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值得非通用语种译者夸耀的年代丨忆《毛泽东选集》非通用语种的翻译出版工作
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外文出版社在2019中国译协年会上举办“新中国70年党政文献翻译与国际传播”专题论坛，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毛泽东选集》等为案例，深入介绍党政文献翻译的组织管理、翻译策略和国际传播。今天的文章即摘录专题论坛上关于《毛泽东选集》非通用语种翻译出版的相关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向世界广泛传播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20世纪60-70年代，全国几百名翻译精英汇聚北京，用18种外文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这不仅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光辉篇章，也是世界翻译史上不可多得的案例。
毛泽东著作对外翻译出版除了《毛选》外，还有《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军事文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以及大量单行本。据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统计，截至1993年，毛泽东著作共对国外、境外发行39种文版，2300多种，3447万多册，发行到世界上18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毛选》占据重要位置，仅1961-1976年的15年间，外文出版社就以18种外文出版《毛选》第1-4卷共429余万册。让外文局员工至今都引以为豪的是，几乎所有毛泽东著作的外文版都由外文局的翻译家们参与翻译定稿或独自翻译定稿，并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到世界各地。
《毛选》18个语种外文版在国内的翻译出版历时20余年。先翻译出版英、俄、法、西、日5个语种版本，随后启动其他13个语种（以下称“非通用语种”，虽然这种划分并不完全准确）版本的翻译出版工作。因此，可以按照语种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互有交叉）：第一阶段：《毛选》1-4卷英、俄、法、西、日5个语种的翻译出版（1960-1969年）；第二阶段，《毛选》1-4卷13个非通用语种的翻译出版（1967-1976年）；第三阶段：《毛选》第5卷18个语种的翻译出版（1975-1983年），其中13个非通用语种的翻译出版时间为1978-1983年。
《毛选》翻译工作并不是按照卷别顺序进行的，而是从最新出版的《毛选》第4卷开始。因此，也可以按照卷别，将翻译出版工作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翻译出版《毛选》第4卷（1960-1969年）；第二阶段，翻译出版《毛选》第1-3卷（1960-1976年）；第三阶段，翻译出版《毛选》第5卷（1975-1983年）。
根据文件记载，《毛选》18个外文版本翻译、定稿力量的组织和落实，分别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局）和中国外文局分工负责。“……目前主席著作翻译工作，英、法、西、俄4种外文，由中央对外编译局负责；日、越、缅、泰、印尼5种外文，正由中联部负责组织定稿班子；其他德、阿、朝、葡、乌尔都、波斯、印地、世界语各种外文，由外文出版局负责。”
通过媒体相对广泛的介绍，大家对《毛选》英、俄、法、西、日5个语种的翻译出版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但13个非通用语种的翻译出版情况仍鲜为人知。
1960年，《毛选》第4卷中文版出版，尽快翻译出版其外文版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周恩来总理指示“目前应集中力量把英、俄、法、西、日5种外文版出好”。根据这一指示，中央外事小组和中联部着手推进相关工作。中联部当年即成立《毛选》翻译室，直接领导这一重大翻译活动，从外交部、中联部、中央编译局、新华社、外文局、国际广播电台、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单位调集优秀外语干部，先后组建了英、俄、法、西四个翻译组，日文由外文局组织翻译。《毛选》翻译工程就此拉开帷幕。
1966年以后，中央成立毛泽东著作五人规划小组（中宣部副部长熊复任组长，成员有中央外办副主任张彦、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文局局长罗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张仲实等），10月29日讨论并通过《关于加强毛泽东著作外文版翻译出版工作的规划》。《规划》要求集中力量争取两年内在国内出齐《毛选》1-4卷12种外文版，《毛泽东军事文选》7种外文版，《毛主席语录》的13种外文版，《毛选》13种非通用语种翻译由此开始。
《规划》要求出齐《毛选》四卷的12个语种，指阿拉伯文、波斯文、朝文、德文、缅文、葡萄牙文、世界语、泰文、乌尔都文、印地文、印尼文和越南文。后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增加意大利文。这13个非通用语种中，缅、越、泰、印尼文4个语种由中联部负责。阿拉伯文、波斯文、朝文、德文、葡萄牙文、世界语、乌尔都文、印地文、意大利文等9个语种的翻译出版由外文局负责。鉴于这些语种的翻译力量集中在外文出版社，外文局决定于1967年1月由外文出版社组建包括领导干部、翻译人员、外国专家、中文编辑、军事顾问、行政后勤人员在内的《毛选》翻译室，领导人先后有张明坦、汪海筠、艾方等。
外文局领导下的《毛选》翻译室，先后设立德文、阿拉伯文、意大利文、印地文、葡萄牙文、乌尔都文、世界语、斯瓦希里文、豪萨文、孟加拉文、老挝文、西里尔蒙古文、朝鲜文、罗马尼亚文、普什图文、波斯文等16个翻译部门，其中阿拉伯文、波斯文、朝文、德文、葡萄牙文、世界语、乌尔都文、意大利文、印地文等9个语种承担《毛选》翻译任务，其他7个语种，罗马尼亚文、豪萨文、西里尔蒙古文、孟加拉文、老挝文、普什图文、斯瓦希里文，担负《毛泽东军事文选》《毛主席语录》等翻译出版任务。
当时，除个别情况外，这16个翻译部门基本上整部门移师友谊宾馆。鉴于这些翻译部门组建时间不同、人员资历与来源不同、资料积累与其他硬件不同，大体分三种情形，一种是直接从中文译为目标语，像朝文、世界语等；一种是部分篇章由外国专家翻译、中国人核定稿，其余篇章由中国人翻译、外国专家改稿，如德文、阿拉伯文等；其他语种大都由外国专家根据英文翻译为他们的母语，由中国人核定稿。中联部领导的缅、越、泰、印尼文4个部门中，有的归侨比较集中，中外文水平都很高，能由中文直接翻译为目标语。
外文局领导的《毛选》翻译室，与中央编译局领导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英、法、俄、西文）和中联部领导的日、缅、越、泰、印尼5个语种的翻译定稿班子，不同时间段都曾在友谊宾馆南工字楼办过公。外文局《毛选》翻译室的翻译人员，来自中央机关、地方部门、军队、高校，就像五人规划小组要求的那样，“充分调动国内积极因素”。除了外文局的翻译人员外，外借翻译比较集中在外交部和北京大学。无偿借调翻译干部，在当时不是难事，单位、部门之间几乎不存在经济利益问题，更不要说参加毛主席著作的翻译出版是“中央安排的光荣任务”。
外文局《毛选》翻译室的翻译人员承担着从翻译到成书的全部工作。书稿没出办公室之前，至少要经过译稿、改稿、核稿、定稿、制作发排稿（打字、对读、字号与版面编排等）；发排稿要做到“齐清定”，即封面文字、扉页文字、目录、正文、标题等全书部件整洁清楚且是最后定稿；发往印厂后要经过一校对读、二校对红甚至三校、四校印厂发回的长条稿，长条拼版后需检查拼版样，翻译部门须标明“可以付印”并由相关人员签字；上机开印之前，印厂通知翻译部门到厂看“上板样”，看看哪个地方有没有在上板时被不懂外文的工人师傅的小锤子碰坏了等等。
对于东方文字尤其是像阿拉伯文、波斯文、乌尔都文、普什图文等，常有包含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的字母，开机印刷后翻译部门还要派人24小时驻印厂跟机“看机样”，每印一定的印张数要检查一遍有没有损坏的字母。一本书印完了，翻译部门最后的工作是检查印厂折叠成一本书的“落版样”，检查无误，签发“可以付装”，印厂装订成书后，再次发回翻译部门，这叫检查“成品样”。在当时的条件下，校对出版环节常常比翻译审定环节还要耗时耗力。
中文编辑部的质疑组也有相当严谨的工作章法。翻译部门涉及中文语义的理解、军事词语的表述甚至某次战役的地理位置以及战役过程的叙述不够明晰等等，都会填写“质疑条”，质疑组需做出有根有据的回答，没有把握的，请示军事顾问，共同书面回答并签字。
《毛选》翻译室的工作人员都怀有极高的工作热情。由于上班、住宿都在一个楼内，除了吃饭、散步，就是坐在办公室工作，晚上常常是灯火通明。不住宾馆，骑自行车回家的人，也经常加班到很晚。有一个秋末的夜里，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在中关村南大街离友谊宾馆不远的地方看到一位个子瘦小、穿着风雨衣，吃力地蹬着自行车慢慢前行的老人，他就是我国世界语老前辈、深受业界尊重的著名专家冯文洛先生。很多人不休礼拜天，甚至有的年轻人把婚礼放在周末晚上，周日休息一天，周一照常上班。
到了1969年下半年，《毛选》翻译室不再是世外桃源，不少业内骨干受到不公正待遇。如德文的马节、刘梦莲等，他们翻译水平高，无论敬业精神还是人品，都堪称楷模，但他们不被允许进入设在友谊宾馆的《毛选》翻译室，只能留在外文社原来的办公室担负部分工作。
1975年10月，根据中央指示，《毛选》第5卷的翻译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当时共设英、俄、法、西、日五个组，人员以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为主，并从其他单位抽调了大批优秀人才。因为当时毛泽东著作翻译室还没有日文组，日文组的翻译干部主要来自外文局和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当时《毛选》第5卷中文版尚未出版，文稿是作为最高机密件处理的，因此五个翻译组加上注释组近200人住在中办招待所（今金台饭店）封闭工作。
《毛选》1-5卷13个非通用语种的翻译工作，历时16个年头。虽然伴随风雨，虽然第5卷大都未能出版，但参加这项工作的被人称作“小语种”的翻译们，至今引以为荣。特别是外文局亚非语种的翻译们，更是念念不忘，因为以小语种为职业参与了国家大事。
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毛选》为代表的领导人著作的多语种对外翻译和传播以及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交往与合作，使我国非通用语翻译事业快速发展壮大，国家对翻译人才的培养和使用高度重视，那是个值得非通用语种译者夸耀的年代。
改革开放后，非通用语种面临市场经济的检验，经历了一段低谷。许多非通用语编译人员由于没有用武之地，不得不相继转业，艰难适应。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多语种人才的需求从本世纪初开始呈上升趋势。党的十八大以后，借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春风，非通用语种再度扬帆起航，无论从人才培养的规模还是就业率而言，都远远超过以前。非通用语种迎来了新的春天。
来源：《中国翻译》2020年第1期
责编：王新玲
美编：袁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