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 谈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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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一词是舶来品，起源是1894年法国德雷福斯事件。实习军官犹太人德雷福斯被误判间谍罪与叛国罪遭终身流放，引发人们的抗议，作家左拉发表《我控诉》，军方以“诽谤罪”对左拉提出起诉，左拉被判有罪，逃亡英国，继续抗议。国内许多学者、教师、媒体工作者、学生都纷纷站出来，表达他们的正义和良知。于是“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初为蔑视之义，暗示这些抗议者行为脱离现实，不合时宜等，却被这些抗议者欣然接受。1906年，上诉法庭终于宣布取消德雷福斯之罪名，为其恢复名誉（据杜婷《知识分子的来历》）。如此说来，“知识分子”兼有两义：一以知识谋生；二在谋生之外敢于表达正义与良知，对抗强权。正如萨特所言，“当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核试验研究时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当他在反对核战争的请愿书上签名时才是”。
如此看来，“知识分子”的发明权实属法国人。假如硬要以此名词来衡量国人的话，则古人中虽无其名，而有其实者，也代不乏人，如战国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孟子；如西汉时敢于非孔的王充；如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欧阳修，如敢于批评假道学先生的李贽，如敢于称皇帝是天下之大害的黄宗羲等。但无论如何，这些以知识谋生者，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主高度中央集权统治的土地上，立足点本就狭小，其敢于坚持正义、良知，而向强权抗议者，程度也断难达到十九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程度，此本无足怪也。上世纪初，清廷垮台，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结束，民国建立，尤其与西方发达国家高度接轨的高等教育与新闻出版业的勃兴，一大批私立大学、报馆、出版社的建立，令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土壤开始变得多样、肥沃、宽广，一批敢于坚持正义、良知，向强权提出挑战的真正知识分子开始涌现，如独立撰稿人鲁迅，如秉持“不党不私不卖”的大公报之张季鸾，如创办《观察》杂志的储安平，如敢于顶撞蒋介石的刘文典等。
创造荣耀者属于法国人，然制造耻辱者同样也有法国人的份。这一点，只要读读法人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就可明白。班达给出的知识分子法则是：
当全世界都匍匐在作为世界主宰的非正义之前时，他却要屹立不动，用人类的良心来反对它。这类值得我们尊敬的人有在凯撒面前毫不屈服的加图，和在拿破仑面前不愿丧失气节的基督教的神甫们（《1946年版序言及其注释》）
他总结出的知识分子的价值是：
举其荦荦大者，有公正、真理、理性，它们具有如下三个特征：
1. 它们是静态的；2.它们是大公无私的；3.它们是理性的。
而与此唱对台戏者则有“赞颂所谓‘国家’这个‘庞然大物’稳如泰山……国家的灵魂就是我们在所有的纳粹建筑物上能够读到的这样一条公理：你什么都不是，民族，你的民族才是一切”（同前）。进入二十世纪后，政治激情开始登峰造极，“政治激情的最高属性——把现实主义神圣化，已经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国家、祖国、阶级今天成了上帝”（《第二章这一运动的意义。政治激情的本质》）而不幸的是，“知识分子接受了政治激情。今天，绝大多数的文人、艺术家、学者、哲学家和‘祭司们’都加入了种族仇恨、政治动乱的大合唱之中，这在欧洲已是不争的事实”（《第三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背叛》）。这类知识分子的爱国表现有“为自己国家的不义行为摇旗呐喊”，“仇外。这是一种对‘外人’的仇恨，它是对不‘属于自己’的人的鄙视”。而“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一种德国的发明……近50年来欧洲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大部分的道德态度和政治态度都源于德国”。他列举的名单触目惊心，“莱辛、施莱格尔、费希特、格雷斯却在内心里树立起对‘一切德意志事物’的崇拜和对一切非德意志事物的鄙视”。于是乎，“以艺术为政治激情服务的最惊人的例子是所谓‘哲理抒情诗’这类作品。其中，巴雷斯是最有名的代表”。“像诗人们一样，历史学家的媚俗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位德国大师“夸赞蒙森，他把一部罗马史写成‘是带有罗马名字的德国人的历史’”。哲学家们也不例外，“费希特和黑格尔把日耳曼世界的胜利看成是存在发展的最高的和必然的结果”，“这将是德国哲学家们永远的耻辱，他们已经把崇拜诸神的贵族小姐变成了一位到处炫耀自己孩子聪明的泼妇”。“一位意大利作家最近竟夸耀他的母语，鄙视法语，因为前者只在意大利使用，而法语具有普遍性”。
其实，班达所批判的这些背叛了良心、公正、真理与理性的知识分子，我们又是何其多哉。大饥荒时而能安心写出《荔枝蜜》的杨朔，吟出“民意乐洋洋”“千秋庆岁丰”的郭沫若，画出《江山如此多娇》的傅抱石、李可染，画出《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关山月……这种背叛知识分子良知者何其多哉！
美国爱德华·W.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可谓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之续集。和班达的悲观不同（“今天我们要抱怨的真正恶不是知识分子的背叛，而是知识分子消失了，知识分子已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生存下去了。这是现代国家的几大责任之一，它没有维护一个免除世俗义务、专心保持非实践价值的阶级”），他认为，“在我们的时代，这些组织（学院、教会、职业行会）收编知识分子的情况已经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就是从这些压力中寻求相对的独立。因而我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识分子论〉序言》。的确，只要人类存在一天，知识分子就一天不会消失，因为他们以知识谋生，而人类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知识。需要知识而限制知识所带来的副产品——人类的良心、正义、真理、理性，便是当今各国政府、学院、教会、职业行会所做的事情，所采取的办法不外压制与收买。萨义德借乔依斯笔下人物戴德勒斯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会告诉你我会做什么和不会做什么。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来表达自我，用我容许自己使用的仅有的武器——沉默、放逐、狡诈——来自我防卫。
这便是知识分子的自由信条！
萨义德痛斥知识分子的逃避与腐化心态：
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来具有争议性；需要老板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想要保持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以留在负责可靠的主流之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颁荣誉学位、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对知识分子而言，腐化的心态莫此为甚（《第五章 对权势说真话》）
他鄙视这样的人，“但如果你的眼睛是望着主子，就不能像知识分子般去思考，而只是个门徒或追随者。内心深处则是必须取悦、不得忤逆的念头”。
行文至此，不由废键盘而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恐怕比上述二位所论述者更为严重。班达这些写道，“路易十四曾威胁梅泽雷，如果他敢把古代王朝的恶习写进历史，那么他就不会再有养老金了。拿破仑则要求警察部门监视法国的历史是否按照他的旨意在编写”。这让我不由想到北魏名臣崔浩（？～450）因为编写《国史》时“暴扬国恶”，把《国史》刊刻在石碑上任由行人品评，就被拓跋焘给杀了并夷灭九族！当然，更有那名垂青史的焚书坑儒！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先有针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1～1952），目的是“为消除知识分子心中存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方法是发动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联系实际……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据《辞海》）。后有“反右”“文革”。如此以来，便彻底剔除了知识分子的脊梁，甚至直接消灭了部分真正知识分子的肉体，如傅雷、老舍之自杀，储安平之失踪等（名单太长，恕不一一列举）。以北大为例，715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革”前后被处决者9人（林昭、任大熊、顾文选、沈元、张锡锟、吴思慧、黄宗奇、黄立罘、任宗正），还有13人是自杀死亡。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的处境大有改善，但请不要忘记，知识分子所赖以生存的文化领域，基本上全为国有，如大中小学校、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行业。如此以来，萨义德所给出的业余性的对抗办法，恐怕也就很难行得通了——“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
长膘容易长骨头难。君不见，《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就是以知识谋生者。而《国语辞典》中则是：“①指属于任何阶级之具有相当智识学问者。②称指导社会运动之非劳动者出身之人物。”两者之区别，大耐人寻味。
二0一七年五月十日上午
（特别鸣谢 照片拍摄 杨友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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