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美方首席翻译：50年过去了，美国一些政客还没读懂中国
50年前的2月28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行的最后一天，
中美双方在上海，
正式发布了两国之间的第一份联合公报，
这就是举世瞩目的《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的签署，
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
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被打破，
为1979年双方正式建交奠定了基础。
而正值而立之年的Chas W. Freeman Jr.（傅立民）
作为这一历史性访问的美方首席中文翻译，
见证了公报的签署和诸多重要时刻。
此后，
他继续为两国人民的沟通交流努力着，
担任过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主任、
助理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
回忆起50年前的访华之旅，
傅立民感慨万千。
50年前，他还是英俊小伙，
50年后，已成为白发老人。
▲傅立民。
他在重温这段历史时，
流露出对中美关系回归正轨的真诚期盼。
尽管之后傅立民也参与过多项重大外交活动，
但他始终认为尼克松访华
是其外交生涯中参与过的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近日，傅立民接受中国外文局《北京周报》专访，
就中美关系的热点议题
以及两国应如何从历史中汲取力量、重新携手前行
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北京周报》：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破冰之旅”期间，您作为美方首席中文翻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Chas W. Freeman Jr.：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那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之行。那次访华改变了当时的地缘政治局势，也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我发现中国官员见多识广、老练通达。外交经验丰富的周恩来总理令人印象深刻。正是他建议我们在公报的开头就清楚地列出中美分歧所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两国在一些存在分歧的议题上都有各自的盟友或者伙伴。中国需要向朝鲜和巴基斯坦保证不会改变立场；而美国必须对南越、韩国和印度做出同样的承诺。
这份公报史无前例，因为它体现出中美并未试图掩饰分歧，反而进行了清楚的阐释；但也表明，尽管分歧存在，双方仍然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合作。我非常希望，当前中国和美国仍然能够秉持这种精神开展合作。《北京周报》：您如何看待目前的中美关系？我们看到，一些曾经对中国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Chas W. Freeman Jr.：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刚开始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我所看到的这个国家贫困落后，与现在有着天壤之别。年轻一代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没经历过那样的中国，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走了多远，才走到今天的地步。更不知道，如果中国没有走现在的道路，它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所以，如果你不了解中国曾经有多落后，就理解不了今天的中国有多好。
另外，美国总有一个心结——它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世界第一——导致我们不能面对现实。中国曾经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直到1850年前后被英国超越。1870年，英国又被美国赶超。此后漫长的150年中，美国已经习惯了一骑绝尘，天下无双。现在，中国正在回归它的历史地位，成为一个相当富足、强大的国家。因此，对美国而言，即便心理上很难接受，也必须用全新的目光看待中国。
不仅是美国，我认为日本也经历了这个心理调适过程。日本以前是亚洲第一，现在被中国超越，也在逐步适应这种变化。《北京周报》：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通过了“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不少人认为，该法案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您认为它会签署成法吗？您如何看待“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和以前类似的法案？Chas W. Freeman Jr.：恐怕是能签署成法的。这个法案对美国的伤害将远远超过对中国的伤害。中国有个成语叫“闭门造车”，美国不能“闭门造车”。强行将美国与中国的进步隔离开来，这只会拖慢美国发展的脚步。
竞争有三种不同的状态。第一是积极竞争：双方通过努力提升自身实力，与对手竞争。第二是消极竞争：通过试图伤害竞争对手而非提高自己，获得优势。第三种是充满敌意的竞争：企图毁灭对手以赢得竞争。
不幸的是，美国当下秉持的是第二种消极竞争的理念，不是着眼于提升自身的实力，而是处处遏制中国。我认为这种方式很难取胜，因为中国不是苏联。美国外交家George Cannon（乔治•凯南）1947年提出了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其政策依据是，如果对苏联围困、遏制，苏联会由于自身的缺陷而走向崩溃。“遏制政策”提出40多年后，苏联的确解体了。但中国不是苏联，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了世界，美国不可能像孤立苏联那样围困中国；况且此一时彼一时，美国如今的实力也不可能重现当年的很多做法；只是，唯恐中国崛起的一些美国政治精英们，到现在还没有明白这一点。《北京周报》：目前，中美之间是否有推进双边关系的共同抓手，正如尼克松时代一样，能够携手向前？
Chas W. Freeman Jr.：我认为双方能够克服差异，携手向前，但这需要杰出的政治家来实现。50年前，中美能够走到一起，是因为共同面临来自苏联的威胁。但今天，中美面临的威胁更加严重。例如气候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洪水、飓风、台风等恶劣天气，还有可能把人类这个物种从地球上抹去。
再比如，新冠疫情。全世界人口如此庞大，人类很容易受到病毒和细菌的攻击。新冠病毒将不会是人类面临的最后一场瘟疫。全球疫情的应对，仅靠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全世界必须通力合作。
中美两国对彼此的经济发展和国内繁荣至关重要。中国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受益于开放的美国市场，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同样，美国也受益于中国这个全球第一制造大国。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球三分之一，中国的商品产量是美国的两倍。
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全球合作，才能解决我们之前提到的问题，也才能保证国家的繁荣和个人福祉。但这些都是长期问题，而人类总是对长期问题视而不见，对应该采取的行动拖了又拖，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核心问题是：这个时代，美国能否走出一位像尼克松总统那样有政治家风范的领导人？《北京周报》：那拜登总统呢？
Chas W. Freeman Jr.：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有这一潜力。拜登总统被美国国内的政治所困。他没能在参议院获得多数席位，在众议院的优势也非常微弱。如果他想改善中美关系，就会招致各方攻击，导致他正在推进的其他事情被迫夭折。也就是说，他的权力基本上被美国两党之争所裹挟，令人非常担忧。《北京周报》：全球疫情之下，一些美国政客散布的虚假信息导致不少美国公众对中国有一种敌意。您认为这种负面印象可以得到改善吗？
Chas W. Freeman Jr.：我恐怕并不同意美国人对中国怀有敌意的这种说法。美国的政治精英可能对中国有一些敌意，但他们是真正敌视中国，还是将“敌视中国”当作实现自己利益的政治武器？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广大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关注远不像政客那么狂热。事实上，美国人和中国人在个人交往和家庭互动层面，能够良好地相处，理解彼此，很容易就能建立友谊和联系。所以在我看来，我们应继续保持个人层面的友谊。这种民间联系将会促进国家关系的改善。
目前中美关系处于过渡期，但这个阶段很难快速结束。在中国和苏联关系破裂后，中国和俄罗斯花了20多年的时间修复裂痕，建立了今天良好的双边关系。
在我看来，中国人目光长远，深谋远虑。回到当前中美之间的摩擦，我认为也应该是暂时的，中国也需要提前做一些打算：当美国摆脱目前的乱局，重新振作，变得更加富强时，中国要准备好成为美国亲密的朋友，而非对手。在此之前，双方都需要一些耐心，需要主动做出一些改变。某种程度上说，中美关系走到当前局面，双方采取的做法都乏善可陈。但不得不说，一些重大问题上，显然是美国负主要责任。《北京周报》：您对中国经典非常了解。中国哲学、中国价值观中，有哪些理念您认为跟世界是相通的？
Chas W. Freeman Jr.：中国文化和哲学中有很多东西都是人类瑰宝。首先，我想说的是中国的美食优点太多了。色香味俱佳，更重要的是非常高效，做起来还不那么费事。另外，中国人享受生活的方式也有普适性，像春节这样重要的日子就非常具有吸引力。
在哲学层面，至理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正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也非常具有普世价值。
还有一个理念我也非常认同，和我们国家的道德准则不谋而合，就是基督教的“黄金法则”：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Do on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have them do onto you.）。而中国的版本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on't do to others what you don't want them to do to you.）。这两种说法含义相同，但中国更强调克己（self-restraint），类似自我抑制，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中国有很多方面令人敬仰；也有个别方面，我们不太有共鸣，但也没必要深究。因为中美关系要继续向前，最好的方式就是求同存异，就是要搁置争议，寻找共通利益。供稿、供图：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
编辑：王腾 吴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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