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复制：一个高校老师看见的精英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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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陈晓妍
青年教师姜以琳用7年的时间，访谈跟踪了28名来自排名北京前十中学的学生，受访者无一不是精英家庭。这些孩子们有着相似的成长轨迹：从顶尖中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毕业后在大型跨国公司工作或创业，成为未来的世界英才。
#01
地理课堂上一阵骚动。老师在讲一道关于“厦深铁路是如何修建的”考试题目，她跟学生解释，铁路轨道之所以往内陆移动，出于军事安全考虑。
“这个解释太牵强了，”一个坐在教室前排，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大声打断老师：“它只往里移动了一公里。”
“应该像另外一条铁路一样，移动得更远。”另一个女孩附和。
老师还想说点什么，没等开口，坐在教室最里面的学生大鹏抬起头打断她：“让我来吧，我可以解释得更清楚。” 老师愣了一下，有点不知所措，随后放下手中的粉笔。
同学们都安静地盯着大鹏。他起身走到黑板前，毫不客气地擦掉地理老师写的内容，就像一位老师在否定学生的错误答案。大鹏随即画了一张海岸线地图，给同学们讲课：“这条铁路很早就设计好了，但在开始修建之前，其他相交的铁路就已经建成了.....其实是社会经济原因导致地铁建设的变化。”
地理老师绷着脸，面无表情但看上去有点紧张。她无奈点了点头，用英语说了句谢谢。
图| 一所中学的教室内部
姜以琳在著作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学神：中国精英教育现场一手观察》）中，记录了他们相似的成长轨迹：从顶尖中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毕业后在大型跨国公司工作或创业，成为未来的世界精英。
如何描述这些学生？天才、聪明，是姜以琳听到过频次最高的词汇。
一位中学老师笑着跟姜以琳解释大鹏的这类行为：“我们的学生非常聪明，他们会在课堂上证明你是错的。”甚至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做“把老师挂黑板上”。这种鼓励学生挑战老师的做法，在以应试教育为主的中小学教育里是罕见的。
“我们比别人优秀得多。”
“你们未来可以改变世界。”
“你们都有当总理的潜质。”
在学校里，老师常会这样告诉学生，似乎算不上表扬，只是阐述事实。做研究时，一位副校长指着路过的学生告诉姜以琳：“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其他学校都认为我们的学生是天才。”
一位老师曾对着全班同学说：“我们班的平均分，应该是满分。”听到这句话时，只有姜以琳惊讶得瞪大了眼，她转头扫了一眼其他的学生，发现所有人脸上都没有表情，像是对老师的默认。
几个学生曾议论起学校里高考失利的差生，一个女孩叹了口气：“这很悲哀，但也在意料之中。”那些“差生们”上不了北大清华，也去不了外国名校，最后“只能被省重点大学录取”。
在这场田野调查中，姜以琳接触了28个学生，他们全都来自高收入家庭。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比城市收入前10%的人群，还要高出 2倍以上，比北京公务员高出四倍。当然，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收入。一些有钱人家的“灰色收入”，可能比报税收入更高。他们拥有北京的户口，以及两套以上的房产。很多家长都是高学历人士，不少人还是清华北大的校友。一对夫妻中，至少有一位是企业高管或者高级技术人员。
姜以琳调研的五所中学里，有一所位于北京海淀区，每到放学时间，校门就会停满接送孩子的黑色豪车。旧时这些中学专门为政府高级官员、军队高级干部的后代服务，一个世纪过去，虽然选拔方式变成了考试成绩，但绝大部分学生依然来自富裕或有权势的家庭。刚开始，姜以琳还想在这些中学里，研究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差异，后来她才发现几乎找不到工人或者是农民的学生。
这让姜以琳想起，本科期间，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交换生的经历。同学们大多都是美国的有钱人。有时候会听别人提起，某个同学家里是billionaire，亿万富翁，一种她根本没什么概念的财富水平。她住过美国室友家的豪华住宅，室友家的每个人都拥有一辆跑车。
姜以琳来自中国台湾一个小康家庭，父母都是当地一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家境不差，却也算不上富裕优渥。本科毕业后，她考上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研究所，那是需要自费的硕士学程，因为留学费用，她差点跟这所学校失之交臂。最后，掏空父母和爷爷奶奶两代人的积蓄，并动用哥哥的奖学金才勉强凑够了留学费用。
作为一名社会学博士，姜以琳读过不少西方教育社会学的经典书籍。她的亲身经历和知识系统告诉她，“世界上很多名校都是这样，就算是看分数，（录取的学生）绝对都是以精英为主。”西方的著作，描写的全都是外国精英学生。但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教育体系看似更公平的东方。
她想用自己的研究，探寻东亚社会的答案：为什么最聪明的“天才学生”大多从有钱人家来？为何这些占据一流资源的学校，背离了用教育消弭阶层差距的传统使命，成了精英复制下一代精英的培育皿。
#02
早在做社科研究之前，姜以琳就隐隐感受过阶层的差异。
高中时，姜以琳在台湾一所公立学校上学，学校里既有富裕人家的孩子，也有普通的工人家庭。来自高知双职工家庭的姜以琳，在学校里处于中层，卡在“台湾的有钱人”和底层工薪家庭之间。班里开家长会，姜以琳是负责登记的学生，家长签到表上，工人家庭的父母那一栏，常常是空白的。“我的爸爸妈妈随时都可以来家长会，他们的爸妈根本不可以请假。”
姜以琳在一个知识型的家庭中长大，学习永远是优先级最高的事。不管以后挣不挣钱，读书都是根本。“就算小时候成绩不好，也从来不知道我可以不念书。”
她继承了父母的文化资本。大学的志愿表，是妈妈坐在沙发看着姜以琳填下去的。她会告诉女儿，这个科系跟那个科系有什么区别，哪个科系她上过课，读起来最有趣。姜以琳大学时碰到不懂的学科问题，也会直接跟妈妈讨论。
父母的社交圈子都是研究人员，姜以琳从小就在学术界耳濡目染，知道什么是学界更看重的选题，做什么研究才能拿高分。而这些，其他普通家庭的孩子很难获得。姜以琳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
而姜以琳的调研对象，这些高收入精英家庭的孩子，似乎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绝大部分学生来自相似的阶层。问及家庭是否提供了什么帮助，学生们的答案如出一辙：“父母基本没出什么力。”“考大学是自己的事，别人很难帮得上忙。”
父母们很配合地，为自己“没做过什么”而自责。比如Claire的母亲。Claire是学校里的明星学生，后来被耶鲁大学录取。她的父亲从内蒙古小村庄考到北京来，她则不负家族的期望，从北京走向世界。
Claire的母亲是一个有博士学位的医生，管理着一个助理团队。陈医生形容自己是个局外人，“什么也没为她做”，“一切都是她自己做的”。
聊到一半，陈医生接到了女儿带来的电话，Claire按照学校的要求，需要制作一个大海报。陈医生安排给自己的博士生，几个人很快一起印出来一个人形大小的海报。但事后姜以琳再次问起，没人记得，也没人觉得这算什么值得说的事。
Robert的爸爸郭先生，则悄悄为儿子早早铺好了留学路。他是一家企业的高管，说话温声细语。仅仅是姜以琳了解到的一项收入，每年就超过了100万。跟Claire不一样，Robert是个“学渣气质一览无遗”的孩子。在读书还是打电玩之间，他认真做了个权衡，“读书的好处是成绩变好，但打电玩心情会变好”，他得出结论，“还是心情好比较重要”。
郭先生很早就发现这个孩子并不像他。郭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的高材生，当年在四川全省的四十多万高考考生中，他考了前五十名。可儿子没能继承他的优势，按照Robert的成绩，他极有可能考上一所不那么知名的大学。
郭先生早早放弃了高考，但他并没有直接安排儿子留学。作为一个金融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他还在计划里纳入了“买家心理预期”。考虑到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孩子极有可能故意与父母作对。于是，郭先生只给他报了一个参观美国大学的暑期交流旅行，从东海岸游历到西海岸，试图勾起儿子的兴趣。果不其然，15天的旅行结束，儿子从此“一心想去美国”。
为了让Robert认为出国留学是自己的独立选择，郭先生刚开始还要策略性地不同意，假装是被儿子说服的，尽管一切都在朝他预设的方向发展。Robert跟父亲聘请的留学中介合作，最后申请了父亲满意的华盛顿大学。
Robert对父亲的引导浑然不觉。他总结父亲对他考大学的影响：“我和我爸讨论过大学和专业方向。”仅此而已，“他们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孩子们向外人宣告家庭的退场，好像家庭的财富、地位，权力，不曾在教育上起到过关键作用。
姜以琳在书里算过一笔细账，精英家庭如果准备送孩子留学，那么他们每年的明细开支包括：国际部学费每年约九到十万、补习班两三万、私人家教每节课七八百。学生们还需要到香港或新加坡参加多达五次的考试，家长们要承担机票、酒店房间和报名费。
有的家长会帮子女搞定一些特殊的身份，这能在高考中加 5 分。申请外国大学，需要增加孩子的影响力，家长还会请校长写推荐信，即使校长并不认识孩子。或者将孩子的文章出版成书，让校长写序。
与老师打好关系也很重要。精英中学里的老师，有些是往年高考的出题人。“三好学生”的名额也在老师们手上，能为高考增加20～30分。如果想出国，也可以拜托老师写推荐信。大牌护肤品、苹果手表，都是送给老师们的常见礼物。老师们办公室里的名贵茶叶，更是多得喝不完。精英家庭的学生们，不会因为拿不出体面的礼物而发愁。
这也是姜以琳想在书里展示的一点：特权从来不以特权本来的面目出现，精英的培育方式，让这些孩子相信，自己是靠着勤奋和天赋赢得了一切。并且让未来产生的阶层分化，看上去那么地自然、合理。
#03
调研时，姜以琳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很多北京精英家庭眼里，能称得上“一流”的，只有清华、北大两所大学，“连复旦他们都看不上”。
姜以琳在北京西郊那所中学的国际部，见到过一副巨型世界地图，在上面标出了学生们的目标——麻省理工、斯坦福、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剑桥、牛津等16所大学。
这些家庭的父母都有一个共性，会鼓励孩子心无旁骛地追求最高的目标，排名靠后的不行，会导致身份地位向下流动的也不要。不为目标之外的任何事情发愁。
“这是一种精英的态度。”姜以琳说。她想起在国外读博时，一位来自东亚的老师也曾问过她，毕业后的规划时什么。姜以琳像大多数人一样，准备了plan A、B、C、D，分别是最好的、较次的，普通的，最差的。
老师打断她：“你不能这样，先把B、C、D都去掉，如果A失败了，我们再来想办法。”姜以琳后来才意识到，那位博班老师，采取的就是精英式的训练方法。
“什么心无旁骛，怎么可能，我超怕失败的。”姜以琳笑着说。对她而言，自从差点因为学费没法读研之后，她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的人生没有“安全网”。稍有不慎，随时可能从轨道上脱离。
图| 姜以琳在办公室
在姜以琳接触的精英学生身上，却看不到这种普通人的保守。普通玩家与顶级玩家之间的区别在于，如果走错一步，普通人面临出局，顶级玩家的牌面上则写着“再来一次”。
高三那年，高材生刘浴朗遇到了大麻烦。2014年，在奥数开赛前两个月，政策突然调整，宣布奥数比赛获奖者，将不再获得高考保送资格。得知这个消息时，浴朗已经为此准备了两年，牺牲了高考复习的时间。在这种打击下，她在竞赛中失利了。
浴朗付出的远不止如此。高二时，她的母亲打听到，全市最好的金牌奥数教练都在这所北京西郊的中学，她才让女儿转学过来，为她谋一个保送清华的机会。母亲的情报不会出错，她是清华大学的校友，也是一间报社的编辑。
浴朗只能离开自己熟识的朋友圈，来到这所陌生中学。一开始住校时，浴朗很不习惯，天天哭着打电话回家。直到第二个月，她照常诉苦，电话那头却传来妈妈的训斥：“你够了吧？”从那个时候她就知道，不能再哭了，得自己想办法。近一年的时间里，她都没有交到过什么朋友。
奥数竞赛失败的消息，就像一声尖锐的警鸣，促使这位母亲应声而起，投入警戒状态。连续两周，浴朗的奥数教练孙老师，每天都会接到这位母亲打来的电话，请他帮助自己的女儿。
孙老师对这对母女没有什么好感。学奥数只是为了保送资格，在孙老师看来，这种行为太过功利。但两周过去，浴朗母亲的电话让他“完全受不了，真的快要崩溃了”。他只好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北大为奥数落选者举办了一个冬令营，如果通过结业考试，或许可以获得加分。
在孙老师的推荐下，浴朗参加了那个冬令营，但没有通过结业考试。情急之下，浴朗的妈妈再次联系了孙老师。孙老师又告知她一个内幕消息，两周之后，清华也办了类似的冬令营。这一次，浴朗报名并通过了结业考试，为她的高考拿下60分加分。
后来，浴朗的高考成绩低于清华大学的分数线，但在加分之后，她还是和年轻时的母亲一样，顺利被清华大学录取。这个特殊的游戏规则，姜以琳采访的其他学生从没听说过，甚至其他奥数教练也仿佛并不知情。浴朗的妈妈，给自己的孩子打出一张出人意料的牌。
类似的经历，在另一个学生文斌身上也出现过。文斌本想本科毕业后直接申请国外的博士，却没有成功。父亲决定插手，帮儿子规划新一轮的申请。除了儿子想读的博士，他还额外申请了三所学校的硕士，作为后路。后来，文斌的申博再次失败，但这一次，他掉进了父亲提前编织好的安全网里——他的硕士通过了。两年硕士课程，花了家里七八十万。
在这个故事中，最让人诧异的是，文斌爸爸以前从未出国留过学，也不懂怎么申请国外的学校。但他却能在儿子失利时，迅速判断局势，手把手指导文斌。
姜以琳解释，像文斌、浴朗的父母，都是报社里有编制的成员，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资深媒体人，他们有极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识读能力，擅长在海量、繁杂的信息中翻找最重要的那部分。
文斌的爸爸还找过不少同事，他们的孩子都有出国留学的成功经验。这些人脉成了临时的智囊团。于是，在短时间内，文斌爸爸就摸清了国外入学委员会在招收学生方面的喜好。
而普通人的孩子要想爬到同样的位置，“真的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一次失足都不可以”。姜以琳访问过一名来自江西普通家庭，复旦毕业后去芝加哥大学读博的学生。在他高考之前，父母把拉煤用的煤车都准备好了，要么考上名校，要么回家拉煤。
#04
几年时间过去，姜以琳接触的学生们，都如愿过上了他们预期内的生活。
一个女孩从牛津大学毕业后留在了英国，在好几年前，她的收入就达到了英国的前5%。阿什利毕业于剑桥大学，在瑞士一家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工作，起薪10万美金。刚待了一年后，她就跳槽到一家日本公司，工资也比以前高出不少。
另一个女孩跟姜以琳吐槽，自己找的工作起薪才14万美金，“老板根本是在剥削我！”
“什么学生刚毕业就有14万美金，还不包含红利？”姜以琳开玩笑地说，如果是刚毕业的自己，“给我个零头我就去了。”
她跟另一名学生向祖在北京海淀的一家餐馆见了面。向祖是一名工程学博士生，在一家美国汽车和一家能源公司担任兼职顾问。虽然刚毕业不久，但说话的语气成熟而坚定。餐馆就在向祖公司附近，人来人往，向祖大声批评自己的老板“很邪恶”，因为他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对环境有害的产品，加剧了全球社会的不平等。
他不喜欢公司的产品，干脆买了一辆竞争对手品牌的车，每天开到公司上班。向祖跟公司高层反映了情况。他觉得自己可以比老板做得更好，计划着创办自己的企业，打垮公司，占据国际市场。
和文章开头那位“把老师挂黑板上”的学生一样，向祖也习惯了公开质疑权威，“把上级挂黑板上”。在这些学生身上，明显还留着过去校园精英教育留下的影子。
以前那个会靠在姜以琳身上聊梦想的女孩特蕾西，后来成为香港一家知名投资银行的交易员。姜以琳在北京中心一个繁华的商业区，见到了回大陆度假的她。特蕾西戴着一副墨镜，穿着从国外淘来的名牌包包和鞋子，两个人闲逛时，特蕾西走进了一家茶叶店，准备给她的上司们挑礼物。就像在中学时，给她的老师们送礼一样。
她告诉姜以琳：“我的上司们都很喜欢我。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呢？我这么好的员工！”几年前，她也曾用一模一样的话描述她和老师们的关系，“老师都喜欢我。有什么理由不喜欢我呢？我这么好的学生。”
在那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学，每周都有一两次“校长时间”，校长会邀请那些对学校有意见的学生聊天，听取他们的建议。小到厕所的卫生、学校的学习氛围，大到校庆能不能邀请马戏团，租个过山车设备进校，这样的要求，校长几乎都会采纳。得到权威人士的认可，让有权势的大人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是精英教育中的一环。
在这种环境下，学生们天然有着更强的自信和权利意识。比如，享受老师随叫随到的服务。特蕾西高三那年，想申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需要递交文书材料。在申请截止的几个小时前，特蕾西突然感到焦虑，临时决定再改一版申请书。晚上十点多，她给即将准备上床睡觉的辅导员打了一通电话，让他帮忙在一个小时内，再做一轮修改。要知道，那是辅导员最忙的申请季。很多普通学生想跟辅导员见面咨询，都要提前几周预约。
在这群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孩子来说，世界就是一个任我调动、任我驰骋的后花园。在一次采访中，姜以琳提到精英学生的“我值得”的信念感：“他们相信，我就值得被这么好地对待，我就值得拿到这么多的资源。”
Tony毕业后，在纽约一家金融公司工作。生日时，他在皇后区的大楼楼顶办了一场派对。有二十几个朋友、同事来为他庆生。有一个朋友是当天下午才从波士顿坐火车赶来的，第二天清早，就要匆匆回去公司开会。而他的同事们，前一天刚刚结束了两周的工作集训，每个人都很疲惫。但他从没想到过会有人拒绝他的邀请。
如果单看就业，在姜以琳调查的28个学生中，只有一位貌似偏离了主流的精英道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诗盈，从事公益事业工作。她的收入，远远低于在金融行业工作同学。
姜以琳很快纠正了这种看法。诗盈结了婚，在地位体系坐标上，不单要考虑她个人，还要纳入她的家庭。诗盈的丈夫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不久前成立了一家公司。如果未来企业发展足够壮大，公益事业可以是精英式的形象公关。
姜以琳的调研在2019年结项。如今已经过去四年，当初那些会挽着她的手在学校里散步，叫她“姐姐”的孩子们，已经变成了快30岁的世界精英。姜以琳明显感受到，校园生活，是她和这些学生们生活轨迹的一个短暂交点。如果现在再让她去融入这群人的生活，会变得非常困难。
有一个孩子在聚餐时，提到过自己在芝加哥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光是公司的名字，姜以琳听了六遍，都没弄懂。最后她回到家，找到访谈录音，根据读音在网上找，最后让受访者拼出整个公司名称才查到。
“我是学二代，他们可能是商二代，”姜以琳说：“他们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懂，我们对彼此现在生活的理解太过于缺乏。”
姜以琳和这群学生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是某种社会层次隔膜的佐证。两条相交线朝不同的轨道疾驰而去，这些孩子，正在奔向她难以想象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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