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中国丨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历史的必然

《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是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国际翻译家联盟原第一副主席黄友义40多年来国际传播实践和理论智慧的结晶。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著作中作者对“翻译中国”的认识与体会，原文为2021年9月4日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首届全国文化出口基地论坛上的发言。

▲《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

100多年前，通过翻译，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进入中国，那时几乎没有中国人从事中国文献的对外翻译。100多年前，通过翻译，《共产党宣言》进入中国，从一个角度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长。人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其实，翻译以文字形式，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40多年前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中译外的项目有所增加，但内容大多局限于各地旅游文化介绍、招商引资材料。就整个翻译行业而言，人们完成更多的还是外译中。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翻译机遇，中国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向外国学习，有太多的技术需要从外国进口。我记得20世纪70年代有人托我翻译电子笔的说明书，有人找我帮忙翻译电子计算器说明书，后来还有人找我翻译先是单卡，后来是双卡的录音机说明书，等等。

外译中，在此我们把它统称为“翻译世界”，还要继续。作为一个学习型大国自身的需要和不同文明互鉴的必要，“翻译世界”将永远充满活力。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新的现象开始出现，这就是把中国的文化、历史、经济、时政、技术、生活各个领域对外翻译。近年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大势所趋，力度越来越大，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为“翻译中国”。

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对于中国，这是国力提升的反映，对于广大中国译者来说，则是一种时代的使命。

“翻译中国”的兴起是由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特有的文明史，以及今天我们面对的特殊国际环境所决定的。国际上有人需要了解中国，要跟中国交朋友、做生意，常来常往，自然有了解中国各个方面的需求。这种来自多渠道的了解需求随着中国的复兴变得越来越迫切，“翻译中国”自然成为一股潮流。

谁来担当“翻译中国”的重任

按照翻译界的规律和逻辑，人们最擅长的是把外语翻译成母语。一旦明白外语的意思，译者很容易找到恰当的母语再现外语的含义。所以，长期以来，中国翻译界形成了从事外译中的强大队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了巨大的实践成果。

而中译外应该是懂中文的外国译者的责任。的确，在19世纪就有在华西方传教士开始了中国古典作品的外译。就是在今天，也还是有许许多多外国学者辛苦地把中文翻译成外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自2014年出版发行以来，除中国自主翻译出版的8个外文语种外，其余20多个语种均由外国学者完成翻译的。

同时，我们也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从事中译外的外国学者人数极为有限，以至于那些翻译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的学者，至今尚无法完成第二卷的翻译，更顾不上翻译第三卷了。一本书就让外国译者忙不过来，更不要说浩如烟海的其他中文作品了。如今还有大量影视多媒体产品需要翻译。

此外，我们不喜欢看到又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由于文化社会背景的不同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外国译者也无法令人满意地完成中译外的重任。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近年发现有些外国译者故意曲解中文的原意，歪译或者恶译中文原文，以图达到在国际上丑化、污化中国的目的。如此，中译外的重担就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译者的肩上。

中国译者是“翻译中国”的主力军

中国译者生长在中国文化的土壤，生活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中文功底让他们对于中文的理解具有天然的优势，这就具备了在翻译过程中忠实传达中文原意的基础。广大译者的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让他们勇敢地挑起了“翻译中国”的重担。近些年，无论是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还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产品、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走出去”，中国译者都是响当当的主力军。

中国译者从事中译外，需要不断提高实践能力。中国译者的优势在于对中文的理解，需要特别注意能够“走得进去，跳得出来”，形成融通中外的译文。中国译者必须了解外国受众的思维和阅读习惯，做翻译时要设想外国受众的接受效果，要让外国人能够听得清楚、看得明白。他们对我们的译文是否会正面理解，还是会产生一大堆疑问？尤其是那些完全不懂中文，没有学习过中国历史，不了解中文文化，也没有来过中国的外国人是否能够理解我们的译文所要表达的信息？中国译者要避免“一翻了之”和想当然的做法。同时，必须看到，由于“翻译中国”是新世纪的新任务，来势猛，发展快，而传统的翻译教育又是以外译中为主，无论从人数和质量上都无法完全满足现实需求。国际通用语种英文翻译人才队伍规模相对而言比较大，锻炼机会多，在许多单位形成了合理的梯队。但是，非通用语种由于教育基础相对薄弱，人才储备机制不健全，大多数语种还没有形成有力应对当今需求的局面。以中国译者为主，不等于排斥外国译者。恰恰相反，最佳的翻译效果是中外结合。中国译者对原文的含义理解透彻，但外语再好，毕竟不如母语自如，中外结合是“翻译中国”的必备条件和质量保障。由于中国译者人数多，外国译者人数少，自然中国译者成为首译者的情况多。为了保障译文表达方式贴近外国受众的思维习惯，请外国译者或者语言专家进行润色是当前最为可行的办法。当然，有些文学作品，条件允许的话，由外国译者初译，效果可能更好。在培养中国译者的同时，也需要发掘和培养理解我国国情、热爱中译外的外国译者，不断壮大外国人的中译外队伍。构建“翻译中国”国家队十分迫切“翻译中国”既然是长期任务，就需要一支能够胜任的国家队伍。“翻译中国”内容广泛，需要译者内知国情，外晓世界。

使用好中译外人员，需要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关心。要让译者深刻理解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给他们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及时传达上级的指示。译者学好，才能翻好。

需要加大中青年高端翻译的培养力度。长期以来，外语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对外国文化的了解程度。这当然是打好外语基础不可或缺的措施。然而，时代的变化需要培养更多能够从事中译外的后备人才。这就要求在课程设置和实习实践方面适时作出调整。

谈到翻译专业教育，必然涉及翻译教师实践能力的提高。大多数情况下，教师的评审和晋升依据的是他们的学术研究能力，而不是翻译实践能力。传统的评价体系影响了教师参与翻译实践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实践型翻译教师数量的不足。

人才培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需要一整套有利于高校教师热爱翻译、参与翻译的体系，提高中译外人才的培养能力。只有大学教师的对外翻译实践能力提升了，参与翻译实践的荣誉感增强了，高校才有可能培育出更多的实践型中译外人才。

翻译国家队建设要求译者自身要强，新时代译者应该“胸怀祖国、政治坚定、业务精湛、融通中外、甘于奉献”。译者追求的是中国文化的有效外译，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自身职业素养的提高和专业化的水平。

增强社会对“翻译中国”的认知和支持中译外人才说到底是中国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力量。世界上有70多亿人口，真正懂中文的外国人则凤毛麟角。目前，中国的观念、中国的文化难以用中文进行有效的对外传播，外语是讲述中国故事的关键渠道。
首先需要尊重和恰当使用译者。不是所有的译者都喜欢或者擅长从事中译外。如果有中译外的任务，从一开始就应该选择能够胜任中译外的译者，而不是随意找个懂外文的人即可。译者不应该成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语言工具，而是国际传播的主力军。译者习惯于对原文提问题，不是他们偏爱挑刺，而是在话语转换过程中，需要追根问底，明白文字背后的真实含义，再考虑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才能构建起两种不同文字以及两种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各方应该帮助译者解答问题，提供他们架设沟通桥梁的工具。其次，建设国家翻译队伍需要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提供保障。中译外难度大于外译中，然而，事实上翻译报酬极为有限。翻译按照字数领取报酬，如果是出版物，还要等图书出版后才能领到报酬，这段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数年。做翻译时的生活成本低，等几年后领到报酬时，生活物价早已不同。翻译工作往往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很多翻译反映，仅靠翻译报酬难以体现自身价值。高端翻译看到其他领域的专业人才的收入，自然难以安心长期从事对外翻译。中译外队伍难以留住人才，大学翻译专业毕业生不愿意到中译外岗位就职，这种现象亟待改变。必须承认，中译外是一种特殊专业技能，高端中译外人才属于特殊人才，特殊人才自然需要特殊待遇。我们需要面对现实，制定对应政策，让翻译感受到从事这个行业的幸福感。新技术的出现大大方便了翻译产业化，是对人力不足的巨大补充。然而，在当前，人工智能翻译更多地用在外译中上。中译外任务中那些中国特色突出、保密性高、表述需要绝对准确的任务，尚无有效的翻译技术给予帮助。一方面要积极开发技术，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指望技术。人的因素、人的素质仍然是做好中译外的第一要素。培养和使用好中译外力量是全国的事情，而不是翻译界自己的事情，是关系到做好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大计。站在国家角度看，中译外强，则软实力强，国际传播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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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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