳成为了热门的落子目的地。
在中国-东盟伙伴关系持续良性发展的加持下，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安盛律师事务所开设了上海分所，该所留意到中国和新加坡的客户对两国跨境业务颇为关注。
安盛驻新加坡的管理合伙人许锦泉说，许多客户已经在中国有业务，或正筹备在中国拓展业务。“我们还与诸多寻求东盟投资项目的中国企业建立了关系，这也是我们决定扩展在华区域实力的原因”。
这一动态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外资所会重回中国吗？
Hughes-Castell的宋丽云预计，律所可能在四年内回归，因为届时会有大量的此类客户需求。“我认为很多律所觉得营运一间只有一两个合伙人的办公室成本太大，入不敷出，”她说，“再加上紧张的政治局势或将持续一到两年，所以他们可能选择暂时撤出。”
杨杨朱的杨家奇说，任何希望重返中国的外资所将必须具备中国律所缺少的独特优势。
郭叶陈的陆志明认为很难预测外资所将几时回归。“有些律所撤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光明前景。我相信他们会持续缩小在华业务，暂停对这一区域的额外投入。”
不过，陆志明仍然保持乐观，他认为中美关系缓和将吸引美资所重返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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