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丨《中国建设》诞生前后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成立，此即中国外文局的前身。在建国初期严峻的国际环境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外文局编译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外文图书、第一本外文期刊，成立了第一家中国书刊进出口机构，第一次代表新中国参加国际书展，构建起完整的中国外文书刊对外编译出版发行业务体系，向世界各国人民传递了新中国的声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中国外文局建局71周年之际，我们选编了一些讲述外文局创建初期和发展历程中的老故事，与业界同仁、社会公众一起回顾外文局历史上那些生动的过往。今天为大家推送由今日中国杂志社原副总编辑陈日浓撰写的《〈中国建设〉诞生前后》（原题目为：伟人的亲切关怀与指导——一份外宣媒体诞生前后）。春天的序曲
此前，毛泽东、周恩来诚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从上海北上，于1949年8月28日到北京，参加全国首届政协会议和隆重的天安门开国大典。随即宋庆龄留京，除参与繁忙的国务活动外，更着手重建社会福利救济事业，其中她尤为关注开展国际宣传，为此与周总理多次书信及交谈商讨此事。
为创办新的对外刊物，两位伟人都想约请国际问题专家陈翰笙。陈翰笙是一位集老革命家、资深学者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他1915年秋赴美欧留学，1924年4月应蔡元培邀请回国，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1925年在李大钊的指引下参加革命活动及第三国际工作。他也是周恩来、宋庆龄在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相识的好友，又有丰富的国际传播经验，显然是最适合担任创办新刊重任的人选。
陈翰笙非常理解这两位伟人的远见卓识。他从美国回来，深感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舆论封锁及恶意污蔑产生的负面影响之大。新生的共和国确实急需加强对外宣传，因此当晚他表示坚决支持和愿意为此效力。陈翰笙说：“金仲华一直是办报的，他办杂志比我强。我要去上海找他商量。”金仲华也是宋庆龄的知交好友，是位著名老报人，时任上海市副市长。
此次会见后，陈翰笙立刻动身去上海找金仲华开始筹办新刊。不久又邀请刚从美国回来的女记者李伯悌及国际记者爱泼斯坦夫妇，共同加入紧张的筹办工作。
刊物草创时还没找到办公室，陈翰笙带着助手李伯悌，在中山公园一处偏僻的长椅上草拟了创刊号文稿，再派人送到上海印刷。经过几个月的艰辛努力，终于使新刊——英文版《中国建设》在1951年11月付印，于1952年1月正式创刊发行，开始在这个春天向世界传播来自新中国的信息。
和平友谊之声
这本新中国的对外刊物从创刊到发展，可以说都是在两位伟人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成长的。这里有必要回溯创刊前的一段重要史实。
在新中国诞生之初，周总理高瞻远瞩，认为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出发，为了突破西方的舆论封锁，新中国迫切需要加强对外宣传。尽管当时国家已创办有《人民中国》等对外宣传刊物，但是周总理还是建议由宋庆龄出面再创办一本刊物，由人民团体——中国福利会出版。早在1950年4月下旬，宋庆龄到北京开会，周总理与她商量中国福利会今后的工作时，就谈到加强国际宣传的内容。这一年5至6月，宋庆龄曾四次写信给周总理，提及“我们将扩展国际宣传工作”“用英文创办一个像样的月刊”。
宋庆龄最初的设想是结合救济福利工作开展国际宣传，1950年4月25日，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开幕式上做中国福利会工作报告时说：“让我们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传达给全世界。”
4月底，宋庆龄当选为中国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她又是中国福利会主席）。6月17日她致函周总理，其中再次提到国际宣传工作。从这些频繁的信件来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1950年12月周总理建议由宋庆龄出面创办一本对外刊物，不是突然的动议，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换意见和酝酿之后两位伟人的共识。其中稍有发展的是，最初宋庆龄考虑从救济福利角度开展国际宣传，而现在周总理从对外介绍新中国的更高的角度出发，将此重任托付于宋庆龄。
1951年1月28日，宋庆龄与周恩来商议创办对外宣传刊物事宜。商议后决定：“第一，同意中国福利会对外宣传刊物经费的预算计划……第二，关于中国福利会宣传机构人事问题，拟请陈翰笙负责协助，并配备若干得力干部成立办事机构进行工作……第五，对外宣传刊物希望能在1952年三四月出版。”因此才有了那晚在方巾巷三人相聚，商定启动办刊的事。
创刊的步伐在加快。1951年6月，宋庆龄选定了新刊物的名称——《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英文名称含有中国重建之意）。8月30日她在上海中国福利会主持召开《中国建设》筹备工作会议，确定了办刊方针和宗旨。
会议纪要指出：“这本双月刊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付出的努力。”筹备会决定杂志设立由知名人士组成的编委会，金仲华为主任，陈翰笙为副主任，委员有钱端升、李德全、刘鸿生、吴贻芳、吴耀宗。
1952年1月，新中国第一份由人民团体创办的英文刊物诞生了。《中国建设》创刊号的彩色封面为土地改革中翻身农民在自己的田野上的喜悦形象，封底是重建中的鞍钢钢铁基地。发刊词向读者宣告：正如《中国建设》的刊名所表明的，它将集中报道我国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生活的变化。
当宋庆龄于1951年12月17日提前收到创刊号时，她非常高兴。她对一位友人说：“听说总理对第一期很满意。大家都说《中国建设》将是最受欢迎的杂志，大大超过《人民中国》。”
宋庆龄立即给金仲华去信，表示祝贺并提出改进意见。她在信中说：“但愿我们所做的及今后要做的努力，将使我们的杂志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和增进和平的强有力的杂志。”
她在信中两处转达周总理的意见：一处是“因为周总理指出过我们杂志的重要性，以及国外读者的接受度高，我感到我们应尽力使它给人以好印象”；另一处是“我与周总理交谈时，他的意见是我们杂志的印刷数量不够。我也有同感”。
《中国建设》英文版创刊号出版时，就设法向世界各国发行，其中少量通过友好人士进入美国，这可是在美国本土上首次通过刊物传播来自新中国的声音！一位美国洛杉矶的读者拿到这本新刊时颇为惊喜，他来信说：“我认为《中国建设》是代表和平、友好、亲善的一位使者，胜于我所读过的其他任何外国刊物。”
创刊后，杂志社时常向宋庆龄汇报工作及写信问候。她也常来信予以指导。她收到新的杂志后，总是仔细阅读并及时评述，提出改进的意见。从杂志的报道内容到版面设计，从联系外国读者到杂志推广发行，以至杂志社中外员工的生活，她都予以关怀和指导。她在百忙中还不忘为杂志亲自撰写重要稿件，历年多达30多篇。
▲1957年1月，周总理给《中国建设》杂志创刊5周年的题词。
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与方针是对外杂志的灵魂。在这点上周总理与宋庆龄都予以极大的关注并有过多次指示。除了宋庆龄在1951年主持制定的创刊方针宗旨外，周总理在杂志创刊5周年和10周年的题词中也进一步指示过。1957年1月的题词是：“继续做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1961年11月的题词是：“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
1957年夏天，中国发生了激烈的政治运动，此时对外杂志该如何办？为此《中国建设》杂志社领导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并请示。周总理于是年秋，在接见杂志社负责人鲁平、李伯悌时，对杂志的编辑方针作了如下指示：“以社会主义建设为范围，以生活为内容，积极地、正确地报道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反映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新风格、新气象、积极性和创造性。”
尽管周总理和宋庆龄对杂志的方针已有明确指示，经过多年实践，已逐渐形成了杂志善用事实说话的综合性、通俗性风格，但是在当时社会上“左”的思潮影响下，编辑部内部也有人片面主张增加杂志的政治内容。对此宋庆龄表示十分关注，并于1958年9月给杂志社领导来信时强调“必须表现我们自己的风格，以免与《北京周报》雷同”。
有关人员亦将此事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于1958年11月1日委托办公室同志函告《中国建设》杂志社主要负责人：“《中国建设》的一些问题，已向总理做了汇报。总理对于宋所指示的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一点特别注意。总理的意思是，《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各方面经济文化建设的情况就已经具有了政治的内容，如政治化过多，改变原有风格就会与《人民中国》等没有多大区别，反而不好。”
温馨的全家福
四楼走廊的北墙上贴满杂志创刊十年来各期的封面、重要报道文章及部分外国读者来信。来宾中的学者、美术家正在观赏和评议优秀的封面。
“首长来了！”喜讯传开，编辑部的中外工作人员迎来了最尊敬的贵宾。这时只见社长金仲华、总编唐明照陪同周恩来、宋庆龄、陈毅和邓颖超等首长从楼梯走上来。走廊上响起人们热烈欢迎的掌声。
创刊十周年展览的规模不大，但展出的杂志封面和重要文章内容十分丰富。宋庆龄和周总理看到各国朋友与读者的许多来信，十分高兴。宋庆龄指着1960年的一期封面说：“我很喜欢这期的封面，这女孩多可爱，她抱着大和平鸽！”宋庆龄和总理在接待室向编辑部的中外员工表示祝贺。
▲1962年，周恩来、陈毅在金仲华陪同下参观《中国建设》创刊10周年图片展。
“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我们合个影吧！”社长的建议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
“好，好！叫大家都进来吧！”宋庆龄对金仲华说。因接待室太小，原来只有一部分人进来。现在首长一发话，大伙可高兴了，都纷纷挤进来了。有人想搬几张椅子放在中间请首长就座。
“不用坐，大家一起照！”周总理摆摆手说。总理让邓大姐请宋庆龄站到中间，中外工作人员前面蹲一排，后面站一排。他自己拉了爱泼斯坦也蹲到前面左边。
杂志社中外工作人员欢聚一堂，与首长一起拍下温馨的“全家福”合影。这里没有官方的规格，不分上下，亲密无间，照片真切地记录了这难忘的历史时刻。
寒夜寄语
在这艰难的时刻，周总理于1967年2月26日深夜，单独接见了《中国建设》杂志社的群众代表，对杂志的对外宣传做了重要指示。
周总理说：“我们的读物是供给国外的，要争取广大中间读者。”他认为“要考虑到国外读者处于与我们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事情要有阶级分析，不能蛮干，要区别对待”。他说：“主席一再强调要有的放矢，要看对象。他们还是民主革命时期，杂志不区别性质是出不去的。各种刊物都要区别对待，要有分工，如果不这样，内容就都一样了。”周总理的寒夜寄语第二天就被传达给全社的中外员工。总理的指示为大家在困惑时指明了航向。
那段时期宋庆龄很少写文章，但在1971年中美关系出现新变化时，又适逢《中国建设》创刊20周年，她在陈翰笙的协助下，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刊于杂志1972年1月号。这是宋庆龄沉默五年之后发表的政论文。文章的基点指出，“中国人民现在与世界各国为和平繁荣而英勇奋斗的人民，并肩战斗，相互支持，一个新的时代，人民的时代，正在开始”。
乘风破浪
此时她已年迈体弱，但仍然关注国内外形势，不时笔耕，向外国读者评述我国的新发展、新变化。1979年9月她撰写《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一文，以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她深情地说：“今天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当我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大好，我们新中国的航船在战胜险遭倾覆的命运之后，又乘风破浪，昂首前进的时候，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幸福。我又看到了祖国的新的光明。”1979年10月，宋庆龄为本刊撰写致读者。她饱含深情地说：《中国建设》创刊以来已有二十七年了，它的读者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我相信将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我们希望继续完成并更好地完成已故周恩来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且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1981年宋庆龄生命的最后岁月，她依然关心自己的刊物和读者。
最后一封信写于1981年3月12日，寄予深情厚望：“二十几年来，你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辛勤工作，把《中国建设》办成对外宣传的杂志。在它创刊三十周年到来时，应当庆祝并为此做好筹备。在此，预祝你们的愿望圆满地实现。《中国建设》中文版，比较吸引人。希望此版的订户日增，成为海外同胞、港澳同胞欢喜阅读的刊物，并成为我们宣传的一份力量。《中国建设》其他语文版发行量的增加和你们所做的努力有关。祝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最后听到宋庆龄对和平友谊的呼声是在1981年5月8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她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授赠仪式，并用流畅的英文发表了20分钟的致辞讲话——《发展中加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最后她重申孙中山遗嘱中所言，“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上，“为达此目的，我们同样需要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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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今日中国杂志社原副总编辑陈日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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