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内外耕地资源有效供给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2016-08-13 马述忠等 农业环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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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国内外耕地资源有效供给的框架探讨其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在国内有效供给的维度上，本文构建了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动态仿真系统研究高强度耕地利用模式下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演进路径。结果表明，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模式在短期会促进粮食产量大幅度提升，但在长期将导致耕地资源的供给质量严重恶化; 在国外有效供给的维度上，本文采用虚拟贸易的方法衡量中国耕地资源的潜在供给缺口。结果表明，尽管大规模的粮食进口战略在短期会带来耕地资源的数量节约效应，但在长期将形成巨大的耕地资源潜在供给缺口，不利于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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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典型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 08 公顷，不足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40%，耕地资源匮乏严重制约中国的粮食生产。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为了满足人口对粮食的巨大需求，中国逐渐提高耕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增加农业的生产资料投入，通过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模式实现了粮食的高单产水平，但是却导致耕地资源质量遭受严重破坏。2001 年入世以后，中国不断扩大粮食进口规模以弥补国内粮食的供需缺口，然而过高的粮食对外贸易依存度可能形成对粮食进口的刚性需求，放大粮食贸易风险的巨大危害。

本文以耕地资源为视角，对粮食的生产能力维度和贸易流通维度进行有效整合，构建基于国内外耕地资源有效供给的分析框架，分别从国内耕地资源有效供给与国外耕地资源有效供给两个维度研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耕地资源的有效供给是指一国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能够持续扩张的供给，这种供给不但关注耕地资源的供给能力，而且强调耕地资源供给的优质性和稳定性，以实现潜在总供给的扩大。其中，供给能力由国内外耕地资源的供给数量共同决定，供给的优质性由国内耕地资源的供给质量决定，供给的稳定性由国外耕地资源的供给风险决定。因此，国内耕地资源的有效供给维度涵盖耕地资源的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而国外耕地资源的有效供给维度包括耕地资源的供给数量和供给风险。

在国内耕地资源有效供给的维度上，相较于耕地资源的供给数量，耕地资源的供给质量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制约作用更明显。中国在城市化建设的初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建设用地和生态退耕占用耕地的状况，耕地资源的供给数量出现大幅度下降，此后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放缓和政府严格执行用地规划、落实耕地保护政策，耕地资源的供给数量开始逐步趋于稳定。与此同时，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采取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模式以提高国内粮食产量，但是诸多研究发现，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模式在提升作物单产的同时，会造成生态系统组成单一、土壤质量显著恶化，严重危害耕地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和可持续性。中国的高强度耕地利用模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愈演愈烈，由此造成的耕地资源的供给质量恶化开始逐步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

在国外耕地资源有效供给的维度上，国外耕地资源供给并非是一种有效供给，无法长期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2001 年加入WTO 后，中国将粮食进口战略视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尽管进口粮食相当于进口国外的耕地资源，有助于发挥比较优势，实现耕地资源的数量节约效应，从而缓解国内耕地资源的紧张态势。但是，出口限额、出口征税、贸易冲突等粮食贸易风险的存在决定了国外耕地资源供给蕴含较高的供给风险，无法长期维护中国的粮食安全。其中，最严重的是粮食禁运风险。1919—1984年103 次经济制裁中有10 次是以粮食禁运的方式，而且目标国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发起了8 次。尽管粮食禁运危机在21 世纪尚未出现，但随着中国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和走上国际政治舞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粮食禁运的可能性在不断加大。究其原因，首先，维护美国本土的相关利益。对中国的大规模粮食出口可能引发国内过高的粮价，而且出口粮食相当于出口国内的耕地资源，会加大本国的生态压力、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其次，满足对抗他国的政治诉求。美国的旋转门政府极有可能利用粮食武器，向中国施加压力以满足其政治诉求。因此，国外耕地资源供给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并非是一种有效供给。

二、基于国内耕地资源有效供给的中国粮食生产能力演进的动态仿真

20 世纪80 年代，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引发对粮食的巨大需求，中国开始采用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模式以提高粮食产量，但同时造成国内耕地资源的供给质量日益恶化，进而对国内耕地资源的有效供给产生巨大约束，可能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本文通过构建系统仿真模型，模拟高强度耕地利用模式下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演变路径，从而考察高强度耕地利用模式对中国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

(一) 研究方法说明
粮食生产系统是一个复杂、高阶、非线性的系统，而传统的经济模型方法作为一种黑箱方法，过分倚重数量上的精确运算，却无法揭示系统内部变量间相互影响与作用的运行机制，因此，本文选用系统动力学( System Dynamics) 方法研究高强度耕地利用模式下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演进路径。系统动力学方法是一种白箱方法，建立在对结构方程模拟的基础上，可以模拟刻画系统关键运作环节的传导机制和演进过程。目前，该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的微观层面如企业生产管理、库存管理，以及宏观层面如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等领域。其中，Meadows最早将系统动力学方法引入农业生产领域，他基于人口变化的视角探讨了美国粮食的供需状况; Bach 等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较深入地考察了越南粮食自给率的演变态势，同时进行了多项政策模拟; Quinn将人口变化、粮食生产、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纳入系统动力学框架进行仿真模拟;Georgiadis 等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了粮食供应链的内在运行机制，探讨了粮食供应链的最优管理模式，为决策者的行为提供了可靠依据。此后，国内部分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研究粮食安全的相关问题。

(二) 系统结构设定
本文借鉴Bach 等的研究成果，构建以人口数量、粮食产量、耕地质量为主体的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动态仿真系统，模拟高强度耕地利用模式下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演进路径。粮食生产能力是指由耕地资源、水资源、资本、劳动力、科技等要素的投入能力及配置方式所决定、由粮食产量所表现、能够相对稳定地实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粮食产量是反映粮食生产能力的绝对指标，人均粮食产量、粮食自给率取决于人均粮食需求，是反映粮食生产能力的相对指标，三者在某种意义上是等同的。

本文以粮食自给率为例阐释系统的内在循环机理。本系统假设耕地资源的供给数量和人均粮食需求保持不变，因此粮食自给率取决于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当人口数量增加引起粮食自给率逐步下降时，会产生4 种动态循环回路(见图1) : 第一，由于粮食是满足人体生理需求的刚性消费品，因此当粮食自给率降至较低水平时，人口的平均寿命开始缩短，每年死亡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于是，粮食自给率将逐步回升，此时构成负反馈循环回路。第二，粮食自给率下降会促使农业生产者增加农业投资以改善耕地资源的供给质量，耕地质量的改善有助于提高粮食单产，从而增加粮食产量和提升粮食自给率，此时构成负反馈循环回路。第三，由于耕地资源供给数量有限且耕地质量的改善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因此，粮食自给率下降会促使农业生产者采用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模式以保障粮食安全，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模式可以在短期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和提升粮食自给率，此时构成负反馈循环回路。第四，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模式会在长期造成耕地资源供给质量严重恶化，进而造成耕地资源有效供给急剧下滑，于是，会使粮食产量逐步衰减，从而陷入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此时构成正反馈循环回路。粮食自给率的演变态势将取决于上述4 种动态循环回路的相对强度大小。具体地，本文编写DYNAMO 语言，采用系统动力学软件Vensim-PLE，以1980 年为运行起步期、一个年度为运行步长，建立一个历时50 年的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动态仿真系统(见图2) 。该仿真系统主要由人口子系统、粮食子系统、生态子系统构成，分别反映人口数量、粮食产量、耕地质量的变化。

1. 人口子系统。影响人口数量的因素包括每年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每年出生的人口数目和人口数量形成正反馈循环，导致中国人口数量呈现指数型增长态势。每年出生的人口数量由中青年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出生率共同决定，其中，中青年的人口数量取决于中国的人口比例，人口出生率可以用每对夫妇的子女数和女性的育龄跨度表示。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每对夫妇的生育子女数基本维持在1 ～ 2 个左右，因此系统假定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为1. 5 个，而女性的育龄跨度约为22. 5 年; 每年死亡的人口数量与人口数量构成负反馈循环，有利于限制人口过快增长。每年死亡的人口数量由现有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平均寿命共同决定。粮食作为满足人体生理需求的刚性消费品，其数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人口的平均寿命，因此系统假设人口的平均寿命是粮食自给率的一个非线性渐进递减函数，随着粮食自给率的下降，人口的平均寿命将逐步减少，从而导致每年死亡的人口数量增加。

2. 粮食子系统。粮食产量由粮食单产和耕地资源的有效供给共同决定。由于系统假设耕地资源的供给数量不变，因此，耕地资源的有效供给取决于耕地资源的供给质量，即优质耕地和劣质耕地各自所占的比例。当粮食产量不足即粮食自给率较低时，农业生产者会增加农业投资以促使劣质耕地向优质耕地的转化，优质耕地的增加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产进而增加粮食产量。但由于耕地质量的改善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无法在短期内迅速提高粮食产量，因此，农业生产者更愿意采用扩大灌溉面积、允许耕地复种、加大化肥投入、播种耗能高产的粮食品种等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措施以获得短期内的粮食增产。其中，耕地利用指数是量化耕地资源利用强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假设耕地利用指数是灌溉比例的线性递增函数，而粮食单产又是耕地利用指数的线性递增函数。当粮食自给率不足时，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模式会导致灌溉比例的增加速率加大，于是使耕地利用指数增加，耕地利用指数增加会迅速提高粮食单产，进而增加粮食产量。此外，较低粮食自给率也会促使农业生产者提高粮食收获比例的增加速率，收获比例的加速增加有助于氮元素及时通过作物返还的渠道回到耕地土壤当中。

3. 生态子系统。粮食作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分为大量营养元素和微量营养元素两大类。在大量营养元素中，由于氮元素与粮食单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对粮食作物的生长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选取氮元素作为大量营养元素的典型代表，将氮循环纳入系统仿真模型。氮元素主要通过化肥输入、作物归还等方式进入耕地土壤，作物携走、淋溶下渗则会使氮元素从耕地土壤中流失。其中，淋溶下渗的速度依赖于耕地土壤中腐殖质的存量，而作物携走的氮元素随后又会随着粮食作物的收获而发生转移。由于微量营养元素大多数蕴藏于耕地土壤的腐殖质中，因此本文将腐殖质循环纳入系统仿真模型。耕地土壤中的腐殖质含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动植物残体的腐化输入会逐步增加现有的腐殖质含量，而氧化作用的发生则会使腐殖质含量缓慢减少。耕地的氮元素和腐殖质含量的多寡会直接影响耕地资源供给质量的优劣，两者的含量越多，则耕地资源的供给质量越好。

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模式会引起耕地资源的供给质量出现恶化。在微观层面，其会导致腐殖质和氮元素的含量减少。随着耕地资源利用强度的增加，一方面，动植物残体的腐化输入过程遭到破坏，于是，动植物残体的腐化输入速率下降，同时耕地土壤裸露在空气中的表面积逐步扩大，于是，腐殖质的氧化输出速率增加。同时，耕地的承载力不断加大，从而制约了氮元素通过作物归还的方式回到耕地土壤当中，导致氮元素的含量减少。在宏观层面，大幅度灌溉等高强度耕地利用措施会加大优质耕地向劣质耕地的转化速率。例如，大幅度灌溉会破坏土壤养分的蓄积过程，广泛施肥容易造成土壤的酸化板结，耕地复种、播种耗能高产的粮食作物品种会使土壤养分被粮食作物大量吸收，引起耕地的营养物质急剧减少。耕地腐殖质和氮元素含量的减少会通过影响作物生物质含量的渠道间接使粮食的单产水平下降，优质耕地向劣质耕地的转化则会直接引起耕地资源的有效供给减少，两者共同造成粮食产量的下降

(三) 历史模拟检验
为了确保系统仿真模型的可靠性，本文基于1990—2010 年的历史数据对其可信度进行检验。本文采用均方根误差百分比(RMSPE) 、平均绝对误差百分比( MAPE) 、Theil 不等系数(Theil IC) 3项统计指标判断粮食产量、人口数量两个关键变量的动态模拟误差。其中，RMSPE 和MAPE 是相对误差的评估标准，数值越小代表模型的可信程度越高，一般认为，如果RMSPE 和MAPE 均低于10%，则模型的动态模拟误差较小。Theil 不等系数同样是一个评价模型模拟精度的有效指标，一般认为，Theil不等系数不应高于0.1，其数值越小则模型的模拟精度越高。三者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表1给出了系统仿真模型中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两个关键变量的历史检验结果。两者的均方根误差百分比(RMSPE) 和平均绝对误差百分比(MAPE) 均小于5%，Theil 不等系数为0.02 左右，接近于0，表明模型不存在较大的系统性偏差，具有较高的历史有效性。

(四) 仿真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系统仿真模型得到关于优质耕地数量、劣质耕地数量、耕地氮元素、耕地腐殖质、粮食产量、人均粮食产量、人口总量、粮食自给率等8个重要参数的动态仿真结果。

第一，中国耕地资源的供给质量始终呈现下降的趋势。根据表2结果，可以看到，在宏观层面，表2表明，中国的优质耕地面积由6000万公顷下降至3140万公顷，同时劣质耕地面积由8000万公顷上升至10860万公顷; 在微观层面，耕地的腐殖质含量不断减少而氮元素含量波动剧烈。腐殖质作为耕地的一项重要营养物质，其形成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而氮元素大多数可以通过作物归还重新迅速进入土壤，与氮元素相比，腐殖质含量更能有效反映耕地资源的供给质量，腐殖质含量持续下降表明耕地土壤肥力和养分的不断流失。因此，大面积灌溉、允许复种、广泛施肥、播种耗能高产的粮食作物品种等耕地资源的高强度利用措施会导致耕地资源的供给质量严重恶化，该恶化速率已经远远超过农业生产者通过农业投资从而改善耕地资源供给质量的速率。

第二，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可以看到，1980—2020 年，尽管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粮食需求，但中国的高强度耕地利用模式促使粮食产量获得持续高速的增长，保证了人均粮食产量维持在较高水平，人均粮食产量在部分年份甚至超过400 公斤，基本可以实现粮食的自给。然而，自2018 年开始，粮食产量由上升态势转而开始缓慢下降，此外，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巨大压力，人均粮食产量也迅速下降，尤其是在2025年以后，中国的粮食自给率甚至降至90%，低于95%的警戒线，2030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降至308公斤，甚至低于20世纪80 年代初的水平，远远不能满足人体的正常生理需求。其中，早期耕地资源利用过度引致的耕地资源供给质量低下是造成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出现衰减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目前的高强度耕地利用模式仅仅可以在短期内保证粮食的足量供给，却削减了长期的粮食生产能力，严重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

耕地资源的高强度利用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使粮食单产大幅度提高，从而导致粮食产量增加; 二是加速优质耕地向劣质耕地的转化，导致耕地资源的有效供给不足，进而导致粮食产量减少。对中国粮食生产能力演进的动态仿真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前者占据主导作用，可以使中国暂时摆脱粮食供给不足的困境; 在长期内，后者占据主导作用，耕地资源有效供给不足的危害效应强烈显现，造成粮食生产能力逐步衰退，其危害程度远远超过先前由于粮食单产上升带来的好处。因此，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模式会造成耕地资源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以牺牲长期的粮食安全为代价换取短暂的粮食增产，此种粮食生产模式不可取。

三、基于国外耕地资源有效供给的中国耕地资源供给缺口的实证分析

全球性资源危机的共识和粮食武器化的趋势加大了国外耕地资源的供给风险，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应担当国际责任，积极构建耕地资源的有效储备体系，以弥补突发时期的耕地资源供给缺口。由于经济价值上的贸易顺差仍有可能带来生态资本上的资源亏损，基于货币形式计算的粮食供给缺口是片面的，因此，必须基于生态要素的角度实证分析中国耕地资源的潜在供给缺口。

（一）研究方法说明

国外耕地资源的供给主要来源于粮食对外贸易和农业对外投资两种渠道，由于农业对外投资生产的粮食产品必须通过粮食对外贸易的渠道运回国内，因此，核算国外耕地资源的供给数量仅需考虑粮食对外贸易渠道。粮食对外贸易渠道中蕴含的耕地资源并非是真实意义的耕地，而是以虚拟的形式隐含在粮食产品当中，Würtenberger 等将其称为虚拟耕地资源。Erb基于虚拟耕地资源的思想，利用生产法计算了澳大利亚的实际耕地需求。Qiang等在此基础上，引入约当转换因子，对中国农产品的虚拟耕地贸易量进行测算。本文沿用Qiang 等的虚拟耕地资源贸易核算体系，测算1986—2010年中国的虚拟耕地资源贸易量，从而研究耕地资源潜在供给缺口的演变态势。

(二) 核算体系阐释
本文根据品种结构将粮食产品分为大豆类、小麦类、稻米类、玉米类，每一类包括一种初级粮食作物和若干种粮食加工制品。其中，初级粮食作物是指未经过加工的粮食产品，粮食作物加工制品则是由初级粮食作物生产加工后得到的粮食产品。由于粮食禁运发生时，初级粮食作物和粮食加工产品都将无法运回国内，共同形成耕地资源的供给缺口，因此，需要将初级粮食作物和粮食加工制品(统称粮食产品) 同时纳入虚拟耕地资源贸易的核算体系。本文从生产者的角度量化单位粮食产品的虚拟耕地资源含量，虚拟耕地资源贸易量同时取决于粮食产品的贸易量和单位粮食产品的虚拟耕地资源含量。样本的数据来源为国际粮农组织数据库( http: / /faostat. fao. org) 。

由于初级粮食作物的虚拟耕地资源是以一定的比例分配到粮食加工制品中，因此需要利用约当转换因子将粮食加工制品等价转化为初级粮食作物。本文借鉴Kastner 等的方法，同时参考FAO 的膳食热量标准对约当转换因子进行测算。初级粮食作物的约当转换因子为1，粮食加工制品的约当转换因子是粮食加工制品与其对应的初级粮食作物的膳食热量的比值。例如，每100 克大豆的膳食热量为335 卡路里，每100 克豆油的膳食热量为884 卡路里，大豆是初级粮食作物，其约当转换因子为1，豆油是大豆的加工制品，其约当转换因子为2. 64。

本文沿用Qiang 等的核算体系测算中国的虚拟耕地资源贸易量。虚拟耕地资源贸易量取决于粮食产品的贸易数量和单位产品的虚拟耕地资源含量，单位产品的虚拟耕地资源含量可以用约当转换因子和粮食作物单产表示。虚拟耕地资源进口量和出口量的核算分别采用主要进口来源国和本国的粮食作物的年度单产数据。具体的测算公式如下所示:

(三) 实证结果分析

1. 虚拟耕地贸易分析。中国在1986—2010年的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表现出迅速增加的态势。中国的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由1986年的132.48万公顷增加至2010年的2245.59万公顷，年增长率约为12.52%。由图3 知，中国的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经历了4次波动。1986—1988年，中国打破了虚拟耕地资源进出口基本平衡的传统局面，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开始逐步增加，由132.48万公顷增加至854.31万公顷; 1988—1993年，由于小麦类粮食产品进口量的大幅度缩减，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由1988 年的854.31万公顷下降至1993 年的237. 1万公顷; 1994—2002年，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基本保持稳定，年均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约为540. 20万公顷; 2003年以后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迅速扩大，由2003年的717.57万公顷增加至2010年的2245.59万公顷，大豆类粮食产品进口量的激增是导致该时期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猛增的主要原因，此外，稻米类粮食产品进口量的下降使2005 年和2007 年的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出现小幅度下滑。

大豆类、小麦类、稻米类、玉米类粮食产品在虚拟耕地资源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存在较大的差别。对于虚拟耕地资源进口，由表3 可知，1996 年之前，小麦类粮食产品是虚拟耕地资源进口的主要类别，其年均虚拟耕地资源进口量为550. 16万公顷，约占所有粮食产品年均虚拟耕地进口量总和的64. 7%; 1996 年之后，大豆类粮食产品的虚拟耕地资源进口量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2010 年甚至高达2108万公顷，相当于2008 年中国耕地面积总量的17. 32%，相比其他3 类粮食产品，大豆类粮食产品是目前中国虚拟耕地资源进口的主要类别。对于虚拟耕地资源出口，玉米类粮食产品始终是中国虚拟耕地资源出口的主要类别，其年均虚拟耕地资源出口量为120. 59万公顷，占所有粮食产品年均虚拟耕地资源出口量总和的45. 97%。

2. 耕地资源缺口分析。国外耕地资源的当期供给是中国耕地资源的潜在供给缺口。耕地资源的潜在供给缺口并非是当期真实存在的供给缺口，而是在未来某一时期极有可能出现的最大供给缺口。尽管粮食禁运危机在当期尚未出现时，耕地资源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大致相等，两者处于动态平衡，此时，国外耕地资源供给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实现耕地资源的数量节约效应; 一旦粮食全面禁运等极端事件在未来某一时期突发时，国外耕地资源的当期供给将完全消失，由此无法填补的那部分粮食刚性需求将迅速转化为真实意义上的耕地资源供给缺口。因此，耕地资源的潜在供给缺口大小恰恰等于国外耕地资源的当期供给数量。

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作为国外耕地资源当期供给的量化指标，同样可以有效测度耕地资源的潜在供给缺口。入世后，中国的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呈现快速增加的态势，由2003 年的717. 57万公顷增加至2010 年的2245. 59万公顷，看似有助于解决国内耕地资源的供给不足困境，实则加大了中国耕地资源的潜在供给缺口。2010 年中国耕地资源的潜在供给缺口高达2245. 59万公顷，占中国耕地面积总量的18. 45%，长此以往，巨大的耕地资源潜在供给缺口将逐步形成路径依赖、呈现显性特征，不利于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2003 年后大豆类粮食产品进口量的激增是导致中国耕地资源潜在供给缺口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的食品消费模式发生转变，对肉制品和植物油的需求日益加大。为了满足人们对肉制品的需求，集约化养猪产业和家禽饲养系统在中国迅速崛起，由于家禽养殖系统需要集中饲料的大规模投入，因此，豆粕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中饲料，其进口量出现显著增加，此外，植物油需求的扩大直接引起豆油进口量的增加。另一方面，加入WTO 促使中国的粮食对外贸易政策发生转变。相较于其他种类，中国较早放宽了大豆类粮食产品的贸易限制，国家政策的支持加大了其进口的规模。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搭建国内外耕地资源有效供给的分析框架，分别基于国内外耕地资源有效供给的维度研究中国的粮食安全，得到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 第一，在国内耕地资源的有效供给维度上，耕地资源的供给质量较供给数量对中国粮食安全的约束作用更显著。其中，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模式是导致耕地资源供给质量恶化的重要因素。仿真结果表明，在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模式下，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在短期会出现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耕地资源供给质量出现严重恶化，粮食生产能力在长期将开始逐步衰减，2030 年，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将不足85%，严重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第二，在国外耕地资源的有效供给维度上，国外耕地资源的当期供给是中国耕地资源的潜在供给缺口，会大幅度削弱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力度。核算结果表明，大豆类粮食产品进口量的激增导致中国耕地资源的潜在供给缺口逐年扩大，2010 年中国耕地资源的潜在供给缺口约占中国耕地面积总量的18. 45%。长此以往，巨大的耕地资源潜在供给缺口将逐步形成路径依赖、呈现显性特征，不利于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为了有效提升国内外耕地资源的有效供给、构建中国开放型粮食安全的耕地资源保障能力，本文从改良耕地资源的传统利用模式和应对耕地资源的潜在供给缺口两个方面提出一些可行的政策建议: 第一，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强耕地利用持续性。实现开放型粮食安全的耕地资源保障能力的关键在于确保拥有一定数量和较高质量的耕地资源。因此，政府必须改良耕地资源的传统利用模式，其关键在于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强耕地利用持续性。一方面，要坚持国家政策的扶持，加快农业机械化推广。政府应完善农机购置的补贴政策，规范相应的操作流程，充分发挥政策对市场的引导作用，鼓励企业生产农业机械器具，支持农民购置农业机械器具，从而不断加快农业机械的推广进程; 另一方面，培育高素质职业农民，加快农业机械化应用。培育高素质的职业农民是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为了加快推进粮食生产主要环节的机械化，政府应大力培养农机作业能手、经营能手等一批高素质的职业农民，加速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第二，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构建全球农业产业链。实施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可以充分利用境外的农业自然资源从事粮食生产活动，逐步缓解国内耕地资源高强度利用的紧张态势，并加强耕地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从而使中国走出国内耕地资源有效供给不足的困境。政府可以采取以下3个措施: 首先，制定“走出去”总体规划，覆盖产业链上游环节。政府应鼓励“走出去”的农业企业加大对农产品运输、储藏、销售等非种植养殖环节的投资，同时向农业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延伸，从源头上控制境外农业自然资源和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实现全球农业产业链的有效整合。其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应鼓励商业银行放宽对“走出去”的农业企业的贷款条件，间接降低其融资成本。最后，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化解海外投资风险。政府不仅需要建立完备的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制，而且应充分发挥政策性保险公司的作用、积极调动商业性保险公司的主动性，设立专门针对农业对外投资的保险险种，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保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