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父母找工作的年轻人
撰文 | 石雨菡
编辑 | 马 路
少子化、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低龄老年人”就业被单独划分出来，以寄予解决未来劳动力不足、提前演练延迟退休政策的希望。但事实上，在个人能力、企业偏好、社会包容性等因素的影响下，低龄老年人的就业选择权并不多。
而当年轻人开始为父母操心找工作的事情时，就业与养老的双重焦虑，也一并压在了头上。
#01
退不了的休
“姑娘，我没有工作可怎么办呀。”今年端午假期，好不容易回到桂林休假的柯蕊，耳边传来母亲阵阵祥林嫂般的念叨。
念叨的背后是母亲的焦虑。每天晚上，母亲总在想29岁的女儿什么时候能结婚，想还在读大学的儿子未来要找什么工作、何时结婚，最后想到自己失业没有收入，然后彻夜难眠。
柯蕊父母住在桂林乡下。八年前他们把家里的土地承包给了果商，老两口则为老板看管果园。然而这几年砂糖橘行情不好，老板亏了一百多万后，在今年3月直接把果园的树都砍了。柯蕊父母自此成了无业游民。
柯蕊理解母亲的急切，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村里人都是这样，根本没有退休的概念。除非我和我弟谁生了一个孩子需要帮忙照顾，他们才会甘愿停止工作。”过早退休赋闲在家，在柯蕊家乡反而是不正常的。
柯蕊也怕父母闲出病来。尤其是父亲，相较母亲操心一切事，父亲觉得儿女都考上了大学，自己的人生任务便完成了大半。打牌、熬夜、抽烟，父亲过得惬意，但养成的坏习惯也让柯蕊颇为忧心。
为了给最为心急的母亲找工作，打招聘电话、托熟人问话，柯蕊把所有能问的渠道都用了，还是没有合适的。
至于58同城、boss直聘这样的线上渠道，柯蕊也考虑过，但“常规的招聘平台大都要求50周岁以内，而且岗位大多集中在城市里，精准到村里的就业信息很少。”
同样对着招聘平台“发疯”的还有刘钊。28岁的刘钊在北京工作，刚经历一波裁员的他不仅要为自己谋职，还得时常关注适合母亲的就业信息。
母亲自今年3月正式退休后就开始着急生计问题，过去几个月里刘钊也和柯蕊一样到处打听。
比柯蕊幸运的是，刘钊家乡在山东四线城市城区，线上找到过几个酒店或餐饮的保洁工作。然而母亲去“面试”后都失败了，被拒绝的理由是“年龄偏大，可能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即使他们的招聘信息里并没有写明年龄限制，而刘钊母亲今年也不过53岁。
刘钊对于母亲被拒绝并不意外。性格内向、脑袋不够活络是其一，最关键的是，母亲此前在工厂工作多年，常年站立留下了腿脚上的毛病。“走路一瘸一拐的，可能还是被‘嫌弃’了吧。”刘钊有点无奈。
给父母找工作这事，可能真不是孤例，这一点柯蕊比谁都有发言权。就在端午休假期间，柯蕊在小红书上发了一条讲述父母工作难找的笔记，一个晚上阅读量就超过了60万，评论里咨询柯蕊去哪里给父母找工作的网友比比皆是。
但同时，这条笔记下占据热评的却是另一种声音——
“真狠心，父母都五十多了还要被压榨去工作。”“五十多还不养老吗，我打算五十岁退休不会被骂吧。”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大啊。”柯蕊感叹着。
#02
走不出的过去
在刘钊眼里，为母亲找工作，可能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真正尽孝。这种孝心与定期往家里打钱完全不同，找工作时刘钊才真正试着站在母亲的角度上思考问题，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刘钊的母亲16岁进厂，从事“三班倒”的体力工作。刘钊始终记得，每个早上母亲夜班回来后惨白的脸和空洞的眼神。工作需要常年站立，母亲不仅患上静脉曲张，右腿膝盖反复疼痛，走路也摇摆了起来。但就是这样一份工作，刘钊母亲坚持了近四十年，常年全勤。
今年年初，工厂里终于招到了几个四十多岁的“新人”，刘钊的母亲被领导劝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刘钊心里反倒是欣喜的，“我妈终于不用那么累了”。
再听到母亲想要工作的想法，恰逢刘钊被裁员。刘钊本不想告诉母亲工作上的不如意，但还是在一次谈话里说漏了嘴。
“当时她没多说什么，只是安慰我工作没了可以再找。没几天之后她突然问我能不能帮她看看招聘信息，我知道我妈肯定心急了。”
一开始，刘钊对帮母亲找工作这件事并不上心，他想借此打消母亲再就业的想法。但没想到，母亲一边求助他，一边自己骑车在家周围到处打听。前几天刘钊回家时发现，母亲晒黑了不少。
据刘钊母亲说，她陆续在不同超市做了几天超市理货员的工作，可以不用和别人交流，符合她的性格。但最后要么因为年龄被拒绝，要么觉得累没有坚持下来。
因年龄大被拒，刘钊早已有心理准备，毕竟连年轻人都有35岁这个求职门槛。刘钊震惊的是母亲觉得累这件事——和厂里常年熬夜相比，按时上下班的超市工作怎么会让母亲更无法接受呢？
在一次与母亲的长谈中，刘钊得到了解答。长期以来，工厂里的流水线工作，已经让母亲对外界的感知变得迟钝，也很难再适应新的工作方式和人。母亲的无法接受更多是心理上的这种陌生感。
“越是不挣钱的工作，人际关系越复杂。这也是我妈悟出来的道理。”刘钊说。
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柯蕊母亲身上。管理果园之前，柯蕊父母一直在家里搞养殖，前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始终待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
柯蕊眼中，外面的工作都比父母之前从事的职业更轻松。尤其当柯蕊想到炎炎酷暑，工作一整天后母亲浑身湿透，桶鞋里灌满汗水的画面，这种想法便更加笃定。
然而，在找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母亲一边尝试走出土地，一边却表现出对家里的不舍。她对柯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家里工作更自由，没有人管你。
“但其实之前管理果园时，她也会自觉做满8小时。她总是认‘死理’。”柯蕊苦笑着说。
#03
消失的选择权
像柯蕊和刘钊父母这样的人，这几年社会上有一个形容他们的新词，叫“低龄老年人”。指的是那些年龄在70岁以下，突然完全闲下来，但还有参与社会工作的需求的人。
长期以来，年轻人是社会活动、舆论场的主体，所以市场下行之下，年轻人的就业率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而老年人由于“性格稳重”，发声机会少，从而成为了隐形的失业人群。
数据统计显示，我国超六成低龄老人仍然有就业意愿。他们的就业需求同样需要被满足。
这种需求更多是被动的。拿柯蕊的例子来说，父母以务农为生，缺乏养老思维。他们退休后的生计保障主要依靠新农合，60岁后每个月拿100多元，完全无法覆盖日常开销。而以刘钊的例子来看，硕士毕业的他还没有扎稳脚跟便遇上工作不稳，同时又是独生子，家庭经济压力可见一斑。
“有闲没钱”可能是大多数低龄老年人的现状。此前，已有专家公开表示应该建立“自愿原则下的延迟退休”，开拓老年人就业市场，以缓解生育率低下、未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但问题在于，当老人愿意走出圈子、抛弃此前三四十年的工作方式，重新寻找工作时，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却少之又少。年龄，以及社会对老人的包容性依旧掣肘着他们的就业。
柯蕊曾根据网友的建议，列了一份适合母亲的工作清单，包括保安、保洁、开店、陪护等九大类。看似可以尝试的工作很多，但结合母亲文化程度、识路能力、工作经验、经济情况、身体情况等因素，到头来能做的工作寥寥无几。
父母不愿拖累子女、有继续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而子女又不愿勉强父母，自然附加了更多的条件限制。种种约束之下，小红书上网友却说柯蕊“眼高手低”，这让柯蕊有些委屈。
如今刘钊的母亲已经在家附近的一间超市安定下来，每月2200元，全年无休，雇佣关系只依赖口头约定，没有合同保障。刘钊说，母亲和另一位60岁的阿姨入职后被安排到了蔬果区，原因是早上卸车搬货的活较累，没有人愿意做。
母亲找到了工作，刘钊却自顾不暇。继续投简历的过程中，二本毕业、经验不足、年近30岁，他一再感受到与母亲一样的、来自社会的审视目光。
最近的一次面试前，刘钊母亲发来了一条语音：儿子，祝你面试顺利，实在不行就回家来。刘钊抬眼盯着一起群面的人看了很久。“老了之后，我会不会还是要和这群人抢工作呢？”这个想法冒出来的时候，刘钊不禁打了个寒颤。
两代人的忧虑，此刻凝结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