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奈其何，奈臣其何！

一次性看完了《军师联盟》，点睛之笔就是这句：依依东望，望的是时间！

一旦必然的逻辑不可逆转，只需静待时间把它变成事实。赶尽杀绝，源于对时间的恐惧；克制隐忍，则源于对时间的期盼。于是，匍匐在地上看起来诚惶诚恐的人，却能让高高在上的人形同傀儡。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常人畏果，圣人畏因！

无法逆转的大势

我一直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根本动机心存疑虑。大义的名分是一方面，但是把一切都归咎于它，就如同把抗战胜利完全归咎于正义必胜一样草率。写小说和拍电影只需要把目光聚焦在这些前台的表演者身上，继而把所有的纷争都演绎成人与人之间的志气之争。然而，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运转的：如果不能维持秩序，不能解决赖以生存的根本问题，即便赢得所有战役，最终也会败亡，这一点项羽已经验证过了。

曹操起兵依仗的是宗族势力和家乡子弟兵，继而收罗各种归降的势力。我一直问自己这个问题：谁在帮曹操治国？是什么力量让一个身处四战之地的割据势力能支撑得起连连的战乱并日益坐大？曹操自身出身卑微，赖其宗族起于行伍，用人自然不拘一格。然而，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不像决机与两阵之间，争雄于一时。需要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把广袤国土上万兆黎庶的生产生活纳入秩序，并持续不断的为前线提供兵员、粮秣和钱财。谁能干这种事情？谁又会干这种事情？只有士族！

每一个士子的背后都站着一股地方势力，在那个年代只有这样的家族才能供养士子——自东汉立国以来就是地方豪强割据的局面，光武帝的开国功臣全是这样的地方实力派豪强。今天我们依然能通过客家人的大围屋群找到当年聚族而居，自成堡垒的影子。这种以宗族为纽带高度组织自成体系的封闭经济实体，几乎就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国中之国。据《三国志》里记载：周瑜起兵，找鲁肃借粮食。鲁肃豪爽的指屯相赠——汉朝三公的年俸是二千石，而一屯则是三十万石粮食，鲁肃能随便指一屯相赠，这就不仅仅是豪爽了！

汉光武帝依赖地方豪强立国，他不仅仅杀不动身为地方实力派豪强的开国功臣们，还不得不迎娶他们的女儿为贵妃和皇后，以结成血亲同盟。东汉后续的皇后贵妃也大多出自这些地方实力派功臣家族，所以，整个东汉一直是外戚、宦官和士族相互制衡支撑着皇权。

不管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权力之争多么的血雨腥风，都仅限于宫闱之间，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是得仰仗士族子弟。他们是构建国家统治机器的元器件，这些元器件拆散之后，几乎百无一用，一旦组建成国家机器，则能让广袤的国土和亿万黎庶有序的运转起来。钱粮、兵马都源源不断，形成不可抗拒的磅礴力量。

曹操除了有喜欢少妇的嗜好之外，还有诛杀名士的嗜好。凡是名望隆盛的士族代表，他都忍不住在人家的脖子上抹上一刀——在天下碎裂的诸侯纷争中，曹操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便利，但也有一个别的诸侯都没有的隐患：内乱不止！或刺杀，或叛乱，或与外敌里应外合。所有这些发端于堡垒内部的危机都源于同一批人：忠于汉室的士族。

当年袁绍为什么不去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绝对不是一个目光短浅能解释得了的——袁绍集团显然是经过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决策。一个人如果放弃一个好东西，肯定是因为心底存在更大的顾虑——袁绍集团心底的恐惧到底是什么？

儒家士子是中华文明的祭司，赋予他们社会特权的是大义的名分。他们组合起来又具备治理天下的能力。谁拥有大义的名分？天子！袁绍四世三公，所以北方士子都聚集在他这位士族代表身边。这是他的招牌，也决定了他的根基。如果他把天子弄过去了，士族必然聚集在天子周围，而不是袁绍周围。因为他们共用同样的群众基础，而天子的那杆大旗更契合士子心中的大义名分！曹操用人可以不拘一格，只要有才能可以不管出身和德行，但袁绍不行。袁绍只能用符合士族标准的人才，但这些人的内心优先认可天子，而不是袁绍！

曹操不仅仅需要借用汉室天子向诸侯发号施令，更需要依赖汉室的官僚体系治理天下。所以曹操前期对汉室是非常恭敬的，也利用汉室朝廷的名义广泛的招纳治理国家的士族。后期，他利用宗族军功势力与汉室分庭抗礼。这个后遗症也是明显的。所以曹丕在代汉之后只能借用士族的力量去平衡宗族军功集团的势力，并批准了士族代表陈群呈上的九品中正选官制——谁能通过秩序将资源组织起来持续不断的发挥威力，谁就能最终赢得未来。这种制度能够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正向循环，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族军功集团无以为继，士族子弟一项一项的接过他们手中的权力。因此，作为士族代表的司马家替代缺乏根基，依赖无以为继的宗族力量勉力维持的曹家就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

不能打破的平衡

所有上层让人眼花缭乱的纷争都源于底层的分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人以群分。兴起于西北农村的势力并不熟谙东南的城市社会经济形态，在经济单一的苦寒之地的农村行之有效的方式，未必适应于江南富庶之地，高密度的社会经济管理方式。然而，胜利者绝对不会认为失败者有什么可取之处，否则道义便会遭到质疑。鉴于这样的大势和内忧外患的现实，50年代初，熟谙大城市管理，务实但与大势相悖的主张，以及这主张背后的势力必然首先被清理出局。

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底层逻辑，演化出不同的认知、主张和势力。但一种势力被清理之后，与之对应的势力就会获得快速的扩张，如同用药物杀死了器官中维持平衡的各种细菌，那唯一没有被杀死的细菌，将占据整个器官的养份，迅猛繁殖，直至占据整个器官！然而，当某一种细菌的繁殖占据整个器官之时，往往也是器官即将彻底坏死的危险时刻。我们在《F2：底层逻辑》中清晰的阐述过：面对死亡的威胁是生命体能快速凝聚共识的根本原因。因此，根植于封闭小农经济的势力，经过60-70年代的迅猛扩张之后，被新的共识清理出局。

这两股势力，一方侧重于效率，一方侧重于秩序，都深深的扎根于各自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土壤。80年代末，当对效率的追求威胁统治赖以生存的秩序基础的时候，激进者就被毫不犹豫的拉下了马，连同这股势力也被清理出局。

拉锯的博弈只会存在于社会升级的过程之中，如同一个稚嫩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壮实的青年所经历的那段晦暗、敏感、冲动、彷徨又充满危险的青春期。越是靠近青春期的中后期，情绪也就越不稳定，也就越危险。前几年就有势力试图借尸还魂，通过煽动在追求效率中处于下风，渴望退缩和封闭状态以求得安宁的群体来形成气候。但用力过猛，直接唤醒了上一次危及生存时的恐怖记忆，被迅速凝聚的共识扑灭了。为了抵御借尸还魂对大义的侵蚀，在新的开局中，还特意往另一个方向多走了两步！

在社会经济底层逻辑没有从农业文明彻底升级到工业文明之前，整个社会都处于危险的青春期。所以会看到忽左忽右的摇摆，这是在“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才是硬道理之间”，艰难的维持平衡，以期平稳的走过青春期这个充满危险的阶段。

任何器官中都同时存在各种细菌。因为器官的复杂性，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精确的确保某种细菌对器官绝对的适应。让人谈虎色变的癌症，其实就是某种细胞繁衍过快造成的病变。根据美国一位医学博士的研究，癌症的病变其实是出于一个好的初衷：身体误判了器官处于损伤状态，并不断的繁衍某种细胞去“修补”这种“损伤“。这种错误又无节制的”修补“，造成了器官的病变和衰竭！

所有的生命体都以自己的生存为第一要务，我们在《F1：见大行远》中说过：生命本能的占有欲，源于基因对资源的无限需求。生命是一种能够从外部攫取能量维持自身存在的结构，生命是基因的载体。由生命构建而成的更大的生命体也同样具有这种特征。社会生态的复杂度不亚于任何精密的器官，各种不平衡是天然存在的。因此，社会生态中的各种生命体为了自我的生存不断的冲突和博弈是一种必然。但有一个边界不可逾越——冲突不能危机整体的生存，否则，就必须断臂求生。总之，在社会升级的阶段，平衡不能打破，否则社会升级将胎死腹中，资源与人口的终极矛盾将裹挟着成千上万的人卷入一场又一场各种势力角逐的杀场，并沦为食物。

无法阻挡的崛起

国家机器是由人构建而成的，军公教是国家机器的构成零件，所以也是国家机器的铁盘，这种铁盘的忠诚是重利喂养的结果。哪个群体是统治的基础，哪个群体的子弟就会被选拔和训练成国家机器的组成零件。由这些零件组建而成的国家机器，维持着整个社会的秩序并控制和调配整个社会的资源。

农耕时代土地是一切的基础。财富的多寡，权力的大小，以及地位的等级都以土地的拥有量为评判标准。无论是举孝廉还是科举制度，都只是在某个群体中进行权力分配。无论是被推荐的子弟，还是能够参加考试的子弟，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供养得起，能够耕读传家，首先得拥有土地，而土地是古典时代的经济基础和财富载体。换而言之，他们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拥有者，本身就是地方势力的代表，统治建立在这个群体的基础之上。

农业社会的社会财富主要是土地，社会升级为工业社会之后，科学技术赋予了社会财富全新的形态，占据生产资料和贸易市场成为拥有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和私有财产权的落实，是这个社会阶段绕不过去的必然态势。随着社会分工的密度越来越高，资本处于所有产业的上游，能够通过自身的扩张与收缩调节下游产业的资源配置。拥有、调动和配置资金会成为占有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聚集，资本会成为另外以一种“土地“，这一次的国王和贵族会更加隐蔽，他们的城堡不再由砖石建造，而是通过教育的门槛来实现隔离！

只要西方社会的资金和配置资金的能力还在加速向1%的人聚集，西方社会的白左之风就会越演越烈，也越来越离谱。这是一种逆流而上试图以整个系统崩溃为筹码的无力抗争。

社会的不同阶段，社会财富的主要形态各不相同，占据主要社会财富的群体就是社会统治的基石，统治机器也必然逐渐由这个群体的子弟构建而成——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即便占据主要财富的群体与构建国家机器的成员不相匹配，也只是阶段性的。就如同曹魏时代的宗族军功集团与士族集团的此消彼长——时间会让这种不匹配逐步凋零…

经过40年的孕育，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全面升级为工业社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既定事实。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只创造了10%的利润，但是解决了90%的社会就业，其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的比重不言而喻。虽然上世纪98年开始就公开吸纳企业家群体加入组织，但效果并不明显。接下来会出现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种无力的抗争。

到目前为之，构建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员，来自于上个阶段统治所依赖的基础群体的子弟。时间会让他们逐步凋零。社会升级之后，社会经济复杂度会迫使统治机器自身升级，继而对组成统治机器的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要符合这种要求并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必然依赖高昂的前期教育投入——这种投入必然成为一个筛子，将占据社会财富的主流群体筛选出来，继而如同九品中正制一样，形成自我强化的正向循环…

依依东望，望的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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