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的个人会在日本发育成长起来” | 郁 土

读《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

距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宣判已经过去整整74年了。在74年后的今天，我读美国记者阿诺德•C.布拉克曼的《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作者为当年美国合众国际社驻东京记者，长期在法庭现场采访，报道了审判全过程，而且是少数获准进入巢鸭监狱探访东条英机等囚犯的记者之一。而本书的中译者为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后人梅小侃女士，则更属难得。

整个审判历时两年零98天（纽伦堡的纳粹战犯审判只用了10个月）。有419名证人到庭，包括中国的末代皇帝。对被告的指控包括“谋杀、灭绝、奴役、驱逐和其他非人道行为”。有20多万人旁听过审判，其中15万是日本人。

“当幸存者的述说再现了南京的悲剧、缅甸-暹罗死亡铁路的修筑、菲律宾利巴镇的大屠杀，越南凉山的处决，面积像足球场一样大的法庭变得鸦雀无声”（《原著出版者前言》）。

最终，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东条英机7 名被告被处绞刑。应该说，阅读这样一本书，不是个愉快的体验。

那我为何还要读下去呢？答好奇心使然，欲一窥当年东京审判之真实情景。而就是在这窥探之中，我发现了许多既出乎意料，又耐人寻味的东西。

首先是俄国人对美国辩护律师所作所为之困惑。《新时代报》登载的V.别列日科夫如此评论道：

“审判的另一个古怪特点是，辩方包括二十几个甚至更多的美国律师。在粉饰那些双手沾满成千上万美国人鲜血的战犯方面，美国律师的热情一点儿也不比他们的日本同事低。”（第7章《开庭：挑战与裁定》）。

这个评价让我想起不久前看过的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间谍之桥》，主人公詹姆斯是个受人尊敬的金牌律师，他受邀为被捕的苏联间谍阿贝尔辩护。而在辩护过程中，他受到法庭和民众的双重压力，甚至有人朝他家开枪，家人之生命因此而受到威胁。

而他却不改初衷，坚持为阿贝尔辩护，保住了犯人的性命。而后，又是他出面同苏联人谈判，将被捕的一名美军飞行员及一名大学生用阿贝尔成功换回。假如当初他受压放弃替被告辩护，则阿贝尔极有可能被处决，一切就都无从谈起了。这应该就是律师的职业精神所在吧。

站上证人席的，除了受害者，还有大量的日本人，比如大学教授。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大内兵卫与另外8名教员因批评1937年日本对中国本土的侵略而遭清洗。大内曾在巢鸭（也就是如今关押战犯的同一所监狱）服刑8个月。他在证词中指名道姓点出被告席上的两个人——前陆军及文部大臣荒木大将和天皇顾问及短期的文部大臣木户侯爵。他说，荒木把军事训练强加到课程表上，木户则促成在大学清洗中国战争的反对派。”（第11章《被告席上的陆军》）

还有政府前雇员。

“另外一位证人伊藤述史是政府的资讯委员会前主席，他承认该委员会本质上就是宣传部门，实施新闻检查和散布‘煽动性质的观念，目的是让日本人民为战争做好准备’。日本广播公司的一位高官作证，广播网络被政府控制，‘播音稿经通讯省审查后方可向公众播放’。”（同前）

当然更少不了知悉内情的军人。

田中隆吉少将再次来到证人席……作为前军务局局长，他说东条、木村和佐藤三名将军与暴行有关联。田中指证东条英机曾下令“所有战俘都要当劳工” ……田中给被告造成严重威胁……

自责的田中为自己辩解，为何攻击他原来的同志？他说：“我在法庭的表述，目的是对日本现今命运的原因发出声音。至于原因，依我说，就是陆军参政，我希望民众了解真相，从而使国家走向正轨，也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解真相。”（第22章《战俘及其他被奴役的劳工》）

在第12章《入侵满洲》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在这段时间法庭呈现出一个新面目。如此之多的日本大臣、陆海军将军出面作为检方证人，揭露日本内部善良力量与邪恶力量之间的秘密斗争，这在盟国的公众舆论中给日本加了分。全体日本人都是怪物的战时神话开始褪色了。法庭的证言使人们对日本人有了新的认识：同所有其他民族一样，日本人也是好人、坏人，以及冷漠者的混合体。

我不知道国人如何理解此种情形，在一个新战败的国家，这么多的大臣、陆海军将领站出来作为检方证人作证，其客观效果是，促使外部世界对日本人有了个全新之认识，而此一认识，就对日本民族之新生是十分有利的。

而日本媒体也对审判进行了大量报道。东京的财经周刊《东方经济学家》在1946年6月22日评论道：

然而，我们日本人应该更进一步地再次深入思考，为什么这样的个人会在日本发育成长起来。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日本的组织方式会产生这类人。……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给日本民众一个机会来深刻反思这个根本性问题，在这一点上法庭的意义极其重大。（第9章《检方举证开始》）

“为什么这样的个人会在日本发育成长起来”，这是多么沉重又深刻之提问啊？而这样的灵魂之拷问出自日本媒体，这对促使日本民众对侵略战争之反省，无疑会有很大的作用。

美联社的布赖恩斯写道：“考虑到新闻纸的短缺，日本的报纸对审判报道得相当充分，而且定期地概括证据，发表社论呼吁这种‘国耻’不要重演……”

弗雷德里克•米尼奥内评论说：“总的来说在日本和在东方，这个审判是占领的最重要阶段之一。它被日本媒体广为报道，第一次向亿万日本人民揭露了那些顽固的军国主义领导人的狡诈、欺骗和永无止境的权力欲望，写出了一部亟需的事件历史，否则这部历史就根本不会被记录下来。”（第18章《盟国间的麻烦》）

而这就与此前的“1930年代的日本媒体除了宣扬和美化日本的帝国主义和侵略政策之外，几乎没什么别的东西”“在起诉书涵盖的时期中，他们读到的报纸、杂志、书籍和其他消息来源都经过了严格的新闻审查和控制”“对普通日本民众而言，有多少必定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啊”形成鲜明之对比。而日本一步步地滑向军国主义的深渊，就与此种媒体控制与宣传不无关系!

而在两年以前结束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审判1945年11月21日~1946年10月1日），被告共计22名，均为纳粹德国的军政首领，最终判决戈林等12人绞刑。

【美】艾莉森•利•布朗在《福柯》一书第四章《主体的萎弱》中写道：“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的一种流行解释涉及到作为一个孤独魔鬼的希特勒。显然没有历史理由使得一个理性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但它却是一种很少受到挑战的广为流传的普通信仰。”

德鲁兹以自己的方式揭露这种思想和话语的危险，“我们不能消除德意志帝国的尖叫：大众没有受骗；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确实向往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政权”（《语言、反记忆和实践》）。

二战时的德国民众如此，那么，日本呢？此后还会不会有国家步其后尘吗？正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74年的时光，带走了许多东西。可有些东西却不该忘记，且不单单是日本人。仇恨固然应该放下，血染的教训却不能忘记。而这个教训，就值得所有国家的人去牢牢记住，而非独独是日本民众。假如忘却这个血的教训，当年的审判者，有一天或许也会坐上被告席。

……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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