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丽：乡贤与家国理性——新时代爱故乡的力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礼记·中庸》

编者按  

本文为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编著出版书籍《新时代乡贤》的导论。从2018年策划出版《新时代乡贤》开始，我们邀请了何慧丽老师担任书籍主编，在指导我们对案例进行分类提炼的同时，何慧丽老师带领她的10余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们，一起参与到了《新时代乡贤》的研究和案例分析中，通过半年的努力，《新时代乡贤》完整地呈现在了大家面前。

从今天开始，“爱故乡行动”公众号将连续推送《新时代乡贤》中由何慧丽老师及其学生团队完成的六篇理论论述文章，分别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对爱故乡实践行动从乡土文化、民艺传承、大众教育、生态家园、乡村经济五个方面进行阐释，分析其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感谢何慧丽老师及其学生团队对爱故乡的支持。

作者简介

 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2007年获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2008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农林管理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农民组织建设研究。曾挂职河南省兰考县副县长、县委常委、开封市市长助理等职务，期间积极推动了豫东地区的当代新乡村建设试验。2013年，发起成立河南灵宝弘农书院，开始推动豫西的乡村建设试验。在《开放时代》、《马克思主义与发现》、《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教学领域：经济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研究方向：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农民合作与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当代中国的乡贤群体及其事迹现象的出现，一定是有其根本渊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的；一定是以解决宏观结构性社会问题为导向并有着现实使命及其发展机理的；同时，也一定是有着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话语建构的价值的。新时代的中国乡贤群体，欲呼之、磅礴应然……
这本书是用无数人的鲜活生命铸就的，而不只是用笔写成的。新时代的乡贤，其传统渊源如何理解？近代史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如何理解？新时代的乡贤群体，面临什么样的时代使命和发展问题？如何从全球视角来看新时代乡贤的时代价值？我们在新时代将如何传承乡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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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乡贤及其家国情怀

（一）中国乡贤的历史渊源

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祭祀先贤的文化活动。秦汉之后，乡贤文化建设渐渐进入自觉阶段，形成了包括书写乡贤、祭祀乡贤、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一整套乡贤文化体系。西汉时期，汉高祖所定的“三老”制度[1]可算是官方自觉开展的最早的乡贤文化建设。东汉时期，最早出现了“乡贤”一词，国家将其作为一种荣誉称号，表彰有作为的去世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宋代之后，随着士族门阀制度被彻底打破，科举制度和书院又兴盛发展，士大夫阶层作为知识分子范畴意义上的“士”阶层逐渐壮大，他们萌生出了一种“担负着天下的重任”的“自觉的精神”[2]；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一些致仕回乡的士大夫开始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此为中国“士”阶层与乡村发生紧密关系的肇始。当时范仲淹在家乡苏州设立义庄，在宗族内进行慈善救助；吕大钧为家乡蓝田制定了《吕氏乡约》[3]，规范乡民的修身齐家交友的道德修养与婚丧嫁娶等社会活动。到了明清两代，随着乡村基层自治制度的完善，以“乡绅”阶层为代表的乡贤力量，在乡村治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由科举制产生的官绅、学校制产生的学绅以及捐纳制产生的商绅。他们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声望和特权，也以增进家乡福利和权益保护为己任，更为广泛地参与到了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中，诸如修桥铺路、设置义仓、创办书院、开设普济堂、处理乡村纠纷、教化乡民，等等。与宋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完全是民间行为不同，明清两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得到政府鼓励与制度保障，乡贤们的义举，均会受政府表彰并载入地方史志。从历史演变上看，传统社会中的乡贤，主要指在地方社会建设、风习教化、公共事务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贤德、有文化、有威望的贤达人士，他们或以学问文章、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闻名。“古之生于斯之有功德于民者也，是之谓乡贤”[4]；“传统乡贤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追求和社会责任的实践者”，“广义的乡贤既包括生活在本乡本土、造福乡梓的贤士，也包括生活在外地、对国家社会有突出贡献的当地名人。”[5]乡贤文化是地方文化的有机部分，它既展现了一个地区真实、立体的形象风貌，同时也是团结大众的有效形式，是地方文化软实力。

（二）小农村社稳态结构：乡贤文化的经济基础

  乡贤文化的经济基础，是农耕社会里以小农村社为基础单元的“内部稳态经济结构”。这一结构从基础上形塑了循环史观视角下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6]。这个“内部稳态结构”[7]具体表述为：就农村土地制度而言，在所有权上表现为村社内部“公田”与“私田”相区别的、一种“两田制”和“两权分离”的制度，即土地占有权逐渐分散、使用权向自耕农相对集中，而且具有村与村边界产权清晰、村社内部产权模糊的、“小农村社经济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分配”[8]的特征。这正是传统农业社会相对稳定的基础经济制度，它受限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氏族，维系了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相对稳定的数千年历史。在此制度中，其村社内部“公田”收益的分配，一般由村社中的公共组织（如学堂、祠堂、寺庙）或有势力的人（如大户、土绅、族长等）实际掌握，其使用方向主要是负担农村基层村社内部的教育、治安、修桥补路等公共品，这些组织中的掌握者群体即乡贤群体。我把这个起着基础性保障作用的小农村社内部的、建立在公私“两田制”和“两权分离”经济基础上的、集“生产、生态与生活”于一体的习惯性制度，称为村社理性。[9]这个村社理性是作为乡村内生性动力存在的，其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悠久历史上的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地缘生存关系的中国式表达。

（三）从村社理性到家国情怀：乡贤对于传统社会的作用与特征

基于此，传统乡村中的乡贤们，在其心灵深处，都潜伏着深厚的恋土、恋家之“家国情怀”。此种“家国情怀”，即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历史中，形成的以血地缘关系为基础、以乡土文化为根本、建立在小农村社基础上的、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共同情感及行动。

在中国地域空间上展开的漫长历史的变迁过程中，一代代的乡贤们用其生命和使命演绎了“知常曰明，归根曰静”的道理。世代生活在乡村者，其人格理想如此。以中国当代小说《白鹿原》的“乡贤叙事”为例。从中华民族文明史以来直到晚清以前，以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徐先生等乡村贤达人士为代表的各类乡贤人物，一直活跃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舞台上，他们以其“道德理想、人生成就与人格魅力，影响着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教育等领域的发展，是中国传统乡村的灵魂人物，也是宗法社会乡村治理的重要人物”[10]。至于居住在城里的官僚和商人，其人格理想大抵也是如此。在传统社会里崛起来中国的传统城市，也只是官僚和商人客居的地方，“衣锦还乡”和“光宗耀祖”才是他们安身立命、自我认同的乡村方式。明清以来，城市中来自于同一地缘、有着传统根基的同乡人组成同乡会等联合体，他们对城市认同和阶级认同均是很晚以后的事情；而他们对家乡的责任、介入和担当，源于回馈家乡的情感以及对自身扬名立命的追求，此即家国情怀。

毋庸讳言，中国乡贤文化之家国情怀的实践，活生生地体现为中国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品格，以及“内化于心”的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热爱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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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现代“百年中国”以来的乡贤及其家国理性

自鸦片战争以来，农业文明的传统中国受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力冲击。在强势帝国建立起来的全球资本化秩序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在西方船坚利炮所造成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前，只能以第二、三产业剥夺小农的“内生性”工业化方式，将其代价转嫁于中国乡土社会，由此导致了近现代史上尤其是百年以来的中国乡村之痛，产生了农业凋敝、农村萧条、农民破产的近代乡村问题。前述所言的村社理性，在中国漫长循环史社会变迁进程中起着基础性保障功能，在外部社会动荡和城市掠夺乡村的背景下，日益破败乃至土崩瓦解。在城乡分裂至对立和掠夺关系下，中国传统社会里以乡土社会治理为目标的、绵绵不断的家国情怀及其行为，此时，要么随着乡绅变劣绅而呈现解体消失的“顺势”现象，要么成为一些或隐或现、相对边缘的、“为国家而乡建”的、经过反思而行动的“理性”层面的现象。自近代史以来，一些有志之士因感同身受而心存家国情怀，并切合实际从社会现实出发开展一些舒缓民众生存压迫的举措，身体力行地自觉践行乡村复兴的使命；这种相对理性的意识和行动的自觉性，作为践行仁义的中国文化品格，可称为家国理性。近代以来乃至于当今尚存的家国理性，是近现代史上尤其是百年激进工业化制度变迁过程中，从传统历史留存下来的一丝乡贤之脉，尚能以种种方式作用于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 近现代史上的一些历史人物，委实从家国理性角度而开展过一些舒缓民众生存压力的乡村自治与乡村建设，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首先以中国当代小说《白鹿原》的“乡贤叙事”为例。晚清以降，中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一波又一波的农民或流民起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在时代的血雨腥风之中，白鹿原的百姓们将如何安身立命？白稼轩等人为代表的乡贤群体们还能持守历朝历代乡贤们的家国情怀吗？一方面，白稼轩为代表的“乡贤治乡”的一些老事项，比如修祠堂、施《乡约》、铸刑鼎、办旧学堂、抗灾济困等继续能办的事儿都还尽力坚持；另一方面，在土匪横行的年代里得“兵来将当、水来土淹”，得“借招拆招”，他们组织乡民修围墙、补豁口以“保家卫族”，在征粮的外部压力威逼而来时设计保活命粮，在青年一代成为革命者或新学提倡者时出于血亲地缘关系，虽有内心冲突，而在涉及生命安危或大是大非时却千方百计给予保全……然而，为什么说近代以来乡贤们的家国情怀被称为家国理性了呢？是因为在外来巨大压力下需要“逆水行舟”式的大勇气大智慧去坚持，若稍有松懈即有可能滑到劣绅或者“赢利性经纪”[11]的行列去。比如在外来政权压力下，原来的乡贤在城乡撕裂下摇身一变而成为乡官，乡官作为民国政府向乡村渗透的上派权力，其目的是通过保甲制度、征丁征粮、贪腐豪夺等方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鹿子霖所从事的乡官自治，在不危及到包容性乡土社会的活命时尚可以相对完成上级指派的榨取任务；然而还是遭受到了族长白嘉轩们“鸡毛传贴”式游行抗争、不合作、消极应对乃至于逃避等方式。这些方式一定程度上对乡村官治起到了制衡作用，维护了乡村农民最起码的生存权益，使白鹿村在乡村遭受掠夺性损蚀中顽强地生存下来。整个城市掠夺乡村、国家渗透乡村的近代史，就是投机取巧的鹿子霖们虽然内心有煎熬冲突但还是成为劣绅，而白嘉轩们有理性判断、有大智大勇行动却还是保持其村社情怀的历史。白嘉轩们的各种方式均是外部强势压力下的家国理性行为。近现代以来的乡贤、劣绅，就是在乡村治理的自治特征与国家权力控制之间的张力伸缩中变化着。[12]其次，再以民国时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代表人物为例。他们有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企业家等各阶层人士的多元参与传统。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加上当时军阀混战，灾疫蔓延，地主匪霸沆瀣一气，农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河南镇平人、国民党官员彭禹廷在母病逝后回家丁忧，面对土匪猖獗、民无宁日境况下的乡邻和乡绅哭请解救，就接受了镇平县南区区长职务，组建地方民团，以“剿匪救民”为治标之策，再以搞地方自治建设为治本之策，探索在精神上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致、但缩小了的县级社会层面的“三自主义”——“自卫、自治、自富”的宛西自治模式, 当时该地区被誉为“中国一千八百县中的模范”。[13]河南西华县（今漯河市召陵区）留日学生王拱壁则在回国办完父丧后，面对“颓垣断壁、路断人稀；到处是死气沉沉，苍凉满目”的青年和贫下中农都“活不下去”的家乡，于1920年起持续从事了六年的村庄自治和青年公学教育，实施“农教合一”的教育体制，希望建成“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14]总之，无论是乡村教育者王拱壁，还是当了区长的彭禹廷，都是结合本乡本土的现实问题和实际条件来从事乡建，均出于对本乡本土父老乡亲生活困境的不忍心，这个不忍心，即家国情怀。近当代史上在乡建事业有所建树的其他仁人志士们，也大都在同样危局下，因实践条件不同而殊途同归，包括知识分子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薛仙舟等的各种乡建实验，也包括军阀——阎锡山的村本政治、“营志重于营利”的官商——张蹇的村落主义实验、卢作孚的重庆北碚乡建实验，孙中山秘书黄展云的福建长乐营前模范村试验，等等。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人几千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价值的文化传承，使得乡建理所当然地成为多元人群参与的、多种形式多个层面的为了改善民众生存的一种运动和努力。所以，只要有现代化压迫下的三农问题，便会有基于家国理性之上的或显或隐的乡建。这种来自于乡村外发组织或群体的自觉体认，以及与民众相结合的包容性、多元化行动，是对西式原子化个体生存价值的一种行动批判，是对非此即彼的源于西方现代化与革命潮流的二元对立的一种行动批判。综上，家国情怀与家国理性，是中国文化基因中的“本来”在近代史上因缘际会的时代产物，与中国人朴素的祖宗崇拜和天地自然崇拜有关，与中国人慎终追远、安土重迁等文化基因特征有关。无论是外来的百年政治革命激进还是产业革命激进，正是乡土社会及其浴火重生的乡贤家国理性，及致力于攫取其身家性命的人民大众土壤，滋养了、接纳了它们，又默默承受并消化、转化着它们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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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时代成就乡贤的机理：家国理性与“内嵌/回嵌”资本

新时代乡贤实现其家国理性主要有两点特征：一是扎根本土，对传统乡土文化和当前乡村现状比较熟悉；二是具有一定的现代知识、技能、眼光与现代社会价值，能够在承续传统乡村文明基础上，支持或带动乡村建设，具有作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的能力和本领。正如吴晓杰所说：“有德行、有才华、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谓之新乡贤，再宽泛一点说，只要有才能、有善念、有行动、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都可以称作新乡贤。”^[15] 

如果说以前的时代是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和初期发展阶段，那么，21世纪的中国则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发展之后的新时代。一方面，经济总量与社会发展成就显著，国际地位明显上升；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全面地与全球化资本接轨旋即形成资本、劳动力和产品的三大过剩，中国实体企业在重组倒闭浪潮中必然形成农民工返乡大趋势；然而此时的乡村，出现了以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当下的资本下乡双重背景叠加下的乡村总体性衰败。返乡趋势+乡村衰败，这场面怎一个破局、开局了得！

这要看新时代的乡贤们，在新天地之大格局中，如何演绎家国理性的多元表现，来展示那一幕幕或悲壮或壮丽的时代社会活剧。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历代政府、企业家、知识分子等主流力量，作为中国现代化——工业强国的重要助推群体力量，成为中国跨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伟大丰碑的当仁不让的镌写者；另一方面，随着地方工业化强力展开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形成、展开及转化，在一定条件的允许和刺激下，他们中的部分群体力量，还多少具有以践行乡土主义为目标的家国理性行为及其驱动力。

比如，如今的政府、企业家、知识分子、社会大众等社会主要组织、群体和个人，均在践行家国理性方面有着与时俱进的诸多表现。中央政府自21世纪以来提出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当前乡村振兴的战略性举措和一系列组织制度创新，均体现了执政党着眼于国家长远和整体利益、“为国家而建乡村”的家国理性，我们称之为政府理性。这与民国政府时期推动的新生活运动和农村合作运动、乡村教育运动等做法相比，有质的区别。政府理性源于执政党因应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而自觉承担其历史使命的当仁不让。当前，政府对农民土地制度的“三权确权”^[16]举措，也具有加强传统村社理性的功用。此外，今日企业家，至少返乡型企业家中的一群人，他们大多有能力有资源，集“家乡之义”与“经济之利”为一体，其心灵里都有着深厚的恋土恋家之“乡土情结”，这些非资本经济属性的表现，正是他们有可能成为当代“新乡贤”积极参与新乡村建设的内在依据。^[17]再者，尽管学术西化仍然是主流，还是发生了以知识分子为倡导、以高校大学生“三农”社团为志愿者、与基层干部和群众相结合为特点的新乡村建设运动，还是有知识分子愿意走出一条“自身建设、学术建设与乡村建设”三位一体化的综合性道路出来。此外，也有着诸多基层社会大众的群体或个人，他们中从来就不乏“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18]……

透过本书呈现的28位爱故乡获奖人物代表，及他们身后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庞大群体，我们看到了、找到了在当前各行各业的现实中所涌现出来的一批批新乡贤，他们不分男女老少，无论名、权、利之高下，其共性是在普通的日常工作生活中，积多年甚至一辈子的心力，有理想有思想，有道德有抓手，有成就更有价值；他们中有仁者爱人、中正变通的干部；有为富也仁、义利兼得的企业家；也有崇尚深度自由、厚道科学的知识分子……爱故乡群体，不光是理论研究者，也不光是政策制定者，而是不分民族、地区、职业，无论年龄、性别、信仰，将各种“爱故乡”行动付诸于日常生活、生产实践中的在地行动、贴地实践中的那些人，甚至也包括你、我、他——只要我们乐意推己及人，化成天下。新乡贤本能地、默默地、执着地开展生态环境、实体经济与乡土社会文化的自主保护行动。他们倾其一生、一家人或几代人的心力，坚守着乡村的地方性文化和传统性智慧，坚守着乡村乃至整个民族、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之根。

这里面主要分在地持守者和返乡创业者两种类型。

在地持守者类型，要么以“内嵌”资本（乡村的内生型资本）的方式在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生产中腾挪转移、艰难持守，要么在本职工作之外或退休之余另辟一片“试验田”潜心经营，他们的事情能存活至今且有发展实属不易！前者，比如：“保护培田古村落、老骥伏枥志千里”的培田三老，“痴迷泥塑三十年，一把黄土捏‘关中’”的苗春生，“芦山花灯五十载，彩楼青衣舞千年”的裴体文，“潜心开展妇女扫盲，力推回族女童教育”的马新兰，“宁肯种树累死，不叫沙欺负死”的殷玉珍，“生态物种得保护，古法农耕焕生机”的杨正熙，“慢城里的鲍旗寨，艺术家的普罗旺斯”的谭胜民……后者，比如：“呕心沥血撰浩卷，甘为平顺谱春秋”的赵伟平，“痴心编撰《上堡乡志》，守望客家乡土文化”的李宗汉，“振兴马街书会，守护草根艺人之家”的张满堂，“行走太行八十年，瞽盲心亮向天歌”的太行盲人宣传队及刘红庆，“传承卢作孚精神，弘扬兼善文化”的周鸣鸣……这些体现了“守护初心、关注既有、珍爱根部”本质精神的突出感人事迹，均是从地方历史传统文化和生活家园的滋养中获得了极大的能量和资源，在外部不利压力或破坏力面前仍具有推己及人地从事爱故乡的原动力。

至于返乡创业者类型，大都具有“回嵌”资本的优势。所谓的“回嵌”资本，是指原来异化于村社和乡村的社会、文化、经济等资本类型，伴随着返乡精英群体反哺乡村社会促进乡村建设的资本及其群体力量。比如从乡村出去的城市干部、大学知识分子、成功的企业家人士、有专业技能有管理才能的外出打工者，他们作为能人或精英怀着“乡土情结”返回生养自己的乡土社会，将各种优势资本资源携带到乡村、村社和家族。现在多种不同类型的返乡精英推动着乡村建设，无论是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还是宗族、祠堂建设等等，都是返乡精英回嵌原有社会的行为。这种回嵌资本优势归因于返乡精英自身所具有的“外部+内部”特点。其外部特点是说，返乡者在外阅历及外部文化赋予了他的新文化标识，他把外部文化标识及其携带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向家乡“回嵌”的时候，一定会发生跟乡土社会之间的多重新型关系，而乡土社会的资源多样化和外部返乡精英的多样化的新型融合，演化出了无数丰富多彩的故事，这就吻合并推动了具有“外发促内生”特点的“乡村振兴”：靠着返乡精英用外部的经济特点、市场需求来撬动乡土社会中的既有资源，将它们转化成旅游、教育、文化等三产资本，形成“产业兴旺”；至于“生态宜居、乡文风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内容，从返乡精英的“回嵌机制”来看，大都是返乡者携带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资本优势资源“回嵌”社会，动员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互助融合的开展过程及其结果表现。

将乡村之外的各种优势资源以文化创作建设、文化宣传推广、创办博物馆、做乡土建筑、兴办农村生态经济产业、开办养老产业等方式，使资本“回嵌”乡村、反哺乡村的爱故乡人物代表有：“用自然笔记为自己代言，谱写农民心灵史”的秦秀英，“创办耕读文化博物馆、打造闽东‘民间故宫’”的张书岩，“工匠精神铸乡土，百工之首传技艺”的卢岳鹏，“兴办‘蓝续’社会企业，创新白族扎染文化”的张翰敏，“敦复书院弘大道，传统文化沃中原”的王英杰，“护林为基守家园，生态为本谋发展”的任华章，“荆楚家学转风气，筑巢引凤哺家乡”的丁汉平，“当洼里遇见鸟巢，乡村田园综合体点亮首都”的杨德禄，“文化建设聚人心，文化经济富周庄”的陈涛家庭，“知青互助新养老，城乡融合大平安”的张承永……还有“外发促内生、内引促外联”的年轻人团队，他们有从事“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综合性弘农事业的弘农人团队，“返乡大学生兴次滩，再造魅力新故乡”的胡诗泽团队，“甘当文化义工十余载，守望襄阳民间文化”的拾穗者团队……至于大爱天下的王小平、陈永松、运建立……，那是拼了命地把城里资源向乡村引入和嵌入，他们挚爱的不是自己的小我故乡，而是为了天下的故乡，人类的家园。

依附于乡土传统的家国理性，在中国面临现代化危机的背景下，呈现出诸多新型特征，同时也为当代乡贤参与爱故乡实践提供了内在依据，或者说，当代乡贤的精神特质与家国理性一脉相承，而使他们自觉地作为家国理性的现实载体。本书所挑选的28位爱故乡获奖人物代表，便是当代践行家国理性乡贤中的佼佼者。他们无论是采用资本内嵌抑或资本回嵌，均是基于家国理性的理想，结合自身所处社会环境和资源条件而作出的较优选择。在我看来，他们均是有“大德大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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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时代的乡贤使命：“不忘本来”的爱故乡话语建构

改革开放40年来所形成的辉煌成就背后，是城乡结构既成“悬浮或断裂”事实下的“乡愁”情绪与思绪表达。我们早在2012年就提出从“乡愁、乡恋到乡建”[19]的逻辑，本书里新时代的乡贤们，其实践行动中也存在着这样的逻辑。这套逻辑意味着什么样的价值呢？
诚如前文所言，当代知识分子主导的爱故乡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在“乡土情结”和家国理性的驱使下，整合本土资源、带动资本“回嵌”社会，促进城乡资源有效对接，推动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城市居民参与家乡建设，冀望于重塑当代乡村的活力和魅力。这首先是一种“不忘本来”的有效实践。再向深里说，我们突显爱故乡人物，不遗余力地推介其感人故事，深挖其社会机理和道理，其实意味着当前所亟需的一种“不忘本来”的话语建构。当下的乡村社会与我们的故乡在话语表达中所呈现的形象是什么呢？一方面，在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实践中，乡村社会沦为城市的附属品，成为工业社会的原材料采集地，成为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提供者。在强势的城市话语与现代化话语表达中，乡村、故乡在沦落，成为落寞寂静的故乡，成为人们心中不可触碰的敏感地带。另一方面，作为广大基层地区的乡村和故乡，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天然正确的政治理想表达，比如“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激励了一代代有志青年选择乡村作为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福地。长期以来，这两种看似不同的话语表达在发展经济与稳定社会的张力中不断摇摆，构成了当前的总体性话语呈现。那么，当前亟需一种什么样的话语建构呢？唐代高僧布袋和尚有诗曰：“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我们在享受一个发展中东方大国工业化成果的同时，不得不付出从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到食品安全与生命健康问题，再到家庭等基础组织遭创与社会失范问题，以及全球化资本转嫁经济危机问题的各个层面的巨大代价。“退步原来是向前”，实际上指的是在前进的步伐中，纳入“守护初心，关注既有，珍爱根部”。 那么爱故乡乡贤所做的事业，正是暗合了这样的“不忘本来”之效能。正是通过他们，我们才能从乡村、从历史去发掘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的道德、伦理之源泉；也正是他们，使我们有信心从基层和历史的根底上，系统地去激活乡土社会支撑体系的积极因素，发掘出中华民族的深度智慧和生命力出来！因为，就历史变迁来看，去掉了“根”的乡村建设便如无源之水；就现实空间来看，与城市趋同的乡村发展绝无存在之凭依。我们只有在对传统和基层尊重、捡拾祖先智慧的前提下，站在安身立命的根基上，再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可行经验，或许才能走出现代化制度变迁的重重困境；而我们在大街上所看到的“大千气象，华夏正道复兴”、“道义为质，德耀中华”的标语，也才有可能不只是挂在墙上，而真的成为收拾人心、凝聚民力的软实力。因此，他们保存祖先智慧、滋润社会根本的初心，需要像对待珍珠一样地被发现、被保护，他们所从事的事业，需要在生态文明的时代被重新阐发。话语建构的实质就是对事物做重新的阐发，通俗的讲法就是要先解构进而再建构。如何重新阐发呢？这涉及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从宏观层面就一些棘手问题深入地反思一下：“我们到底要什么”？并回过头来重新疏理以下几对关系：地方化的自主运动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在地化平民教育与现代化精英教育，环境资源、生存底线与物质的扩张发展，民族、地方的“多元”原生文化与国家“大一统”的派生整合文化，地方权益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孰为本孰为末？孰为表孰为里？孰为枝孰为干？在发展的矛盾张力之中，如何形成这些本末、表里、枝干关系之间“守望相助”的动态平衡演绎过程？比如，就当前城乡关系中的城里人而言，爱故乡，无外乎就是找到城里人和城市社会的坐标原点。城里人要关联感，也要归属感。就现实的精神需求和生存需求来看，城里人出于现实中城乡关联性太强、城市问题又杂乱丛生的角度，也会从爱故乡的种种行动中寻找治疗这些问题的方子，实现他们安身立命的生活理想。简言之，时代的新乡贤们，其所蕴含的话语建构就是：走在爱故乡的路上，亦即“不忘本来、整装待发”地走在前进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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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乡贤的全人类价值

实际上，新时代乡贤是有着全球化的意义的。资本全球化的另一面是人民的、社会的、生态的全球化，或者说天人合一的全球化。乡贤的存在不只是中国乡村的价值和中国的价值，实际上是资本全球化达到一定阶段后“物极必反”的随势消长的价值。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之根在中国的乡贤文化，中国新时代乡贤具有一种世界文化优势的价值。

新时代，意味着我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中国经过百年探索，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建设上渐成体系，即将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也同时意味着中国“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这个新的宏观大势下，总书记又语重心长地提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振兴乡村！总而言之，习近平新时代，把爱三农、爱故乡这个层面，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层面、乃至为解决人类问题这个层面给深刻联结起来了，这个“深刻联结”的聚焦点、关键词在哪儿呢？那就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为什么需要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到底什么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与爱故乡、爱三农究竟有什么关系？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总会有那么一些洞若观火的智者能够发出旷世强音。早在20世纪70年代，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与当时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抛开了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狭隘和隔阂，进行了两年的漫谈式对话，其中汤恩比透露了对21世纪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复兴的无限期望。主要观点是：其一，西方无法引领人类未来文明。人类只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才能避免民族国家因为狭隘国家利益追求而带来的人类社会的灭亡。而西方国家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发展出的是工业主义、技术主义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西方不仅无法为世界提供永久和平的整合模式，其本身内部都无法统一，甚至在工业化的无止境扩张中，在核武器的武力威胁中，很可能会使人类同归于尽。其二，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中国文化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他认为：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可以将亿万人民在“文化情感纽带的深刻联接”下，有分寸地坚守着推己及人的天下世界观、多元共生论、天人合一和谐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理想，这些注定将照亮整个21世纪，促进人类世界向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性方向发展。其三，中国应对人类文明尽更大责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就在于学习和容纳西方科技、法治、民主、市场等合理因素的同时，又不迷失本位自我，形成具有着“整体思维、多线思维、社会团结”的中国智慧，从而走向“中体西用”的崭新人类文明。[20]汤恩比指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21]。汤恩比给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民族国家霸权，甚至不是物质至上的发展，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在这个“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大视野、大背景下再来审视中国的爱故乡事业，再来欣赏这本书里的人和事，这就深明其义、确信其妙啦！因为在本世纪轰轰烈烈开展的爱故乡运动中，在我们的这个小集子里的具体鲜活人物事例中，在以这些事例为代表的成千上万中国人民之中，就蕴含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重要文化基因，甚至他们自身就是中华文化的活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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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结

如果说，现代文明，或者工业化、城市化文明，从长期和本质来看，内含着对人类和自然破坏的本性而并不能自身去除，那么，中国所提出的“生态文明”战略，则有着世界性意义。显然，在呼应“生态文明”战略的践行过程中，我们期待一种彻底的、综合的、实践性的返乡顶层设计及融合城乡社会的实践。只是，这种返乡实践需要结合当前的发展型压迫和潜藏在各阶层群体中的家国理性等条件历史唯物地理解、真实关联地践行。相对于高度分工、制度化的工业化城市化常态，爱故乡或乡建行为则是综合的运动或实践性常态；相对于主流社会标榜的左右派、现代化派、革命派之别，乡建无派，如非要归个派别，可归为新时代的“爱故乡”派，乡贤派。

乡愁需要大乡建，时代呼唤新乡贤。只要中华民族的子孙们，在“爱故乡”上具有高度的理性体认，乡贤群体在当下各领域纷纷跨阶层地涌出，并以社会的主体性或辅助性力量，以各种“内嵌”或“回嵌”资本的方式，行“道”做“德”地“化”下去，而不只是听说读写地“摆”下去，这便是中国未来希望的活水源头，也是乡贤爱故乡魅力之所在。

中国的新乡贤，若能因势利导地走出一条可持续地维护广大民众生计、尊严与幸福的新生活样式，成为有着扎实社会基础的巨大社会实践，则不只是缓解了工业化背景下的“三农”问题，避免伴随物质福祉同时出现的人性解放、物欲放纵所带来的生态、社会和文化缺失的巨大风险，更是以中国道路的文化自信，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承担起了关乎中华文明和平崛起与世界美好出路的时代新使命。

注释：

[1]东汉∙班固.汉书卷一上∙高帝纪第一.“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

[2]钱穆.国史大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58.

[3]吕氏乡约不限于吕氏宗族内部，扩大到了所有乡民；它不仅具体规定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条款，而且有严格的组织机制：每个乡约设置众人推举的“约正”一人，“专主平决赏罚当否”；设“直月”一人，一月一更，“主约中杂事”，入约之人，每月聚会一次。可谓最早之“乡贤理事会”。

[4]季中扬，师慧.新乡贤文化建设中的传承与创新[J].江苏社会科学，2018(1)：182.

[5]徐燕琳.传统乡贤文化的创新与弘扬[N].贵州民族报,2018-02-13(A02).

[6]金观涛，《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7]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95-97.

[8]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16.

[9]关于村社理性的提法，乡建团队早从2010年起就进行过专门阐述，较有代表性的两篇文章是：温铁军,董筱丹.村社理性: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一个新视角[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14(04):20-23.何慧丽,邱建生,高俊,温铁军.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06):39-44.本文将村社理性、家国理性和政府理性同提并论，形成一个互补统一的理性体系概念。

[10]朱言坤.乡贤∙乡魂∙乡治——《白鹿原》乡贤叙事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8(10)：187.

[1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37.

[12]朱言坤.乡贤∙乡魂∙乡治——《白鹿原》乡贤叙事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8(1)：192—194.

[13]池桢.为宛西地方自治正名:彭禹廷的“地方主义”[J].史林，2012(03)：140.

[14]窦克武.王拱壁文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304.

[15]吴晓杰.新农村呼唤新乡贤[N].光明日报，2016-03-13(001).

[16]十九大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三权”，指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坚守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三条红线”，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

[17]何慧丽，薛莉娟.返乡型资本:地方工业化的主体[J].贵州社会科学，2013(01)：100.

[18]钱理群.如何读《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J].中学语文教学，2013(10)：36.

[19]何慧丽.现代化背后的乡愁、乡恋和乡建[J].人民论坛，2013(15)：64-65.

[20]揭秘汤因比的预言：为何说中国文明将照亮21世纪[EB/OL].趣历史网，http://www.qulishi.com/news/201506/38357.html.

[21]伍昕瑶.浅析汤恩比的中国观[J].蚌埠学院学报，2014(04)：171.

《新时代乡贤》目录

序言：

温铁军：爱故乡与乡村振兴                    

综述：

何慧丽：乡贤与家国理性——新时代爱故乡的力   

乡土文化篇

重识乡土，文化自觉

秦秀英：用自然笔记为自己代言，谱写农民心灵史

李宗汉：痴心编撰《上堡乡志》，守望客家乡土文化

赵伟平：呕心沥血撰浩卷，甘为平顺谱春秋

张书岩：创办屏南耕读文化博物馆，打造闽东“民间故宫”

培田三老：保护培田古村落，老骥伏枥志千里

拾穗者：甘当文化义工十余载，守望襄阳民间文化

民艺传承篇

以艺润心，扎根社会

苗春生：痴迷泥塑三十年，一把黄土捏“关中”

裴体文：芦山花灯五十载，彩楼青衣舞千年

张满堂：振兴马街书会，守护草根艺人之家

卢岳鹏：工匠精神铸乡土，百工之首传技艺

张翰敏：兴办“蓝续”社会企业，创新白族扎染文化

刘红权及太行盲人宣传队：行走太行八十年，瞽盲心亮向天歌

大众教育篇

有教无类，崇德育贤

王英杰：敦复书院弘大道，传统文化沃中原

周鸣鸣：传承卢作孚精神，弘扬兼善文化

马新兰：潜心开展妇女扫盲，力推回族女童教育

王小平：倾心汇聚天下溪，乡土教材进课堂

陈永松：绿色文化化大众，环保教育育新篇

生态家园篇

生态恒在，家园永存

运建立：搏命汉江环保事，守护家园母亲河

殷玉珍：宁肯种树累死，不叫沙欺负死

杨正熙：生态物种得保护，古法农耕焕生机

任华章：护林为基守家园，生态为本谋发展

杨德禄：当洼里遇见鸟巢，乡村田园综合体点亮首都

乡村经济篇

经世济民，融合发展

丁汗平：荆楚家学转风气，筑巢引凤哺家乡

陈涛家庭：文化建设聚人心，文化经济富周庄

谭胜民：慢城里的鲍旗寨，艺术家的普罗旺斯

张承永：知青互助新养老，城乡融合大平安

胡诗泽：返乡大学生兴次滩，再造魅力新故乡

弘农人：尊道贵德，和合生态建乡村

附录：2014--2017全国爱故乡年度人物列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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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等多家机构联合发起，前身是2012年发起的“爱故乡计划”项目，是以“保育乡土文化、共建美丽城乡”为宗旨的民间公益组织。孕育于中国当代新乡村建设大众多样化实践的“爱故乡计划”，致力于发现故乡之美，重估乡村价值，活化传承民间乡土文化，发扬乡村文明；以“故乡情怀”整合本土资源，建立公众（新乡贤）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平台，重塑乡村的活力和魅力，推动中国城乡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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