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陈阜】中国农业的转型发展--构建生态高效的耕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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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专访—陈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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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阜：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农业部农作制度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耕作作制度和区域农业发展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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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发展上来，这是2015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的战略部署。近两年，中央政府及农业部都陆续出台关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农业可持续发展、化肥和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农业补贴调整及生态环境保护等一些列政策文件，标志着我国农业转型发展正式开始启动...........
耕作制度作为一个地区或生产单位的农作物种植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养地制度的综合技术体系，其创新发展对农业转型发展至关重要。
-----摘自陈阜老师文章中的一段话
访 谈
▼ 问：陈老师好，看了您的学术报告—-“十三五”我国耕作制度发展展望”，内容都很具体，之前我国的政策、科技、投入是聚焦在高产上,现在如何转向更多关注资源、环境、高效的问题，您说到这是一个带有困惑与困难的过程？
陈阜：是的。确实是一个带有困惑与困难的过程。长期以来，粮食持续高产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要支撑，低产变中产、中产变高产、高产再超高产一直是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思路和目标。我国在挖掘作物高产潜力和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确实巨大：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粮食总产量只有1亿吨，到1978年达到3亿吨，1984年达到4亿吨，1996年达到5亿吨，2013年达到6亿吨，不断创造历史新高。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农业的发展、粮食安全水平的提高也付出了巨大的物质投入与资源环境代价，而且由于质量问题、成本问题，我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持续下降，这种以“高投入、高产出”为主要特征和片面追求高产的传统集约化模式难以为继，开始倒逼中国农业转型发展。
▼ 问：农业转型，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挑战对吗？倒逼出来的农业转型发展，实现它问题多吗？
陈阜：实现农业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很多，首先是观念转变和政策导向问题。多年来无论是政府管理部门、还是科研与推广机构，甚至农民，都习惯了以增加产出为目标，满足10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农业头等大事，确实几千年来中国一直都在努力解决温饱问题，大量的财政投入、生产补贴都以围绕高产为目标。其次是农业技术进步导向问题。现在基本形成了“凡是能高产的品种都是好品种、能高产的技术都是好技术”的认识，每次品种和技术更新都能显著提升作物产量，但同时也带来生产成本的不断提升。第三是农业生产的生态补偿制度欠缺问题。国家在天然林、草原生态、水源地等领域的生态保护政策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农业生产领域的相关政策几乎没有。
现在我们提出要转型发展，要将资源高效、环境安全、生态建设与高产并重，等于要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一套新的技术体系，无论从思想意识上还是政策制订、技术研发与推广上，肯定有明显的不适应，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面临的困难也会很大。
▼ 问：我们国家是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而伴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您认为当前我国农业生产领域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陈阜：首先是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与市场竞争力问题， 也就是最近几年经常说的“天花板（市场价格）”和“地板（生产成本）“双重挤压问题。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成本近10年我国年均增长近10%，同期美国年均增长不到3%，10年前我们的生产成本比美国低20-40%，现在是高出了20-40%。国内大米、玉米、大豆、小麦价格高出国际市场20-90％，导致大量农产品进口和库存量加大。农业成本收益状况恶化、比较效益持续下降导致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降低，对农业生产健康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造成威胁。其次，是水土资源短缺的刚性约束持续加剧，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压力大。我国近10多年的耕地面积年均减少幅度仍超过500万亩，由于农田过度利用带来的耕地质量问题已经不容忽视，粮食主产区耕地土壤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耕层变浅、容重增加、养分效率降低等问题，而且由于不合理的施肥、耕作、植保等造成的耕地生态质量问题日益突出。 我国每年农业生产缺水超过２００亿m 3 ，而且水资源分配日益向城市、工业、生态建设倾斜，农业用水 份额持续减少，已从1980年的88％下降到目前的60％；华北平原已形成９万多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漏斗区，三江平原近１０年来地下水位平均下降２－３米。 第三是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并影响到农产品质量安全。我国农田化肥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推荐施用量的1.9倍; 农药施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 地膜覆盖面积3.5亿亩，残留率超过12%；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的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9.4%，近两成耕地污染超超标。
▼ 问：您给了大家一组强有力的数据，那么导致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在哪里呢？知道原因我们才能知道怎么解决 ？
陈阜：导致这种问题发生和我们多年来的观念和认识相关。第一缺乏成本意识，唯产量论英雄导向，每次技术更新几乎都带来一次生产成本提升；第二 缺乏市场意识，只管高产再高产不断提高生产能力，市场对高品质农产品需求没有充分关注；第三 缺乏生态环保意识，只要有利于产量和效益提高就行，对生态及环境影响没有足够重视；第四 缺乏国际化视角，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剧背景下，对国际市场动态关心不够，比如近几年国际粮食价格持续走低，而我国粮食产量不断上新台阶；第五缺乏整体意识，制度性技术缺乏，就作物论作物、就资源论资源、就单项技术论技术。
▼ 问：您报告中提到耕作制度，讲到耕作制度是非常注重整体协调的技术体系，它创新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协调“生态”与“高效”的矛盾,构建种养结合、生态高效、生产力持续稳定提升的种植制度与土壤耕作制度。这应该是解决目前农业生产中问题的办法对吗？
陈阜：我们必须承认，“生态”与“经济”的矛盾是永恒的，只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两者平衡关系认识不同，关键是优先“生态”，还是优先“经济”？或者两者的平衡机制如何把握。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此后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资源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密集出台，已经形成了以生态文明为建设核心推动社会经济转型的大环境。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明确要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在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前提下，构建生态高效的耕作制度应该是发展方向和任务，也可以说是要解决问题的办法。“生态”主要是指实现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提升水土气生态环境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挖掘农业景观利用价值，以及固碳减排与缓解气候变化 ；“高效”主要指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经济收益，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以及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过去我们现代农业发展关注更多的是“高效”，现在需要更多关注一些“生态”。
▼ 问：构建生态高效的耕作制度 要通过一个怎样的技术途径呢？
陈阜：首先要构建生态高效种植制度，包括生产技术改进、种植模式优化、种植结构调整、农田生态景观建设等环节。一方面，需要对现有种植制度优化，围绕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和降低环境代价，控制化肥、农药、灌溉的过量使用及秸秆还田，实现用养结合和固碳减排；另一方面，需要构建新型种植制度，针对区域资源、环境突出问题，调整熟制、种植结构、种植模式、作物布局，因地制宜发展用养结合、种养结合模式。其次是构建生态高效养地制度，包括土壤耕作技术改进、秸秆还田及合理施肥、轮作休耕、农田综合整治等环节；养地制度必须与种植制度相匹配，核心是提升地力和耕地质量。传统耕作学中提到地力类型分“衰退型、维持型、提升型”，我们追求“提升型地力”，但至少要做到“维持型地力”。
▼ 问：您在生态高效耕作制度中着重提到了区域轮作休耕制度构建，轮作休耕的主要目的意义是什么？生产实际中要实施会不会难度很大？
陈阜：2015年11月发布的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2016年6月农业部会同发改委、财政部等联合印发了《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提出了轮作休耕制度问题，确实以前没有过。我们知道，轮作是为更好地促进用养结合及可持续高产高效 ，好处首先是能够调节土壤理化环境、改善土壤生态，有利于土壤培肥和作物持续高产；其次可以改变单一种植资源消耗过大，有利于缓减区域资源短缺压力、地力恢复等问题；第三可以促进农业生态环境改善，有利于秸秆还田和水土保持。 休耕主要是在资源极度匮乏和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区域实施，包括地下水严重超采的漏斗区、重金属及面源污染严重区、生态严重退化区。但休耕不是弃耕，需要相应的措施进行地力恢复、生态修复。
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20多年前就把休耕或轮作上升到制度层面，初衷是在粮食生产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减少粮食剩余，作为供给控制的手段。后来逐渐又把休耕作为一项环境手段，目的在于恢复地力、改善生态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提高农产品单产量，以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 如何构建切实可行的轮作休耕模式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既需要建立相应的政策法规和制定合理的财政补贴制度，也需要构建科学的效益评价及差异性的补偿标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和生产调查，是我们耕作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 问：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农业转型发展，您讲到这个转型相当于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一套新的技术体系，肯定会有很多不适应...那么在具体实施、 具体操作过程中的关键点在哪？
陈阜：关键还是技术、政策和市场，只能通过技术推广、政府补贴、市场培育来引导生产方式转变。在生产实际应用中，还是比较效益和利益权衡问题，由政策和技术导向及市场发展决定的。所有农业问题都是这样的，农民积极性肯定是直接利益问题，但技术、政策和市场等是可以进行利益调整的。
▼ 问：您讲到“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 ,在人均GDP达到8000-10000美元时,化肥消费量均出现稳定及下降趋势 ,而其粮食单产也能保持一定幅度增长。 我们2015年中国人均GDP约合8016美元，化肥使用量也开始具备稳定及下降的可能。”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是目前我们有下降的趋势，还是已经在下降呢？
陈阜：国际农业相关比较研究表明，当人均GDP高于10000美元之后，农业生产的经济份额会变得很小，但农业生产功能之外的生态、生活功能开发将变得更加重要。 这一方面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科技水平肯定也会有明显提高，农业的整体生产力和生产效率能够达到较高水平，不需要完全依靠高投入来维持高产出；另一方面，经济发达的地区会更加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农业的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的重要性将更加突出。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对资源和生态环境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问题，针对农业生产对土壤、灌溉水、大气、生物等污染与农产品质量关系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提出“环境容量EC与环境承载力ECC”、“最佳污染控制技术BPCT”、“最佳可行技术BAT”、“最佳实用技术BPT”“良好操作规范GMP”、“风险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等一系列的生产控制标准和技术，政府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管理体系。一方面通过法律法规实施法律保障体系推进资源环境保护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政策性补偿、财政补贴等激励机制调动生产经营者积极性。
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社会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农业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高，应该说化肥使用量已经具备稳定及下 降的可能性。一方面，我国粮食产量连续连续三年超过6亿吨，蔬菜产量接近8亿吨，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不需要再无休止的高投入高产出了。另一方面，我们的资源环境约束的压力越来越大，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由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进入消费主导农业发展的新阶段。1980年至今我国化肥施用量增长了4.5倍，2012年达到5839万吨（折纯养分），但近三年增幅已经有所下降（不到1.5%），尤其氮素化肥使用量已经零增长了。因此，从我国农业生产实际及趋势看，2020年实现化肥使用零增长应该能够做到。
▼ 问：您多年一直研究耕作制度和区域农业发展研究，如何让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能够尽快被农民掌握应用，在生产实际中得到转化应用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方面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陈阜：这需要提一下“绿色革命”和“农作制度”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以杂交种、化肥、灌溉为主要标志的“绿色革命”使世界作物生产水平得到空前提高，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地区“绿色革命”却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单项技术或单一品种推广缺乏相适应的系统保证，如生产条件（如水、肥）、生物与环境的适应等，推广效果很不理想；二是从单纯技术着眼，缺乏社会与经济角度的考虑与支撑，技术效果难以体现，技术革命难以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三是技术人员研究在封闭的试验站完成，缺乏与农村实际的联系及农民的参与，即或是良好的技术也往往被农民所拒绝。这种情况引起国际相关农业研究组织及基金组织的高度关注，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了面向农业生产综合管理的一个新领域--农作制研究（Farming System Research），主要是针对单项技术推广应用因缺乏相适应条件支撑，与农民参与和农村发展联系不密切，技术效果难以体现等问题开展的。
中国这方面的问题也很突出，也是我们许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不了或应用效果差的主要原因。部门之间缺乏合作，许多政策在目标上就是相互矛盾的；学科之间缺乏融合，研究团队专业单一、交叉性差；技术之间相互割裂，研究肥料的不关心水的问题，研究高产栽培的不关心经济或环境问题。农作制强调技术的综合性、适应性、经济性和农民参与性，我们需要借鉴这种研究与推广理念，改变就作物论作物、就资源论资源、就单项技术论技术的研究与推广模式，只有构建起综合性、制度性的技术模式，才可能适应转型发展需求。
▼ 问：要祝贺陈老师刚刚获得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粮食作物丰产增效资源配置机理与种植模式优化”项目。这应该是您多年来研究积累的结果，您对这个项目有怎样的计划呢？
陈阜： 这个项目是国家“粮食丰产增效科技创新专项”的基础前沿性项目之一，主要任务是阐明东北、黄淮海、长江中下游等粮食主产区作物种植与资源要素的时空匹配特征及其优化配置机制，提出我国粮食生产资源高效利用的潜力、问题及优化途径；揭示作物高效利用水、肥、光、热的群体结构和功能构建原理，及其在季节内、季节间优化配置与周年均衡丰产增效调控机制；提出作物种植模式丰产增效、地力增进、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协同的科学原理及其评价方法。
项目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组织了国内30家优势研究单位，按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的创新链条进行整体设计，突出了基于资源要素高效利用和低环境代价的作物生理生态机制与动态调控过程、种植模式优化与农机农艺结合等综合体系。项目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联合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农业气象学、植物生理生态、农业资源环境及农业经济管理等多学科团队，突出各团队在理论方法、技术手段及科研平台的特色和优势，着力打造一个多学科协同创新的综合研究平台。
项目预期在气候变化和技术进步背景下自然资源要素与作物生产的时空变化及其协调特征、作物品种及种植模式的水热适宜性变化特征、间套复种及轮作等不同种植模式资源高效利用的互补竞争机制与调控原理，以及作物高产高效协同及低环境代价的机制与依据等主要科学问题研究上取得突破，能够为我国粮食生产结构和布局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为种植模式优化和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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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阜研究团队：
中国农业大学现代农作制与区域农业研究团队，由3名教授、5名副教授、2名讲师及40余名在读研究生组成，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应对气候变化与防灾减灾农作制、保护性耕作与农田节能减排、循环农业与农田生态调控、区域农业发展等。
相关研究成果在Global Change Biology、Advances in Agronomy、Soil & Tillage Research、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European Journal of Agronomy、Climatic Change、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及中国农业科学、生态学报、作物学报等国内外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农业生态学”、“中国农作制战略优先序研究”、《气候变化对中国种植制度影响研究》、《华北麦玉两熟区保护性耕作土壤生态效应研究》等专著和教材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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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访谈感谢 陈阜老师
农环订阅微平台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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