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离开清华！看着远去的背影，刘瑜评价：时代巨轮调头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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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间，秦晖老师放弃清华大学工作，而他的一些书已经从各大网上书店消失，当当、亚马逊、京东都没有了。为此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写过一篇该书书评《巨轮调头的时刻》，刊载南方周末旗下“弎聲”，与大家分享。

当秦晖先生试图给“文化的冲突”指出“制度的出路”时，对其难度，当然不可能没有认识。但是，“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是其知识分子深沉的天真。

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虽然专业背景是中国古代史，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使其“管道疏通”工作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史领域。从中国土地史到南非的城市化，从前苏东地区的私有化到中国当代的转型机制，秦晖先生总是能三下五除二，一方面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警惕矫枉过正，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

他的作品是其将知识梳理能力运用到清末民初史的一次尝试。表面而言，是一个大杂烩式的文集，综合了秦先生对清末到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分析与评价。仔细阅读，会发现“大杂烩”背后，有清晰的逻辑与层层递进的追问。

01

成功还是失败

追问的第一层，是辛亥革命到底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更确切地说，作为辛亥革命的成果——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的表现，到底有没有、有多少“成就”可言？

以往的看法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没有能发动群众，尤其是农民，导致革命成果被军阀们攫取，造成连年的军阀混战。这个逻辑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今天中国人看到“军阀混战”四个字，不用交代时间地点，往往会本能地联想到“北洋时期”。

对此，秦晖老师花了大量篇幅进行追问，并从经济、外交甚至政治几个角度做出分析。就经济而言，秦晖先生通过横向的国际比较以及纵向的历史比较，试图说明大陆时期的民国其实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成就。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人口史上罕见的“乱世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乱世往往伴随着人口剧减，幅度常常高达人口规模的一半左右，但是民国时期，除了抗战阶段，人口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乱世增长”。

更详细的论证，是在外交领域。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国始终被外敌——尤其是日、俄两国——虎视眈眈，尽管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背负着各种沉重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民国的各种军事和外交努力使得中国从义和团时期列强眼中的排外“怪兽”变成了二战结束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正确站队”，华盛顿会议开启的“废约修约”行动，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等等，使得中国作为一个所谓“半殖民地社会”部分“站起来了”。如果说还有没“站起来”的地方，应该说是苏俄通过雅尔塔体系给中国主权投下的长长阴影，从东北到蒙古，再到新疆，这道阴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才慢慢消退——其中一些则成了永久的伤疤。

即使是政治上，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失败了。清末民初的各种乱象，在秦晖先生看来，是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中的一个周期。民初的军阀割据与混战，某种意义上来看，和东汉末年、晚唐、北朝后期军阀混战的机制类似，与其说都是“军阀”的罪过，不如说是积重难返的王朝巨轮转身时掀起的风浪。事实上，相比历史上人口动辄减半的周期性灾难，民初的这一次转身的“水花”已经压得很低了。

1945年6月，在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中华民国派出了以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图为代表团成员、驻英大使顾维钧在会议上发言。

02

启蒙为何失败

这就引出了的第二层追问：清末民初的启蒙为什么失败？

在分析“什么原因”之前，秦晖先生花费了相当笔墨分析“不是什么原因”。一种常见的观点，也是保守主义者常常持有的观点，就是“革命过于激进论”。根据这种观点，如果清末民初中国人选择了“改良”而不是“革命”，采取了君主立宪而非共和革命，也许后面的悲剧能够得以避免。

对这种观点，秦晖先生表达了不同意见。历史上的“君主立宪”大多发生在“封建主义”的历史传统中（比如西北欧各国），而官僚集权型专制（比如俄罗斯、奥斯曼、中国）往往只有依靠革命才能挣脱其深厚的专制体制。也就是说，不是“革命过于激进”导致了转型失败，而是转型僵局导致了“激进革命”。更何况，如果以变革是否暴力来区分激进与否，那么革命未必激进，而改良未必温和——辛亥革命本身流血并不多，而确立“君主立宪”的日本明治维新则伴随着相当规模的暴力战争。

另一种常见的看法，是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这是对启蒙失败的民族主义解释。根据这个观点，由于帝国主义的威胁，尤其是日本的入侵，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从而压倒了新文化时期的启蒙精神。秦晖先生同样质疑了这种看法。在他看来，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一种启蒙”压倒了“另一种启蒙”，确切地说，“日式启蒙”（国家主义）压倒了“西式启蒙”（民主主义）。时间上来说，也不是抗日时期的民族主义压倒了新文化时期的启蒙，而是新文化时期的“日式启蒙”压倒了清末的“西式启蒙”。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高涨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衰败的原因，不如说是其后果。

什么叫“日式启蒙”，什么叫“西式启蒙”？用秦晖先生的语言体系来说，“日式启蒙”就是个人打破小共同体（家庭、社区、社团、亲缘关系等等）的束缚，但是投入到“国家主义”的大共同体怀抱当中——这种“六亲不认”的个人主义表面上是一种个性解放，实际上成为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共谋。而“西式启蒙”，则是一种以大共同体（国家、政府、皇帝）为主要抗争对象的个人主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生长出真正的宪制精神以及宪制主义赖以生存的民间组织资源。

秦晖说，清末民初，由于大量知识分子留学日本，他们深受“日式个人主义”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冲破“礼教束缚”，积极反对小共同体意识强烈的“儒家”，却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投奔了国家主义。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清末的“反法”到民初的“反儒”，构成了历史的倒退。

以小共同体精神的萎缩、大共同体精神的张扬来解释中国启蒙的失败，秦晖先生这方面的分析力透纸背，可以说道出了启蒙凋零的核心机制。不过，这种危险倾向的来源是日本还是“本地土特产”，则可以争议。毕竟，中国自身这种“扬大共同体、抑小共同体”的传统“源远流长”，从商鞅、韩非时代就已经登峰造极，恐怕无需“引进外资”。儒家思想（秦晖笔下的“古儒”）被法家狙击或吸纳，也不是从新文化时期开始，而是中国历史的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

03

逃离历史的“诅咒”

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可以这样总结秦晖先生的观点：从文化回到制度。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末民初这100年左右，知识分子们把太多精力花费在“中西文化之辩”上了，对此，秦晖先生曾经精辟地总结：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你爱打篮球我爱打乒乓球，游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不能说乒乓球还是篮球更“优越”，但是游戏规则却有优劣——如果一个游戏规则只让一方有发球权、让裁判同时担任运动员、让一方六个人上场另一方三个人上场，不管用在篮球还是乒乓球上，显然这是一个劣等的游戏规则。

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在辨析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显然，太平天国引入“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而义和团狂热地排外反基督教，两者似乎构成文化的两极。然而，看似两极化的文化选择，其实共生在“秦制”的制度框架中。太平天国在基督教的外衣下，藏着法家“焚书坑儒”的灵魂，而义和团似乎披着捍卫本土文化的外衣，却难逃“跪着造反”的跪姿。也就是说，任何文化，如果不能摆脱传统的专制框架，都不大可能有自由生长、各美其美的空间。即使是所谓“古儒” “真儒”，也只有摆脱了“法儒”“伪儒”，才可能恢复其被抑制的优雅与舒展。

显然，如果文化包括关于公共生活如何组织的政治理念，而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偏好的生活理念，那么，“制度有高下”必然推导出“文化有高下” ——那种尊重“底线自由”的政治文化观念“高于”那种蔑视这一“底线自由”的文化观念，那种认为裁判不能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高于”那种认为裁判可以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

指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知识分子追求“共同的底线”固然很重要，但是从政治上而言，“秦制”爱好者和“周制”爱好者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底线。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冲突中理性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所谓“制度底线”的前提是一定的“文化共识”（至少是“政治文化共识”）。

建设这种“政治文化的共识”，或许正是知识分子所能着力之处。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理性的边界——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政治地”解决，另一方面，仍然倾尽全力去构筑公共理性。当秦晖先生试图给“文化的冲突”指出“制度的出路”时，对其难度，当然不可能没有认识。

但是，“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是其知识分子深沉的天真。韦伯曾说：政治是对硬木强劲而缓慢的击打……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证实一点，除非一个人试图抵达“不可能的世界”，他将无法实现“可能的世界”。秦晖先生所坚守的，或许正是这种在“不可能”面前不断开拓“可能”的勇气。

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

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

◎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政”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

◎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

◎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

他是典型的“π”型的学者，从中国古代历史一路走来，辐射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以社会史和经济史两条理路为基本支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转型的全景式思考。

虽然秦晖老师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

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

秦晖老师的作品本本经典，值得反复阅读，但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我们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其中，《传统十论》已经再版了14次，每次再版都迅速售罄，本次还增加了秦晖老师最新的有趣“点子”。

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秦晖作品集库存所剩不多，十分珍贵，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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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曾被誉为“中国最出色的时事评论者”。

作家林达夫妇：“总是读完一篇就等着刘瑜下一篇文章出来”。

不过，她曾一度消失于公众视野，却并非如很多人传言的“放弃了战斗”，而是将时间“攒了出来，为社会提供更系统的知识”、“一个更正确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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